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海外中國研究逐漸興起。在關注近年來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和轉型的海外學者中，有一部分人開始重視對中國共產黨本身變革的研究。中國共產黨作爲領導中國經濟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執政黨，其本身的變革對於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全面轉型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海外學者從學術的角度和國際視野研究中國共產黨的變革，梳理和總結他們的觀點和研究對於我們全面客觀地認識自身具有重要的意義。
海外對於中國共產黨本身變革的研究尚沒有形成一個相對固定的研究主題或領域，要從浩如煙海的海外中國研究文獻中收集整理關於中國共產黨變革研究的資料並非易事，而筆者本文所需要的資料主要是2000年以來海外學者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這更增加了資料收集的難度。所幸的是，筆者也有一些有利的研究條件。首先，筆者工作單位中央編譯局提供了非常優越的研究條件，中央編譯局文獻部及圖書館及時跟蹤和購買最新的海外中國研究圖書，圖書館訂購了近十種中國研究的英文期刊，包括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Journal, Mod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文獻部下屬的研究處專門介紹海外最新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圖書和期刊，他們編輯的內部刊物《書刊信息》開闢了海外中國研究專欄。中央編譯局下屬的全國核心期刊《國外理論動態》、《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也經常刊登一些海外中國研究的論文。筆者得近水樓臺之利查閱了近年來的相關文章。其次，筆者所在的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中心與海外一些重要的中國問題研究機構建立了良好的學術交流關係，一些著名的海外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都訪問過中心，筆者曾接待過不少海外專家並與之直接交流，或間接地接觸到他們的研究。再次，筆者曾於2005年6月和2006年9月分別在德國杜伊斯堡東亞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作學術訪問，尤其是在香港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這裡收集了大量的中英文中國研究資料和文獻，筆者較全面系統地收集和查閱近年來有關中國共產黨變革的外文書籍和文章。
1．海外學者看中國共產黨創新
海外學者關於中國共產黨變革和創新的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中國共產黨變革與轉型的評價；領導交替與統治合法性轉型問題；“三個代表”對於執政黨的意義和影響；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及其角色變化；執政黨對於政治發展和國家建設的作用。
1.1 執政黨變革與創新的評價
海外學者普遍認爲，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中共作爲執政黨直接發動和領導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不僅從經濟政策上發生了改變，而且從意識形態到政黨組織都發生了變革。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不僅改變了經濟社會體制，而且反過來也改變了執政黨自身。市場經濟的不斷髮展和社會日益多元化，會不會導致中共權力的喪失？中共如何適應自己發動的改革所帶來的變化？這是海外學者普遍關注的問題。在經濟體制轉型和社會多元化發展過程中，執政黨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發生了某些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執政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控制有所減弱，但總體上來看，執政黨仍然把對國家、社會的控制權以及改革的主導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少學者發現，在中國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執政黨本身的創新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瑞典學者瑪利亞·埃丁認爲，“人們錯誤地認爲中國共產黨是陳舊過去的殘餘，會隨著市場改革的深化而自動喪失手中的權力，相反，中國共產黨正在使用市場力量來重塑自己，並且已經證明自己比人們所稱道的還更有創新精神。”“中國共產黨正在轉變起治理方式：從一些領域撤出，而又在另外一些領域重新確立自己的主導地位。這不是一個線性過程，控制和監管的性質已經從微觀層面轉移到宏觀層面。黨和國家正在使自己從一些職能中擺脫出來以便能有效地履行其他職責。”學者奧·H·劉認爲，“雖然中國共產黨維持了它作爲執政黨的權力，但它要繼續如此就必須進行自我創新。