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先生寫過一篇《觀後感》。當時他說：“不發表，是給你看的。”我謹遵師命。但後來我覺得，這麼有分量的文字，應該讓它留傳於世。

任先生還有一篇《西南聯大課餘學術報告會》，發表在一個內部刊物上。他也曾專程影印與我，一併收錄於下：

《西南聯大啓示錄》觀後感

任繼愈

看過這一套光盤，印象很深刻。它記載的這段歷史，都是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情的前因後果，我是見證人。當年親歷者多已逝世，少數健在者也都進入耄耋之年，而且住地分散，有的行動不便。張曼菱以她鍥而不捨的精神，克服種種困難，使這一工程得以完成，令人感動。她是靠著西南聯大的精神製作這部作品的。

西南聯大與我國抗日戰爭相始終。這所大學在顛沛流離中創建，在日寇飛機轟炸的間隙中上課，以極簡陋的儀器設備從事研究工作，不但辦下來，而且辦得有聲有色。這個大學在短短八九年中爲中國革命鍛鍊了大批革命骨幹，爲新中國的建設造就了大量的優秀人才。西南聯大的成就，在國內外各學科前沿開拓了新領域，在國際上也處在世界前沿地位。聯大師生們的成績是在半飢半飽的狀態下完成的。

這五集記錄光盤，沒有堆砌的辭藻，沒有大話空話，而是以真實取勝。半個世紀前的生活畫面重現在人們的眼前時，依然那麼活潑有力，激動人心。西南聯大羣體的成員都是一些普通人，乾的是一些平凡的事，在這些人身上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品格。他們不等待有了條件才工作，而是創造條件來開展事業。艱難的八九年間，他們出色地完成了一個高等學校承擔的任務，以昆明當時的條件，做出那樣的成績來，並有所發明創造，稱爲舉世無雙並不過分。生活中的一鱗半爪，連綴起來，集腋成裘，蔚爲大觀。當年師生的言行片斷構成一串耀眼明珠。

這部紀錄片，沒有中心人物，不借助宏大外景，只是聚集了當年師生艱苦日常生活的某些片斷，使人看了目眩神搖、驚心動魄，有時義憤填膺。它的效果已經說明這套紀錄片的成功。

辦學的目的是培養建國人才。建設國家，首先要愛這個國家，必須是關心民族命運的愛國者。聯大師生有不同的政治立場，有左的，也有右的，中間羣衆也佔了很大的比例。他們政治立場雖有分歧，共同的信念是愛國、保衛國家，抵抗外來侵略者，爭取民族獨立。這種情況與當時抗戰時期的總形勢和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是一致的。國民黨軍隊臺兒莊大捷，聯大師生奔走相告，歡呼慶祝。

第一流大學，教學與科研並重，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西南聯大不但做到了，而且這兩方面都處於各個學術領域的前沿。當時選送出國的留學生，到了國外也是尖子。這說明西南聯大早已與國外一流大學接軌。

