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計劃至少會遭到嚴厲的指責，有人會說，它過於信賴威懾力量的效力，而對威懾也許會失效、我國可能遭到破壞性的原子攻擊一事，卻沒有做充分的準備。

的確，上述計劃並沒考慮到受原子攻擊後所引起的一切必需採取的措施。要採取所有這些必需的措施，超出了我國的能力範圍，假使我們同意這樣一種假定，即我們國家很可能遭到原子彈的嚴重損害、因而事先必須作好準備，那麼，由此而產生的對於軍事防禦和民防的需要，將是無止境的。

但是，無論怎麼說，我們都應該建立比較龐大的現成的武裝部隊，以準備彌補在空襲中可能損失的部分。必須儲備大量的軍需品，以應付可以預料到的損失。爲了增強空中警報系統、加強重要地區的防空和改進民防措施而大量增加開支，是合理的。

每個城市、鄉鎮和村莊應當根據它們都將遭到攻擊的假設作好準備，的確，既然我們有這種擔心，我們就應該分散主要的人口中心並重新組織我們的整個經濟。

在大戰中爭取生存的要求不僅可以作爲改組國內生活的理由，而且可以作爲修改我國外交政策和調整對盟國的軍事義務的理由。

如果我們假定，原子大戰是唯一值得準備的戰爭，而且這種戰爭將由對我國進行致命的原子攻擊開始，那麼，我們就一定會認爲，我們將無法在戰爭中支持我們的海外駐軍或給盟國以援助。

因此，我們應該儘速撤回我們的部隊，並且根據我們對盟國的援助已經減少的情況，調整它們的軍事義務，然而，這種做法會疏遠這些盟國，使它們更不願意允許我們使用它們的領土作爲前方基地，而且還會助長它們走向中立的趨勢。

這樣，我們就基本上放棄了建築在聯盟基礎上的前沿戰略，並且把自己孤立起來，以求安全。對此，外交部說--應當特別注意這一段的提法，我們的意見是，這種推測不應進行公開的討論，建議將這一段全部刪掉，這就意味著下面一段應該大加修改，以消除這種含意，即：目前在國家的政策中，很明顯地表現出一種‘對威懾力量缺乏信心的情緒。

由於對威懾力量缺乏信心和對原子大戰中生存的必要條件的考慮，而產生了一些決定，面對著這些決定，希望我們國家的策劃者願意支持上面所概述的靈活的威懾計劃。

如果採納這一計劃，他們就會堅持首先對顯然有助於加強威懾力量的部隊提供足夠的保障，然後才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東西，供威懾失效時使用。

這樣，我們雖然會生活在某種危險中，但似乎要比淒涼地生活在洞穴中和沙漠上來得好。如果我們假定，唯一值得準備的戰爭是對我國的突然核攻擊，並始終按此假定行事，那就會導致後一種結果。

相反，本文推薦的軍事威懾計劃則能靈活地應付各種軍事行動，它不是根據一種武器系統，也不是根據對未來戰爭的固定觀念制定的。

它沒有忽視原子大戰的巨大危險，事實上，它的首要目的就是爲了避免那種原子大戰的災禍，同時，它也適當地注意了大戰以外的戰爭的需要。

它計劃保持一個儘可能使戰爭遠離我國領土的前進姿態，它應該撫慰我們的盟國，而不是排斥它們。

最重要的是，在未來歲月的嚴重時刻，當我國的領袖必須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決定採取適當的軍事反擊行動時，他們就有廣泛的選擇餘地。

當然，對此，外交部是這樣認爲的--這篇文章的最後一個論點——靈活的必要性——當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貫徹全文的強烈主張——威懾政策已有嚴重的問題——的措辭應該溫和一些，論據應該更加深刻一些。

1968年，姚水光就任華夏聯邦總統，決定採用靈活反應戰略代替大規模報復戰略，同時重新起用這一戰略的倡導者、已經退休的齊文強上將作爲自己的私人顧問，在這種背景下，齊文強上將的文章被在各軍種司令部廣泛散發以供內部研究使用。

二十多年過去了，但靈活反應戰略的基本原則並未過時，前幾年，有幾位華夏聯邦高級將領在被問到華夏聯邦現行的軍事戰略時，曾經明確答覆：政府雖然提出過一些不同的戰略，但靈活反應戰略的根本原則——以不同方式對付不同的威脅——仍然具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