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能力建設與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

孫寶林

一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將不斷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作爲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把政治文明建設與我們長期堅持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作爲我們黨當前和今後執政能力建設的總目標，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使黨的執政方略更加完善、執政體制更加健全、執政方式更加科學、執政基礎更加鞏固。這一總任務和總目標一問世，很快就被全黨和廣大人民羣衆從理論上所接受，成爲使用頻率很高，涉及範圍也很廣的新話語，並且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踐中其理論價值和實際意義非常明顯地凸顯出來了。這一具有強烈時代感的總任務和總目標的確定，深刻地反映了在經濟一體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複雜國際背景下，肩負著使千年貧窮的國家在較短時期內實現和平崛起歷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人，所應具有的信心和決心。

民主政治能力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題中應有之義。就一般意義而言，政治文明是由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意識文明兩部分構成，前者包括政治制度、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後者包括政治思想、政治素質、政治心理等。政治文明建設是執政黨執政的基礎和保證，執政黨執政能力強弱、執政活動效果如何，不僅取決於政治制度、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是否文明，以及文明的程度如何，而且還取決於執政主體的政治思想、政治素質和政治心理。歷史與現實都表明，凡是歷史悠久的政黨，都面臨一個重要考驗，即民主政治能力建設問題。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曾對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 ‘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力”。他所提問題的實質，是希望中共能夠爲自身的政治文明建設“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針對黃炎培先生所提問題，毛澤東充滿信心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纔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纔不會人亡政息。”可以說，我們黨政治文明建設的路徑毛澤東找到了——就是“民主”。但是，他沒有實現民主，因爲這時的民主還只是一個原則，一種理念。實現民主，不僅需要制度的、程序的設計，而且還需要一套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體制、機制和措施作保證，這是我們黨需要下大工夫解決的一大難題。可見，看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只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富有成效地設計出一套科學而合理的制度和體制機制系統，纔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實現民主的問題留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同志痛定思痛，經過長期的反思後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一論述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只有在文明的政治制度、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的基礎上，才談得上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將政治文明建設與我們黨的執政活動緊密聯繫起來，這是時代要求和人民的重託。所以，保持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及其合法性主要靠制度建設，而制度建設的主要內容是體制和機制建設。所以一定要在體制和機制建設上下功夫，不斷推進我國政治的制度化、法制化、規範化和程序化建設的進程，爲黨的執政活動搭建一個廣闊而堅實的平臺，爲實現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證。

提高發展黨的民主政治能力，這一要求之所以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主要是因爲：我們黨所致力於的政治文明建設，完全是爲了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這不僅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也是執政黨執政規律的要求。政治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起，被確立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發展的三大戰略目標，是有客觀現實背景的。

首先，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三者是匹配而協調的社會構成。市場經濟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資源配置方式，經濟基礎的變化決定政治權利的分配和政治權力構成的變化，這種變化帶來的直接後果，是人的生存與發展狀態的更新及其社會關係的重組，人們需要在這些變化的基礎上重築政治平臺，重構政治文化，也就是我們所探討的政治文明。

其次，經濟全球一體化要求各國政府遵守共同的政治規則。例如象公正、平等、透明以及生存權和發展權等要求，是各國政府都必須遵守的共同的政治規則。經濟全球一體化，在某種意義上其實質也是一種政治行爲，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某鍾程度上的全球政治一體化。任何民族、任何國家若想進入國際市場的大循環，不僅必須順應和恪守這些共同的政治規則，而且必須在政治制度、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建設方面，主動向這些國際共同政治原則靠攏，否則，就沒有資格參與和決定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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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普適價值觀要求各國政黨不斷更新執政理念。觀念的改變決定行爲的改變，時代的發展要求執政黨從思想文化的層面上，摘

除那些與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的行爲準則相背離的價值觀念，自覺向普適價值觀靠攏。普適價值觀是人類在長期的社會實踐活動中積澱下來的文明成果，對於不同的國家和民族而言，它不僅具有內在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廣泛的普適性。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只有與普適的文化價值觀念相結合，才能走向未來、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

