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自由
“民主牆”
20世紀70年代，中國北京西單出現了“民主牆”，披露與探討中國政治的重大話題。這成爲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篇章。
“民主牆”的形式，或許首創於西南聯大。有一張運用得最多的西南聯大照片：在校門兩側的牆上，貼滿了壁報，有人在那兒觀看。這校門兩側的牆，就是著名的“民主牆”。
彭珮雲，最後一屆聯大學生，她入學的時候年紀很小。她說：趙寶煦比彭珮雲早兩屆進聯大，那時“民主牆”的風格和趣味也有所不同。趙說：
因爲西南聯大是當時的民主堡壘，有許多知名的學者教授，讓人非常向往，我就和一些同學，去昆明考上聯大。
聯大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愛國民主運動掀起新的**。1945年9月，我到了聯大，當時聯大滿牆都是數不清的壁報。學校有很多講演，很多革命的歌聲。整個學校是一片民主自由的新天地。當時我還不到十六歲，這一切對我是很強烈的吸引。
我參加了一個《大地文學》和先修班組成的讀書會，好多的社團，社會科學研究會、歌詠隊，好多進步的社團。
西南聯大是1938年開始，我到的時候是1943年。那個時候已經是炮火連天了。一進校園，民主牆上都是壁報。它不像“**”，胡亂寫了就貼。它那個壁報都非常精緻。都是找的會寫字的人寫，版式、插圖、刊頭都非常精緻。當然，要是有大事件的時候，就來不及了。
民主牆是西南聯大學習生活的一部分。在平常的日子裡，“民主牆”有許多文學的、趣味型的壁報，理科學生也辦報。
鄒承魯說：
我也辦了報，是文藝性的。我當時比較喜歡文學。比較要好的同學，其中有一位叫袁可嘉，他是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前幾年我還見過他。報紙就在那個校門口的牆上掛著，一個月一期，都是文藝的報紙。一些散文、小說、詩詞。我當時喜歡杜甫。因爲那個時候杜甫的遭遇跟我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是一樣的。經常背杜詩。理科的學生也自己辦報。
到了時局緊迫的日子，“民主牆”上評論時事，抨擊政治的壁報就佔了主流。校園裡也就分出了左派與右派。趙寶煦畫《野火》創刊號：
新詩社先成立，我先參加新詩社。成立就出壁報。第一期，當時我設計的。我設計的壁報外形不是一個四方框子，外形都用紅紙剪的火苗。遠遠看，是民主牆上一團火。裡面字寫得很工整，還有小插圖刊頭。
這個壁報叫《詩與畫》。因爲這幾個寫詩的人都喜歡畫畫。
我還寫了一首詩：
《野火》
是光，是熱，是一團在冷風裡更燒得熾烈的野火，
不膜拜祈求，任何神祇，
不用任何顏色，污染我的清白，
我燃燒爲了我有，自己的愛，
自己的恨。
假如有一天，我熄滅了光焰，
不要求感激，不要求饒恕，
任憑別人，用輝煌的讚美，
或是用惡毒的詛咒，
來鐫刻我的碑石。
在《野火》壁報裡，也有三青團員。有同學在中學參加了三青團，但並不是那麼“忠心耿耿”的。到大學這個民主堡壘的氣氛裡，青年知識分子總是傾向進步的，所以這個三青團員也跟《新詩社》一塊兒活動。
當時三青團的負責人、教育系的系主任陳雪屏在他們的會上就說，你看他們要幹什麼，那一團火，它要把西南聯大給燒掉。我們有的團員竟還跟著在一塊。
馮友蘭先生曾經上了漫畫，趙寶煦在當時校園是一位目擊者：
因爲馮友蘭先生將“貞元六書”題辭獻給蔣介石，學生們有看法。有人就畫了一幅漫畫，把他那三本書畫成三個臺階，馮先生拾級而上，臺上坐著蔣介石。題名就叫“登龍有術”，就是說用獻書達到做官的手段。
