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國的西北地區有362家工業合作社，從事鞋、服裝、炊具和普通工具的製造生產。這個數字大大低於路易·艾黎當時預想的數量。因爲有四百萬的貸款未還，銀行不願意繼續貸款給這些合作社。他們在西安、蘭州等城市的債權人要收取每月8%的利息，合作社爭取到的來自部隊和其它政府部門的合同則幾乎被壓到了成本價。部隊知道合作社不忍解僱他們的員工，因此寧願接下虧本的買賣也不會拿不出錢付工資。
當國際友人，尤其是盧斯的雜誌和美國新聞界讚揚工業合作社是中國的民主先鋒隊時，國內的軍隊、銀行，尤其是國民政府卻在扼殺這個羽翼未豐的運動。霍格對宣傳的影響很擔憂：美國人民的支持在這個時候對合作社的進步，甚至生存都是至關重要的。然而美國暢銷雜誌和報紙的每篇報道似乎也都在爲重慶政府給合作社貼上“非中國”的標籤增加理由。事實上，許多中國人把合作社看成是像傳教活動一樣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的另一個事例。更糟的是，國民黨政府把合作社看成的前線。
合作社初期的籌資成功後來證明也是虛幻的。到1940年，納粹的猛烈攻擊使英國孤立無援，也使歐洲陷入了危險的境地。在美國，公衆輿論及新聞界的注意力發生了轉移。德國對比利時、荷蘭和法國北部的突襲比日本人對中國那些名字難以發音的城市的轟炸更吸引讀者。
德隊在1940年取得的勝利同時也引發了在大選那年的孤立主義思想。中國被從頭版撤了下來，籌資委員會也因資金的分配和控制問題發生了激烈的鬥爭。
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在中國的美國記者在沒有考察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急於報道，將合作社鼓吹成一次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大勝利。盧斯的雜誌和美國媒體對合作社的大篇幅報導被脫離事實的臆想如此扭曲，簡直成了純粹的宣傳。霍格很清楚這一點。當他收到家人和朋友寄給他的，祝賀他“參與了世界上最具創造力、最成功的實驗”的信時，他感到很尷尬。他對美國媒體對合作社大放光彩的描述的批評很直接：“我對美國一些雜誌寄給我的文章感到很生氣。寫這些文章的人從沒親眼見過我們的合作社，卻輕而易舉地圍繞著‘在中國農村迅速遍及的成千上萬的合作社充分說明了中國人天生就適合搞合作社’這一主題胡亂編造了不同的故事。至於中國人是不是天生的合作社分子，和其它任何民族一樣，沒有區別。”
霍格知道，記者們和政治家們將合作社運動看作一支民主力量，而農民們則是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更實際的眼光來看待它。“如果農民們相信合作社是一場有關他們飯碗的運動，那麼他們會支持它，並接受知識分子們想要向他們傳達的其中的教育和民主思想。”
儘管有宋美齡的支持，1940年的認爲合作社對民主的追求不過是企圖操縱中國的藉口的懷疑在1942年惡化成了直接的控訴。路易·艾黎對的同情衆所周知，在美國所有讚揚合作社的文章都是由當時被認爲是左翼分子的記者，如傑克·貝爾登和埃德加·斯諾發表的。而合作社運動的主要支持者海倫·斯諾和艾達·普魯伊特則稱自己是和他的八路軍倡導的新中國的支持者。
霍格和路易·艾黎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如果直接用來自美國和其它國家的捐助，他們會背上把獨斷的外國管理體系強加到一個純中國人自己的組織上的罪名。批評者們會利用它重新掀起中國人民的一百年前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痛苦記憶。但如果向中國的銀行貸款的話，資金的控制權會落入已經仇視合作社的、的國民政府的手中。
1942年，路易·艾黎，這個在美國有許多仰慕他的媒體採訪過的英雄，被合作社在重慶的管理部解僱了。他離開了合作社在寶雞的總部，對命運感到迷茫，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遭到逮捕。合作社的美國支持團體給了他一份印杜思科戰地秘書的工作，保證了他的安全。幾千個合作社繼續經營著，但這項運動從未接近它的創辦者們所預設的目標。1944年，艾米莉·韓在紐約寫道：