二

中國的政治文明作爲頭等重要的問題被中華民族的仁人智士所關注，已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對這一問題的求索與中華民族血淚斑斑的近代史緊密相連。自從鴉片戰爭失敗，“救亡圖存”已成爲中華民族發出的最後吼聲。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古老的中國社會，在歷史悠久的黃河文明中，我們應該揚棄什麼，如何揚棄？怎樣才能使極度貧弱的舊中國走向繁榮富強，成爲中國知識分子政治考慮的核心內容。這種考慮的後果是上演了壯懷激烈的“戊戌變法”運動。然而，事實告訴中國人，西方的政治文明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中體西用”在中國的實際中也行不通。東、西方社會究竟有什麼不同，中國究竟有什麼特殊性，中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國體和政體才適合自己的國情，這些問題便成爲孫中山考慮中國政治文明的主要內容。“推翻帝制、實現共和，”使中國的政治建設在文明的大道上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然而，“請看1911年10月10日辛亥起義推翻帝制，中國成爲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以後，人們本來滿以爲專制已經結束，民主馬上可以實現了，殊不知不過三年（1915年）就發生了袁世凱稱帝的悲劇。雖然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下臺而且病死了，但是1917又發生了張勳擁戴溥儀復辟的短命鬧劇。以後經過十年的軍閥混戰，好容易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了中國，但是不久就暴露出其法西斯獨裁的本質。1949年共和國成立，結果卻發生1957到1976年近二十年的極左路線，甚至連英明的領袖也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中國人民一百多年的維新、革命並沒有改變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的本質，而只是革掉了一個皇帝。”共和國成立之後到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之間，我國基本上是在一種封閉的體系和鎖國的社會中謀求生存和發展的，使它不僅沒有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反而與世界的距離越拉越大。打開國門後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反差極大地震驚了我們黨和整個民族，貧窮和落後要求人們進行深刻的反思，不僅需要反思指導我們事業的理論，而且需要反思保證事業發展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機制。社會主義中國爲什麼會重複出現使數十萬、上百萬人落難的冤假錯案？人禍爲什麼會持續十年之久？爲什麼在現代中國啓蒙的任務遲遲不能完成？爲什麼具有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中國至今還處於世界的邊緣地位？爲什麼中國的腐敗屢禁不絕？這些問題都在提醒我們對現行的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機制進行重新的思考和審視。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在黨的八大之後，由於在政治上接二連三的失誤被世界文明的潮流遠遠地甩在後面，至今仍然屬於貧窮落後的國家。慘痛的教訓迫使全黨和整個民族不得不進行深刻的反省，我們不僅應該分析現實，還應該解剖歷史，就是說，我們要對本國的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機制及其文化歷史根源要有一個全面而深入的認識。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政治上重複性失誤堅定了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又必須將對原有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機制的改革作爲歷史的新起點。這兩個方面有一個共同的指向——政治文明建設應該也必須成爲中國走向未來的深厚基礎和政治保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所倡導並身體力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質是在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這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與其它現代化道路有著本質的區別：一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要走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著力解決貧窮問題和發展太慢問題，並在此基礎上解決公平問題；二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要通過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來實現，目的和手段是統一的；三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要落實科學發展觀，要體現以人爲本的原則。這是一個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生態以及人的現代化在內的全面提升的宏偉工程。

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內容，就是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所指出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後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鑑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著重加強制度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不難看出，十六大報告在對我國小康社會的規劃中，把政治文明建設作爲小康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來對待的，也就是說，政治文明建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政治保證。《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們黨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提高發展民主政治的能力：一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二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提高依法執政水平。三是改革和完善決

策機制，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四是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爲人民謀利益。五是按照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從上述要求不難看出，我們黨把提高發展民主政治的能力與體現人民的意志，與維護人民的利益，與整個民族的繁榮發展緊密地聯繫起來。

