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球環境問題帶來的挑戰
能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資源，是一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戰略要素。但是，能源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會對環境造成嚴重影響。從能源資源的開採、運輸到利用都對環境造成很大壓力，引起局部性、地區性甚至全球性環境問題。煤炭的開採造成地表植被破壞，巖層構造發生變化，甚至引起生態環境的惡化；石油在開採過程中易產生廢渣、污水、漏油等污染物，如果是海上開採，石油泄漏將直接流入海洋嚴重破壞海洋生態環境，2010年美國墨西哥灣漏油事件造成嚴重影響，被稱爲“生態‘9·11'”；而天然氣則產生廢氣和污水對地下水環境造成影響，例如頁巖氣開採的水力壓裂法造成的環境污染。從運輸方面來說，能源資源在運輸過程中易造成能源泄露或安全事故，2007年11月俄羅斯油輪“伏爾加石油139”號在刻赤海峽遭遇狂風而解體沉沒，3000多噸重油泄漏，導致出事海域遭嚴重污染。再如，2002年利比亞籍油輪“威望號”在西班牙西北海域解體沉沒導致至少6.3萬噸重油泄漏，法國、西班牙及葡萄牙共計數千公里海岸受污染，數萬只海鳥死亡。天然氣雖然是管道運輸，但是其存在的漏氣現象給管道所經過的區域環境造成一系列危害。從開發利用方面看，能源資源的不合理的利用造成的環境危害甚於前者，例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利用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造成酸雨、溫室效應和全球氣候變化的後果，對全球性環境造成重大影響。水能、地熱等可再生資源的開發利用同樣給環境造成危害：水能的開發利用會造成地面下沉、地震，生態環境變化，地熱則會造成地下水污染。再如核能的開發利用，發生在1986年4月26日的切爾貝諾利核事故，電站周圍6萬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造成的環境破壞需要幾百年來恢復；2011年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對全球環境造成嚴重危害。因此，由能源問題所引發的全球性環境問題日益受國際社會的重視，同時國際社會和各國紛紛採取措施維護全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
1972年6月5日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召開，提出了“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的口號，併成立了專門負責全球環境問題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同時將每年的6月5日定爲“世界環境日”，大會最後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和《人類環境行動計劃》指出：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已經成爲人類的一項緊迫任務。從此喚起世界人民對環境問題的普遍重視。1983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正式成立，隨後在東京召開的第八次會議指出：人類發展的總目標是，既滿足人們當前生活的需要，又不損害下一代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環境與發展成爲全球共同關注的焦點。1992年6月，被稱爲“二十世紀地球盛會”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大會提出了“人類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環境與發展必需協調”的口號，並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發表了《二十一世紀議程》，其核心內容就是可持續發展。全世界各國最高領導人作出政治性承諾，加強互相合作，共同解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問題。1997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發佈，這是有關環境問題第一個寫入數字並具有約束力的文件。2000年，正式將環境問題寫入《聯合國千禧年》。2005年，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爲主旨的《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標誌著在治理全球環境問題上人類邁出重要一步。2008年12月，以“應對金融危機，推動綠色轉變”爲主題的首屆世界環保大會成功舉辦，旨在傳播低碳發展理念，引導世界各國向綠色生態發展模式轉變，共同應對持續惡化的環境問題，進而實現推動國際環保事業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積極目標。2013年2月4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以及泰國和日本政府在曼谷共同主辦以減少亞太地區炭黑、甲烷等“短期氣候污染物質”影響爲主題的會議，這是亞太國家首次在區域層面上商討如何應對短期氣候污染問題。2013年10月在泰國曼谷召開《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第二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各締約方在公約和議定書的框架下爲保護臭氧層、減少消耗臭氧層物質取得巨大成果。蒙特利爾議定書是國際社會一致認可最成功的多邊環境條約。2013年11月28—30日，以“邁向綠色低碳，深化產業變革，永續和諧發展”爲主題的第六屆世界環保大會將在北京召開。可見，國際社會爲全球嚴峻環境問題的解決做出了重大
貢獻。
作爲國際社會的一分子，中國同樣面臨著嚴峻的環境問題。爲此中國政府、社會組織及各界人士積極參與環境保護與治理，爲促進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根據2011年國務院發佈的《“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到2015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到0.869噸標準煤（按2005年價格計算），比2010年的1.034噸標準煤下降16%（比2005年的1.276噸標準煤下降32%）。“十二五”期間，實現節約能源6.7億噸標準煤。2015年，全國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分別控制在2347.6萬噸、2086.4萬噸，比2010年的2551.7萬噸、2267.8萬噸各減少8%，分別新增削減能力601萬噸、654萬噸；全國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分別控制在238萬噸、2046.2萬噸，比2010年的264.4萬噸、2273.6萬噸各減少10%，分別新增削減能力69萬噸、794萬噸。2012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公佈，在向社會各界人士徵求意見同時，環保部首次向社會公開徵詢對草案不足和缺陷的修改意見。2013年11月，《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3年報告》發佈，報告指出：2012年以來，中國政府完成了全國單位GDP能耗降低和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的目標，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工作也取得積極成效。到2012年，全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與比2011年相比下降5.02%，中國節能環保產業產值達到2.7萬億人民幣。另外，報告指出中國將繼續推動低碳產業的發展，逐步降低傳統能源在中國能源結構中的比例，並且廣泛參與國際雙邊和多邊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中國在未來一個時期內將承擔更加多的責任，在積極參加全球環境問題解決的同時，鼓勵和帶領其他國家共同推動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
目前全球治理呈現出六種趨勢：民族國家依然是全球治理的主體，但是超國家組織的影響正在日益增大；全球治理的主體日益多樣化，尤其是跨國公司和全球公民社會組織等行爲體日益增多；全球治理使得主權國家的邊界在一定程度上變得模糊；全球治理的價值日益呈現出和而不同的面目，在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涵義和表現；全球治理的規則對民族國家的約束力日益增大；全球治理正在重塑國家自主性。但是國際權力結構的不平衡導致全球環境治理進程發展緩慢，雖然在環境治理某些方面取得一些成績，但是從整體上看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即全球環境治理存在困境。