有這個想法，畫出來了。那天我正在民主牆那兒，因爲我們剛出來一期壁報。忽然，看見馮先生走進校園來了。那天天氣很好，也許是他來學校轉轉，也許是有人告訴他，他來看壁報了。
我就在那裡看他，走到那幅“登龍有術”的漫畫前面，他看了很久。馮先生是不會看錯的，因爲他鬍子很特別。看看，就走了。後來我聽說，他跟別人說，畫得還挺像。
馮先生落落大方。校園依然天空湛藍，學生活潑，導師堂皇。我想，這事如果發生在當今大學，很可能要演變成官司了。
學生的自由真率的性格，是由校園的寬容，導師的大度造成的。“民主牆”上，影響最大的是《現實》壁報。辦《現實》壁報的人們，其實就是“地下黨”。李凌說：
我辦過《現實》壁報。當時，國民黨老打敗仗，大量丟失土地，可是它的報紙全是假的，沒把真相說出來。當時我們幾個人，我一個，王漢斌一個，還有陳凱，五六個人辦這個報，政治性是強的，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敢於面對現實的壁報》。
從1944年開始，盟軍在蘇德戰場慢慢取得勝利了，也開始反攻了。所以我們那時候講解戰局，一共是從三個方面。其中一個是國民黨軍隊大撤退，日本鬼子打通大陸交通線，在1944年春天打了幾個月，從河南、湖南、廣西打到貴州，幾千萬老百姓都成了淪陷區的亡國奴了。可是國民黨不敢說。
他們的據點就在李公樸的讀書會，一些民主人士都在他那兒。李公樸訂了很多報紙。李凌他們讀那些材料，根據這個來寫文章。
《現實》壁報就是報告現實情況，另外一個就是翻譯：
當時美國是想用最少的損失打敗日本，可是國民黨軍隊很腐敗。日本鬼子幾千裡直下，國民黨不戰而潰，所以令美國很失望。
軍隊欺負老百姓，那當然打敗仗了。當時的一個美國軍官史迪威對蔣介石很不滿意。美國很多記者寫了很多文章揭露國民黨的黑暗腐敗。我們很多人把美軍裡的小冊子翻譯過來，因爲是美國人寫的，所以揭發得很兇，國民黨也無可奈何。
他們也做一些採訪：“我們經常下鄉，還有工人讀書會，聽他們的所見所聞。我們也寫了一些百姓點滴，說國民黨欺壓老百姓。還有就是逃兵，聞一多說是‘行屍’的慘相。”
《現實》壁報主編李凌後來被打成右派，多年後纔回到北京。現在依然愛寫文章，時常將他發表的歷史探究之類寄來給我。
王漢斌回憶：“《現實》壁報就是我們幾個組織起來的，後來買的編譯機。1944年暑假，我們利用一個事件，就是史迪威事件。”史迪威就是蔣介石參謀長，他跟蔣介石意見分歧，史迪威主張利用共產黨，要跟共產黨、八路軍合作，蔣介石反對，就吵起來了。蔣介石要求撤換史迪威，他就走了。但美國人很不滿意，當時《時代》週刊寫了一系列文章，抨擊蔣介石。
當時壁報第一期就是史迪威事件，評議批評蔣介石的文章。一登出來，就很受歡迎。我記得我還寫了一篇文章，評論國民黨的中原大敗。這些壁報能反映大家的不滿情緒，所以影響就很大。《現實》壁報在聯大評論時事，是最有影響力的報社。
在聯大，壁報起的動員作用是比較大的。民主運動真正發展成羣衆運動就從這兒起來的。
我上北大時候，北大有“三角地”。每天，從大飯廳打飯出來，一邊吃一邊就走到了“三角地”。因爲這一排排的壁報欄，就在回宿舍的必經之路上。這一天要是太忙碌，來不及去看，在宿舍、在教室，同學們就會相互打聽和議論：今天三角地有什麼新的動向？否則就會感到一種失落，與主流的脫離。“三角地”，是北大的一個心臟之地。
在平常的日子，北大“三角地”最主要的是刊登一些講座的消息，在各個大教室舉辦著來自社會各界的名流講座。也有個人信息發佈，例如“徵友”，或某個同學想要處理什麼東西。有一次是男生宿舍失火，在那裡求援，擺了一個桶，於是大家都丟進一些飯菜票去。當然最火爆的，是對時局的關注與意見，也刊登一些“西單民主牆”的信息。
