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淵已經五十七歲，依舊寶刀未老，每天都要舞半個小時的大刀。
不過嘛，鬢角已生白髮。
“孟靜的幾部書稿，我已大致看過，寫得頗有深意。”王淵讚許道。
趙貞吉拱手說：“能入先生法眼，幸甚至哉。”
趙貞吉的學術思想，傳自陽明心學之泰州學派，同時又兼修物理諸門。
歷史上，此人屬於“實學”先驅，厭惡空談，主張實幹，嫉惡如仇，任俠正氣，是個眼裡揉不得沙子的老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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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其實把趙貞吉黑得很慘，居然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另一個時空，張居正也信奉“實學”，正好跟趙貞吉同爲閣臣，兩人的關係非常不好。
趙貞吉是當時資格最老的，但因爲嘉靖朝曾被罷官，他反而排在內閣最末位。排他前面的三位閣臣，包括張居正在內，都被他當成孫子訓斥。
因爲趙貞吉喜歡實幹，雖然一把年紀入閣，卻不是回京來養老的。
首輔、次輔全被趙貞吉罵得沒脾氣，兵部尚書因爲徇私舞弊，直接被他罵成了政敵。
張居正也只能忍耐，一些話願聽，一些話不聽，最後實在忍無可忍，乾脆把高拱弄回來，硬生生將趙貞吉逼得辭官。
趙貞吉晚年很有意思，看不慣的事情就仗義執言，遭到政敵反擊就鬧著辭官，似乎懶得跟一幫小輩鬥法——也可能是經歷了太多政鬥，也知道黨爭的危害性，他想盡量維持時局穩定。
跟張居正的鬥法也是如此，張居正把高拱弄來執掌吏部，趙貞吉就討了執掌都察院的差事。結果，趙貞吉愛惜羽毛，被高拱給噁心壞了，辭官時對皇帝說：“高拱專橫徇私，把吏部搞得烏煙瘴氣。我致仕之後，請陛下讓高拱入閣，不要再讓他專權吏部、栽培黨羽。”
其實非常可惜，張居正與趙貞吉理念相近，只不過具體施政存在差異。如果張居正能主動示好，趙貞吉很可能爲張居正保駕護航。
當然，若能主動示好，那就不是張居正了，也不可能衝破阻力搞改革。
王淵問道：“孟靜出海三載，還要回去嗎？”
趙貞吉說道：“最遲年底就坐船歸鄉，家中老父年事已高。”
趙貞吉不知道，他出海的當年，父親就已經病死……如今都滿三年了。
王淵點頭說：“孟靜大才，今後若願來天竺爲官，閣部重臣必虛位以待。”
趙貞吉問道：“先生，吾觀天竺之政，似在行墨家之法。”
王淵哈哈大笑：“諸子百家早已融合，如今哪還有什麼墨家？但是，確實帶有墨家遺風，你可知爲何如此？”
“爲何？”趙貞吉問道。
王淵說道：“諸子百家，誕生於春秋戰國。當時禮樂崩壞，天子與諸侯招攬的人才，很多都處於失業狀態，又見到百姓朝不保夕，於是就從自身角度出發，試圖改良當時的社會。諸子百家，便是這麼來的。”
趙貞吉笑道：“先生總是這般立意新奇。”
王淵又說：“諸子百家，每家都代表著不同階層的利益。墨家代表的是誰？工匠和小地主，且以工匠爲主。”
墨家弟子，最開始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幫工程師和技術工人！
這些人的利益訴求是什麼？
社會穩定，反對戰爭，主張個人價值，保護私有財產。
《墨子》開篇不談別的，而是闡述治政理念。
首先是尚賢，就是選用有才能的人做官，道德反而還在其次，只要國君能合理安排即可。這就跟儒家不一樣，儒家更注重品德，若品行敗壞，越有能力危害越大。
