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八年，梅貽琦是實際的西南聯大校長。他將自己的職責定爲：維護校園現有的秩序與章程；維持校園生存所必須的物質支持；抵擋和消解社會因素和統治上層對校園的不利干預和危害。梅校長最主要的工作，一是四處找資金以維繫校園生存，一是應付中央政府的各種干預，化解他們對學校的不滿，因爲最主要的資金和支持來自政府。至於校園內部，梅校長自有強大的依託系統，那就是完善的秩序與章程，教授會和評議會是執行和監督機構。

西南聯大的組織結構好比是一個洋蔥頭。它每一層的味道、性質完全一樣，一直剝到中心，最後一層仍是“洋蔥”。這個“洋蔥皮”和“洋蔥心”是教授，裡裡外外都是教授，沒有阻隔，教授羣體的層次構建了這個學校。

而後來的大學，好比是一個堅果，外狀有皮、茸毛、乾硬的果殼。行政、教務、後勤，非教學人員很多。中心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機構，是一個堅硬尖銳的內核，它是主宰。而教授被人們忽視，長期以來地位和作用都不如前面的各種人羣。

堅果的毛、殼、核肉各有質的區分，是異質組合；而洋蔥式的結構是無法分離的，是同質組合。前者是權力集中的產物，後者是民主系統化的模式。

完善的流程

“教授治校”

“教授治?！笔俏髂下摯蟮摹爸仡^戲”。梅祖彥簡述“教授治?！保?

民主辦學，當然有一條就是教授治校。當時是有一個教授會，就好像是一個議會，重大的事情都要教授會通過。教授會裡面再選出來一些教授，就是資歷比較深的，對管理工作比較有經驗的，這十幾個人成立一個叫評議會的。評議會就有點像常務委員會。這兩個機構都可以決定學校重大事件的權力，例如聘任教授、管理學校、制訂學校的教育方針等等。那麼校長、教務長、秘書長這些行政官員，在學校裡面實際上是公僕，是執行教授委員會的決議。所以這確實是教授治校。

我有幸採訪他多次。有些內容是他反覆談的?！翱箲鹎暗那迦A、北大、南開以及戰時的西南聯大，從校長、教務長，到秘書長、訓導長以及各系的系主任、圖書館館長等等，都是一個人，沒有副職。”那一代的教授，以教育事業爲使命。他們才能全面地從教務、行政到社會關係的處理，都有良好的素養和實踐經驗；再加上他們的人望、人脈，可謂是對內得心應手，對外渠道通達。其中一些人還具有從政的資歷，達到了國際化的水平。

那時學生和教師的比例比現在大得多，就是一個老師要管很多學生，但是他是一個人。那個時候工作關係是比較簡單的。雖然國民黨政府也有很多教條，層層地管轄你，但是和現在我們的政府部門，不說其他的，就說學校吧，我覺得那時候還是寬鬆得多。它只宣傳三民主義和“一黨治國”，它不深入到每一個部門管理。所以校長、教授主要只管教學，稍稍管一部分生活。不像現在清華大學的校長，要從頭到尾統統管起來。

現在學校領導的工作量比那個時候是重了很多，所以他非得有很多副手不可。老講精簡機構、精簡人，但是因爲體制的緣故，它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好多社會上做的事情都是單位做，所以弄得機構臃腫。

那個時候校長、教授們雖然辛苦，一個教授要教好幾門功課，還要管幾個委員會，但他們能夠深入到學生裡面，深入到行政的各個方面，所以他知道學校是怎麼回事兒。雖然他們很辛苦，但是他們很瞭解情況。

雖然辛苦，但他們是學校的真正主人，學校是他們的事業。梅祖彥說：“現在我們的教授不瞭解學校的情況，因爲不需要我們去管，我們說了話也沒有用。所以我們就只管教書?！薄爸还芙虝?，不是育人的態度，而是“當差”的態度。

沈克琦：“包括課程的設置，教學怎麼搞，這些都是由教授來定，就教學管理來講是很嚴格的?！泵焚O琦治校直接依靠教授羣體。學校有教授會和教授評議會，使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科學地過濾、評估，從而得出負責的結論。比起依靠一般毫無學術閱歷的行政人員在那裡做主，一切顯然要合理得多、人文得多，層次也高得多。

趙寶煦說：

西南聯大，首先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它還是民主的。你看蔡元培辦中央研究院，後來弄到臺灣去，它也是教授民主評定。這個民主，首先有一個條件，你這個領導者得相信人。

在北京大學的檔案館裡，我看到了保存下來的西南聯大教授會記錄，關於徵地建校舍、關於招收學生、關於聘請教員等等的會議，後面都有參會教授們的親筆簽名，表示他們對這項決議的態度與責任。

教授會議記錄是大學民主管理最真實的寫照。

我想，關於當年劉文典如何被解聘，以及錢鍾書在上海延誤了學校課時，是他自己辭職還是由校方解聘，是否有梅校長的挽留電文等等，都可以在這些教授會議的記錄中找到確鑿的答案。因爲在這裡面是連一次募捐和一次補考都不會漏記的。

西南聯大結束後，這批資料和檔案被從昆明帶回，由北大和清華分別管理：資料在北大，檔案在清華。它們是西南聯大在昆明九年最詳盡、最真實、最全面的歷史記錄。

臺北校友易君博先生說：

聯大教授有兩種個性特徵，他們在校內是“教授治?！?，在校外是“教授論政”，所以他們有很高的威望。你看張奚若教授是教授論政的典型。而教授治校跟梅先生有關係。

在當時“教授治?！眮K不被國民政府的教育部認可，一直到臺灣李登輝時代，才重修“大學法”，納入了民主治校的精神。梅祖彥說：“當時教育部的意思是要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就是你們只管教書，不要管大事。這個中間也有些矛盾。清華還是很能夠堅持教授治校這個制度的?！?

