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里爾阿姨在那年的8月來到威弗林居住。那時候，她經常穿梭在世界各地的演講臺上，新聞媒體都稱她爲“世界和平之母”。沒有受到遠東發生的騷亂的困擾，甚至可能正是因爲那裡的騷亂，她決定要穿過美國去往日本、中國和印度來宣揚她的和平主義思想。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擡頭，穆里爾希望可以聯繫那裡的基督徒，聯合搞些反戰活動。她相信雖然日本政府尋求帝國擴張，日本人民想要的仍然是和平的生活。
凱瑟琳對園藝充滿熱情，就把她的姐姐帶到花園來討論如何處置一些頑固的雜草。此前穆里爾曾帶著喬治的哥哥丹尼爾來到印度，並和甘地見了面。爲什麼這次不帶上喬治呢？
喬治爲這個想法雀躍不已，只要想辦法解決了錢的問題就可以了。霍格一家由於要供養6個孩子，還要支付每年冬天到瑞士度假的昂貴費用，並沒有存下什麼積蓄。況且這還牽扯到喬治今後事業的發展問題，在大學畢業後就要出去旅行實在有點說不過去。和喬治一起畢業的很多人都直接參加了工作。經濟雖然正在從蕭條中慢慢好轉，但是失業率仍然很高，國際形勢也很嚴峻，實在不是一個環遊世界，找尋冒險的時機。
喬治變賣了家裡的一件古董，換了些錢。這些錢足夠支付包括一張價值18.10英鎊的到紐約的三等艙單程船票，以及從舊金山前往日本的路費。剩下的錢可以用作他在美國搭便車，直到和穆里爾阿姨團聚前的一些雜費。至於回來的旅費，喬治認爲可以等到了印度再想辦法去掙。
1937年夏天，穆里爾阿姨和她的侄子搭乘瑪麗女王號郵輪遠赴紐約。在臨行前一晚，喬治和瑪芙納爾遜和其他朋友在“銀盃”酒吧（到現在也是哈彭登比較不錯的酒吧之一）舉行了告別酒會。第二天，喬治坐在開往南安普敦的車上就開始全神灌注地閱讀當時美國的一本暢銷書，由瑪格麗特·米切爾完成的《飄》。
在霍格家的相冊裡曾有一張發黃的照片，就是那年夏天起程前在南安普敦碼頭的合影。照片的背景是瑪麗女王號，在夕陽下，喬治站在照片中央，頭戴一頂呢帽，身著套裝，他的父母和姐姐羅斯瑪麗，哥哥斯蒂芬站在他的周圍。
瑪麗女王號的三等艙位於船的前端，因此由於惡劣天氣帶來的顛簸就格外明顯。整整六天的海上行程，天氣都不怎麼樣。580名三等艙的乘客多是去往美國北部的歐洲移民，爲了方便大家，船上餐廳的菜單都是用英語和法語共同標註的。然而，沒有人去看它，因爲整個餐廳都沒有什麼人用餐。乘客都在自己的船艙內不出來。唯一供給三等艙客人的甲板也被封閉了。穆里爾阿姨選擇就在艙內休息，喬治則去二等艙找人聊天，順便呼吸下新鮮空氣。
在繼續趕路前，喬治到紐約的和平聯誼會去參加一個會議，卻恰逢一個來自中國的代表團正在那裡指責日本入侵上海，希望以牙還牙地保護祖國。喬治發現整個會議都被民族主義而不是和平主義佔據，因而選擇了離開。
喬治在給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我不認爲世界上有很多真正的和平主義者……當您聽到中國在戰爭中獲得了一些好處的論調您高興嗎？”我們都不知道這封信是如何到達哈彭登的，也不知道喬治是否告訴穆里爾阿姨，那時的他已經開始質疑以前一直生活其中的和平主義政治。然而，在喬治居住在中國的日子裡，他已經不再相信整個家庭都深信的和平主義信仰，儘管在母親的回信中對於他的這種“背叛”並沒有多說什麼。
1936年秋天，霍格幾個月的時間都穿梭在美國的不同地區。據他自己估算，他搭乘汽車和貨車上走過的旅程足足有5500英里，在車上也是能睡就睡。有時候，他實在找不到地方住了，就被當地警察收留在監獄裡度過一夜。這是段艱苦的經歷，他描述碰到過的一位獄卒，一位警官是“最險惡的人”。他斷了的右手被一根鋼管代替，將釘子釘到牆上，根本不用錘子。警察局空空的屋子裡，有一些人圍站在爐子旁，時而發生口角。“如果你比我還著急”，這名警官說，“外面有人行道可以睡”。自尊心不允許喬治退卻，這名警官的臉和他的鋼管一樣冷酷，卻有一雙憂鬱的雙眼，塌陷的顴骨和典型的愛爾蘭下巴。在骯髒的牢房裡，警官給了喬治幾塊發黴的毯子，然後說：“明天早上4點起牀，我們不提供任何食品，然後把這些毯子整理好。”
在美國的最南部，穆里爾阿姨的介紹信讓喬治來到位於密西西比州羅奇代爾的Delta合作農社。在那裡，黑人和白人佃農一起工作，一起償還債務，併購買他們自己的土地。這種合作形式從幾年前就出現了，它把以前種植棉花的農民團結到一起，形成一個聯盟，我們的英國訪客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裡，理論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