墨家尚賢還附帶著要求，就是我的能力值多少價，國君得給出應有報酬。不能像大明對待官員那樣，又讓馬兒跑得快，又不讓馬兒吃飽。人才獲得重用，人才獲得報酬，方能培養尚賢氣氛，方能聚集真正有才幹的人爲國效力。
墨家也講仁政，墨家的仁人君子，類似孟子筆下的“大丈夫”，即：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善待生者，哀憫死者。
墨家也講法制，並認可法家的性本惡。
但是，法家徹底對人性失望，力圖用法律來約束人性。墨家覺得人性還有救，而且試圖利用人性的趨利避害，達到“兼相愛，交相利”的雙贏局面。
想要雙贏，就必須創造合理的環境，因此要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否則飯都吃不飽還怎麼兼愛雙贏？
因此，墨家提倡節用，即不搞鋪張浪費，把國家財政都用於民生和國防，讓人民安居樂業，並時刻準備著趕走侵略者。
法律方面，墨家法天，而道家法自然。
墨家認爲，天志爲仁，國君應該實行仁政和仁法，讓社會進入良性有序的狀態。國君實行仁政仁法，就是遵循了天志，上天就會承認國君的法統。國君若是殘害百姓，就是違反了天志，上天會就取消國君的法統，這個國家也會因此滅亡。
墨家尚同，即從上到下思想統一，這樣才能政令通暢，才能集中全國之力辦大事。
秦國的壯大，最初就源於墨家變法，兩次打敗當時的第一強國魏國。
即便後來商鞅帶來法家，墨家漸漸淡出，但秦國的行政系統，依舊帶著濃厚的墨家特色。而且有了法家的加持，秦國的墨家行政系統更爲高效，幾乎達到墨家設想當中的完美狀態。
墨家的行政系統是咋樣的？
從鄉村到中央，全都選用有才能的人當主官。國君的治國理念，一級傳向一級，務必讓工匠和農民都清楚。國君的政策法令，一級傳向一級，務必讓基層能最快最好的執行。集中全國之力辦大事，任何阻礙之人都得滾蛋！
在墨家的行政系統當中，儒家的宗法傳統是被摒棄的，一切按才能和貢獻選拔官員，裙帶關係要儘量予以清除。
墨家內部，也照這套系統運行，鉅子的命令可以傳達給每一個信徒。
說白了，就是按工程師的理念治國，古代大工程就得這樣才能完成。墨子把搞大工程的那一套，搬到了治國領域，並且後來被儒家吸收了一些。
正巧，王淵在天竺建國，也著重保護工商業者和地主利益，每一個漢人移民都是小地主，其他的要麼是商人、要麼是工匠。
從利益主體而言，剛好契合墨家成分，因爲墨家代表的也是一羣工匠和小地主。
那麼王淵的治國理念，自然跟墨家高度重合，也讓趙貞吉誤以爲天竺國是墨家秉政。
除了堅定支持科學發展，王淵不會偏向哪派，因爲儒家精髓也是很好的。
一旦國家富強起來，一旦中央有能力管控地方，儒家核心理念是非常完美的治國方略，但必須去掉一些綱常糟粕。
從西方人對明朝的記述，就可以知道，漢人的許多美德，並不是後來憑空出現的。
比如謙虛、勤勞、溫和、好客等等，有個歐洲人的文章，其中一段大意如下：“這裡擁有最好的貨物，明人喜歡他們自己的東西，但也不吝讚美別國的事物。當看到外國的商品，即便看不上眼，也會因新奇而讚歎一番。這是獨特的美德，在別的任何國家都不會有……他們也非常熱情，因爲我是外來者，總有人邀我參加宴會……他們還很謙虛，並擁有這種美德而不自知……”
這就是教化之功，不要覺得教化太虛無縹緲。
當你觀察世界各國之後，就會驚訝發現，你習以爲常的許多觀念和品德，竟然是中國所獨有的。
至少移民們來了天竺，就從文化上自豪起來。
就算是底層農民，都打心眼裡覺得，印度本地人是一羣不懂禮數的蠻夷——包括那些印度貴族，也是標準的蠻夷，彷彿一直沒有開化過！
儒家教化千年是白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