教授治校，保證學校權力集中用於教學事業，不被其他目的異化。教授治校，是在一個文化精神十分透明、價值觀念純淨一致的環境中行之有效的體制。教授們“爲人師表”的人品和相互監督，例如劉文典的被解聘，表明教授們不允許濫用學術名聲破壞公德的準則。

易君博先生說“教授議政”在不同時代都存在風險。

那時候教授是論政的，很多話都是聯大張奚若講的。因爲當時認爲蔣介石的態度太濫，認爲這是不好的道路，所以張奚若不斷地批評。他是當時的國會參政員。他批評政府有很多缺點，很激烈的。有些時候是他做主席，有些時候是張伯苓先生做。

蔣先生就說：你不要講了。張教授說：我今天要講，我只講這一次。然後他就回到昆明，不去了。所以，以後就跟重慶政府關係弄得很不好，他幾乎就不到重慶去了。

批評時政，所得到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聞一多先生講得很多，吳晗講得很多，還有李公樸，他是社會人士。他們這幾個人講話批評政府，相當厲害。所以政府就用不好的辦法對付他們，最終喪命。

我有一個感想，教授校內“治?！睕]有什麼大的問題，但是“校外論政”，應該有一個適可而止的辦法。不然你一個血肉之軀去對抗這樣一個不理性的政府，那是很糟糕的。

在臺的這些老校友，對於政治已經持一種淡定態度，他們歷經滄桑，講起話來比較客觀，並不是“非此即彼”的一種傾向。易君博學長關於“教授論政”的思考，對於校園與政治的關係，是經過血的教訓而得出的理性思考。

臺灣新竹清華陳文村校長對我說，他們馬上要進行新一輪的校長評選。人選從全球推薦，有一個校內的評估會，通過之後，再上報教育部，而不是由政府直接強加給學校的。

“教授治?！痹诖箨懺洷慌?，一直以爲禁區。然而今年溫家寶總理在“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所言，卻令人振奮。溫總理說，既然村民們能夠自己選舉和管理好一個村子，那麼相信人民也能民主選舉和管理好一個縣，以此類推，則中國的民主進程希望並不遙遠。

那麼，一羣高級知識分子能不能通過民主選舉，管理好自己安身立命的學校呢？

劉文典被解聘

劉文典是中國學界中一個不會被忘記的人物。我聽父親說過，劉文典在昆明講堂講《紅樓夢》，轟動昆明。

劉文典與當時總統蔣介石的那一段衝突，更是傳頌文壇，經久不衰。神采應答，舉止細末，無不被渲染入骨。狷介之士，性情才華別具風格，學識見地堪爲翹楚。當年自由選課，他的課學生最滿。

而西南聯大解聘劉文典，也是教授們作出的決定。校友鄭道津回憶：

聯大教師當中，和我關係比較特殊的是劉文典。劉文典是安徽人，我父親是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我父親在清末是留學日本的，又在日本參加了同盟會。民國初年安徽的一些軍政人物，就同我父親建立了一些關係。當時安徽早期的一些人物，和我上一輩有關係。

因一步走錯，劉文典被西南聯大國文系解聘。

他那年休假，可以出國了。當時那種情況下，出國也不容易，加上他有鴉片的嗜好了，等於是特許他抽鴉片。那個時候鴉片非常貴，以他教授的工資，很難維持鴉片的嗜好。這個時候，他結交了雲南的一些富商，這些人送他一些錢。

鄭道津爲地下黨工作。他說，當年劉文典下去爲土司撰寫碑文，背後還有地下黨策劃的一重內情。

當時土司，看你弄得不好、不對，馬上就殺了。我們要開展工作，要採取一定的措施，保護我們自己的人。把劉文典弄了過去，起一個雙重作用。我們在聯大的同學，在聯大有辦法、有能力的都能夠聯絡。真是有什麼風吹草動，我們都可以知道。劉文典他是一個菸民，真正的原因是滿足他鴉片的嗜好。

可見亂世之下的事情，並不是一目瞭然的。

趙寶煦則代表聯大一般人的觀點，劉文典有損師德：“劉文典是唯一，聯大很少有的被開除的。西南聯大是教授治校，它不是說誰拍板就能決定的。這種重大事件都是全體教授投票。他給雲南土司寫墓誌銘，人家送他兩個煙土，兩個瓜子。這個大學教授，寫墓誌銘你寫，人家給你點錢還不要緊。送你兩個煙土，這成何體統？後來就給開除了?！?