仍舊沉浸在《飄》中的霍格沿著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小說中的路線在美國的各州和城市中穿行。他來到了里奇蒙德，查爾斯頓和大草原。當時美國頒佈了禁酒令，但是很多人試圖逃避這一規定的做法，讓霍格嘲笑他們：“田納西州沒有酒。”他這樣寫道：“他們選擇同意禁酒令，因爲人們從非法飲酒中得到了好處。州警官從中撈到不少小費，人們購買低價酒，而那些釀私酒的則發了大財。酒還是很便宜，因爲各州無法對它徵稅！”
喬治在美國的最後一段旅程給他帶來了一次特別的幸運，這個幸運之神一直跟隨他來到中國。在他按照約定時間要和穆里爾阿姨在舊金山見面的幾天前，霍格發現自己身處德克薩斯州的平原，距離美國東部1000多英里，這強迫他觸犯城市裡不許搭乘的法規。他每天看著來往的汽車在他面前加速而不是停下來。終於，有一輛車停了下來，駕駛員沒有多說什麼，就直接朝西開，開了一個半小時後，才問喬治的目的地在哪。
“和我的阿姨一起去日本和中國。”喬治如實回答了他。司機想了一下，說：“我也正要去中國，我和一位名叫穆里爾·萊斯特的英國女士一起。”這時，喬治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名司機就是美國聖經協會的萊西博士，他要將聖經裝船運往日本。於是，剩下的1600英里路途，喬治都和他一路同行，並終於在碼頭和他的阿姨團聚。
兩星期後，也就是1937年11月中旬，穆里爾阿姨和他的侄子喬治到達了日本橫濱，接著來到港口城市神戶，和他們在日本的朋友賀川豐彥住在一起。這個人是位有名的基督教領袖，而在當時的日本，天皇被認爲是神聖的，而崇拜祖先和其它神祗的神道教則是國教。在軍國主義植根於人民心中的日本，他卻在宣揚和平主義社會，並兩次由於激進活動被判入獄。賀川豐彥出生於1888年，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父母成爲了一名孤兒，後來被一位美國傳教士撫養成人。皈依了基督教後，他來到美國和日本的神學院求學，卻對永無止境的教條爭論不感興趣，而是決定通過自己的努力減輕大衆所受的疾苦。他在1925年的全民公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在1940年日本入侵中國後出面道歉。這些不可避免地給他帶來了更多的牢獄之災。
在賀川豐彥從事的其他工作中，他花了20年的時間研究出一套適用於神戶地區的農民和小商業者的合作系統。在穆里爾阿姨積極地和政府官員談判，希望他們可以接受她對軍事擴張看法的時候，喬治被帶去參觀合作銀行、合作農場、合作餐館以及商業花園。他還從賀川豐彥博士那裡明白了軍隊主導的政府是如何把深深植根於日本民族優越感中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神聖化，從而將日本入侵中國的惡劣行徑合法化。日本將其入侵中國的行爲說成是幫助其進行文明開化使命，是要給軍閥混戰、政府的中國帶來和平和繁榮。他們傳遞的這種信息，在日本民衆心裡獲得了共鳴和認同。
霍格發現他身處的日本是一個充滿了盲目愛國主義、歇斯底里的國家。自1890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部地區滿洲里開始，其入侵中國的腳步一步步緩緩進行。而從1931年起，這種侵略速度加快了。喬治和穆里爾阿姨到達日本的那一年，日本已經佔領了中國的大片領土，並在東北部建立了傀儡政府，滿洲國；日本還控制了這個古老帝國的首都北平，也就是現在的北京。
在日本，任何批評政府的言論都是嚴厲禁止的。誰敢公開質疑政府的政策就要被解僱，甚至還有遭遇暗殺的危險。日本的報刊、廣播等媒體也在嚴格的審查制度監控下。外國人隨時都可能因爲一點小事情而被當成間諜；中學和大學裡所用的教科書也都帶有嚴重的國家主義傾向，很多國外的學科也被禁止；連廣播臺裡播放給孩子的節目都總是包括他們的士兵如何英勇作戰的故事。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客居日本的人很難不被這個國家的政治孤立主義和民族妄想癥所觸動。霍格開始學習一些簡單的日語，他居住地方的主人也經常翻譯媒體對此的報道給他聽。這時，他纔開始逐漸意識廣播和報紙上對中國的描述，這是一個被內戰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撕碎的國家。這些宣傳因爲其部分真實性而給人留有深刻印象。另一方面，這也傳遞了日本的在中國的使命是教化人民的信息。日本軍隊入侵中國的目的是阻止其殘酷的內戰，阻止中國實行。日本當然希望阻止在中國的發展，但是這種宣傳掩蓋了他們的真實目的，即建立一個臣服於日本的地區霸權。
