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國發生了三次國學思潮，第一次發生在清末，即20世紀初，第二次國學思潮發生在新文化運動之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又迎來了第三次國學思潮。每次國學思潮所要解決的都是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衝擊。對於前兩此次思潮學界多有論述，而第三次國學思潮至今方興未艾，因此我們將著重探討第三次國學思潮。
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美建交，徹底打破了新中國建立以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封鎖，由此而展開的改革開放，在如飢似渴地吸取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經驗的同時，也進一步帶來了西方文化對中國社會的衝擊，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迎來了近代以來的第三次國學浪潮。第三次國學浪潮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概述起來，大致有如下幾條：
第一，中國要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吸取教訓高瞻遠矚所作出的戰略抉擇，而這離不開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的理解和支持。這就是第三次國學思潮爲什麼在中國堅定地選擇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之後能夠興起的根本原因。
第二，是東方資本主義的成功和新儒學的發展。這種東方資本主義或稱之爲儒家資本主義是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爲其代表。這是在儒家文化圈內發展起來的一種不同於歐美的資本主義模式。它曾給新儒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營養，也給第三次國學浪潮提供了某種論證的依據。而新儒學的發展則試圖爲東方現代化提供一個新的文化模式。這無疑對第三次國學浪潮是一種鼓舞。
第三，是在東西方文化交往之中體味出來的一種民族文化的屈辱感。這主要是指文化交往過程中文化的單向輸入性。或者具體地說是中國人的“失語”現象。我們總是在言說西方人的話語，而缺乏自己的話語。事實上我們是一個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的文明古國，我們並不缺乏智慧，因而我們似乎不應該失語。追溯其原因，他們認爲這都是因爲“五四”白話文運動打倒傳統文化，提倡西方文化所致。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正本清源，歸回傳統，重振東方文明之雄風。
第四，是“東方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一方面，既然西方歐美式資本主義已從現代階段發展到後現代階段，暴露出許多西方文化體系內部所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把視界延伸到東方，來尋找東方智慧以解決西方的問題，那麼
我們自己就更有理由重新重視自己的傳統文化了。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化殖民主義激起了中國人的民族文化的自尊意識。要以自己的傳統文化來對抗西方文化殖民主義的入侵。
第五，是改革開放以來某些地區與行業爲了迎合某種異常心理。繁體字的捲土重來，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這種逆向選擇的心理的發生。
第六，是爲了反對全盤西化的社會文化思潮，對弘揚民族文化遺產的高姿態高格調的處理，也爲第三次國學浪潮提供了一種合適的社會氣候。
第三次國學浪潮具有一定的民族主義色彩。國學是中華文明之根，是中國之所以爲中國的根本和根基，是中華兒女的文化識別符號。因此，第三次國學思潮的宗旨是立足中國現實，適應當代社會，增強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全人類的良性發展。也就是說，重振國學對於傳承中華文明、實現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意義巨大，可以扭轉一個時期以來中國人對本民族文化的陌生和疏離，在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中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對增強我國文化競爭力、增強國際影響也意義重大。
第三次國學思潮是我們不再盲目相信西方文明、自覺反思西方文明，要求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的新戰略選擇。現代西方文明重視科技、重視物質、重視理性、重視人權、重視信仰，也重視個人道德，是一種空前偉大的文明，世界歷史由此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毫無疑問，現代西方文明也是一種具有嚴重缺陷的文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無止境地掠奪大自然，科學萬能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等，都是現代西方文明的痼疾。既然已具有晚期現代性特徵的西方文明本身處於深刻的危機之中，我們就不能指望西方文明來拯救自己，拯救自己只能依靠自己的文明。
當然，第三次國學思潮在反思西方文明和人類發展中所面臨的共同危機的同時，也要反思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特殊矛盾、突出問題和各項實際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決定尋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到了90年代當改革開放進入了攻堅戰的階段，越來越多的問題凸顯，這不是複製他國模式、學習西方經驗所能夠完全解決的，必須有中國自己的探索。到了21世紀初中國經濟現代化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深層次的制度問題、道德信仰問題的負面影響卻日益彰顯。這需要藉助國學重整我們的制度文化、道德風俗、宗教
信仰、企業文化、政治文化。
第三次國學思潮還沒有消歇，仍在展開之中，並且在實踐方面力行。在中國深入邁向現代工業市場社會之際，第三次國學思潮以人文主義爲訴求，期求重整傳統人文資源，構建工業市場社會的新倫理規範，撫慰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緊張與焦慮，滿足物質生活充裕外的精神療養。第三次國學思潮傳承並普及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廣泛地激起人們對民族文化的興趣與熱愛，深化其認識，提高其認同，並樹立良好的國家對外文化形象。這一切無疑是現時代之所需。據此，無論是從學術發展、人文薰育、文化創新，還是從身份標識、文化認同、國家軟實力來看，國學的昌盛都是必要的，第三次國學思潮仍將繼續高漲。
值得指出的是，第三次國學思潮中也出現了若干誤區，若不加以矯正，不利於其健康發展。一是出現了提倡儒學獨尊、儒教救國、讀經救世等把傳統文化意識形態化、一元化和誇大化的錯誤。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不但出版界良莠不分地出版了大量的古代典籍，一些大學與研究所的學者們也撰寫文章或發表談話，大談傳統文化對於中國未來的價值。這導致一方面在經濟方面越來越開放，強調要與國際接軌，而在文化方面，卻形成了一股濃厚的復古主義思潮。在這股思潮中，一些並非優秀的文化遺產也就順潮而起，在理論研究、文學創作直至在一些鄉規民約中都有所體現。甚至如《女兒經》與《二十四孝圖》這樣一些被魯迅先生早已作過深刻批判的東西也有人在那裡大力弘揚。這些做法的客觀效果顯然是弊多利少的。二是出現了不加區別地一概詆譭與排斥西方先進文化而崇尚本國傳統文化的復古主義與閉關主義的不良傾向。要知道，社會主義新文化與復古主義的舊文化作爲兩種思想體系本身便是對立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新文化講的是科學與民主，是平等觀念，而復古主義的舊文化講的是專制與愚昧，是等級制度。這怎能同時表示贊成，又怎能互換與互補呢？舊的文化體系中的合理成分只能以因子的身份進入新文化之中，或者向舊文化中注入新機，使之合理化。三是在普及國學過程中由於過分強調實用化與大衆化，而導致對國學的諸多歪曲。我們必須以現代化的、開放的、多元的、發展的、自主創新的態度來對待它。因此重建“儒教”，重立“三統”、獨尊國學或儒學，不應成爲新國學建設的選擇。我們雖不能忽視傳統文化，但對儒學不加批判的復古照搬也是不可取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