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揚子江和漢江的交匯處坐落著很多城市，距離中國東海岸線450英里的漢口就是其中之一。從喜馬拉雅山流下的雪水，流經揚子江，並最終在上海注入大海。蔣介石政府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後就撤退到了漢口。這裡與武昌、漢陽一併成爲當時的政府所在地；這個城市羣就是現今的湖北省省會，武漢。
在1938年，從上海到漢口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首先乘坐開往英屬殖民地——香港的蒸汽船，然後再搭乘火車或飛機。那年的3月9號，喬治·霍格登上了一艘日本汽船離開上海。抵達香港後，他又馬上換乘了去往漢口的火車。在這個歷時兩天，總行程超過500英里的旅程中，他再次憑藉自己優秀的口才從極爲不舒服的三等艙來到了頭等艙休息。也正是在那裡，他遇見了一位穿著得體的中國商人。這位商人在一家主營新聞用紙業務的德國公司駐上海的辦事處工作，當他得知喬治正在尋找工作後，馬上爲他提供了一個英文秘書職位空缺的信息，帶一個英國秘書參加會議無疑會使這個商人與衆不同。這讓喬治很開心並一口答應。於是喬治在漢口有了第一份工作；他還用印有單位“範·裡庫姆兄弟有限公司”擡頭的紙，給家中寫信，那時的他已經開始以商人自居了。
幸運之神似乎還在眷顧著喬治，在這樣一個賓館全部客滿的城市，他的穆里爾阿姨很快就利用關係爲喬治找到了一處住所。這個房屋是中華聖公會的地產，由一名美國主教，也畢業於牛津大學的人掌管。霍格用“一個可愛的人，一名很好的朋友”來形容這位名爲吳德施的人。這裡並不像其他基督教宗派那樣，提倡節儉的理念；不僅如此，他們還在美國募集了一大筆資金用於修繕建築。整幢建築被一條類似護城河般的小河環繞著，外圍則是高高的紅色磚牆。從圍欄望進去，可見遍地盛開的鮮花，一片菜園子，一條植滿樹木的小路，還有一個網球場。由於這個教會興辦了一所英文授課小學和接納中國高中畢業生的神學院，所以一些建築內部還包括了教室和學生宿舍樓。這位還有幾周就要退休的主教與蔣介石的政治圈子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在基督教崇尚的自由主義精神，或者說是政治機會主義精神的倡導下，這位主教會接待一些員，併爲一些知名的親共人士提供住所。時任駐漢口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經常去那裡喝茶，時任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也會來拜訪。周恩來的英語說得非常流利，每次來訪，他都要找住在這裡的新聞記者聊一聊。
霍格就在這裡安頓下來。幾天後，他在寄回家的信中用“世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來描述這座城市。他是正確的，漢口作爲革命的重要據點，既可以欣賞到歐洲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又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貧民區，對一名充滿好奇心的新聞記者來說，可謂一片樂土。
漢口是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後揚子江上開放的對外貿易港口之一。當年，英國找藉口挑起事端，與中國進行外交對質，並強迫清王朝在北京簽訂了這一協議。隨後，法國也以在中國未對西方開放的城市抓住一名殺害法籍傳教士兇手爲由加入了這個條約；德國和美國也不甘落後。這樣，中國長江沿岸的10個港口先後對外國勢力開放。隨著一系列讓步性條款的簽訂，英國、法國、德國和俄國在中國的領土上已經具有設立獨立警察局和稅務部門的權力。這些額外的讓步性條款的強制簽訂，已經讓中國的帝王受盡了屈辱；而條約中允許諸如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的外國傳教士在中國任意活動的條目，更是讓昔日的帝國顏面盡掃。
