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已經太晚了。3天之內，霍格受盡了疾病痛苦的折磨。得了這樣的疾病的病人如果得不到及時的治療，往往只有一個結果——痛苦不堪地死去。儘管不斷抽搐讓腹部、頸部和背部的肌肉一天一天繃得越來越緊，霍格的意志力卻從未被削弱。他仍然很清醒，只是由於臉部肌肉繃得太緊無法言語或是叫喊——這就是爲什麼這種病被叫做破傷風2。時至今日，每年全世界約有50萬人死於破傷風，死亡率爲50%。在戰爭年代的中國，死於破傷風的人數以及死亡率要比這高得多。
沒有去遠足的孩子——包括範文海——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幫助生病的校長。他們試著往校長已經繃緊的咽喉裡灌些水進去。當時已經17歲的文海仍然記得校長最後的幾天：“大部分時間他都躺著，沒有辦法動彈。我在另外一個男孩的幫助下給他翻身。他的下巴和前額都在冒汗。有時候他會用非常虛弱的聲音要水喝。最開始的時候我還能用湯匙喂他，但沒過多久他的嘴就張不開了。我只能扶著他的下巴，然後從他的牙齒縫裡灌點水進去。我們都努力去幫助他。我們試著讓他的嘴巴張開好喂點湯，但是已經不行了。”
儘管疾病讓他的全身越來越緊，儘管承受著巨大的痛苦，霍格的意識卻很清醒，他很明白自己是怎麼了，也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路易·艾黎在他的自傳中寫道：
我真是恨死我自己沒早點發現這樣的老房子和泥地會讓細菌滋長，我恨死我自己沒有找到治療的疫苗。我們發瘋一樣地給所有的人打電話，但我們就是找不到疫苗。喬治和我們一樣憤怒。
終於有人找到了蘭州一位有血清的醫生。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耽誤，先是要找車，然後要找司機，還要找燃料。最後兩個醫生出發了，同時他們發電報過去說，如果霍格能在他們趕過去的兩天中挺住，他就有救了。但是救治隊伍出發的太晚了，他們也不可能一夜之內翻越兩千多米高的山。當他們終於在7月23日的下午趕到山丹時，霍格的出殯隊伍正緩緩地穿過街道。他在前一天的下午兩點去世了。
那天早上霍格要了筆和紙，用簡單的言語寫下了他的遺囑：“我的一切都留給學校。”兩個男孩見證了這個過程：範文海和範寇強。早先的時候他虛弱地打著手勢，從緊閉的齒縫中擠出幾句話：“我知道我會熬過去的，但總要有人做好準備……我只有幾件衣服和一個相機。你可以把它賣了作爲學校的經費。”
當一位醫生到達最近的武威鎮時，他證實霍格的劇痛是由破傷風引起。但當時做什麼都已經晚了。喬治·霍格在他的學生的圍繞中於1945年7月22日逝世。終年30歲。
懂木工的孩子們在當天晚上做了一口木棺。第二天霍格被葬在了山丹鎮南門外。鎮長選的那塊地往下一直通到綠樹成蔭的小河邊，往南遠眺可以看到白雪皚皚的山脈。全校人在一面旗幟上籤了名，把它蓋在木棺上。六個孩子擡著木棺走在前面。全校100多名教工和學生戴著黑紗，慢慢地走在木棺後面。鎮上幾百個居民自發地加入了出殯的隊伍。在木棺下葬的時候，所有人都深深地鞠了三躬。孩子們抓著鐵鍬，給木棺上土，堆出了一個高高的墳頭。
隨後，學生和老師們在墳上建了一座小小的涼亭狀的陵墓，立了一塊大石碑，上面刻著霍格名字的縮寫“GAH”。
當天晚上，路易·艾黎在河裡游完泳，回過頭去望著墳墓，發現3個小小的身影正在新墳前鞠躬。霍格的養子們承受不了失去父親的痛苦。那之後的幾周裡，老三和老四一直都會帶食物和水果去墳墓那裡。他們在那吃早飯，然後唱著霍格曾經教他們的歌曲。他們會跟霍格說上好幾個小時的話，問著不會有人回答的問題。60年過去了，霍格的孩子們已是滿頭白髮的老人，但在跟他們親愛的校長和父親說話時，他們仍然止不住地淚流滿面。
很明顯，如果霍格的癥狀早點被診斷出來，或者蘭州出發的醫生帶著血清早點趕到的話，霍格還有得救。就像布萊恩·哈蘭德在給霍格的父母的信中說的那樣，不管在給霍格的治療過程中出了什麼樣的錯誤，整個學校盡了最大的努力去救他。學校所有的應急資金都被用來僱卡車、私家車去接武威和蘭州的醫生了。僱車的錢和葬禮的錢總共加起來有8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1300英鎊。霍格知道的話肯定要震驚了。
三天以後，凱瑟琳和羅伯特·霍格接到了一封從蘭州工業合作運動發來的電報，信中惋惜地講述了他們兒子去世的消息。路易·艾黎於7月25日，霍格去世三天後寫的信在8月的第一個星期到了哈彭登：