（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缺少戰略互信，阻礙雙方合作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環境治理領域存在重大分歧，集中體現在確認環境治理的主角是誰，如何進行治理。一方面，發達國家在環境治理上具有資金與技術優勢，以及受環境影響較小；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重壓力。目前，經濟發展是發展中國急需解決的問題，環境保護處於相對次要位置。在這種情況下，原則上發達國家應該肩負起環境治理的重任，在積極參與環境治理的同時爲發展中國提供資金與技術，幫助後者進行環境治理。但是實際上，由於雙方在戰略互信上存在缺失，導致全球環境治理問題始終未得到妥善解決。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試圖通過援助來干涉他國內政的做法，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存在不信任，他們要求發展中國家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增強透明度，並接受其檢查和監督。同時，發達國家推卸以往對環境造成污染而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另外，發達國家擔心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促進其發展，反過來會威脅發達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缺少發達國家資金與技術援助的發展中國家仍沿用以犧牲環境爲代價發展經濟的老路子。這一切表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缺少戰略互信。
（二）全球責任意識的缺少，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互推諉
就目前經濟能力和技術水平而言，發達國家有能力肩負全球環境治理的重任。有過以環境換經濟的慘痛經歷，發達國家有義務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避免發展中國家走發達國家曾走過的老路。但是，發達國家不但推卸和逃避責任，同時還將發展過程中造成的環境破壞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忽視社會責任，造成國際社會道德缺失。例如，發達國家經過產業結構升級，將重污染
、能耗高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導致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嚴重。當然，某些發展中國家也藉口發展經濟而忽視環境，或者以自身資金與技術不足推卸對全球環境治理的責任。這些都說明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一定程度的全球責任意識缺失，從而加大了全球環境治理的困境。綜上所述，當前全球環境治理的根源是“缺少信任”和“責任意識缺失”。因此，在治理環境問題的過程中，要增強各國戰略互信、樹立全球環境意識。
美國作爲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曾經在全球性公共事務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國際安全和氣候變化等問題的出現，尤其是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以美國爲核心建立的國際治理體系面臨著越來越大困難。那麼美國在未來的全球環境治理中應扮演什麼的角色？有的學者認爲，在符合自身國家利益時，美國會以全球治理爲手段增強美國勢力範圍；有的則認爲，美國應奉行孤立主義，減少參與全球環境事務，保存美國的實力；還有觀點認爲，美國參與全球環境治理，阻礙了全球環境治理的正常發展。這些反映出美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複雜性。
與美國相比，中國作爲新興崛起的經濟體，面對全球性環境問題無法獨善其身，應該在維護我國主權和核心利益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第一，中國既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的新興經濟體，應當承擔自己相應的責任，積極推動各國之間良性互動，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更多地參與全球事務，尤其是全球環境事務。但也存在許多掣肘的因素：一是西方欲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中國，東西方的價值觀衝突對中國參與有所制約，二是作爲新興大國，中國還沒有完全適應自己的角色，沒有準備好參與到全球事務中。新的挑戰需要中國扮演新的全球角色，這就是走出一條基於國情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不僅要成爲全球經濟的一個火車頭，還要爲保護人類的共同資源做出更大貢獻。因此，全球治理是一條佈滿荊棘的道路，中國需要繼續壯大自己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參與到全球治理中。
第二，在維護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的基礎上，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推動國際體制改革，提高全球環境治理的效率，增強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中國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堅決反對某些國家打著全球環境治理的旗幟干涉別國內政。積極推動現有國際體制的改革，使其向著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現有國際體制是在以發達國家爲核心情況下建立和發展的，這必然損害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使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環境治理甚至全球治理中處於不利地位。中國應當主動參與全球價值的建構、全球秩序的重構和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中來，同時還要提供更多的人道主義幫助和承擔更多的全球安全責任，要高度重視和積極參與全球公民社會的發展，不斷增強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發言權。從而改善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被動狀態，把握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主動權，爲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將中國定位爲一個新興大國的角色參與全球環境治理，不僅對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有利，而且有利於構建和諧世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要樹立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即在參與全球環境治理過程中既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又能保障自己國家利益不受損害。同時，中國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必須符合自身實際能力，承擔與自己能力相匹配的責任，爲國際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作爲迅速崛起的大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承擔更多的責任，既是中國國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全球化發展賦予中國的歷史使命。
總之，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能源格局，中國需要加強自身建設，以應對局勢變化。因此，2014年中國在內部需要進一步完善能源方面的法律和機制，推動中國能源結構的升級優化，加強對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和投資，開源與節流並重；在國際方面，積極實施中國能源外交戰略，增加能源對外投資，加強與傳統能源大國合作的同時，擴大與技術先進國在新能源技術開發與利用方面的合作；強化與中東地區關係保證我國能源安全的同時，加強對同爲中國能源對外合作重點地區的鄰國的關注。2014年中國與鄰國的關係需要進一步密切，與大國的關係將是合作與競爭並存，在全球性問題上承擔更多的責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做一個負責任的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