英國有海德公園，俄國有普希金廣場，人民可以在那裡自由演講，表達自己的意願。而北大有“三角地”。
現在“三角地”被剷除了。據說，“不雅觀”。
“羣社”
“羣社”，是聯大一個激進的學生社團。在這個團體的人，都與左派、地下黨有些聯繫。“羣社”也是校園裡與三青團對立最尖銳的社團。
郝詒純出身於一個老同盟會員的家庭，傾向進步。早在北京時，中學時代她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她說：
我一到雲南的時候，就找昆明的“一線”，我是黨支部的委員。那時候就沒有管學校了。後來昆明的“民先”也被解散，我們就回到學校。學校的“民先”也被解散了，據說是黨中央的指示。我們就在聯大成立了一個“羣社”，“羣社”代替了“民先”。
“羣社”組織學生的各種活動，進行思想教育。那時候重慶有《新華日報》，我們就和北門書店聯繫，訂了報給同學來看。
雲南當時是很封建的。對地方部隊和民衆做工作，進行抗日宣傳是羣社的一個任務。“羣社，主要是下鄉宣傳，我們路南一帶都去過了。反正就是抗戰歌曲，還有唱雲南的花燈。”
演《雷雨》
李佩
學長形象窈窕，當年她是聯大演藝活動的骨幹人物。她說：
1939年的時候，“羣社”的人組織了聯大話劇團，他們演過一個戲叫《祖國》。張典華是其中演員之一，因爲她是黨員，就讓她專門負責劇團的事情。西南聯大有一個教授叫孫雨堂，鳳子原來的丈夫。所以鳳子很早就參加“羣社”演戲。孫雨堂經常給我們做導演。
羣社是由地下黨領導的。李佩參加過話劇《雷雨》的演出：
我們演過一次《雷雨》，在昆明省政府的禮堂。當時都是西南聯大的學生組織在一塊兒，我們演出，賣票的錢是爲了募捐。我們要救災，還有慰勞軍隊，應該負一點社會責任。我們都是愛好話劇的人，就選了《雷雨》。“羣社”只演過《雷雨》。
我們那些男女演員在當時還都是很出色的。我自己在那裡擔任魯媽。有一個我的同屋的同學，叫張典華，她現在在美國，她演四鳳。當時在臺上，我站在窗口那裡，往外一看，那個打閃，挺嚇人的。所以當時對於昆明的觀衆來說，這還是一個挺了不起的事情。
按照《雷雨》劇情的要求，在臺上成功地出現了閃電，舞臺其他方面也做得很專業，這對於本地民衆是很開眼界的。
我們演完了一場之後，報紙的評論非常好，對這裡的每個演員都有評論。我們的國語都說得非常漂亮，演技都很出色，所以很受歡迎的。
在聯大的這些社團中，左、右政治勢力爭奪同學，爭奪社團的鬥爭是很激烈的。
聯大話劇團，一度是“羣社”的人在裡面佔上風，後來三青團的這些人，也在聯大組織了一個話劇團，他們也做了一些活動，譬如到下面去宣傳，等等。因爲在抗日戰爭期間，所以大家都是打著抗戰這個旗號，但是在當時的西南聯大，左、右派學生的鬥爭是很激烈的。
辦民主夜校
當時教會學校在昆明是很活躍的。李佩和一些聯大學生，在北京上過教會中學。到昆明後，她們也參加一些教會組織，如女青年會。“我到西南聯大是在1938年，我們有一批原來北京中學的同學，其中包括梅貽琦校長的兩個女兒；我們在北邊的，還有一些其他教會學校的學生。”她們利用宗教團體辦起了民主夜校：
我碰見了從北京教會學校去的學生，是當時在昆明籌集女青年會的。她說，你禮拜天的早上就來，幫一些女工組織一些文藝活動，提高他們的文化。在文林街上成立了一個小小的禮拜堂叫文林禮堂，是英國的聖工會派了一個叫貝克的牧師。後來我們就組織了一個團體，學習《聖經》。跟我常在一塊兒的男生叫李朋，他原來是燕京大學的，轉學到西南聯大讀書。我們就利用文林堂這個地方，辦民主夜校。
也辦救護隊應對空襲。
那時候經常有空襲，我們就辦了一個空襲救護隊。每次有警報，我們在山坡後頭集合，有轟炸就趕緊跑回來，就看有沒有什麼同學受傷來幫助他。