我知道你們一直都在等喬治的消息。但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來安慰你們。此時語言已經太蒼白了。當我現在坐在他的牀上，給這些用他的打字機打出來的信貼郵票時，我真的深切地感受到了這一點。他前段時間收到了你們的一封信，所以，據孩子們說，他非常的高興……我知道我們必須要準備治療破傷風的血清。我前些日子訂了一些，但不知怎麼的一直沒拿到。爲此我很自責……自從來到山丹以後，他從沒那麼快樂過。我覺得在這裡，工作中的挑戰、周圍的環境和各種可能深深地吸引了他。但是，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他一直不願意承認自己病了。我甚至懷疑在讓我們知道他的病情之前，他已經偷偷地承受了不知道多少痛苦……
在布萊恩·哈蘭德的信中，霍格夫婦第一次瞭解到了他們兒子遭遇的完整過程：
我並不急於再次細數整件事，正如你們並不急於重讀整個過程並思考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憐的路易一直在想“當時如果怎麼樣怎麼樣”，但是生活沒有任何的“如果”，所以我想喬治也不會希望我們一直這樣無謂地思索。喬治總是坦然接受事物原本的面貌，他接受每一個人，接受他們的痛苦，他們的憂傷。他看著朋友去世，看著他們的希望破滅。喬治在這個世界生活過。不管是生時還是死去，他都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正如遺囑所說，霍格的所有私人財產都移交給了學校。那些值錢的東西，包括雷明頓打字機、蔡司相機和手錶都被拍賣了。這給學校帶來了一筆不小的資金。
霍格的父母收到了很多送給他們兒子的感人禮物。8月24日，《曼徹斯特衛報》發佈了一篇訃告，有部分內容是這樣的：
在短短的時間裡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培黎學校建成了像早期丹麥民衆高等學校那樣充滿活力而又現代的學校。他很擅長運用常識，把他從自己所受英式教育中學到的東西拿來解決中國教育中的問題。來自中國各個地區、各個階層聰明而又堅強的年輕人組成了這個學校的學生團體。
1945年上半年，日本人深入中國西北地區時，學校必須要撤退到甘肅走廊上的山丹鎮。那時他們已經計劃在其他地區按霍格的指導創建類似的學校。要組織學校的學生、教工、機械設備（包括一些重型機器）在運輸工具如此稀缺的情況下，轉移本身已經非常不易了。也許到最後這樣的轉移並不必要，因爲戰爭比預先想象的結束得更快。在這樣一個缺醫少藥的邊遠地區，霍格在感染破傷風時根本沒有生存的機會。
倫敦的《新聞編年史》在9月發表了一篇呼籲文章。這篇文章的靈感來自於香港英國國教的大主教羅納德·霍爾和尊敬的喬治·伍茲議員：
尋找六名願意冒生命危險的人
我們正在尋找6名願意去中國爲工業合作社工作的勇敢的人。他們將代替原先在這個崗位上的喬治·霍格。這位才華橫溢的牛津大學畢業生曾在這裡獨自肩負了6個人的工作，最近因爲得不到及時的醫療救治，在離重慶兩千多公里遠的西北地區，因爲感染破傷風去世了。去世時年僅30歲。
如果有這樣的人願意承受這樣疾病的威脅、忍受各種不便的條件、只吃中國菜、學說中國話，如果有人願意接受這份工作，請儘快聯繫以下地址：倫敦SWI郵政區維多利亞街34號中英發展協會秘書（收）。不準備承受這些風險的人員請勿投遞。
有將近六千名年輕人迴應了這份呼籲。
第二年的3月，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紐約州北部的薩拉多加泉回信給凱瑟琳她之前的一封信——凱瑟琳曾寫信請求史沫特萊同意將提及她的幾封霍格的家信在一本記錄霍格生平的書籍中公開。史沫特萊的信讀起來讓人感覺似乎她預料到她的信會被聯邦調查局調查，而事實也是這樣的。聯邦調查局的探員一直在調查她的過去，審查她的朋友以及她工作過的單位。他們甚至在她巡迴演講時一步不離地跟蹤她。他們想要證實她不僅僅是一個公開活躍的支持者，而是一個徹徹底底的蘇聯特務。史沫特萊從不承認她是員，儘管她經常直率地宣稱她是中國狂熱的支持者。她對凱瑟琳的請求非常支持，說：“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才華橫溢，心胸寬廣也彬彬有禮。他在中國工作時英勇無畏，同時又無私地奉獻。”
那麼多的禮物中，有一件禮物歷久彌新。這件禮物來自他親手建立的學校——當年他一手創辦了牆報。現在，在他去世後，這份禮物出現在了牆報的第一期，由許多孩子一起寫成：
喬治·霍格是一個成功的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當他找到想要的東西后，他又有能力將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他知道怎樣獻身於他一手創建的學校，而且他樂在其中。他仍然在我們中間，而我們從他身上學到的一切將會引領我們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