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賢看著面前的這個年輕人，覺得很面熟，但是還是沒有想起來。

那年輕人呵呵一笑道：“小兄弟已經不記得在下了？那日在大相國寺……”

他這麼一說，王賢立馬想起此人了，他便是那日在相國寺前誤認爲自己是考生的那個汪洙，那日匆匆說了幾句，又是一個月不見，也無怪他想不起來，這時聽他提起，這纔不好意思地道：“原來是汪兄，在下慚愧，竟然不識故人。”

汪洙呵呵一笑道：“小兄弟切莫如此，你我萍水相逢，便是不記得又有何妨，適才我與兩三友人正在這太學之中閒逛，未曾想到小兄弟你也在此，故而過來攀淡。”

王賢想起了科舉，這個汪洙應該又一次參加科舉了纔對，他忙問道：“汪兄，前幾日的科考尚順利或？”

汪洙本來笑著的臉龐頓時黯淡下來道：“金榜尚未下發，不過此次實在壓力太大，在下很難中榜，對了，小兄弟你爲何在這太學之中？”

王賢呵呵一笑，正要說什麼，方營走了過來對王賢道：“王兄是在和何人說話？”

汪洙不等王賢說什麼便開口道：“在下汪洙，草字德溫，乃是江南明州人氏。”

方營一笑，也是自我介紹了一番，然後和汪洙客套了幾句，就對王賢道：“你到那邊去登記一番，午時準時開考，莫要忘了進場，若是有事便到西院來找我，勿忘。”

汪洙驚訝地看著王賢走到不遠處，像是在登記造冊，吃驚地道：“難道小兄弟要進太學不成？”

方營笑了笑道：“汪兄莫要吃驚，我看汪兄也是士子，既然科舉無甚把握，何不入太學，以求捷徑？”

汪洙有些遲疑，他還是很有顧慮的，畢竟他也不是京城人氏，一旦決定下來，那便幾年不能回家一次，見方營正笑著看他，不禁道：“那也好，在下便要請方兄引薦一下。”

方營帶著汪洙又一次走到張平寒這邊，這次沒說幾句便登記了姓名，然後便告辭而去，只留下汪洙一人在那等著。

王賢心中還在默唸著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呢，他雖然在家中通讀了幾遍，然而腦子實在不夠用，只覺得一會兒這新義沒有什麼意思，一會兒又博大精深起來，其中的那些道理不外乎定仁義和加名分，但是要把原句複述一下還真是爲難王賢了。

張平寒因爲王賢乃是黃庭堅薦舉，故而格外青眼相待，這時對他說了不少需要注意的東西，包括不能言及世弊時弊，不能言及朝廷諸官，不能誹謗政事，不能辱及先聖，不能有……反正就是太多規矩，讓王賢心中不安起來，既然有經義策論，又不能妄議朝政，只能舉前朝舊例了，而且不能讓人覺得這是借古諷今，哎，難怪古人寫文章那麼擔驚受怕的。

直到午時以後，衆人才開始進場，總共三百餘衆，分隔間而考，二十人爲一間，在東室之內，有專門監考之人來回巡視，以防夾帶或者抄襲。

筆墨紙硯早就準備妥當，試卷也放在上面，因怕考官舞弊徇私，故而在午時前一刻才安排考間和坐位，王賢坐在最東邊的一間瓦房之中，剛好靠窗，窗外尚有松樹翠綠，枯焦黃葉，算是一道風景。

這試卷真是讓王賢大吃一驚，原以爲幾百份試卷怎麼著也應該是印刷之物，沒想到這還真是手抄，想、筆跡很是有力，一提一勾都躍然紙上，看得出對書法頗有造詣。

總共就有兩題，一是經義，一是策論。

經義題很是中規中矩，由“名不正而言不順”所發之言，而引導名分之題，王賢讀了王安石的《三經新義》，知道其最重名分，此題果然算是簡單，他立刻磨墨揮毫，洋洋灑灑地寫上千餘字，這些都是大道理，沒什麼可以變化的，把聖人之言摘抄過來幾句，然後發一通感慨，“噫，古之聖人尚如斯，今之人才不及聖人、德不及聖人，不尊長幼之分、父子之別、君臣之道，何如？則幼不幼、子不子、臣不臣，國之亂矣。”