到目前爲止，中國共產黨看起來能夠通過吸收那些在市場改革中獲得權力的新的社會階層來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礎，從而成功地實現自我創新。這已經成爲使共產黨能夠維持其作爲執政黨權力的關鍵因素。”2006年出版的《改革中的中國共產黨》彙集了研究中國共產黨近年來變革情況的文章，內容從中共組織變革、中共與法律關係的變遷到中共發展黨內民主，說明中共本身變革和創新已經引起海外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執政黨通過自身的變革以適應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增強政黨體制的適應性，維持政黨體制的穩定性。德國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托馬斯·海貝勒教授認爲，“中國共產黨的一黨領導體制在經歷了‘轉型’、‘鞏固’兩個階段後，目前已經進入第三個階段，即‘適應’階段。這一階段又五個特徵：意識形態作用減弱；新興社會力量的出現要求黨在社會內部重新定義黨的角色；新政治精英出現；批評性知識分子階層再次出現，這個階層不是反對中國的政治體制，而是試圖改善這個體制的結構和治理能力；地區與跨地區的社會集團和組織日益要求參與和影響政治體制。”
1.2 領導交替與接班機制
中共十六大成功地以和平的方式實現黨的領導人新老交替引起了海外學者的普遍關注。不少學者對新一屆領導人具有濃厚的研究興趣，對領導人交替可能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分析。2003年，由大衛·芬科斯坦(David M. Finkelstein)與瑪雅恩·季黎涵（Maryanne kivlehan）編著的《21世紀中國領導層：崛起的第四代》一書出版，該書彙集了一羣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和專家對中國第四代領導層的研究成果。這些學者包括李成(Cheng Li)、莫里·斯科特·特納(Murray Scott Tanner)、約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布魯斯·迪克遜（Bruce Dickson）、卡羅爾·李·漢穆閏（Carl Lee Hamrin）、以及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多數學者對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持比較積極和樂觀的看法，他們認爲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與其前輩相比發生了很多變化。第四代領導層是中共歷屆領導層平均年齡最低的，多數成員是50多歲，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出生。這使他們的世界觀和對中國的未來所做的設想中更少“革命”色彩，而更易積極支持推行經濟改革；其次，第四代領導人也是學歷水平最高的一代，大多爲工科背景，從事過基層工作，對中國底層問題有相當瞭解。經濟上，這代領導人首要關注的問題是就業、住房、上學、就醫等民生問題和社會貧富差距問題。政治上，新一代領導階層必然會加大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設的力度，他們認爲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擴大、非政府組織迅速崛起、人民民主意識日益覺醒、各地方積極實踐民主選舉、律師行業規模性擴張、媒體商業化等因素也促使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繼續推進政治民主建設。在外交方面，新一代領導人積極展開多邊外交，努力樹立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良好形象，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
海外學者不僅研究領導人變化的個人因素，還分析權力交替方式對於制度形成和變革的可能影響。從十六大領導人新老交替來觀察中共權力繼承機制是海外學者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臺灣學者吳仁杰認爲，中共權力繼承機制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構建，在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基礎上，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並逐步發展出一套以最高領導人交替爲主的“集體接班”和“梯隊接班”機制以及相關規範，顯示中共認爲此方式處理權力繼承成本、風險較低，以較符合各方利益。制度因素和權力鬥爭往往交互作用，制度可能成爲權力鬥爭有力工具，而又會因權力鬥爭之需進行“制度創新”。隨著時代和政治環境的變化，權力繼承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是中共發展的一種趨勢。
1.3 “三個代表”與黨的性質
“三個代表”思想是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重要理論創新成果，並作爲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對“三個代表”的解析和研究是近幾年海外學者研究的熱點和焦點，他們主要圍繞以下問題進行研討：“三個代表”與允許私營企業家入黨的關係；三個代表是否改變了黨的性質？私營企業家入黨對黨和政治有什麼影響？“三個代表”對於黨的執政地位有什麼影響？“三個代表”所指向的黨政發展目標模式是什麼？