聯大學生有些人蔘加教會活動，目的不一，其中一些人是信教的，這一點過去幾無涉及。
光未然教朗誦
臺北劉孚坤先生，頗具藝術氣質，朗誦、唱歌，還有一種哲學的超然。他告訴我們：“北大的新詩社很有名的，朗誦是靠我一個人。”他是新詩社的骨幹：
朗誦詩，我在西南聯大是從光未然學的。光未然到西南聯大住了幾天，每天晚上就教新詩社的人朗誦。結果，其他的人朗誦都不行，只有我朗誦好。爲什麼？因爲我演話劇的，演話劇的那種詞句，用在朗誦是很合適的。光未然在西南聯大教朗誦。那些同學學不好，因爲他們是南腔北調。講國語我比較標準。
我請他爲我們朗誦，他爽快地開始了：
拿臧克家的詩來念好了。《感情的野馬》：
看著你腮邊的笑的花朵，
它要將人間的哀愁笑落。
你那眸子似海深，
從裡面我撈到逝去的青春，
愛情從古皆伴著恨。
時光會暗中偷換了人心。
我駕著一匹感情的野馬，
去追逐你的笑，你的青春。
劉學長整個人散發出一種才子氣息。而從這詩裡，我也體會到他曲折多變的人生。
“我是演話劇出身的，中學是演話劇的。我在中學演過一個話劇叫做《桃李春風》，演一箇中學老師。這個戲劇四幕，有四分之三是這一個老師的臺詞。現在我唱國劇、唱評劇。”劉先生又爲我們唱了幾句京劇，他學的是梅派。臺北有京劇票友社。
本來臺北有兩三個票友社，現在只有一個了。另外專門唱程派的有個小團體，他們不公開的，我偶爾去。其實我是唱梅派的。張派的戲比較多，現在是“無旦不張”。這個照片是張君秋。
劉學長帶來了一些照片，有他和名旦張君秋的合影。
還有一張是老北大的紅樓，他又回到那裡。“我這次回到北大，這是紅樓門口拍的，五四運動發源地，就是這個地方。臺北的老學長時常向我提起五四運動，他們認爲自己是沿著那個道路走下來的。
《嘉陵江上》留悲音
老學長們當中，能夠完整唱完《西南聯大校歌》的，已經不多。劉孚坤學長是其中一個。“我們西南聯大的校友會，在開會的時候唱西南聯大校歌，開始有幾個人會唱，我也會唱，領導起來就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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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學長愛好抗戰歌曲。他說：
在西南聯大時期，唱得最多的就是抗戰歌曲了。其中一首就是現在人民政府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
從那時候到現在，臺灣跟大陸兩地都流行的歌，我都不會唱。什麼《小夜曲》我都不會唱，我還是唱抗戰歌曲。
沒想到這麼有藝術天賦的劉孚坤先生，竟然在漫長的人生裡如此拒絕“抗戰歌曲”之外的所有歌曲。那本是一段苦難的時光，可劉學長卻這樣用自己的方式來留住它。
對於抗戰歷史的重要性，劉學長有一段話：
抗戰對於中國和中華民族來說，是五千年來我們歷史上有記載的大事件。
我們的歷史從堯起，已經證明——過去，像顧頡剛這些歷史學家，認爲夏以前的歷史不可靠。慢慢有了甲骨文，現在還有更早的文字。中華民族的建立很早。從堯的時候起，算是可靠的歷史了，在中國可靠的歷史當中，這個抗戰是中國非常重要的一節，比從前五胡鬧中華、南北朝還重要。因爲從前的五胡鬧中華，那個契丹人，都是中華民族現在有的民族。
劉學長和臺灣所有的學長們一樣，是以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爲自豪的。而他自己能夠在中華民族的面對日本侵略者的這一次重大考驗中，投身於戰爭去效力。這是劉孚坤至今不悔，而以爲驕傲的。
那天採訪中，他爲我們唱起了《嘉陵江上》：
那一天敵人打到我的村莊，
我便失去了我的家人和牛羊……
