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席昂爲代表的學者團的到來無疑解了奧卡的燃眉之急，新政鋪陳諸事草創(chuàng)，正需要大量人才從旁協助來拾遺補缺矯枉過正，但可惜的是羅馬的教育尚未普及平民階層，先賢留下的寶貴知識和思想幾乎都掌握在貴族以及少量的精英手中，因而即使新政府中大量空缺虛位以待向知識階層敞開，但除了貴族趨之若鶩之外，那些奧卡真正看重的學者型人才卻只有極少數表現出了積極的興趣。熱書閣
這樣的局面奧卡也並不是沒有預料到，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無非是因爲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對於此次改革較之以往任何一次改革都截然不同的性質和意義，散落各地的學者很難深入認識到，儘管每一週在奧卡的指派下都有專門人士對改革的進度內容進行撰寫，然後通過印刷複製由各地辦事處公開發(fā)售以便公民實時瞭解，但信息的獲取仍然顯得滯後，而且信息量也只能勉強達到粗概描述的程度，這直接導致了不少學者始終對改革持觀望態(tài)度。
二來，之前的羅馬沿承的一直是純粹的貴族統(tǒng)治，政權大部分掌握在貴族、相對有特權的羅馬市民手中，能夠從外省、底層民衆(zhòng)中間脫穎而出的高層官員屈指可數，這和最初的羅馬是一種類似城市聯合的鬆散政治同盟有關，這種存在明顯傾向性和保護主義的封閉守舊政治給人的印象太過根深蒂固，因而不少學者和平民人才都很難相信改革真的能打破牢固的藩籬，使政治中樞面向全國敞開。
最後，也是最爲隱晦的一點，那就是宗教的問題，先前也提到了羅馬的知識階層十分單一，除了貴族，剩下的基本都是屬於古羅馬希臘時代傳承下來的學派團體，其中目前最具影響力、人數也最多的是新柏拉圖學派。新柏拉圖學派，顧名思義其理論的基礎是建立在歷史悠久的柏拉圖哲學之上，不過與舊柏拉圖學派相比他們另外吸取了畢達哥拉斯、亞里士多德、斯多阿以及東方宗教哲學的部分內容，特點是具有濃厚的宗教神秘主義成分。
新柏拉圖學派其實與中國古代春秋戰(zhàn)國時期盛行的百家有一點類似，它們實際上都是哲學流派，處世哲學和對哲學的思考纔是百家真正的精髓，只不過最後機緣巧合之下華夏百家真正留下名氣的卻是各自賴以生存於世的技能，比如墨家的器械、縱橫家的外交之術、兵家的兵略等等。而在這一點上，新柏拉圖學派有所不同，古代西方人很早就對哲學有著十分深刻的認識，因而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流傳千古的偉人他們儘管個個博學多才，往往精通好幾門自然科學，但在西方的史書記載中他們最爲光輝耀眼的成就卻依舊是留給後人的哲學思想。
而衆(zhòng)所周知，宗教其實歸根究底也是一種哲學，而同一個領域的競爭毫無疑問是異常殘酷的，特別是隨著基督教在帝國的崛起，新柏拉圖學派提倡多神論與各種密信、法術的主張顯然與基督教宣揚一神的核心教義顯然相悖，於是受到基督教的極力打壓，由於羅馬政府偏向基督教，新柏拉圖學派無力對抗，只能是龜縮一隅，於是在地域的分隔差異下分成了三個支流，即以揚布里柯爲代表的敘利亞派、以小普魯泰克和普洛克洛爲代表的雅典派以及最後以希帕提亞爲代表的亞歷山大派，當然，這是原本歷史上的分流脈絡，而現實裡目前還只有敘利亞派和雅典派，因爲亞歷山大派形成的核心人物希帕提亞還只是一個妙齡美麗的少女。
分流無疑進一步加劇了新柏拉圖學派力量和影響力的衰弱，面對聲勢浩大的基督教，新柏拉圖學者們只能是低調行事，避免與擁有政府支持的基督教衝突，被迫養(yǎng)成了謹小慎微的處事態(tài)度，因而導致他們雖然對改革十分心動但卻不敢貿然加入，他們並不知道奧卡早已與基督教分道揚鑣。