海外學者普遍認爲，儘管“三個代表”沒有明確回答是否允許私營企業家入黨，但這是其中之意。“三個代表”的提出是執政黨爲了適應經濟社會結構和階級構成的變化，在新的形勢下擴大黨的執政基礎，以維持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奧·H·劉認爲，“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後，中國的私人經濟已經日益佔據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以及意識到，在這樣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下，如果黨不自我革新，就無法維持其執政權力。黨熱衷於吸收那些正在增長中的技術專業人員、經理人和私營企業家中的精英分子。”托馬斯·海貝勒教授認爲，“新的社會
團體和利益的形成要求相應的組織和協會，因爲國家只能作爲利益平衡的組織，黨代表不同社會力量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三個代表’說明黨爲代表全民族利益的黨，但具體的利益代表由職業的、專業的合社會的協會和團體承擔。”“政治上，中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階級的政黨發展成爲一個人民的政黨。”十六大黨章將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修改爲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允許私營企業家入黨會對中國政治變革進程以及中共本身產生多大的影響？這是許多海外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很感興趣的話題。美國布魯斯·迪克遜（Bruce J. Dickson）教授於2003年出版了《中國的紅色資本家：黨、私營企業家和政治變革前景》一書，他提出，由於中共已經認識到在中國經濟和社會已發生鉅變的背景下私營企業家對其形成的潛在威脅，於是制定策略將其納入黨內，使其融入現行體制，在中國的獨特情況下，私營企業家融入中共只會加強現行政權的力量，而不是促進其民主化和自由化。私營企業家爲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目前他們還不會去嘗試利用自己的力量影響當局的，他們會選擇更加深入地融入到現行體制中去。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們喜歡一個良好的秩序甚於喜歡民主。另一方面，私營企業家入黨有利於黨加強對他們的控制，瑪利亞·埃丁認爲，“成功的地方企業家被吸納入黨組織，他們的政治職務帶來了經濟和政治上的優勢，但是對他們的任命也便利了黨對它們的控制。”
對“三個代表”更深入研究的問題是“三個代表”到底意味著中共朝著什麼樣的黨政目標模式發展？它的現實意義是什麼？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y, Womack）教授對於“三個代表”進行了深入地研究，他在《黨政民主與“三個代表”：一種理論視角》一文中，從政治體制的角度來肯定“三個代表”的合理性和進步意義。他認爲，“三個代表”的目的是通過提供一個包容的、有效的和反應迅速的政治領導層，從而把共產黨塑造成能夠無限地維持當前黨政體制的執政黨。“三個代表”不是一個完整的政治體制改革綱領，但是它解決了中國共產黨今天面臨的一些根本問題。“三個代表”的第一個“代表”即中國共產黨應該代表先進的生產力，解決了包容性（inclusiveness）這個重要的問題。第二個“代表”即中國共產黨應該代表先進的文化，可能是對文化多樣性的承諾，儘管它也被解釋爲是指黨應該灌輸社會主義道德觀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第三個代表——黨應該代表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重申了中國共產黨最根本的責任，但是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中，它被用來強調反腐敗措施和黨對羣衆利益的開放性。他還從一個十分新穎的理論角度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這個概念就是黨政民主，他認爲，“事實上，三個代表試圖通過黨自身的統治與人民利益的相結合來保存現有的政治體制，其目標是實現黨政民主（party-state democracy）。”無論政黨民主能否作爲一種有可能與西方立法民主相併列的民主形成，作爲中國政治發展來說，黨政民主都具有進步意義。“即使黨政民主只是立法民主的過渡，但它也可以被看作一種走向民主的可行的主要路徑。此外，即使我們認爲法治而不是立法民主對中國來說更重要，黨政民主化也可以成爲法治的先決條件，無論如何，黨政民主化具有獨立的價值。”筆者以爲Brantly Womack對於三個代表的解讀和論述是最精闢最深刻的一種理論分析。
1.4 執政黨轉型與合法性
