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校歌中唱道：“盡笳吹，弦誦在山城。”山城，就是昆明。
後世研究者指出：同樣是戰時遷移的聯合大學，西北聯大卻沒有能夠維持下去，這也與西北的地域、人文條件有關。西南聯大堅持八年，雲南政府的支持和昆明的各種地利條件，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元素。
1929年，雲南省主席龍雲在《雲南省政府委員會改組就職宣言》中提出要建立一個“新雲南”和“富滇強省”的口號。40年代的雲南，進入一個飛速發展，開放活躍的黃金時期。雲南社會呈現出進步、寬容的氛圍。人民熱情善良，經濟比較穩定。因此，正好能夠接納和支持這一大批北來的師生，讓他們順利地安頓生活與學業。
無論氣候民情、田園風物，昆明都給聯大師生們留下了美好的人生記憶，被他們稱爲“第二故鄉”，八年來相濡以沫。昆明迅速地提升了它的品位，學人們也經歷了返樸歸真的民間洗禮。在整個抗戰中，雲南熱土所承受接納的不只是西南聯大，而是中國最後的河山、力量與希望。在滇西大地上，最終爆發了中華民族與日寇最後的決戰。
借住校長樓
1938年8月，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大在昆明宣告成立。但居無定所，師生們在昆明借屋而宿，借屋而讀。
清華算學系在雲南是“有根”的。他們的系主任熊慶來被雲南省主席龍雲請回家鄉，任雲南大學校長。於是南下的這些算學系同仁們，便住進了熊慶來的校長樓。
陳省身回憶這段日子：
我到了昆明之後，那時候，熊慶來先生剛巧是雲南大學校長，他是我的老師，很熟的了。因爲我在昆明之前就認識熊慶來先生，不止認識，他做系主任時，我是他的助教。
房間裡有兩個辦公桌，他的辦公桌對一個窗，我的辦公桌對另外一個窗。我們同用那個辦公室用了一年。所以他當然對我很好了。
我們到了昆明，是一點關係都沒有，可憐得很吶，熊先生就約我們一些教授住在他樓下。他有一個校長的住宅，是一個二層的樓房，他住在樓上，辦公也在這個樓裡頭，樓下就變爲我們八個教授的宿舍。我們在樓下搭了八張牀，我就住在那兒，住了一陣子。
熊慶來在清華是算學系的掌門人，被當時“雲南王”龍雲恭請回滇，任雲南大學校長。雲南大學原名東陸大學，爲唐繼堯所創辦。從前這些稱霸地方的首領，其實都非常重視振興地方教育。
陳省身說的當年這幢校長小樓，我去過。我母親曾經住在旁邊的映秋院，是龍雲夫人捐贈蓋的女生宿舍。
艱苦問題是這樣的：最初並不艱苦，但慢慢下去，越來越苦，主要是通貨膨脹，經濟水平降低，所以就苦起來了。不過大家想辦法用不同的方式來適應就是了。當然，也是因爲在抗戰，我想這起了一個作用，就是大家繼續工作，來使得抗戰的精神可以繼續。
那時候不但是很多官僚
，就連汪精衛都要跟日本合作了。所以是這羣人——像西南聯大這種教授、學生，堅持抗戰的決心，對中國的抗戰勝利是有很大幫助的。那時候我們不灰心，覺得前途有希望。等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就有了一個強大的同盟國——美國。那時候我們在昆明就覺得這戰爭要勝利了。在此之前，實在是感覺很渺茫，中國要靠自己的力量跟日本對抗是很有困難的。但是1941年以後，大家信心特別高漲，戰局也一下子對同盟國有利了。
問起雲南人與聯大師生的關係，陳省身說：“很融洽。”初期，家眷們還沒有到達昆明，教員常常是合併而宿的。陳省身曾經跟吳宓同住一屋。他們是學科、個性和年齡都完全不同的人，卻相處得很融洽。
那時候地方小，擠得很。所以包括教授都是好幾個人一房間。我有一段時間就和吳宓兩個人同一個房間。房間比這個稍微大一點（指南開寧園的書房），有兩張牀、兩張書桌。跟他同住一寢室，我們很談得來。因爲我對於文字的東西也還有些興趣。
我問到吳宓當年寫日記的情形。“我想他在記。我們兩個書桌是對面的，在那兒看書，寫東西。他當時就在那兒寫日記。每天都寫，這我都知道。……吳先生，很認真地備課，戀愛也很認真啊。”大家又過上了彷彿是學生宿舍的簡單生活。
當時也不覺得怎麼艱苦了。你每個月拿到一次薪水，飯費就趕快交掉，至少這個月吃飯沒有問題了。飯費交了之後，剩下的就很少。正好，通貨膨脹以後，也不需要用錢，也可以過，照樣上課。有很多同事有共同的興趣，所以談天也很有意思。