西南聯大理工科的成就，早已引起廣泛的注意，很多人耳熟能詳。像我國兩彈一星的研製開發羣體，聯大人佔了相當比例，“原子彈之父”也出在聯大。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當年青年數學明星陳省身、許寶 、華羅庚，物理學方面的周培源、吳大猷、趙中堯，化學方面的曾昭掄、楊石光等等，已爲人所共知，不必一一列舉。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方面，西南聯大教師們的成就在全國也是領先的。這一點似乎人們注意的不多，現在補充說一說。比如聞一多研究《詩經》、《楚辭》，功力深厚，他利用西南地區民族民俗的活化石，使他的學術造詣開了新生面。語言學大師羅常培利用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條件，開闢了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新領域，爲我國培養了新一代的民族語言研究人才，如馬學良、傅懋績等人都成爲國際知名的專家。新中國成立了民族語言研究所，基本隊伍是這一時期培養成長起來的。後來爲少數民族創制新文字，這批專家成了主力軍。熊十力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是這一時期完成的，洪謙是介紹維也納學派的第一人。賀麟系統組織西洋哲學名著編譯，爲新中國造就了西方哲學翻譯人才，商務印書館的西洋哲學名著系列叢書主要是這一批力量完成的，系統介紹黑格爾哲學，賀麟有開山功勞。金嶽霖的《知識論》是他在聯大的講稿，他的哲學著作《論道》是他跑警報時在山坡上構思完成的代表作。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內外還沒有一部著作可以取代它的權威地位。錢穆的《國史大綱》出版的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抗戰的百萬將士”，這部中國通史成爲各大學首先選用的教材。歷史系雷海宗講授中國通史，結合他豐富的世界史知識，把中國古代史放在世界歷史的大範圍內來觀察。他上課只帶幾支粉筆，不帶講義書本，能將歷史事件、年代講授得準確無誤。陳寅恪帶了一包袱書，從不翻看，娓娓講來，令人忘倦。西南聯大不採用當時教育部規定的《黨義》教材，以《倫理學》取代國民黨的“黨義”課，全國只有西南聯大一家。化工系的教授陳國符是造紙專家，他在西南聯大百家爭鳴的氣氛中研讀《道藏》，他公開講演過《道藏源流考》，後來成了道教研究專家，他的造紙專長反倒被掩蓋了。百家爭鳴的學風西南聯大盛行。羅庸講“唐詩”，第二年聞一多也開“唐

詩”。聞一多講《楚辭》，第二年羅庸也開《楚辭》。兩人的風格、內容各異，同學受益很多。沈有鼎爲哲學系開《周易》課，只有三五個學生來聽講，聞一多也坐在學生中聽講。鄭昕開“康德哲學”課，數學系教授程毓淮也來聽課。陳寅恪講“佛典翻譯文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助教、講師多來聽課，本科生不多，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稱號。聯大工學院的學生有的走好幾里路到校本部聽文科的課。學生中跨系聽課現象蔚成風氣。一年級國文課，全校共同必修。共十來個班，講課的教師中有李廣田、沈從文、餘冠英等十來位教師，講授各有特色。這種氣氛也只有西南聯大才能做到。百家爭鳴，學術民主，不但在同輩中盛行，師生之間也不乏這種寬容求是的事例。歷史系王玉哲在北大歷史系二年級時，對傅斯年研究《齊物論》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見。傅斯年在西南聯大擔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招研究生，王玉哲想報考，又怕傅老師對他有芥蒂，後來報考了，也被錄取了，師生相處得好。楊振聲指導研究生寫論文，學生遲遲寫不出，楊約他談話。原來他的觀點與楊先生觀點不盡一致，怕導師通不過。楊振聲告訴他，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儘可寫成論文。師生完全相同，學術怎能發展？學術面前，只重證據，不論資格。當時青年研究生楊志玖看到歐洲一位著名漢學家著文說，“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楊志玖用過硬的原始材料駁斥了這位漢學家。迄今爲止，關於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活動，楊志玖的觀點已成爲定論。

抗戰後半段，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美國派來志願空軍駐昆明，日寇飛機不大敢來空襲，上課時間比較正常。中緬公路修通後，昆明成了對外交通的通道。聯大有時邀請歸國過路的名人講演，我記得的有顧維鈞、焦菊隱、徐悲鴻，出國作戰、在緬甸密支那城全殲日本侵略軍的杜聿明，等等。不同社團組織的歌詠、詩朗誦、話劇等也很活躍。師生們生活艱苦，精神生活卻十分活躍豐富。

抗戰勝利後，日本投降，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辦學，生活條件、教學條件都有了顯著改善。三校分開後，各立門戶，日子過得還不錯，總感到似乎還缺少點什麼。西南聯大的形象長期留在人們記憶裡，歷久彌新。

看《西南聯大啓示錄》感到不足和遺憾的是，這一工程啓動遲了幾年。陳岱孫、周培源等老一輩先生先後謝世。今天能夠提供信息的見證人，都屬於西南聯大第二代。這個損失已無法彌補。如果再遲幾年，這第二代見證人越來越少，即使有像張曼菱同志這樣的熱心人，怕也難以拍攝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