這個歌，我們西南聯大的同學好多人都會唱，唱著唱著，就像我現在這樣，唱著唱著，大家都流眼淚了。
他眼含淚水、聲音哽咽，久久不能平息。他是四川人，當年從四川達縣的農村考入了西南聯大，嘉陵江正是他的故鄉。
這是當年的悲痛，更是歷年的辛酸，和老來懷鄉的深情。
劉孚坤是一位遭遇奇特的學子。當年爲了打日本，他從聯大參軍，勝利後重返北大上哲學系。後來他離開家鄉、離開大陸，有別無選擇的無奈。他說，他幾次想回大陸定居。他的哥哥告訴他，還是待在臺灣吧，因爲他在臺灣還有“榮民”待遇。人老了，病多了。到大陸定居，沒法解決這些問題。
中華民族外患與內戰的苦難，就這樣交織在這個才華橫溢的學子的人生裡。
女生與戀愛
當我問起聯大校園戀愛的事情，郝詒純說：
當時好像也沒有要特別去處理這些事。那個時候男女之間的交往是非常自由，沒有什麼強迫的，也可以有一段時間走得比較合適，覺得不太合適，說開了那就還是好朋友。
我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時候，跟我的愛人，我們是一起做地下工作的。後來天津黨讓我們轉移的時候，我們又一塊兒轉移到昆明去了。所以我一直跟他的關係比較密切。
人家都知道我們兩個人原來就比較好，同學都比較理智，一看，你們兩個人已經好了不短時間了，我們幹嘛去插手呢？
郝詒純長得漂亮，又活躍，當時是“物以類聚”，不會亂套：
我到了聯大以後是以進步學生身份出現的，我還當了兩屆學生會的主席，所以一般的家境好的、公子哥這樣的學生，他也不敢找我。有不少同學跟我談過這個問題，多半還是經常在一起的，思想合得來的進步的同學。進步的同學就無所謂了，你要不行，合則來，不合則去，沒有什麼太多的麻煩。
當時的女性和現在的女性有些差異。
總體上來說，那時候我們的勇敢、堅定，敢於拼搏，有能夠吃苦耐勞的精神，比現在一般知識女性強得多。現在的女孩子不能吃苦。那時候，我們獨立自主的意識比現在要強。
中國社會自“五四”到今天，有的方面是後退的，例如女性意識。現在似乎“女權”非常高，在家庭裡可以統治別人。可是這種霸道和壓制對方，恰恰是女性不自信、不自立的表現。女性人格的狀態是與中國社會的普
遍人格的狀態相聯繫的。彭珮雲：
當時是兩千多學生，女同學也就是十分之一。女同學，大部分都是仰慕聯大的學術和學習風氣而來。我的中學同學，有的先我去的，給我寫信，我就去了，都是這樣的心情去的。許多同學是從淪陷區來的，他們有國破家亡的經歷，顛沛流離的生活，多數人都是具有抗日愛國的思想。到聯大的抗日堡壘裡薰陶，都是艱苦學習，投入愛國民主運動。
聯大進步同學大部分都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當時聯大有個女同學會，另外還有一些社團。女同學也是學生運動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和男同學一起戰鬥。
談到女性，就會談到美。聯大女生崇尚自然美。姚秀彥說：
在那個社會，物質條件是非常簡陋的。我們物質生活非常簡單。穿的不可能是奇裝異服，都是藍布大褂。頭髮用夾子捲一捲，就好了。燙頭髮的幾乎沒有。可能有什麼華僑啊，有一兩個燙頭髮的，但是生活很簡樸。
美的觀念與現在有點不同，那時候，自然就是美，你真正天生麗質，是掩蓋不住的。
姚秀彥當年選擇了抗日將領，共赴國難；李佩是“兩彈元勳”郭永懷的夫人。這兩個道路不同的女生，多年過去之後，各在海峽的兩岸，素不相識。然而她們都對我說：鑽在圖書館裡的男生最值得愛慕。姚女士說：
在聯大的時候，男同學鑽在圖書館，功課好的，很活躍的，是受女同學尊敬的。女同學，自然就是美，這個美沒有矯作的氣息，看起來很自然的。燕瘦環肥，各有各的美，也是很單純的。
