由於王陽明的暗中幫助，有餘姚知縣顧存仁衝鋒陷陣，唐順之的紹興府清田行動，首先在餘姚打開局面。

清田，是賦役改革的基礎，田冊都沒搞清楚，還怎麼改革田賦？

清田是爲擴大田稅的徵收面，並非爲了抑制土地兼併。爲實現快速清田，減小清田阻礙，王淵甚至通令全國，只要能拿出合法田契，老老實實清田入冊，正德年間所欠田賦一筆勾銷，以前偷逃的稅款都不予以追究。

江南地區，比較頭疼的是官田，這玩意兒名義上屬於國家，地主根本拿不出合法田契。

陳雍當時在江西清田，最大的阻礙就是官田，乾脆非常暴力的全部充公。事實證明，這種做法低效且無用，只幾年時間而已，江西官田再次被富戶侵佔。

經過內閣、六部與都察院的長期反覆討論，紹豐二年夏天，內閣再次頒發清田指示。

擁有官田的田皮十年以上者，只需繳納少量購地款，即可合法擁有官田的田契（田骨），這相當於對地方士紳大族的妥協，也是在處理朱元璋搞出的歷史遺留問題。

田皮田骨，就是明代中期搞出的玩意兒，並在清朝中期迅速流行蔓延。

田骨，即土地所有權。

田皮，即土地佃租權。

據史料記載，張居正清田的時候，地方士紳所佔土地，最多一家就有700多萬畝。而到了明末，江南有田者僅剩一成，無田百姓多達九成。

土地大量集中，人口大量繁衍，導致你想做佃戶都沒門兒。

於是，田皮就開始變得普遍。即你想當佃戶，先出錢買田皮，獲得某塊土地多少年的佃耕權力。一般而言，田皮屬於永久性質，但也有五年、十年、二十年等短期合約。

田皮還能轉賣，假如我是佃戶，手裡有一張田皮，但我缺錢想賣掉。可以請來公證人立約，將這塊土地的佃租權轉讓，土地真正的主人（田骨擁有者）不得干預交易。

也即是說，如果一塊土地，田骨與田皮分開，地主無法選擇自己的佃戶，且無法隨意更改田租（交多少租子都寫進了田皮合約之中）。

很有可能，田皮的出現就是因爲官田。

江南有大量官田存在，無法獲得合法田契，但又確實在市面流通交易。那麼就只能訂立私約，出售官田的耕種權，這種交易形式被私田採用，漸漸演化出田骨與田皮之分。

最新法令一出，江南清田速度快速提升，大量地主拿出少許購地款，購買本就屬於自己的官田，把以前的灰色田產轉爲合法田產。

也有少數地主，連一點點購地款都捨不得，還想繼續非法持有官田，隱瞞田畝並阻撓官府清田。對於這種人，王淵指示地方官不要留情，查出多少非法田畝，不但全部沒收充公，還要罰沒兩倍規模的合法田產，拒不執行者舉族流放！

餘姚謝家，就差點被唐順之舉族流放！

謝遷是弘治朝內閣三重臣之一，一直活到朱載堻登基纔去世。他的兄弟和兒子們，大部分是知府以上級別的官員，有兩個甚至爲當朝正三品大員。

唐順之在餘姚清理王氏田產之後，立即著手清理謝氏田產。

謝遷的兒子謝正，仗著朝中有人做官，仗著自身在餘姚的影響力，三番五次阻撓唐順之的清丈工作。雖然沒有暴力抗法，卻勾結賄賂差役，一邊隱瞞自身田畝，一邊趁機侵佔百姓土地。

唐順之查明情況之後，將違法差役全部送進大牢，又親自帶人抓捕謝正，同時上疏彈劾謝氏官員。

最終處理結果：餘姚謝氏出身的官員，全部貶官三級，族長謝正流放殷州！謝氏所隱瞞的田畝，全部予以充公，並沒收雙倍數額的合法田產。若再不配合，謝氏官員集體罷官，謝氏主宗集體流放。

朝廷對餘姚謝氏的處罰，讓整個浙江都風聲鶴唳。家裡有人在做官的，甚至主動寫信回來，勸誡族人一定要好生配合。

王淵已經很寬容了，不再胡亂罰沒土地，甚至配合地主侵吞官田，只希望他們今後老老實實交稅。如果這都還不滿足，那純屬貪得無厭，即便被舉族流放，也不能怪王淵爲政暴虐。

你看餘姚王氏，在王陽明的勸導之下，就主動完成清丈工作。不但把非法官田變爲合法私田，還免除了正德年間所欠的田賦，而且獲得朝廷和百姓讚譽，簡直算得上名利雙收啊。

……

京城。

文淵閣。

常倫回京述職，並獻上“一條鞭法”，內閣正在討論修改，商量著是否推行全國。

一條鞭法，是桂萼總結髮明的，常倫也有參與制定。

“此法甚好，可解小民之苦?！蓖醐倢Υ朔浅Ｗ撡p。

毛紀卻說：“可利一時，爲害深遠。可利一地，爲禍天下！”

王淵只聽說過一條鞭法，但不知道具體內容，更不知道這玩意兒出於桂萼。

此時詳細思考，不得不承認，毛紀雖有私心，卻一語中的也。

中國曆代實行“兩稅法”，分別以田畝和人口進行徵收，包括田賦、丁役、雜稅等等。一條鞭法，將工商稅以外的稅種，全部合而爲一，無疑是中國稅制的巨大進步。

但是，一條鞭法的具體施行，太依靠中央管束了，換個皇帝或者首輔，很可能變成殘民政策。

歷史上的一條鞭法，主要弊端有兩個，一個是催生出火耗，另一個是被官員破壞。

張居正死後，一條鞭法雖然還在實行，但地方官員又開始加派雜稅。啥意思？本來苛捐雜稅，就已經攤在一條鞭中，地方繼續加派的話，等於雜稅被重複收了兩次，老百姓的日子變得更加困難。

毛紀說“可利一時，爲害深遠”，便是猜到今後可能出現的狀況。一旦朝廷監督不力，地方官員肯定加派雜稅，到時候反而害了天下百姓。

而“可利一地，爲禍天下”，卻是在說地方差異。

一條鞭法，適合在江南、湖廣、四川等地推行，卻不適合山東這樣廣種經濟作物（棉花）的省份。

紹豐二年秋，山東清田已經完成得差不多。

一條鞭法的創立者、山東左布政使桂萼，以揭帖形式給首輔王淵發函，請求提高經濟作物的賦稅，把棉田也歸爲主田進行田賦徵收。否則，一條鞭法在山東施行，必然變成殘民暴政！

此舉不利資本家，特別不利於王淵這個資本家頭子。

但必須改！

在王淵的主導之下，內閣再度頒發政令，從今往後，棉田也算主田，提高田賦比重。

國內棉花價格因此提升，從而導致另一結果，資本家們加大力度往印度移民，印度的棉花種植規模迅速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