這些套話他寫起來很順，本來就是唬人的，稍微引經據典，便可寫下很多字，他也不用腦袋想了，就直接寫上去。

這監考官也是四處巡考，兩眼不停張望，生怕這些士子們有人舞弊，而這些人倒挺自覺，都在默默地寫著，未有一人敢於擡頭。

王賢終於把最後一句“故名正則言順，名不正則言不順，天道也。”寫下去後，一張大紙竟然都是文字，密密麻麻的，看著就讓人舒坦，他呵呵一笑，轉眼看那道策論題。

大宋朝考策論乃是很奇特，太祖當年也有過策論之試，不過只是一些皮毛東西，和經義很接近，後來乾脆把策論之試廢除，自范仲淹慶曆年間改革之後，策論又開始迴歸考場，不過沒了經義試，它充其量只能算是做個樣子。

王安石變革科考，廢詩詞考，集所有爲進士科，天下士子開始重視起了策論和經義來了，以《三經新義》爲準線，長篇大論，皆不絕於耳。

自那時，策論之題便開始到了和時政掛鉤的地步，王安石在朝時，幾場科舉皆是以新法比舊法的優異爲題，或是含沙射影，或是直截了當，策論還真變成了士子論國的地步。

司馬光上臺以後，對策論試也是小利用了一般，就是他將要離世的那一年，出題爲“以祖宗法規治天下，何如？”，算是對王安石的新法最後一次抨擊吧，而後來蘇軾出題說仁宗朝政令寬和，神宗朝政令嚴峻，各有各的不好，當今又該如何選擇？

這些策論之題偏向政治化的同時，也給朝廷增加了許多爭論，經常有人拿科考士子們的文章來做事，所以朝廷有人就主張淡化甚至是廢棄策論試，只是章淳上臺後，又一次擡出三舍法以及以往的策論、經義取士之法，所以策論試並無多大改變。

然而不是每一道題目都可以出的，當年蘇軾出了拿到策論題，立刻被人彈劾，以王巖叟爲主的朔黨和以程頤爲首的洛黨立刻抓住機會，要不是太皇太后力保，蘇軾早就會被一貶再貶了，所以出題小心，也是大家不得不面對的。

王賢有些愕然地看著這個題目：“富民則富國，富國則富民，何如？”

這種題目，也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和現在朝廷開邊、執行新法、打壓舊黨可以說完全沒有關係，想來出題之人必是怕麻煩，就連題目也是聊聊數言，極盡簡單之本。

然而這樣的題，卻真是不好寫了，富國、富民，王賢長嘆一口氣，把目光擡向窗外，還是那翠綠松樹、滿地黃葉，卻顯得單調了好多。

他不禁想起了語嫣所說過的話，百姓疾苦，無人關心，只求一頓飽飯而不得，所以要是富國必要先富民，民先富而後國富，民先立而後國立，這些都算是上古良言了，然而真正說起來，誰會讓民完完整整地富起來呢？

錢財乃是國家之根本，現在這個時代，是小農的時代，是靠天靠地的時代，只要有田，不論是稻田、麥田、水田、旱田、桑田、茶田，都可以保證小農的生存，然而要做到富裕，難之又難。

改變生產方式，改變小農階層，這纔是民富的基礎。

而這些，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就從執政之士大夫來說，也不可能願意讓新興階層觸及到他們的利益，更爲重要的是，物質積累的漫長時間是要靠穩定的政治局面來維持的，再過二十年，這個朝代就要被外族入侵而亡，再過一百多年，整個大宋也會被消滅，生產水平和新的階層會被一網打盡，積累的物質資料也會煙消雲散。

富民不現實，富國就現實了？

富國之道，還是在富民的基礎之上，若是民無財，那國之財又能從何而來？然而這個時代的士大夫們都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還以爲天下之財乃是定量，不會多也不會少，若要富國只能加稅，故而當年王安石提出“不加稅而國富”的理論後，幾乎所有人都不理解。

經濟重量提高了，那麼相同稅率便可以使得國家收入提高，這便要求國家用手段來使民先富，就像戰亂之後的天下，君王們總是說要免稅免役三五年，不只是做個樣子，也是爲了休養生息，讓民先稍微富起來一點，再積累國家物質。

然而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充分利用資源的再生產，江南水田一年可以兩季，然而百姓們卻無法及時地籌集好，所以很多時候都荒廢了，而當年王安石便是考慮此點，讓國家借錢給百姓們，讓他們可以先得到種子、水牛等物，待到收成之後加利還清，不耽擱生產，這種想法便是極大進步，可惜最終卻失敗了。

王賢心中一笑，這些人根本不理解經濟手段，又如何能使國富起來？不過還有一條特別的渠道，可以使國富起來，王賢沉思了一下，便提筆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