中國共產黨提出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以及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都意味著共產黨主動積極地促進自身的轉型以適應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的需要。海外學者主要從統治合法性的角度來研討中共轉型的影響和意義。海外學者普遍認爲，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起源於革命，改革開放以來建立在維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基礎上，從西方合法性理論來看，中共缺乏民主政治條件下合法性基礎，因此，中共面臨合法性轉型的挑戰。《中國政治學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在2003年刊登一組專門討論中共轉型與合法性問題的文章。Baogang Guo和Chenshan Tian都認爲不能將西方合法性理論簡單地套用中國，Baogang Guo認爲中國人對於合法性概念的理解深深植根於自己的歷史和政治傳統，他從理論上分析了起源的合法性和實用的合法性兩者的內容和差別，認爲中共對於政治環境的變化具有很強的適應性，並通過培養傳統政治合法性因素來維持統治合法性。Chenshan Tian認爲Max Weber的權威合法性理論和代際轉型理論是在西方具體的政治環境下產生的，不能完全適用於中國。Shiping Zheng認爲中共新的領導人面臨合法性的最大挑戰是促使中共轉型爲制度化的執政黨（institutionalized ruling party）。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海外學者認爲這是中共希望增強執政能力以提高人民的福利，來贏得人民的支持。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林培瑞教授認爲，對於缺乏競爭性選舉制度的國家來說，政權的合法性只能從民衆的支持程度來衡量。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表現是執政者贏得公衆支持的關鍵，或者說唯一的合法性依據。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東亞政策研究所所長季北慈(Bates Gill)教授認爲，“中共政權合法性的真正依據，跟共產主義沒什麼關係，而是迄今爲止，它比較成功地推進了中國的社會經濟轉型。他們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其次，中國確實也別無選擇，沒有可以替代現任掌權者的人。但是，這跟他們是共產黨沒有任何關係，純粹是因爲中國就是一黨執政，而這個執政黨相對來說比較成功而已。”季北慈教授特別指出，中國現任領導人具備了務實的態度：“中國領導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個體制的問題和脆弱程度。他們並沒有忽略、迴避問題，只不過它面臨一個兩難命題。要解決這些制度上的問題，在政治上必須更靈活，更開放，對公衆更負責，這就要求有更大的自由，甚至逐漸引進民主。但是，如果這麼做，他們的權力可能就會失去。所以這個兩難選擇非常棘手。”
有些海外學者認爲，中共除了保持經濟持續發展以贏得人民的支持外，還推動基層民主的發展，以鞏固黨的統治在基層的合法性。香港中文大學李連江教授通過調查後發現，農民對於基層的信任要比對中央的信任低，層級越往下，獲得農民的信任就越低。德國托馬斯海貝勒教授認爲，中國人對於中央黨政的合法性認可程度要高於對基層和地方黨政合法性的認可程度。這也是爲什麼民主最先在基層發起，因爲基層面臨合法性衝突最爲激烈，中共通過推動基層民主來緩和基層的矛盾，重建在農村的合法性。
然而從理論上系統地迴應中共統治合法性需要上升到意識形態，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y Womack）教授認爲，中共“三個代表”思想試圖爲黨的執政地位提供一種正在形成的合法化和政策指導，既不依靠1949年革命乃至鄧小平“第二次革命”的歷史合理性證明，也不依靠完成對社會的共產主義改造的未來前景。在國家管理的法治框架下，黨全面和有效地促進人民的利益，並且保證個人和組織的適當自治。
1.5 從統治走向治理
海外學者普遍認爲，中共在統治方式上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僅調整執政黨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促進國家現代化和制度建設，催生公民社會的萌芽和成長。托馬斯·海貝勒認爲，黨中央通過提高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和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日益從統治向治理轉型，很明顯，民主本非目的，而是讓一黨制更爲有效、更爲負責，併爲其提供一個更爲合法的基礎。法國學者託尼·安德烈阿尼認爲，中共爲了擺脫極權主義的形式，已經進行了一些改革：黨政分開、法制國家、司法獨立、獨立候選人制度、幹部任用制度改革等。也有學者關注中共推進包括公務員制度在內的國家制度建設，黨進行公務員制度改革的特定目標首先是提高幹部隊伍的素質，以使其能夠接受經濟發展中的挑戰，其次是要增強幹部選拔機制的合法性。
中共治理變遷的重要表現是中國公民社會的萌芽和成長。2004年出版的《中國的治理》（Governance in China）論文集，對中國公民社會組織發展的各方面進行了論述。該書編者裘德·豪厄爾教授認爲，在20世紀80年代初，早期的中國共產黨改革派新領導人爲了實現“現代化”，開始爲較公開的討論、學術辯論和自治社團提供寬鬆的空間。這一政策促使很多新形式的社團的出現，尤其在學術、科技領域。90年代中期以來，爲自治組織開闢的空間也同樣被用來表達那些在改革過程中失去更多的需要和呼聲，包括新的城市貧民、外來打工者和各種邊緣羣體。可以預見今後的中國社會越來越複雜化，特別是社會經濟的尖銳分化，並會發現公民社會的共同行動。
2．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挑戰