被聯大解聘後，劉文典從此名聲中滅。他離開了中原的文化中心地帶，蟄居雲南，後來有著述，然人物風采已經收斂。這也是時代轉變之勢。

校長管教學

王漢斌認爲聯大的組織方式和制度比現在大學合理：

組織形式也是這樣。校長就是聘請教授。行政的事情，是秘書長。我覺得我們現在被校長管得一塌糊塗，我首先不贊成。我贊成校長應該管教學。行政這些，你幹嘛管？

我覺得過去制度對，校長集中管教學。

王漢斌說，當年校長並不干涉學生方面的活動：“學生會選舉、學生運動的發展，他不干涉。有些時候，教務方面發表聲明支持學生，一直到後來北京的學生運動。這是很重要的。”聯大時期，校長、教務等行政部門都站在維護學生的立場上。王老說：“聯大的時候，學風和政治活動，學校不干涉，所以能夠得到發展。從學校的教育制度出發，科學研究方面，政治運動方面，都得到了學校的支持。在中國教育裡是有突出地位的?！?

梅祖彥講聯大聘任教授：

聯大學術自由，兼容幷包，跟當時的體制有關係，那個時候學校聘請教授基本上就是自己直接聯繫，雙方同意就請來了。所以教授有什麼特點，個性或者是什麼主張，學校不加任何的要求、限制。

學術上，它彙集了當時國內能夠請到的最好的人才，也帶來各種各樣的思想，學術上的思想、文化上的思想。這也是大家總覺得西南聯大精神生活還是很豐富的一個原因。因爲沒有限制，沒有千篇一律的這種情形。

其實當年的梅貽琦校長並不是只管教學。在特殊的戰爭年代，爲了維持學校的運行，梅校長承擔了非常辛苦的工作。梅祖彥說：

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他對我們的教育也主要是身教。言教真是不多。他對誰都是說得不太多。但是我們觀察到的，（我父親）那確實非常辛苦。包括批改公文、召集會議，然後出去跑，檢查工作等等。

那時候物價飛漲，學校師生員工生活都很困難。到處跑，按現在說就是尋找經費的來源。那是很辛苦的。

當今國內大學，校長亦非一校之長。校長制定不了學校制度，亦決定不了學校大事。如果偶然敢於挺身而出，扛件大事，結果就是下臺。比如我的北大校長丁石孫先生。當今校長的個人素質，也多粗糙，甚至學歷可疑，因而不足以服膺學界。校長，已經失去了昔日在人們心目中的知識尊嚴。

爲什麼有北大的聲望？蔡元培開天下之風。

爲什麼有清華的精深？梅貽琦多年來苦心打造。

這樣的校長如果不再有，中華教育的復興也就渺茫。

淘汰率高

西南聯大對於考試有嚴格規定，淘汰起來是不容情的。沈克琦先生說：

西南聯大有個規定，你課程不及格，不得補考，必須重修。這跟一般學校是不一樣的。西南聯大也有補考，什麼樣的補考呢？因爲生病了，沒有辦法考試，那麼你用病假條，到補考的時候，這個可以補考。缺考的可以補考，不及格不準補考。

學生的質量由此得到嚴格的把關。

不及格的學分數達到多少，就要除名。你必須學到一百三十二個學分才能畢業。我一個同班同學就稀裡糊塗，後來一算學分就只一百三十一個，就差一個學分，他又唸了一年。

另外，西南聯大非常重視體育，這是清華的傳統，必須上四年體育。體育課要考試，還有點名。如果你體育課有八次缺席，這一學期的體育課就不及格，不及格就要重修。等於你要學八個學期的體育，一個學期不能差。差一個學期，到畢業的時候不讓畢業，留下來就是上體育課。

這個在清華有記錄，吳宓在出國之前，就因爲體育不及格，硬是修了一年，才讓他拿到文憑，出國留學。

梅祖彥說：

那個時候學校的淘汰率很高的，那些莘莘學子、流亡學生，跑那麼遠來讀書，成績要是不好，學校說開除就是開除，讓你退學就是退學?；蛘?，畢不了業，再念一年。有的學生整整唸了八年。所以它還是很嚴格的，它並不放寬標準。

那個時候，教授打分都是畫一個曲線，說必須有多少人來淘汰的。

名校，能夠考入，不見得可以畢業。教授畫曲線，就是說，註定有一部分是在淘汰之內的。這是教育的真實規律。不適合這個培養要求的，只能離開，不存在“保證成活”那樣荒謬的事情。

梅祖彥認爲，現在的人們只盯著那些著名的人才，不符合聯大整個的學生情況：

現在我們可以舉出來，各行各業一批老的學科帶頭人、有重大貢獻的人，很多都是西南聯大的。我們出了兩位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但是我們沒有說的，就是有很多學生，由於各種原因，經濟原因、學業原因，不能夠繼續唸書，所以這一批人才也很可惜。如果當時條件要好一些的話，也許還可以培養出更多的人來。

這個淘汰確實存在的，我聽說，西南聯大前後名冊上有名字的有八千人。但是拿到西南聯大文憑的只有兩千人。也就是說，沒有“成活”的學生還有六千人。當然後來有人轉學了，在別處造就成人才，等等。所以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個過程，從培養人來看。