漢口的江堤就是歐洲列強強加在中國的絕對命令的象徵。沿岸的精美建築不僅僅折射出西方人對於建築的品味，更多的則代表著這些地方是禁止中國人進入的。銀行、寫字樓、政府大樓以及那些富有的商人的奢華住所，全部彰顯出具有個性的品味。整個城市，雖然也可以看見不少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築，但無論是林立的高樓，還是劇院、電影院、咖啡館、寬闊的林蔭路以及繁華的河兩岸，幾乎完全是歐洲人的規劃風格。郊區的賽馬場則集中反映了另一番社會景象，還有那些夜總會，那些看臺、露天廣場都會讓在場的觀賞者感受如同身處薩里郡中心。
喬治·霍格在中華聖公會的生活雖然算不上有多麼舒適，但他的起居都有僕人照料；這裡豐盛的菜餚和洗衣服務也不賴。在他從這裡寫給家中的第一封信內，還談到了同在這裡享受主教熱情接待的其他外國人。其中他提到由於撰寫了《紅星照耀中國》（1936年）的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夫人海倫·斯諾。信中他還特別提到住在這裡的另外一位女性，霍格用“一位和八路軍騎著馬一口氣走完全程的美國女作家”*來形容她。她就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未來幾個月中出現在霍格生命中的另外一位重要女性。她以的支持者自稱，也是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這本暢銷書的作者。當時的她已經是迅速壯大的漢口媒體記者圈中的一位領袖級人物。
1938年的前10個月，漢口成爲了中國戰爭信息最密集的地方，也因此成爲外國記者、外交官、門客和特工人員最渴望到達的地方。對於那些年輕的記者來說，來到這裡寫寫稿子就可以出名或者是賺點錢花，似乎也是人之常情。佛朗哥在西班牙打完一場勝仗後，使得一批名記者，小報記者和攝影記者都期盼著下一場戰爭。在那個年代，中國的漢口似乎就成爲了另一個馬德里，在重重包圍下等待著最後戰役的到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那裡註定將成爲反抗法西斯的力量所在。駐紮在漢口的很多記者都是參與過西班牙內戰、歷經磨練的老手，他們需要另一場戰爭，以便他們爲讀者傳遞更多的信息。
當喬治·霍格來到遠在幾百英里外的一線戰場時，並沒有發現硝煙瀰漫的戰場。不久前中隊與日軍在臺兒莊一戰剛剛勝利告捷，使得漢口還沒有受到特別的威脅。
日軍在攻佔南京後，又試圖控制位於江蘇省北部的徐州中心火車站，以便掌控貫通南北，穿越中國心臟的鐵路要塞；大運河岸邊的臺兒莊鎮就是這個要塞之所在。經過兩週的奮戰，整個村鎮幾乎被夷爲平地，中隊似乎準備撤退了。然而，兩天後，在4月6日夜晚，由第31軍團率領的中隊對日軍駐地發動突襲。徹夜激戰後，日軍3萬人部隊中的一萬人死傷或被俘。
時年24歲的羅伯特·卡帕是一名攝影師，在西班牙內戰時已經小有名氣，後來成爲中國戰爭爆發後的一名隨軍攝影師，帶著相機走南闖北。《生活》雜誌的老闆兼編輯的亨利·盧斯對戰爭有濃厚的興趣，所以曾經將羅伯特·卡帕的照片刊登爲一個長達兩頁多的專題。專題的開篇是一段戰爭序語，這樣寫道：“在那些成爲歷史轉折點的著名村鎮——滑鐵盧、蓋茨堡、凡爾登——的名單上又增加了一個名字，臺兒莊。”歷史對於中隊可不像對早期戰役的那些勝利者那麼仁慈。
前線和戰爭或許離漢口還有些距離，但這裡仍爲那些渴望成爲記者的年輕人提供了不少機會。這裡駐紮著大量優秀的外國記者，爲他們觀察記錄中國人民抗擊法西斯的鬥爭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平臺。在1938到1945年間，當時國共結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比其他任何時候都真誠的。周恩來和一大批員已經轉戰漢口，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此外，由一戰英雄和前納粹柏林沖鋒隊指揮官斯坦恩斯領導的德國代表團也活躍在這裡，他們是蔣介石的軍師。
無論如何，漢口的確彙集了大量外國優秀記者，他們當中大多數是美國人且結成不同的派別，美聯社記者漢森，《星期六晚郵報》和倫敦《先驅報》的埃德加·斯諾，還有他的太太海倫，先後在合衆國際社及《時代》雜誌做記者的傑克·貝爾登，《紐約時報》的蒂爾曼·德丁，《芝加哥日報》的阿特·斯蒂爾，還有就是爲美國一些激進派雜誌寫稿子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以及倫敦《新紀事報》的弗雷特·阿特麗。