海外學者普遍認爲，儘管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領導了經濟改革，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進步，但是中國共產黨仍然面臨諸多方面的挑戰，如何應對這些
挑戰決定了中國發展的方向和前景，也決定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未來。
中國共產黨首先要面臨和處理的是伴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社會問題。美國約瑟夫·傅士卓教授認爲，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過程中同時產生的諸如收入不平等、失業、腐敗、農村混亂、勞資矛盾等社會問題比以前更惡化，由此引起的社會秩序成爲一種長期的政治問題，也正是因爲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多，中共新的領導集體才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美國託尼·賽奇教授認爲，中共在21世紀面臨四個方面的挑戰，首先是經濟增長導致的環境惡化，這會增加經濟增長的成本，並降低人民的生活質量；其次，體制性的腐敗以及責任制的缺乏；再次，新的信息技術帶來的挑戰；最後是滯後的政治改革可能帶來的危險。
能否推進和實現法治是中共長期面臨的挑戰，曾任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的法國學者讓·皮埃爾·卡貝斯認爲，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法律制度及其司法體制得到改革，並基本上實現了現代化，他同時指出，風險、挫折和困境將繼續阻撓中國建立真正獨立的司法體制和法治。中國建立獨立司法體制和“社會主義法治”的障礙可以分爲兩種。一些來自官僚或者個人（大多數是地方上的）對新法規和中央建立的司法制度的抵制，因爲這些法律和制度直接削弱了這些相關的利益羣體。其他的一些障礙來自於中國政治體制所施加的規則、程序和限制。後一類障礙似乎更難以克服。在這些障礙中，有三個非常突出障礙，因爲無法爲它們找到容易和快速的解決辦法：財政和人力資源的缺乏、腐敗和地方保護主義。他進一步分析到，儘管法官和檢察官相對專業化，但法院仍然高度依賴他們管轄區的黨和政府。當地方利益受到危害時，黨委書記、市長和分管政法委的副書記會影響法院的判決。這種趨勢在經濟領域中尤爲明顯。地方政府也試圖影響高等法院的更審判決。法院對地方政府揮之不去的財政依賴以及黨的幹部制度也使這些干預變得輕而易舉。儘管黨與法的關係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他並不認爲司法制度的改革一定會危害黨的領導，“中國司法制度可能需要的是組織模式的徹底革新和法院體系的垂直一體化，這種改革並不必然危機一黨制。”
德國學者楊·威爾戈斯從分析一黨制面臨的挑戰入手，在分析和評論東歐一黨製得失的基礎上，對中共及一黨制進行了評估。他認爲，社會多元化與經濟現代化是一黨制面臨的主要挑戰。在東歐，所有的共產黨都沒能及時把社會多元化納入黨的機構和決策過程，最後，不僅僅是大多數民衆，而且連管理階級和政府精英都對黨領導現代化和經濟建設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如果一黨制中的執政黨只是在經濟衰退和政治危機已經出現時才進行制度內的政治改革來應對社會多元化帶來的挑戰，那麼這些改革失敗的可能性很大。這是因爲在這種危機中，用來保持羣衆擁護和重建社會共識的資源以極其匱乏。長遠來說，由於一黨制依賴於對現代化各主要部門的共同目標達成的共識，它從理論上來說需要把競爭的要素溶入到黨內決策的框架之中。如果社會集團對某些國家機構或地方當局的政策感到不滿，這些不滿積聚到臨界水平，就很容易被轉向針對黨中央的領導，因爲黨中央被認爲要對一切負責。在其他政治秩序中，如果大的社會集團對政府的政策不滿，它們可以取代執政黨，而不會對政治體制構成威脅。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一黨制更是脆弱，因爲它們的穩定性高度依賴於這一個政黨自身的表現。當這一政黨的人數開始下降時，它們就可能立刻變得不穩定了。迴避這種風險的唯一辦法是把政治責任分散給不同的管理機構，並通過制度化的規則來控制它們的活動和決策的合法性。如果這些問題能夠得到解決，那麼從長遠來看，在一個非西方社會的背景下，一黨制是能夠處理現代多元化社會的問題的。他對中共應對社會多元化和經濟現代化的挑戰表示了謹慎的樂觀。他認爲，與1980年代東歐共產黨面臨的形勢相比，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所處的位置要有利得多。到目前爲止，中國共產黨在一黨制的框架下已經有能力組織和領導國家向一個現代的開放性的市場經濟轉軌了。國家經濟增長勢頭強勁，這種形式對於形成社會共識更爲有利，有利於保持現代化並採取有效措施吸納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要素。但是要考慮可能會出現的兩個挑戰，第一，社會集團從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中受益，現代化的深入發展要求他們積極參與和支持，民主制本身會被內化爲一種價值；第二，如果爲了減少社會不平等而對現代化成果進行再分配的有效措施得不到及時施行的話，承擔現代化成本的社會集團對制度的擁護將會減弱。
3．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發展道路
