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社會強調等級差異，講究的是等級越分明，社會越和諧。儒家禮治規(guī)範下的等級和諧社會雖然在歷史上規(guī)範了中國社會上千年，但儒家講求的等級差異下社會階層各安其份的制度設計過於理想化，只能在一定時期、一定階段得到實現。儒家把居於上層階級的成功人士歸爲“君子”，而把居於社會下層的失敗人士歸爲“小人”，並要求他們各自謹守自己的本分，從而達致社會的和諧。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人類之所以分爲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一方面出於各自的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不同，一方面也需要外部環(huán)境對個體的支持才能達成，然而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從來都不是客觀公正的。一方面，處於上層階級的成功人士往往把自身的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天賦異稟，或者是自己的勤奮努力，而在他們眼裡處於下層階級的失敗者之所以失敗是由於自身的能力低下，或者說由於他們的懶惰懈怠而造成的。另一方面，處於下層階級的失敗者往往將他們的失敗歸因於外部環(huán)境對他們造成的傷害和不公，而在這些失敗者眼中的成功人士也沒什麼了不起，無非是一些走了“狗屎運”的角色。正是由於處於社會兩極中的階層對自身的認識都處於這種極端的解釋中，因此在現實層面上想讓二者各安其份又談何容易，往往導致的結果，就是處於上層社會的成功人士越發(fā)相信自身的能力和越發(fā)感嘆自身對社會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從而加大自己對社會的索取以及對下層階級的進一步壓榨，而處於下層階級的人士在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時候，必然會奮起反抗，試圖打爛這不公的世界。這也就是爲什麼儒家所暢想的和諧社會無法解釋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和歷史上的王朝更替現象。只能將王朝更替現象用神秘主義的五行更替來加以解釋。例如，將夏朝規(guī)定爲木德，商朝爲金德，周朝爲火德，取代周朝的秦朝就爲水德，取代秦朝的漢朝就爲土德，如此五行相生相剋，循環(huán)往復。
事實上，在強調等級差異的儒家社會，很難制止貧富差距的擴大，像公儀休那樣“拔葵出妻”的成功人士只能是處於上層社會中的個別現象而不具有普遍意義，而更可能發(fā)生的是處於上層社會的成功人士愈發(fā)貪婪，而處於下層社會的人士愈發(fā)貧困，這種差距拉大到社會不能容忍的程度就必然發(fā)生農民起義。覺醒的農民就會在反對上層階級的鬥爭中同時反對儒家社會的等級制。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一些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中，都有反對儒家等級制及其特權的記載。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時提出的“茍富貴，無相忘”、“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正是對秦王朝的等級制的挑戰(zhàn)；西漢末年樊崇起義時提出“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chuàng)”，也是對“刑不上大夫”的上層階級特權的抗議；到了宋代，農民起義中反對儒家等級制的鬥爭口號提得更爲明確和響亮，方臘提出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和鐘相提出的“等貴賤”等口號，不但矛頭是針對儒家等級制的，而且在起義軍內部，也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這種取消等級的主張。如鐘相就根據“天於人無厚薄”的道理，自稱爲“老爺”，起義軍將士稱爲“爺兒”，用這種樸素的平等觀念來反對宋代統治階級把人分爲品官、凡人和賤類的等級制。到了太平天國革命時期，洪秀全更提出了“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的平等主張，從理論和實踐上都批判了儒家等級制。但是，無論是農民起義還是王朝更替都無法根本解決等級差異這一客觀事實，他們往往用自己建立起來的一套新的等級制來反對和代替舊的等級制。如反對等級制最徹底的太平天國革命，其領導人在宣揚平均平等的同時，無時不在強化以他們自己爲核心的利益集團的神權地位，並通過世襲貴族特權的制度化刺激廣大起義農民，在追求其自身現實利益，滿足其權力慾實現的同時，鞏固他們在“小天堂”統治特權的合法性。洪秀全等一方面鼓勵將士：“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勳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wèi)，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迸c此同時，太平天國運動頒佈嚴酷森嚴的太平禮制，強化等級制度。其實這是洪秀全們能夠提供給農民的，可以改變他們命運的最直接也最有誘惑力的精神武器。實際上比起《天朝田畝制度》的平均主義土地政策，政治特權的誘惑更能激發(fā)太平天國軍民的鬥志。所以歷史上無論是農民起義還是王朝更替雖然可以推翻一個腐朽的王朝，但指導新的王朝