我對工業合作社只存在讚賞之情。但它被過分宣傳了。它的贊助者們想要你知道它是件多麼有意義的事情，想要你爲它捐款。因此他們寫了大量的文章讚揚它，出版了許多印有照片的宣傳冊。結果在這裡，合作社被吹捧得沒了邊。
工業合作社的一個永久性遺產是它的口號，這個口號後來成爲了一個英文單詞。這個由路易·艾黎想出來的既能描述這場運動又能代表它的精神的口號是“工合（GungHo）”，大概是“同心協力”的意思。合作社的中文名字是“中國工業合作社”，簡稱就是“工合”。埃德加·斯諾設計了合作社的徽章，是一個紅色的三角形圍住了標語裡的兩個字。
那個讓“gungho”這個詞進入英文字典，並賦予它新的、更積極的意義的人是埃德加·斯諾的朋友伊凡·卡爾森上校。卡爾森在美隊裡過著豐富多彩的軍人生活，1937年他被授予海軍上校的頭銜，奉命觀察中隊。他和游擊隊共同生活了幾個月，仔細研究了他們的戰術，並在後來的太平洋戰爭中靈活地運用了這些戰術，率領一支部隊組成了著名的“卡爾森特種攻擊隊”。在這場戰爭中，他使用了“gungho”這個口號，並使它在士兵中得到了普及。戰爭結束後，海軍們把這個詞帶回了國。
籌資失敗後，霍格感到很沮喪，他開始問自己究竟在中國做什麼。他很孤獨，他想念和異性的交往，最糟糕的是他一直被這樣的疑問糾纏著：他到底有沒有，或會不會屬於中國？他後來寫道：
也許是因爲我想有個妻子，也許是因爲我消化不良，也許是因爲咖啡喝完了，也許是因爲紐約辦公室給我寄來的治療沙眼的磺胺類藥片服用過量了……總之，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我很懷疑我在這裡存在的價值。爲什麼我不在自己的國家作戰或是坐在某一架轟炸機裡向德國發起猛攻呢？合作社和爲了保護北非、所羅門羣島或頓河現在正在打的戰役有什麼關係呢？我現在只想回到學生時代去。
在和聶榮臻進行了長久的關於合作社的討論之後，霍格在那年9月被召到八路軍的流動總部去會見聶的上司，朱德總司令。要找到一個幾乎每夜都換落腳點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要渡過黃河，因其頻繁的洪災水患而被稱爲“中國的傷心河”。
黃河西起青藏高原，流經9個省，最後注入渤海灣，全長3750英里。河水每年都要從高地攜帶幾億噸泥沙衝入平原，使河牀升高，引發了週期性的洪災。但霍格與這條世界上最偉大的河流的第一次見面並沒有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所見到的只是一團渾濁的泥水流過築了堤壩的牧場。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樣一條狹窄的河流居然會把日本人嚇退，從開封一直到內蒙古，真令人難以置信。”
要與這位領導解放軍在1949年最終打敗了國民黨軍隊的將軍見面，黃河還不是路上唯一的障礙。在一位司令官（參加過長征，曾在巴黎和聶容臻、周恩來一起學習）的帶領下，霍格還要穿過一條被日本人重兵把守的路。這條路被日本人封鎖起來，將北方生產鋼鐵、煤的地區和南方盛產糧食的地區隔斷了。爲了阻止這兩個地區人員、物資的往來，路上每隔一小段就設了要塞，路邊還建了設防的村子。村外的一大片地區變成了自由開火區。
除了司令官外，和他們同行的還有15名游擊隊員、40名學生和一個工程師。他們在路上發明了一套非常複雜的暗號系統。他們靜靜地穿過了遭到嚴重破壞的村子，沿著滿是石頭的河牀走著，經過了沒有一頭牲畜的牧場。每半小時休息一次。耳語般的命令從上至下傳遞著：不要咳嗽……告訴趕騾車的人別點他的旱菸……讓牲口別發出這麼大的噪音。
在黑暗中，霍格丟失了那條馱著他的被褥、打字機和相機的騾子。隊伍停了下來，等著游擊隊員冒著被日本哨兵發現的危險幫他找那頭走失的騾子。在他們頭頂，一面日本國旗在哨所的上空迎風飄揚。如果日本人發現了那頭騾子或聽到它的嘶叫，就會打開探照燈用機槍掃射。半小時後，他們找回了那頭騾子，還順便帶回了一卷日本人的電話線。到達那條大路後，他們猛衝了50米，成功進入了遠在另一邊的鄉村。
朱德是另一位曾留學歐洲的將領。他在德國的哥廷根大學學習過，像聶榮臻一樣，他也得到過周恩來的照顧，後來在一所蘇聯軍校受訓。1909年他便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後參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後在滇軍歷任營長、副團長、團長、旅長。曾參加護國、護法戰爭。他是怎樣走上道路的，無從知曉，但當他在德國留學的時候，他已經是個地道的員了。