教育面對的是人，是一個複雜的有變數的過程。只能問耕耘，無法確定收穫。

考試與學分，在全世界學校都以爲是最公正和最真實的甄別。而我古老文明之中國，更是科舉選拔制度的首創之國。

記得我在北大上學時，當時一位政要人物的兒子在物理系，因爲考試不及格而被勸退了。當他最後一考時，有人向那門功課的老師打招呼。這位老師說：“我不知道誰誰，我只知道按標準給分?！弊钺峋褪遣钅屈N幾分，也不多，但這位學生還是被勸退了。他出國去上了一所不錯的大學?？晌锢硐嫡f，他上那兒是他的事情。這分數就不能再待在北大。這件事情對於我們當時的學子有很大的激勵，同時大家對未來也充滿希望，對北大的領導和老師們更加敬重。

然而今日大陸，除了大學本科，是政府以法律手段來保衛這個制度；其他所謂碩士、博士等領域，皆爲世俗與庸人所犧牲。所以隨之貶值。故社會各層重“本科”而輕所謂“高學歷”也。但本科生入學後，如沒有嚴格的考試淘汰制，那只是過硬的“高中”，亦不是真正的大學“本科”。教育，其實已千瘡百孔。

寫到此處，我忽然接到一個電話，來者繞了一個彎子，突然說：“雖然當年我沒有考上北大，但是現在我到北大講學?！北緛韺W術交流，不必固執於學校級別。這是蔡元培的兼容精神。但她在話中有一種解恨、一種報復，代表了社會上一種人的心理。

我答道：“你現在也考不上北大?！睊鞕C。

北大和諸多名校，所剩下的支撐和生命線也就是“高考”選拔了。

梅貽琦風範

梅貽琦之子梅祖彥是一個低調的人，但這不妨礙他話中的分量：

他爲人的特點就是公平、公正、謙虛、淳樸。

三個大學以前在北方都是很有成就的大學，各有各的特點，到了昆明以後，要組成一個學校，怎樣協調各個學校的專業特點、教師特點以及在管理上的不同，這是很要一番周折的。

在昆明的八年，從1938年到1946年，是他一生經歷中最艱苦的一段時間，最困難的一段時間，因爲有好幾方面的關係要協調。

晚年的梅祖彥對於父親梅校長的治校和經歷，有了一重體會。

他一直堅持辦學就是三個主要方面，第一就是通才教育，在舊中國，教育多半是通才的方式。我們學了蘇聯以後，覺得通才教育有問題。現在來看還是有它的優點。通才教育，就是知識面廣博。

學蘇聯，棄傳統，這是中國當代史上最糟糕的一件事，等於是將中國在此前的發展積累都拋棄了。

第二就是教授治校，就等於民主辦學；第三就是教學與科研結合，通過科研提高教學質量。

這三方面在抗戰以前和抗戰時期，他一直都是很堅持的。在學校裡面也不是沒有阻力，大家意見也不是完全一致?；仡櫾诶ッ鞯倪@段時間，他犧牲了很多個人方面的興趣，生活當然很艱苦也無所謂什麼享受了，他很少有業餘的時間，全副精力就是在管理學校，協調各方面的關係。

梅祖彥那時候是個中學生，後來纔是大學生，對父親的很多工作並不很理解。他現在也是個老人了，因爲一直也是在從事教育工作，才逐漸、深入地體會父親在那種條件之下辦學的艱苦困難。

他是學校的主要領導，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必須和地方、和政府的關係都要搞得很好。跟重慶政府，因爲有教育部的關係，所以要打報告，要去述職，有時候也挨批評，次數還不少。和地方有些經濟方面的關係，因爲西南聯大好幾千人，生活上要有供應。

梅貽琦，卓越的教育家；在民族的危亡關頭，他臨危受命，保護、保存了中華民族“人才鏈”沒有中斷。

到抗戰後期，因爲民主思想非?；钴S，學校和當局有過多次矛盾，受到了壓制。做校長的得做很多協調，要保護學生，保護學生的積極性，保護學生的生命安全，但是和當局還得保持一個關係。因爲要是學校跟地方政府吵鬧了的話，學校就辦不下去了。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梅校長充當了學生與政府衝突的防波堤。一直到“一二·一”學潮爆發，梅貽琦以最大的理智和毅力，保護了師生，保護了這三所在抗戰中艱辛保存下來的大學?！耙郧霸诒逼?，後來在昆明，有過多次，當局要來抓進步學生，很多和西南聯大有關係的人都知道這事。從校長到教授，都想盡各種方法來事先通知學生，給他們創造條件趕快躲開。西南聯大在抗戰時期被捕的學生在各校裡面算是比較少的?！?

因爲是親人的回憶，全面而真實。他從信念、方法、性格、品德都大致說到了。

在和平時期的北平任清華校長，梅貽琦就把有利於自己這個位置上的制度完全取消了。這是一個以德服人的君子。在這些最真實最現實的細節中，他以人格樹立了威望：

在昆明的時候，物價飛漲，教授們、職工們的生活都是很緊張的。學校的領導從各方面想法給大家提供些補助。西南聯大有工學院，工學院有一些教授和學生在外面搞一些工程上的東西，有一些收入，政府也給一些補貼。