思想的仍然是儒家的等級差異，各安其份的思想，因此一個新的王朝雖然在剛建國的早期年代能夠體現一定的平等思想，並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階級矛盾，但事實上隨著政權的鞏固，等級差異導致的貧富差距的擴大仍然無法克服，於是每個新的王朝與舊的王朝相比實際上是“換湯不換藥”，因此必然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周而復始，循環(huán)往復。
儒家禮治規(guī)範下的和諧社會無法克服等級差異所導致的貧富差異擴大給社會帶來的動盪和不安，我們不妨看看與儒家社會迥異的西方社會如何對待人類的等級差異。
在西方社會的早期，也是普遍實行等級制。例如，西方哲學早期代表人物柏拉圖就將城邦國家裡的社會成員劃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統治者或治國者；第二等級是軍人護衛(wèi)者，他們是統治者的助手，執(zhí)行統治者的法令；第三等級是農、工勞動者和商人及其他服務人員等被統治者。爲了證明這種社會等級的合法性，柏拉圖還以神話傳說的方式虛構了一個“善意的”故事：社會成員原本都是大地母親的孩子，是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上天在鑄造他們的時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黃金使他們成爲統治者；在有些人身上加入白銀使他們成爲護國者；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銅鐵使他們成爲生產者。一般說來，一個人屬於哪一個等級，他的子女就屬於哪一個等級。他強調必須按照人的天性安排社會成員的職業(yè)，極少數的統治者要運用他獨具的智慧考慮整個國家大事，對國家全局事務進行整體的謀劃安排，改進它的對內對外關係；護衛(wèi)者的天職是秉承勇敢的德性，承擔衛(wèi)國的重任，抵抗和驅逐入侵之敵，保衛(wèi)城邦公民的生命和財產，確保國家領土的完整與國家主權的獨立性，對內執(zhí)行執(zhí)法和警察鎮(zhèn)壓被統治階級的任務；生產者要發(fā)揚節(jié)制的美德，運用他們的特定的“技藝”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爲整個社會提供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與儒家社會相比，西方早期的世襲貴族制度等級更爲森嚴，往往父親屬於哪個等級，子女就必定屬於哪個等級。雖然早期的西方社會也承認會有例外發(fā)生，即屬於下層等級的子女有可能成爲上層社會的一員，但它並沒有像儒家社會那樣提供一個科舉制度供下層社會的子女通過較爲公平的方式向上流動。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以前，下層社會的精英人士往往只能通過對貴族的人身依附才能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例如，西方平民出身的思想家盧梭就是通過這一方式實現個人的向上流動的。
18世紀左右，西方社會出現了許多啓蒙思想家，包括洛克、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他們揭露、批判舊制度的腐敗現象，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口號。他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提出人生自由；反對封建等級制度，要求政治平等；他們還激烈反對封建精神支柱天主教會。他們的學說啓發(fā)人們反對封建等級傳統思想和宗教束縛，爲資產階級革命做了思想動員。在席捲西方社會的資產階級革命中，法國資產階級制憲會議通過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權宣言》?！度藱嘈浴沸麃选叭松鷣硎亲杂傻?、在權利上是平等的”；言論、集會、出版、人生等自由和反抗壓迫是“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國家主權屬於人民。應當說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在它的建立之初是有進步意義的，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產黨宣言》中十分明確地指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薄百Y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一切等級的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
但當我們今天從21世紀的角度回看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後幾百年的西方歷史，我們會發(fā)現西方所謂的“自由、平等”從來沒有在西方社會得到過真正的落實。時至今日，西方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發(fā)展早已成爲不爭的事實。以美國爲例，根據邁克爾·耶茨引用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2010 年最富的 20%的家庭收入佔居民總收入的 50.2%，而最窮的20%的家庭僅得到收入的 3.3%。而在 30 年前，相應的數據分別是 44.1%和 4.2%。2010 年，最富的 5%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低的 50%的家庭收入的總和還要多。美國《大西洋月刊》披露：“美國收入差距比所有的西非、北非、歐洲和亞洲國家都嚴重?！狈N族之