20世紀30年代早期，日本就處在狂熱的軍隊控制下，熱衷於帝國擴張。經濟危機所帶來的經濟壓力激發了這個國家古老的民族光環夢。戰爭大臣南次郎將軍和他的高級軍官爲了創造並利用政治極端主義傾向做了很多準備。20世紀20年代向著議會民主和多元政治的緩和發展被最近十年中爆發的民族主義熱潮所淹沒。
帝國主義的傳道者很容易地就可以找到藉口來證明他們追求領土擴張是正確的。學校歷史課上，老師一遍遍地告訴學生日本在19世紀的帝國野心被貪婪的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所阻攔。這些委屈有很多名目，澳大利亞和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限制了日本移民的數量。這爲他們的藉口注入了新的民族理由，即由於歐洲人在經濟貿易上享有的優越性，是日本曾經所尋求的。20世紀爲了保護美國經濟而設立的新貿易關稅，更加增添了日本人對西方人怨恨。
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很快就淪爲日本信仰軍國主義階層和那些每天只想打仗的軍官的犧牲品。對於日本進軍滿洲，並繼續計劃下一步入侵計劃的舉動，中國的反抗顯得那麼蒼白無力。抵制日貨以及未曾停歇的反日遊行的作用似乎也沒有那麼明顯，20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和政治混亂的局面，蔣介石民族主義政權急於一統地方軍閥，消滅當時快速成長的中國隊伍，都只能加速日本進軍中國的野心。
1931年9月18日，以“中國政府挑釁”滿洲里附近的奉天鎮爲由，日軍發動了進攻徹底攻佔了整個滿洲地區。這次入侵是日本人蓄謀已久的。當時的政府只是一直在商議增兵的問題。從那時起，直到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投降，軍方一直都在實際上控制著政府。
在日本的基督教聯合運動是少有的反對政府的聲音，而且這個聲音非常微弱甚至外界根本就聽不到。直到1878年基督教才被日本宣佈爲合法。此前，日本的國教神道教意志都是整個帝國民衆心中的精神崇拜，沒有人質疑它的神聖地位。幾個世紀以來，神道教都和佛教共存，在某種程度上說，二者已有些融合的地方。從19世紀末期，它被用作召集民衆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手段，它關注於崇拜，這樣它就名正言順地成爲了一種政治宗教。神道教的核心思想認爲，日本天皇是太陽神靈的孩子，這個國家也因此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島國和生活在島上的人民也是神明的孩子。也正是因爲這樣，日本是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優秀的民族。
由於喬治·霍格從小在信奉浸信會的家庭中長大，他對於在被帶有侵略性的異教主導國家中基督教的困境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在這樣一個擁有7300萬人口的國家裡，只有30萬人信奉基督教。17世紀對宗教的迫害已經使得信奉基督教的人大大減少，而在這一宗教合法化後的歲月裡，也只有一些小的基督團體零落地分佈在國家的土地上，而且時而遭受恐嚇和摧毀。
由於擔心歷史會再度上演，賀川豐彥博士和其他基督教領袖拼命尋找一切方法讓這個野心十足的國家接受基督教。因此，對於日本在中國的軍事侵略行動，他們小心翼翼地發表言論，避免受到政府的指責；對於此，霍格冷漠地寫道：至少這些基督教堂還沒有淪爲爲日本勝利而祈禱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