我記得我父親那時候就是最強調，大家平分。給學校的領導層是有專門限額的。不過他說，一定要大家平分。甚至在有些情況裡，他說凡是擔任公職的，不分。

梅家維持生計異常困難。梅夫人曾經親自做糕點提籃出售。

在昆明住翠湖旁邊的西倉坡。中國式的房子，三合院。還有另外一家教授住在樓上。就是三面，等於是九間中國式的房間。下面是辦公室，是清華大學的辦公室。三校合併了以後，還各都有一個辦公室、辦公處。在昆明生活非常艱苦，也使得大學消除了一些從前有的某種程度的等級的差別。真是大家上下一致，完全一致。

在臺北，易君博學長用了“舉重若輕”評說梅校長：

梅先生跟胡（適）先生對比，胡先生他是外面的聲望很大，影響很大。梅先生不大講話。但是他做事來講，是舉重若輕。他從前在聯大很少跟同學見面，但是同學對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原先是中午拄著柺杖去上班，到下午兩三點鐘就回去了，他不在這兒辦公，非常輕鬆。但是聯大做得很好。

所有的教授，不管你是什麼想法的，你左派的也好，右派的也好，都能合作。他有一種領導學術上的天賦的那一種能力。

無論在海內外，無論當年是什麼黨派，現在執何種主義，凡我採訪到的聯大學子，沒有一個不由衷地欽佩梅校長的。最近何兆武校友的《上學記》中回憶梅校長，說他跑警報時，在人們混亂的情勢中，依然紳士手杖，安步如閒，風度卓絕。古人云“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改”，梅校長爲師生作出典範。

易君博說：

從前大陸有一句話，“無清不成?！?。就是說你那個學校如果沒有清華的教授就不叫大學。

當時浙江大學的校長竺可楨是清華大學的，中央大學等重要的大學校長都是清華大學畢業的，比北大還要多。那些人都是屬於清華的系統。“無清不成?！?，就是因爲第一流的好校長都是清華畢業出來的。因爲那個時候提倡科學，儘量往科學方面、工程方面發展，都是跟清華有關。

清華人善於管理，富於團隊精神，這與它的工程學院分量很重有關係；另一方面梅貽琦借鑑西方民主議會制度，開創的“教授治?！斌w制，則提供了一個大學管理的成功模式。

清華大學在梅先生時代就辦了一個國學研究院，那是陳寅恪、王國維、李濟之，大學就是大師的術業。

當時，他的年代都是大師成羣。國學研究生他辦了兩屆。所以他講一句話，大學要辦就要有大師。其實他也是真正的大師。

西南聯大前後堅守教育園地八年，弦誦不絕，與梅貽琦的資歷、品格、才幹、威望是密不可分的。換一個人，未必能行。

課程設置

聯大時期，沈克琦是楊振寧、李政道的同系學友。後來他曾任北大副校長。他說，西南聯大的教材，是梅貽琦校長通過上海商務印書館，直接從國外翻印過來的。聯大八年，師生們用的教科書與國外是接軌的?！罢n程設置當時還是跟上世界潮流的?；具€是清華、北大原來的課程設置，國外開什麼課，我們這裡基本上也是這些課。”

王漢斌當屬聯大人中的“政治高層”，他出身西南聯大歷史系，對社會的觀察有一種歷史的精神，直言銳見：

聯大的教學制度很值得研究。比方說基礎課，聯大強調基礎教學。大學一年級、二年級，唸的都是基礎課，所以知識打得比較紮實。這樣就可以培養出錢偉長先生所主張的通才，這跟我們後來培養工程師才注重專業，是不一樣的。

它規定既有必修課，也有選修課，在選修課中你就可以選擇你喜歡的課程。這就照顧了你個人的特點。我們後來差不多就是必修課了，學生沒有多少可以選擇的餘地。

“九葉詩人”之一的鄭敏女士，講到今天大學沒有一種對中國通史和西洋通史的基礎，使得學習缺失一種系統性。

西南聯大很注意學科的系統化，每個學生都要讀中國的通史。作爲一箇中國人，應該這樣。教學上是一種純粹啓發的，課程設計都非常系統，每一個文學院的學生一定要念中國通史，這個我們現在沒做到，因而丟掉了一個對歷史的理解。你做文科，好像沒有一個站腳的地方。

我們也要念西洋通史，我是哲學系的，我要念西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史，這都是必修的。這些課下來，你對中外古今都有一個輪廓。

過去做學問，你一進大學，他給你打一個輪廓，然後往裡面填空，你特別有興趣往裡面填，你永遠有一個大的框架。而現在，你是專了，有時候很專，但是大的框架不牢靠，容易在做學問時考慮不很周詳。

聯大的課程設計，表面上很自由，但具有內在的系統性。

在我念的課裡頭，印象深的，一個是我念的西洋哲學史，是馮文潛教授教的。這個老先生住在校外，我也住在校外。早上跟同屋的兩人跑到學校去，很緊張，穿過雲大。我經?？吹嚼蠋熢谇邦^跑，我們在後頭跑。跑到教室，老先生就氣喘吁吁地給我們講課。他的課讓我對於希臘哲學有一個輪廓，對我以後是極大的啓發。

中國的哲學史是馮友蘭先生教的。這兩門哲學史都讓我以後無論考慮什麼問題，都能夠在歷史的階段上考慮：它是近似哪個階段，或者在哪個階段已經有過的，它現在又開始了。歷史的延續性我覺得很重要。