《時代》雜誌社記者彼特·弗萊明和他的妻子，演員西莉亞·約翰遜的到來似乎成了漢口的一大新聞。弗萊明是英國文學界和交際圈的有名人物，從他的第一本著作《韃靼的新聞》就獲得廣泛認可。這是一本描寫從中國北京到克什米爾的旅程的書，於1936年出版。雖然後來他的弟弟伊恩由於創作了007詹姆斯·邦德這一人物，贏得的名聲一度有趕超哥哥之勢，但畢竟是弗萊明更早被世人認知。他和妻子西莉亞·約翰遜於1935年結婚，西莉亞後來因和特雷弗·霍華德主演了電影《相見恨晚》而在1945年一舉成名。這兩個人的結合可以說是上流社會的一樁美好姻緣，也引發一時的話題。西莉亞·約翰遜主演了一系列倫敦西區的熱門戲劇而活躍在舞臺上，並從1941年開始涉足電影業。
1938年3月8日，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奧登來到漢口，並很快與弗萊明夫婦見面。這位《時代》雜誌的記者顯然爲這次會面穿得過分講究了“弗萊明身著卡基色襯衫和短褲，腳穿一雙高爾夫長襪，配山羊皮皮鞋，手戴防水腕錶，身背萊卡相機，看上去就像剛從倫敦的裁縫店裡出來，正極力爲典型的紳士裝備做廣告。”伊舍伍德在他的日記中這樣描述，這些日記都是他今後完成《戰爭之旅》的素材。伊舍伍德認爲即使現在待在中國有些危險，但“和奧登討論過後，我還是覺得此刻我們留在漢口比去其他地方更有意義”。
如同其它剛剛抵達漢口的記者一樣，奧登和伊舍伍德在安頓下不久就和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取得了聯繫。在艾格尼絲位於中華聖公會的住所，雙方一見面，她就考察起這兩位記者的政治觀點。因爲對於那些不認同她觀點的人，史沫特萊可沒有多大耐心應付。之前她和喬治·霍格見面時，就是因爲發現喬治不僅是個外表高大英俊的英國男孩，還具備純真、青澀、天真的特性，並準備迎接中國戰爭帶來的挑戰。因此他們很快就成爲了朋友和同事，雖然史沫特萊是一位具有現代意識的女性，但是，他們兩人的關係卻始終沒有超越朋友的層面。
霍格說史沫特萊是個“身材高挑、有些嚴酷，留有伊頓髮型的人；40歲左右，熱心於中國事業，而對俄國的事卻沒什麼興趣。”喬治完全被史沫特萊的強硬觀點和她同美國媒體遇到分歧時爭吵的狂暴嚇住了。史沫特萊認爲蔣介石政府是法西斯主義的秘密贊同者，而相信是中國的唯一出路。這個觀點在當時很不被認可，但是史沫特萊用她畢生的生命捍衛著這一觀點，不惜冒犯權貴，與她共事的同伴，以及她的大多數朋友。
作爲一個女權主義支持者，一名激進分子，中國的公開支持者，史沫特萊和一位天真的牛津畢業生成爲朋友有些不同尋常；但史沫特萊本就是個不尋常的女性，有著特殊的經歷。
1892年，艾格尼絲出生在密蘇里州的一個貧困地區。在她10歲的時候，全家搬到科羅拉多州。她的父親是名工人，嗜酒成性；在她16歲時，母親死於營養不良。父親偷走了艾格尼絲積攢的45美元去和同伴喝酒。忍無可忍，艾格尼絲帶著妹妹和兩個弟弟，以及死於難產的姐姐的孩子，離開了家。那時，她就下定決心要靠自己生活下去。她不向社會低頭，不要像其他女性那樣生活，更不能成爲四個孩子和一位嗜酒父親的苦力。
在將弟弟妹妹以及姐姐的孩子安頓好後，艾格尼絲離開了家，開始了持續兩年的半流浪式生活。剛剛20歲出頭的她隻身來到紐約，白天在一家餐館做服務生，晚上到紐約大學讀書。那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她成爲了印度流亡愛國者力求推翻英國統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顯然，史沫特萊並不滿足於僅僅表現出某種政治姿態。1918年，她因走私軍火和違反美國“中立法令”而被判入獄。從此，開始了她作爲激進分子的生活，直到1950年離開人世。在她去世前，還因涉嫌參與間諜活動而被調查。
在她的傳記作者魯思·普賴斯筆下，史沫特萊“……一生都在和形形色色的人進行激烈的辯論”，政治保守派將她視爲中國的追隨者，她的記者同行們常會無視她言辭激烈的報道。那些真正認識她的人則認爲她是一位個性很強的人物，而且是個內心堅定的夢想家：“我可能並不單純，但我是正義的。”她曾經這樣描述自己。有時候她也這樣說，“我走的太遠了，但我還會堅定地走下去。”
1929年史沫特萊來到中國時，她已經被保守派定性爲危險的激進分子。《法蘭克福日報》甚至拒絕刊登她寫的第一篇關於日本入侵滿洲的罪惡行徑的新聞，直到後來證實她所寫的都是正確的，才成爲該報的首席記者，直到1933年納粹上臺。一位倫敦的出版商，維克多·戈倫茨將她介紹給《曼徹斯特衛報》，於是她也被任命爲該報在中國的通訊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