李佩：“聯大校風，對於我們在聯大待過的人都會有很大的影響。老郭也不例外。他自己並不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又非常勤奮，他在學生時代就已經有了這樣的素質。”郭永懷1938年秋到聯大，1939年下半年離開，他在聯大做助教。
早年他在北大的物理系姚毓泰那兒做研究生，北大的氣氛在他的身上也是很明顯。他很少說話，他不是那種非常愛表現自己、多跟人家交往的人。他思考問題的時候比較多。
那個時候北大一些人，課他都不上，自己坐在圖書館裡面，做他自己的研究，看他自己喜歡的書。這個北大的作風，在他身上是很明顯的。
在西南聯大的時候，李佩偶然在路上看見他，他都是一個人低著個頭從那走過，搖搖晃晃地走過。後來到美國讀書，他還是這個樣子。人家問他什麼，他就跟人家談，他很少自己主動地跟別人說話。
那個時候在美國，有一批地下工作者，他們組織一箇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在康奈爾大學校園裡，結了婚的人不是那麼多，都是在我們家聚會，談國家的情況，交流一些信息，大家都是抱著一個願望——什麼時候走得成。都是願意回國的。真正行動的時候，情況不一定，很多願意回國的人，都沒有回來。
在錢學森走之前，我們就說了，我們一定會回去。1955年，老郭正在進行的一個科研項目還沒有完成，他要完成，才能走開。
這種默契的感情方式從西南聯大一直持續到國外，持續到回國，從事中國原子彈的重大工程。這個男生終於犧牲在出差的飛機上。
回國之後，1960年他擔任了二機部九院的事情，經常跑西北。他是最會保密的人，我到很晚才知道他出差到底是幹什麼。
李佩打心裡爲丈夫高興，這正是他能夠發揮他所長的地方。他不是隨便答應一件事情的人，他要是答應的事情，他就一定能做到。
等到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後，有一天王塗昌就請了我們倆一塊到他家去吃飯，我們好幾家都在他家。他也沒說是爲什麼，他是爲了表示高興，爲了慶功。王塗昌夫人做了一桌飯，我們大家一起吃飯。那個晚上大家過得挺愉快的。
王塗昌他們都是做了工作的人，都有同樣的一個共識，就是不能隨便說話。
看到人們講“西南聯大的愛情”，強調的都是很開放很自由。“聯大愛情”中的最高層次，是默契，相守，一生中彼此認同。
男生宿舍隨便住
關於聯大男生宿舍，趙寶煦學長講得具體、有趣：
西南聯大，有的人他根本不註冊。那個房子也不是查那麼嚴。它是大草棚，裡面分一小格、小格的。兩個雙人牀搭起來，然後弄點破被單這麼一隔上，都是掀簾子進來。
兩個雙人牀中間有一小凳，一般待了一兩年，都調整調整，都是牀上頭沒人睡，擱箱子擱東西。這就算是一格，然後一格挨一格：
我一個同學來了，我這兒正好有一空格，或者我知道我的斜對面有一空格，因爲都很熟，你來你就住下。
聯大的伙食是交錢就吃飯，也不需要什麼學生證。
所以，有的人就在那兒上課，一門課上完，上了幾年，沒人知道他是不是學生。他也不要文憑。那個時候的教授，你越來聽他的課，他越高興。等到人家都冷落了，那證明他沒本事。
宿舍和上課都採取鬆散的管理。因爲在那時候，大片國土淪陷了。青年人不願意當亡國奴，隻身跑到大後方來的很多。有的學校根本就不存在了，他們失學了，也失去了家庭的支持，擠到這麼一小塊沒有被佔領的地方來了，能住就住下，能聽課就多聽一些。
這種時候，炸彈天天在頭上扔，還能和自己人過不去嗎？聯大成爲流亡者的家園，以博大的胸懷收留了戰時失所的學子們。
呈請“送花”
聯大管理者，要爲學校的存在去奔波努力，而面對校園裡的莘莘學子，青春情懷，還要寬容；就像是一位辛苦慈祥的長者。