選修課對於一個學生後來的發展，其重要作用一點也不亞於必修課：

馮友蘭先生教了一門“人生哲學”。這門課對我是非常重要。馮先生把中國哲學裡面所有關於人的修養的這種境界，容納到一塊兒，成了一個自己的體系，到了最高境界，天地境界，人和天地和自然融爲一體。這麼高的境界，對我們年輕人是啓蒙。

如果我沒上這個課，我的詩歌裡永遠不會追求這樣一個高度，這個境界，對我此生寫作是非常重要的。有這麼一個目標、一個理想，有一個東西在召喚你，追求一種超越的精神。

楊振寧回憶當時必修課程不重，可以自己涉獵。他說：

我在西南聯大的時候，必修課沒有現在這麼重。所以你可以自己瀏覽，這個是使得我當時對別的東西也發生興趣。比如說我當時也念了德文，成績很好，念得相當深入。假如我今天到德國去，我想一兩個月後，我的德文會相當好。因爲基礎在那裡。我還去旁聽了一個英國史的課程，這個對我後來也很有用處。

當時同學之間切磋，彼此有很多的影響。後來我在研究院的時候同黃昆非常之好。他喜歡看英國大文學家的小說，給我介紹了很多英國19世紀、20世紀的小說。這些對於我事業，對於我的知識面開闊有很大的好處。

西南聯大的課程設置獨具一格，這種必修課少，選修自由度大的狀況，也是不符合當時教育部的規定的。梅祖彥：

在抗戰以前，教育部要求各學院、各系把教學的教學計劃報部審批，返回來提了意見，限期改正。後來拖拖拖，就沒有做。

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也有這種情況。聯大教育比較自由一點，學生基本全部是選修課。不給你規定哪些是必修的。但是學生自己也打聽出來了，我學哪一

個系，有幾門課我是必須得學的，因爲它是我的最基本的課，他自然也就選修。註冊的時候要找教授，教授可以建議他學哪幾門課，實際上也等於是必修了。

當時教育部在重慶也說，這個不合乎規定，說是人才培訓就得有多少條條框框。像中央大學就執行得很嚴格。清華到後來的聯大在某種意義上，幾位校長那時候叫常委，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誰也不敢跟教育部直接對抗，大體上屬於一種陽奉陰違的方式。日久上面也就默認了。

因爲雲南是比較隔離一點。那個時候昆明跟重慶之間交通就非常困難，坐汽車快則兩天，慢則三四天。坐飛機又困難極了，不太容易聯繫，反而保持了許多西南聯大自己的特點。

國文課是必修的

有一年春天，在北大參加聯大校友們的聚會，遇到從雲南來的一位女士，她熱情地問我：你找過王希季嗎？

我想找，找不到。他這樣的人又不在校友會報到。

王希季是“兩彈一星”工程獲勳者，他被稱爲中國的“火箭之父”。很容易就老鄉踏進了老鄉的家。王希季的講話還帶著雲南大理口音，令我感到親切。這是一個小單元房，陳設簡潔。牆上的鏡框裡是一幅火箭升空的彩色照片。王希季神情爽朗，樸質無華。那一年，他七十九歲。

他是1938年考上西南聯大的。他的人生所以如此，與進入西南聯大學習至關重要。他說：“我在聯大里面受到的不單是知識上的培養，還有工作怎麼個做法，或者就用現在時髦的話講，就是受到素質的培養。受到素質的培養我覺得很關鍵、很根本的?！碑斈暝诼摯?，人文功課是不可缺的。

我們那個時候進入西南聯大是很幸運的。在大一，教我們的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的就是大師。國文這方面的大師，例如劉文典、聞一多、朱自清、羅常培，很多先生。每人就選一個課，每人選一篇文章，每個人輪流教兩個星期，然後還作一篇文。我們從現代文學一直到古代文學，一直到《詩經》、《離騷》都學完了。

他是學機械工程。他說：

像國文課是必修的。如果國文不及格，那就不能再學其他的課程。任何系都是這樣的。

西南聯大是學分制，學分制中有必修課、有選修課，我們是學機械工程的，國文、物理、英文、微積分、化學這些課，如果有一門不及格，那麼後面的課就不能學，你得重新再讀，第二年再讀，一直讀到及格，才能夠學後面的課程。

所有的學生他既要學語文，又要學一門外國文。

王希季說，他們還有經濟學、社會學也都是必修課。因爲不管你幹哪一門，你都要到社會上去，都要跟這些東西打交道。在課外聽各種學術與時事的報告會，也是聯大課程的一種補充。王希季說：“我們經常聽各種報告?！?

聯大的風氣很自由，雲南那個環境也允許?！皫缀趺刻於加懈鞣N各樣的報告，時事的、哲學的、經濟學的、工程學的、科學的報告，各種理論的報告，很活躍，任何人都可以聽，知識很開闊，也很豐富?！泵刻觳畈欢嗵顫M了這些報告，所以學術風氣非?；钴S?！澳莻€時候，國家主義也有，三民主義也有，共產主義也有，社會主義也有，五花八門，科學方面也是各方面學科都有?！?