政治現代化是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內容，然而關於政治現代化的涵義和界定仍缺乏共識，一般來說，政治現代化必須包含民主的價值，並以“民主化”爲政治現代化的主要指標。海外關注中國政治的學者無一不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感興趣，許多學者都是圍繞中國政治民主化爲主題研究中國政治的變革。海外學者對於中國共產黨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恐怕是最爲複雜，最難以達成共識的領域。長期以來，海外學者把共產黨執政與政治民主化對立起來，之所以這樣，既有純粹套用西方民主理論的原因，也有意識形態和情緒化的原因。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從實證的角度研究中國政治發展，不少學者認爲繞開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框架實現中國政治民主化是不切實際的，而利用現有體制的政治資源，發揮中共在民主建設中的作用已成現實選項。
近年來鄉村基層民主蓬勃發展，衆多的海外學者都把精力放在中國農村的基層民主研究上，不少學者還進行了田野調查。海外學者普遍認爲，中共在推進鄉村民主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沒有來自中央政府的動力，基層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但他們同時擔心，由於中共把基層民主作爲強化自身統治合法性的工具，而不是本身追求的價值目標，甚至有些官員出於擔心民主化會威脅到黨的領導而不願提高地方選舉的層級。
對於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前景，有的學者認爲中國的民主會有非常的艱難的道路可走，需要很長時間；也有人認爲，現在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已經奠立了一個民主發展的基礎，中國已經走上了向民主發展的轉型道路。2004年出版的《中國民主的未來》的作者布魯斯·吉利（Bruce Gilley）對中國民主化表達了比較樂觀的期望。他認爲中國所進行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各個領域都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將會引起中國向民主的轉型。在他看來這些變化的發展過程會像波蘭、臺灣、南韓、希臘和西班牙等國家一樣，由經濟發展的變化而引發社會對於民主的強烈要求。市場經濟的力量、中產階級的形成、新的觀念、新的社會組織都是要求和推動民主的因素，此外，來自海外的壓力也會對促進民主起到一定的影響。
究竟哪些因素阻礙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Lum, Thomas G．教授認爲，許多學者普遍認爲的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和中產階級缺失、弱公民文化、貧乏的法律傳統是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阻礙因素，其實不然，這些因素都是中國可以克服的，或者說並不是解釋問題的關鍵因素。他認爲真正阻礙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因素是：國家對社會的強控制；共產主義制度，特別是非正式的政治行爲模式以及中央集權制原則；知識分子缺乏自主性；工農政治組織的脆弱。
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動力在哪？中國政治民主化由誰來推動？這是海外學者關注的焦點問題。由於執政黨和國家對社會的強控制，政治利益團體缺乏獨立性，公民處於原子化狀態，民主化的力量不太可能來自執政黨和國家的外部。悉尼科技大學的馮崇義教授把希望寄託在中共黨內的民主派。缺乏組織化的大衆即使有民主化的要求，也難以形成民主化的推動力量。多數人認爲中國政治民主化離不開政治精英的作用。布魯斯·吉利認爲，政治精英的決策對於將潛在的民主轉爲現實來說至關重要。鄭永年認爲，中國政治民主化“可能是精英送給社會的一種‘禮物’，而不是各種社會勢力根據自己的願望而創造出來的一種制度。”
海外學者看中國共產黨變革，爲我們展現另一個審視的角度和視野。中國的政治發展既不可能逃避人類政治發展規律的約束，但也具有不同於西方的獨特政治發展道路，必然受到傳統的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深刻影響。簡單地套用西方政治理論對中國政治發展進行分析和預測所得出的結論都會顯得膚淺和謬誤，然而普世的理論基礎與具體實踐的考察相結合所獲得的研究成果往往能看透政治發展的本質。海外學者所提出的思路和概念不乏新穎之處，有時候身處局外的人更能看清事情的真相。到目前爲止，中國共產黨本身的變革和創新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轉型，然而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的變化要求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改革和創新，與時俱進。政治現代化和合法性轉型是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面對的歷史性挑戰，任何不迴避現實的人都應該考慮如何積極應對這些挑戰。近年來的中共黨內民主發展已經逐步走出一條內生性民主發展道路，正如布蘭特利·沃馬克教授所提出的黨政民主是可以走向的目標，只要中共積極推進以黨內民主爲核心的黨政民主，中國成功地實現政治民主化就是可以期待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