間的不平等在美國也非常明顯，在失業(yè)率方面，黑人、拉美裔的平均失業(yè)率顯著高於美國全國平均水平，2013年2月，在美國平均失業(yè)率爲7.7%的情況下，黑人失業(yè)率爲13.8%，拉美裔失業(yè)率爲9.6%。而在年輕人失業(yè)率方面，黑人失業(yè)率明顯高於白人，2013年2月，美國16—19週歲在就業(yè)市場的年輕勞動力失業(yè)率爲 25.1%，其中白人青年的失業(yè)率爲 22.1%，黑人青年的失業(yè)率高達43.1%。而在監(jiān)禁率方面，黑人和拉美裔顯著高於白人，白人男性的被監(jiān)禁率爲0.5%，拉美裔男性的被監(jiān)禁率爲1.2%，而非拉美裔男性黑人的被監(jiān)禁率爲3.0%。在18—19週歲的年齡段中，每10萬美國居民中有1544名黑人男性被監(jiān)禁，而白人男性爲166人，前者是後者的9倍。在政治領域的不平等在西方社會也很普遍。在美國，家族的政治勢力相當龐大，統計顯示，目前有17%以上的國會議員來自議員世家。美國有700多個家族至少向國會輸送了兩名家族成員：亞當斯、漢密爾頓、塔夫脫、哈里森、羅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這些姓氏伴隨著美國200年曆史，其中肯尼迪家族在美國政壇數得上的就有幾十號人。在英國，高官們大多出身豪門，有的依靠岳父母“上位”。剛剛卸任的英國首相卡梅倫祖上是英國國王威廉四世，與現任英女王是親戚。另外在卡梅倫政府中，有5人的父親曾爲國會議員，兩人爲保守黨內閣大臣的女婿，還有3人與英國前首相有血緣關係。其中，財政大臣奧斯本是前英國外交大臣豪威爾的女婿。此前的研究表明，過去400年，英格蘭基本控制在1000個家族手中，2500個家族則操縱著整個英國。在日本，日本國會議員的42%都是世襲議員，而且往往是三四代世襲，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祖父是國會議員，外祖父是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其父安倍晉太郎曾任中曾根康弘內閣外相。近些年頻繁更換的日本首相都與世襲相關，前首相福田康夫就出身日本政治世家，是已故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長子，前首相麻生太郎的父親和弟弟分別擔任過衆(zhòng)、參院議員；其外祖父是先後兩次任首相的吉田茂；他的岳父則是曾當過首相的鈴木善幸。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的祖父是日本前首相鳩山一郎，父親鳩山威一郎曾任外務大臣。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西方社會在事實上都毫無平等可言，而在平等口號下的西方社會唯一用以遮羞的也就是在選舉形式上的平等，也就是所謂的“一人一票”。雖然這種選舉方式是在政治精英的操控下進行的，並且如上所述，選民們可以選擇的人選也往往是政治精英的家族勢力。但即便這樣，由於在西方社會的絕大部分普通民衆(zhòng)往往整日爲生計奔忙，對國家政治事務缺乏最基本的常識，因此他們的眼界通常極爲短淺，只盯著眼前的一些既得利益，對國家的發(fā)展缺乏長久規(guī)劃，西方社會的政治家爲迎合這些在選票中佔絕大多數的選民的利益，這些政治家的競選綱領有非常嚴重的短期化的現象，因此西方社會這種在選舉形式上的所謂平等也給西方國家?guī)砹瞬恍〉臑碾y。例如，在西歐一些國家推行的高福利制度，已經使國家不堪重負，國家財政收入入不敷出，國家經濟形勢已瀕臨破產，但是正是由於選舉形式上的所謂平等，在西歐國家任何一個參與競選的政治家都不敢觸碰民衆(zhòng)高福利這塊奶酪，只有空頭許諾更大福利的政治家才能上臺。這樣的國家事實上已經破產，雖然在和平時期這樣的國家尚能茍延殘喘，但一旦遇到戰(zhàn)爭，這樣的國家所面臨的只能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成爲一個被別人奴役的國家。而少數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雖然目前號稱世界第一強國，但由於選舉形式上的平等，一些有發(fā)展遠見、利國利民的政治措施也無法落實，例如美國社會深受其害的槍支自由持有的這一陋習，始終由於相當多的美國民衆(zhòng)不肯放棄，所以幾屆政府都無法禁絕，而有益於國家的高鐵事業(yè)，也由於民衆(zhòng)之間的相互扯皮，而無法建立。這使得美國經濟發(fā)展長期停滯不前，經濟空心化趨勢非常明顯。
通過傳統儒家社會的等級差異制度與西方社會形式平等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儒家社會提倡的等級制度還是西方社會的所謂選舉平等都不是讓國家長治久安的一個策略。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偉大成就，就是因爲他選擇了一條既不同於儒家傳統社會，也不同於西方社會的道路，有關這一問題將在下一節(jié)予以介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