聯大理科學生必須選一文科課。動力學專家鄭林慶說：

那是必需的。即使不必修，很多東西還是耳濡目染，真是這樣。我那個時候被強迫修的經濟學。他要你必修，就修吧。但你真是受益不小。

我在北大時，沒有要求理科學生必須來修歷史文學的，理科學生的人文修養全靠個人的愛好。文理如隔鴻溝，甚至就在一個系裡面也知識不相通。學生的學習，越到什麼“博士”之類，越顯出無知。

曾經中科院有個“博士”生很爲難地對我說，一套西南聯大資料裡，他只想買物理方面的人物回憶，因爲他是學物理的。我詫異道：難道物理裡沒有數學？沒有化學？沒有哲學？這是個敏銳的學子，他當場就接受了我的批評，但是他說：從來沒有人這樣對我說過。

“一年級不分院系”

外文系畢業的許淵衝，與物理系的楊振寧有同桌之誼。他說：

我是1938年考西南聯大的，西南聯大一年級不分院系。所以楊振寧和我是同班同學。我和他同一年考取聯大的，他是理科，我是文科。因爲不分院系，我就和他分一個組，同在一組念英文。我是外文系的，楊振寧先念化學系，後轉物理系，但大一不分，不管化學、物理。在這一個組，他比我小一點，我十七歲。他中學沒有唸完，提前考入聯大。第一節上英文課，坐在我旁邊。

我們60年代見面，他給我寫序言，就說他對我的印象。我們當時很衝，我們當時第一堂課就用英文和老師對話。

選課自由

生物學家鄒承魯說：“印象最深的，學生選課自由。你愛聽誰的就聽誰的，完全自由?！钡菍W分，你必須拿，必修的學分夠了之後，才能畢業。

學生最愛聽的老師，其中有一個是吳晗，教歷史。沈從文我也聽過，還有王力，他教語音學，總之每門課給大家安排一個大教授。他好像是客家人，記得他用客家話念唐詩，用普通話反而不押韻，客家話與唐朝的語音比較近。

西南聯大的特點之一是文科方面的大師很多，吸引力很大，對學生整個人文素養，有一定的培養。

國防科委負責人朱光亞說：

我1942年轉學到西南聯大。一年級的時候，是在重慶大學，我是慕名而來的。在聯大三年，受到的教育很大，不僅是物理學專業的知識。那樣的環境、氣氛是令年輕人非常垂青的。

西南聯大的老師，是集中三個學校的老師，北大、清華、南開，非常的強大。

從我個人的體會，物理、化學也好，社會、政治、文學也好，都是很好的。我們可以去旁聽。有從國外來的教授，他在講我們也可以去旁聽。

聞一多先生，他講課的教室是很簡陋的，必須大一點，因爲那都坐滿了。旁聽的人很多。他的詩歌非常鼓舞人，還做講演。我就是去旁聽，也不是選修他的課。還有朱自清，再多的我也忙不過來了。

臺北學長易君博是政治系學生，他回憶：

旁聽過中文系的課。其中有一位就是羅先生，他講授的古詩，旁聽的人比選聽的人還多。那些小板凳都坐滿了人，都不夠坐。每講一句詩詞，都有他的見解，講得非常深。他說，中國人講天災人禍，所以多描寫自然的狀態和自然的景色。

文學院的教授吳晗，教我們的通史，教得很好。講邊緣制度的時候，他有一個很新穎的看法。

自由轉系

西南聯大尊重學生的選擇，理解學生志願的轉變，幫助學生去實現自己的理想。聯大允許學生轉系，從理工轉到文科也行。學子們獲得了發現與塑造自我的自由天地。愛好詩歌和漫畫的趙寶煦，當年要求轉系，從化工系轉到政治系：

我原來是念化工的。日本人來了，我在念大一，我自己對理科沒興趣。但是我功課好，我能考上理科。那時候淪陷區的學生，自己稍微能考理工的，沒人考文法。不管有多大興趣，他不考。因爲他當時就認爲，你考了文法就要當漢奸了，要跟日本人走了。所以我那個時候學理工。

趙寶煦這段“選專業”的曲折和心理，也讓我們知道了當年生活在淪陷區的青年人的一種苦衷。

趙寶煦受到聞一多先生的指導，因而選擇轉政治系：

我到了後方，又念一年化工，我自己一直想當作家，當畫家。我就跟聞先生講，我要當作家，我就轉你們系。

聞先生說，你別轉中文系，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中文系象牙之塔，培養語言文字學家，培養文學史家。你要當作家，你就念社會科學。因爲當時茅盾成名以後，曾有一句話，說：當時毫無社會科學的基礎我就寫小說，簡直是太狂妄了。

選社會科學爲什麼要念政治系呢？就因爲政治系的系主任是張奚若。還有名教授錢端升，當時非常紅。所謂紅就是，他敢跟蔣介石頂。

趙寶煦終於解放了他的才華和志趣，可以追隨自己崇敬的導師。

還有一位也曾經轉系的學子劉孚坤。劉原來學化工，後來轉到哲學系去。他因爲從軍去抗日，在軍隊中與聯大校友殷海光結識，就對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抗戰勝利後，我回到學校復學。那個時候教務長是潘光旦，很有名的。我跟他報告復學：我是化工系，我想轉系。他說你要轉哪個系？我是受殷海光的影響，我說轉哲學系。他說，你就轉吧。