朱德最初是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裡的一名指揮官。1926年，他秘密加入了。兩年後，他帶著他的南昌起義殘部幾百人與領導的起義隊伍會合。他成爲了最信任的軍事將領，也成爲了後來紅軍的總設計師。因爲他和關係密切，他們兩人經常被稱爲“****”。
霍格在游擊隊地區待了幾個月，和戰士、將領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他之所以得到這樣的待遇，可能是因爲他們考慮到他冒著生命危險返回中國，跨越日本人的防線才得以進入游擊隊區。也許是因爲他是一個西方記者，可能會對他們的宣傳起到幫助。很巧妙地利用了外國媒體，並密切關注他們隨後的報導。黨內領導人也十分關注西方世界的想法和政策。他們常常和來訪的記者們討論國外對抗日戰爭的反應。聶榮臻和朱德都很清楚，霍格除了能寫出對他們有利的報道外，還能做出更大的貢獻。他們將他引向了合作社之路。那一年，也就是1939年，合作社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和控制下的地區已經開始發展壯大起來。
霍格和朱德進行了長達幾個小時的交談。他談到了他在牛津大學的日子，在美國和日本的遊歷和這裡的合作社運動。因爲總是穿著一套普通的藍軍裝，戴著一頂藍軍帽，衣服上沒有任何軍銜，朱德看上去更像這支農民軍隊的一名普通士兵，而不是它的首領。但這位矮個子、毫無城府的將領卻是爲游擊戰出謀劃策的重要人物。除了打仗，他唯一的愛好就是運動。霍格對體育運動也有同樣的熱情。籃球是他們最喜歡的運動。只要有時間，朱德都會在一個臨時搭起來的籃球場打籃球，霍格也會加入。他在這裡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籃球、聽報告，偶爾和他們一起出去巡邏。
有一次，霍格被邀請在他們晚上舉行的會上發言，主題是英國在歐洲戰場中的角色。他的發言讓在場的聽衆吃了一驚，因爲他是用漢語說的，而且只有一個小時，而朱德或聶榮臻發言通常最少要三小時。這次大會對霍格來說是個尷尬的經歷，因爲朱德整個晚上都握著他的手，握得很緊。
霍格對游擊隊來說是個珍貴的客人。因爲身材高大，漢語也說得比較流利，這位年輕的英國人在當時的中國走到哪都是道獨特的風景。霍格不可能在軍隊裡獲得職務，因爲八路軍不接收任何外國人，除了醫生和護士。霍格很想做關於工業合作社的報道。游擊隊的將領便建議他離開前線，去往在寶雞的合作社總部。
1939年9月霍格到達了寶雞。那一年戰爭在歐洲戰場爆發了。像所有人一樣，他也想弄清這對中國會意味著什麼。經過兩年的作戰，日本人控制了中國除重慶以外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城市。連續的戰敗並沒有讓國民政府投降，相反，中國的抵抗更頑強了。
日本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緊張和厭戰情緒。東京的指揮部覺得通過經濟封鎖和隔離，中國不久就會投降，因此他們把注意力投向了歐洲戰場帶來的機會。他們想要奪得英國、荷蘭和法國在東南亞殖民地豐富的礦產資源的控制權。阻礙他們實現這一東南亞計劃的主要障礙是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尤其是駐紮在珍珠港的艦隊。
蔣介石的政府被孤立了，中國的經濟也被通貨膨脹大大削弱。歐洲好幾個月的緊張局勢和最終爆發的戰爭使蘇聯大大減少了對中國的援助。英法兩國分別和緬甸、越南密切的貿易往來也在日本人的壓力之下逐漸萎縮。仍緊緊守著他們在延安的根據地，在這段時間裡，的領導地位得到了確立。
蔣介石的策略是避免同日本人進行大規模的衝突，並儘量把美國也捲進這場戰爭。他現在已經集中精神要和來個最後的較量。
由於實力懸殊，領導的軍隊積極開展敵後鬥爭。他一面加強在西北地區的政治和軍事建設，一面等待與敵人進行戰鬥的最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