言語間，我能感受到陳省身頗具紳士風度。他對往事及故人的追述，時常以沉思的神情、尊重的語氣來做終結。
吳宓教授當年的戀愛事，至今也惹得議論不已。在半個世紀之前，同爲室友的吳宓，曾經向他吐露戀愛的種種細節。當我問起，陳省身卻只是一言蔽之，說吳“戀愛也很認真”，微笑著，守口如瓶。真乃君子也！
“昆明對我很重要。我還要再去的。”當時我邀請陳先生訪問昆明。他說最近因爲時間緊，事情很多，並且，“我要去一個地方的話，都希望有點具體工作。我能做的工作就是發展那個地方的數學。所以這不是件短期的事情。”
我終未能再見到這位睿智的前輩大師。
在2001年清華校慶時，我一下子見到了很多人。
熊慶來先生的兒子，旅法畫家熊秉明先生也正好回國。這個消息是宗璞先生特意告訴我的。她說：“你知道嗎？熊秉明回來了，住在北京的他弟弟家中。”
我發現，在西南聯大，尤其北大、清華間的院校子弟們，關係密切，有著一種天然的紐帶。由於當年他們的居家鄰居關係，和父輩們的交往，令這些後代們將相互的關注維繫下來。這非常珍貴。兩代人的積澱，有著戰火轉移中的異地情誼，和他們作爲一個人羣所特有
的那些愛憎好惡。
宗璞先生給我聯繫電話，我見到了回國短暫逗留的熊秉明。他對我說起父親熊慶來離開北平的事：
他離開清華，當然很猶豫。因爲清華那個時候是國內最重要的學校之一，而且他工作了很久，已經十年，不但是數學系主任，也代理過理學院院長。所以所謂清華的風格，他也是有代表性的人。那麼他要離開清華的時候，他當然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賭博。當時大家都沒有想到抗戰後，有很多大學會集中到昆明去。他覺得雲南是一個非常偏僻的省份，那時候要去得預備出國的護照，而且要兩個國家的簽證。可是他去的時候，他曾經跟比如像顧頡剛、馮友蘭這樣的人都提過，說我要走了，我要到雲南去，這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工作，你們必須給我支持。他就希望這些老教授提幾個年輕有爲的、有希望的年輕人到邊疆去工作的。那個時候不太有人會願意去雲南。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他也是吃完晚飯的時候跟孩子們說一下。那時候我當然還很小，才十四五歲。他就說有吳晗，還有另外一些人。他走的時候，他的確受到這幾個大學的同事們很大的支持。
熊慶來是雲南彌勒人，那裡有豐富的溫泉，和滇南最具盛名的“竹園糖”，一派好田園。但說到知識發展、教育水平，整個雲南在當時中國是非常低勢的。而熊慶來能從京華最高學府返回家鄉，報效故土，並帶著全家人，也從高到低地回到雲南，這種精神與行爲，在那個時代，也像那些出國留學者勢必歸來一樣，是一種並不罕見的情況。
學成者還鄉辦教育，是中華民族的好傳統，“五四”以來也蔚然成風。而去國拋鄉，則是對一個人最重的指責。不管他名氣如何。中國知識分子這種“重鄉里”的內在道德，現在已經淡了。當今學界之風，只知道對資源的佔有和對個人地位的提升，一旦置身高處，絕無回頭之理。
他到雲南以後，他算是地主了。他當然有很充分的理由，要做一些幫助性的工作。當時最簡單的居住問題都是大問題：那麼多教授、那麼多學生，忽然間來到昆明……我們住一棟小房子，樓下是一個大的會議廳。聯大剛到的時候，那個會議廳的形式就改了，就擺了二十張牀。很多教授就住在那裡。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家在上面，下面就是北大、清華、南開教授的臨時住處。
追思先賢，知道怎樣做人，人的奮鬥應該擔當些什麼責任。那天在熊秉明先生的弟弟家裡，我們認了“老鄉”。他們那兒還存有一些舊照片：熊慶來偕夫人照、龍雲當年迎接美國副總統到昆明的照片，清晰，似原版。我又拍攝了熊秉明帶回來的一些作品、畫和雕塑。時間緊促，來不及與熊秉明先生敘鄉情。在北京採訪就是這樣，真正拍攝的時間實在不如在路上的來回奔波。人生也是這樣，接近目的只是瞬間。大量的時間都花在那些事先的籌劃和克服距離所付出的代價上了。
然而，當一種距離能夠克服，也已經算是成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