一個化工系可以轉到哲學系，寫一個申請書就馬上轉到了。爲什麼呢？因爲我在軍中認識了殷海光，他那時候叫殷復生，他是西南聯大哲學系的研究生，已經畢業了的研究生。

我跟他談起來，是小同鄉，湖北黃岡。我們在軍中就很好。我們在軍中成立一個叫“過癮委員會”。殷海光做核心，還罵過共產黨。到後來殷海光“左”去了。

聯大校園造成的那種寬容氣氛一直延續在聯大學子們中間。殷海光後來轉到了反對國民黨專制的立場，得到昔日同學新的理解與尊敬。

自然而然的方向

每結束一次採訪，我都會發出這個老套的問題：請簡單地總結西南聯大的教育。他們簡約的回答，各具個性。這些已達爐火純青的人們，幾句話可開啓人們幽深思維之門。陳省身說：

西南聯大一向不教學生該怎麼想，讓他們自己發展，結果是，他們在自然而然地發展，因爲是許多人共同的合作、討論，自然而然就走了一個正確的方向。最初也許有人走斜了的，但是可以糾正。終歸是走一個正確的方向。

其實，人生何嘗又不是這樣，只要能夠身處於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環境，周圍是一種向上的氛圍，有師在前，有友相伴，會有曲折，但總會走到一個正確的方向上。這是一種尊重與相信人的教育觀，也是一種社會觀。

趙寶煦說：

我這個概括是大夥不喜歡的，就是自由主義。聯大成功是因爲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作爲一個學派，它不是三兩句話能說清楚的。前不久我在紹興蔡元培紀念會上，我講蔡元培的兩個原則，一個兼容幷包，一個思想自由。我在這裡講思想自由，你不必把我往別的地方上靠、拉。我就講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原則。從教育方面來講，對於我們現在的學生，我覺得管得太多了。

西南聯大就八年，你看效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你看它出多少人才？它這個人才，大陸的、臺灣的，包括美國的，在美國就得諾貝爾獎。大陸和臺灣一樣，他們一般都是文教界、學術界的權威，出了大量的人才。可是它那個地方，它並不是整天管學生。

那些早已天各一方的數學家、物理學家、政治學家，回憶起他們的校園生活，各有體味。然而需要一種自由的精神卻是毫無疑問的。

柳宗元的文章，《古文觀止》裡的《種樹郭橐駝傳》，就說種樹的郭橐駝。他駝了，所以叫郭橐駝。他種樹最有名。人家問他說，怎麼所有的樹在你手上種都成活率高？而且長得好，爲什麼別人弄不好？他說，很簡單，我就是給它充足的陽光、水、土壤。我給它條件，我就讓它長。我並不是一會兒就搖一搖看它生根沒有，一會兒拔出來看看。我不折騰它。

中國大學幾十年來都是折騰壞的。中國人說“百年樹人”，《古文觀止》上這個種樹的故事，與西南聯大育人的方式不謀而合。

趙寶煦先生用平淡的比喻，點出了時弊和大智慧。

大智慧的光照

詩人鄭敏擅長抒情的哲思。她用感性的語言，將聯大的教育環境、教育方式，做了詩一般的總結：

這個教育它很奇怪，它給你很多自由，讓你考慮此生預備走什麼路。它也不用給你轟到——好像趕牛趕羊，趕到一條路上。它是用一種學術的光輝和非常大的智慧來吸引你，讓你感覺到，如果你有這個苗頭在裡頭，你就會感覺到你要走這條路。我們強調的是悟性不是記性。

在教育裡，最要緊的是啓發教育，啓發學生的悟性，他有了悟性以後，就是有可持續力量在裡面。不是念知識念得很死。有了悟性，以後的人生，不管是做人還是做學問，各種方面，你有悟性的話，你就有自己的生命力，不需要有人在你旁邊指點。

現在的教育，學問完全成爲外在的東西。

我們那個時候，好像生命的力量去帶動你學習，然後啓發你去愛這個東西。老師從沒有告訴我應該怎麼樣，老師從來沒說。我覺得是這樣的。

那時候不會出一個高材生低智慧的，不會有的，他是高材的話，他的東西一定很紮實，才華是從他的智慧裡出來的。

聯大哲學系後來有好多了不起的人。譬如，當時汪曾祺跟沈從文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F在人們都認爲汪曾祺彷彿是沈從文第二，這種格調的影響一直貫穿他的文學創作。這都是一種身教，絕對不是手把手教出來的。

我覺得開發一個學生的智慧，不光是具體的知識，而是一種境界的開發，一種啓發你的悟性，你就像有了自己的能量在那兒，不需要從外面找。

聯大不是所有人都是高材生。高材生當然是很好，其他無名的也有很大的發展，都是非常好的學生。他得了一種力量，他就會在以後很自覺地去發掘，這是聯大里非?？少F的一點。

她認爲，楊振寧爲什麼有那樣的哲學頭腦，那是跟聯大的教育分不開的，事實上科學家往往是發展到最高的時候就是哲學家。鄭敏還認爲哲學是一個人知識結構的大框架：

哲學在文史哲哪一門裡都是需要的。最近法國就想把哲學當做一個普及教育，從中學就開始有。事實上是你哪門鑽深了，都可以觸及哲學的問題，有了哲學的角度，你宏觀的和微觀的東西都會增加，你會把它穿起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