梅校長平日不茍言笑，偏有學生俏皮，給他出一個題。
趙寶煦先生說：“梅貽琦的女兒，梅祖彬、梅三兒。有一個學生追她。”這是一個寶貝學生，大概就是那號不太動腦子，吃吃玩玩的角色。所以同學都拿他開心。“同學哄他，說你追啊，你得送花。還說，街上買的花太一般化了，我們草棚宿舍，宿舍外面常常種一些花。他摘了就跑。”
送花，本來是同學間的玩笑，可是有人卻出主意讓這位男生寫一個呈文，請梅校長批準。“你怎麼送？你得寫呈文。”
那個時候，學生有什麼事，比如要加選一門課，或者要退學什麼的，都得寫一個呈文交到教導處。過幾天，就到那兒看紙條去。
紙條都是由校領導批示：“某某人，條呈批準。”
追梅小姐，你得讓她爸爸批準，你才送花。他就呈請送花事，結果弄得大夥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寫：某某人所請不準。
這樣一個近乎調侃的條子，但日理萬機的梅校長並沒有迴避，照樣給了明確的批覆——“不準”；他維護了呈請制度的一貫性。
梅祖彬是聯大很活躍的女生，參加演劇社、搞募捐。照片上高挑的個子，這樣的女生，在聯大是引人注目的。年輕的時候，人都會有癡情和匪夷所思之事。爲了送花給心儀的女生，居然寫條呈送到校長那兒，也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勁兒。
這是一條“花邊”趣聞，聯大學子並沒有因爲戰爭的殘酷、環境的艱苦而失卻青春的浪漫與稚氣。
“跑單幫的”
趙寶煦學長有一種博大的思維空間，他講的聯大逸事特別多。他並不認爲有什麼要忌諱或遮掩的。或許這纔是聯大學子的本性吧。
唸書，需要在那兒坐冷板凳。在昆明，不絕對，什麼樣的學生都有。比如有的學生，他到這兒報到了，選了課，就沒了，爲什麼呢？他那個時候不叫“下海”，他跑滇緬路了。因爲這個滇緬路一打通，兩邊的物資差價很大。所以就跑單幫，來回帶東西。等他跑完了，然後考試他也沒落下。
那個時候老師教，反正也是考他講的。那比如說，你每天在這兒上課，筆記記得好，那我先跟你約好了：“咱們倆是鐵哥們兒，我去跑單幫，我回來，你把筆記借我。”所以他就照樣考試。
這些人當然念不出書來，可是你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成才。
辦大學不可能人人都成才。這個比較客觀。老百姓講“水清不養魚”，也許這參差不齊的人羣中，更利於人才的練達成長。
我下鄉插隊就在滇緬路那一帶。到了70年代，國境兩邊的物價還是差異很大。知青中也有一些膽大的，跑緬甸，去做生意。後來大家回城了，再後來高考恢復了，很多人考得不錯。可是一下子，他那個“跑緬甸”的事情出來了，於是上學的機會就廢了。
當年既可以跑緬甸，又可以唸書，很令人羨慕。
聯大里也有追求西服革履的學生。趙寶煦說：
經濟系有一個人，當時我們就笑話他。他有一點錢就穿西服。你想那個西南聯大，哪有什麼穿西服的？穿一雙破皮鞋，這裡一個洞露出腳指頭，趿拉趿拉的，大家都那樣，窮也窮得厲害。卻也有人穿西服，襯衣，打領帶。襯衣裡圍一個紗布，因爲這個襯衣老穿，不洗就髒。
他老到圖書館，他每次佔位子，弄一大塊藍布。這個大桌子，他先把藍布鋪上，把書打開，就坐在那兒打瞌睡。一拉鈴，要吃飯了，他又收起來。他的皮鞋是很新的膠底鞋。他把底下釘了一塊，保護他的鞋。所以這種特立獨行之事，它也無傷大雅。但是很多人是念書的。
我欣賞趙寶煦先生的這個話：無傷大雅。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總之，保證主流的東西，就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