令人欣慰的是，我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已經由理念文明實現了向制度文明的轉變，例如，在黨建方面，我們黨先後出臺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黨政幹部辭職暫行規定》、《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等一系列規章和條例，還建立和健全領導幹部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述職述廉制度、民主評議制度、談話誡勉制度和經濟責任制度，依法實行質詢制、問責制、罷免制。並在黨的建設的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善治方面，黨和政府可以說是做出了有時可能是痛苦但卻是正確的抉擇和行動。例如：建立責任政府、擴大政府公共服務範圍、簡化行政審批手續、提高政務信息透明度、建立危機管理體系、用法律規範和強化政府行爲、擴大公民參與、推動基礎民主等等，凡此種種都表明我們黨在政治文明建設以及提高發展民主政治能力方面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爲實現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奠定了基本的制度保證。這些方面的一些良好實踐已經在我國各地普遍推廣，得到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擁護和支持。

三

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形勢，可謂喜憂參半。加入WTO參與世界現代化進程，對我國的發展而言，提供了許多良好的機遇，如對我們吸收國外資本，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制度文明，參與國際合作，使本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均帶來很多的便利。然而，與此同時，參與世界現代化進程也暴露出我們在制度文明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

鄧小平同志倡導的作爲我國強國之路改革開放政策，其智慧之處在於將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有機地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要想做到這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需要有與之配套的制度、體制機制、以及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作保證。

對外開放，我們引進了外國的資金、技術和管理，這是好事情，是我們完成企業改造，重振國企雄風的必要手段。但是，外國資金的控股、外國技術的壟斷和外國老闆的管理，會使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喪失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以及技術人員的控制權，這些方面控制權的喪失與削弱，風險是深層次的，危機是根本性的。

對外開放，意味著承認和遵守國際遊戲規則，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控制著統一的世界軍事組織、貨幣組織、關稅組織的情況下。作爲發展中國家的我國，若想參與國際技術交流、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若想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其前提是使自己的行爲準則必須與這些國家制定的已有的國際慣例、國際公約和相關協定接軌。與這些東西接軌在某些時候、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國家尊嚴的讓步、利益的讓步、主權的讓步爲代價的。

對外開放，西方國家在輸出其資本、技術、和管理的同時，也必不可免地輸出其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與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是相牴觸的。這將給我們對下一代人的培養和塑造工作帶來干擾和破壞。這種干擾和破壞是有風險的，也就是有被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以及“和平演變”的風險。對上訴對外開放所帶來的負作用，我們在應對性和防範性措施的制定與建設上還很滯後，有的甚至還是空白。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各項事業還存在許多從不容樂觀的方面：一是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雖有所緩解，但尚未根本解決。二是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比較突出。隨著社會經濟結構變動的深入，各種利益關係愈益複雜。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差距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部分低收入羣衆生活比較困難；羣衆對上學難、看病難、打官司難等問題反映比較強烈。三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長期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依然存在，即：就業壓力巨大；經濟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滯後；投資率持續偏高，消費率偏低；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資源約束和環境壓力加大。特別是制約經濟健康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仍很突出。四是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不少。因土地徵用、城鎮拆遷、企業重組、改制破產、拖欠和剋扣進城務工農民工資等引發的羣體性事件時有發生；一些地方嚴重刑事犯罪案件居高不下；重特大安全事故接連出現，給人民羣衆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此外，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弄虛作假和奢侈浪費問題比較突出；腐敗現象比較嚴重。這其中的每一個問題都需要高度警覺，妥善應對，最終都要靠合理的制度、順暢的體制和靈活的機制加以解決。

面對風雲變幻的世界形勢和複雜繁難的社會變革，我們黨若想立於不敗之地，不僅要用不斷髮展著的馬克思主義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以及當代科學技術來武裝，而且還必須有賴於科學合理、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機制做保證。時代和人民賦予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就是正確地認識和準確把握當代人類現實生活和社會實踐的主旋律、大方向和最終目標，帶領全國各族構建人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千年夢想。註釋：

（責任編輯：劉潤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