當然，這其中也有奧卡的責任在裡面，主要是改革計劃的順序有些問題，按照奧卡的設想，全面改革的步驟將是第一階段著眼於國政的確立、國家框架的建設，第二階段是經濟與軍事的改革，第三階段是農業(yè)特別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而最後纔是宗教事務。這樣的順序原先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現在看來已經暴露出不少欠考慮的地方，學者們的猶豫就是一個例子，因爲遲遲看不到改革對宗教傾向的明確轉變，學者們怎麼敢隨隨便便露頭，冒著被基督教迫害的風險？
好在奧卡及時發(fā)現了自己的失誤，果斷頒佈詔書，以皇命特召的形式直接向那些學者發(fā)出邀請，這個時候就能看出一個後世人的自由開放不受拘束的思維是多麼可貴了，以皇帝之尊榮親筆書就信函誠邀學者來羅馬，這樣的做法可以說是轟動性的，在這個時代的人眼中這不僅是一種姿態(tài)更是一種內在自然流露於外的胸懷，有了皇帝的邀請任何壓力都消弭無形了，以席昂爲首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學者團便是第一批響應號召來到羅馬的學派團體，人數足足有一百一十六人的學者團規(guī)模之大也是引起了羅馬城的熱烈反響，而在奧卡看來，這一張張或年輕稚嫩或垂垂老矣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財富，有了他們很多國政展開中因人才匱乏而面臨的難題頃刻間就會迎刃而解！
不過奧卡遠遠沒有滿足，他繼續(xù)翹首企盼著來自希臘、來自羅馬本地學園甚至是來自亞洲的人才，他的目標就是要將羅馬所現階段混跡於普通民衆(zhòng)中的人才一網打盡，奧卡並非貪心，他只是認爲這樣做是正確的，改革需要人才，而人才本來就少，如果這麼少的人才還有遺漏那就是浪費。
不過，有人也許會問這樣的選才標準未免也太濫了，難道不擔心招來的人良莠不齊、濫竽充數嗎？這麼想的確沒錯，但是卻忽略了一個客觀實際，那就是現在不是後世信息知識爆炸的社會，而是公元四世紀的古羅馬！知識匱乏、信息閉塞的古代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能找到的任何一個接受過精英教育的人都是難得的珍寶，如果去憑著不切實際的標準挑挑揀揀，那什麼也不會剩下。
以眼下的條件，奧卡只能是在矮子裡面找高個，譬如對這一批亞歷山大的學者團的任用，奧卡就可以說是苦心孤詣，其中學問精深的老者被挑選出來作爲高級顧問，直接獲得元老的身份，同時負責參與對萬民法的修改重訂，先分類編纂出最爲迫切需要的四部法律即《帝國公法》（憲法的雛形）、《帝國刑法》、《帝國行政法》以及《帝國立法法》。
第二部分是學者團中年富力強、正值壯年的學者，這部分人才奧卡決定拆開使用，一半充實到已經建立起的行政部門各主要部門中去直接擔任長官，讓國家的行政力盡快真正運轉，而另一半則分派到各行省作爲之前奧卡從不列顛抽調派往各地推行改革的人員的副手，讓他們從中得到鍛鍊學習，同時也能起到監(jiān)反饋和協助的作用，日後這部分人員就可以直接充任地方各部門長官，充實地方行政力量。
至於最年輕的學者，說實話奧卡真的很頭疼，這些年輕人個個朝氣蓬勃，有自信，有理想或者說野心，看上去似乎是改革最緊缺最合適的補充，可是事實卻沒這麼簡單。
年輕人雖然有很多的優(yōu)點，但同時也有著致命的缺點，一方面他們的閱歷、學識、實際操作能力都遠遠不夠，因而讓他們猝居高位執(zhí)掌大權肯定不行，沒準就會搞出一大堆麻煩，可是讓他們去當小吏未免又有些浪費，而且也打擊了他們對改革的熱情，畢竟在那些繁瑣細碎的事務面前再大的積極性也會逐漸被磨平。而另一方面，年輕人往往衝動而急躁，這些年輕學者雖然才智不凡，但對改革的理解和認識都還停留在很膚淺甚至是錯誤的層面上。
針對這兩個方面的問題，最終奧卡決定，在羅馬設立改革突擊培訓班，專門培訓這些年輕學者和自願參加的年輕羅馬市民，由奧卡以及推行改革的各部門長官親自授課，向他們灌輸改革後新的國家管理理念、原則和方法等，讓他們從思想上達到統(tǒng)一，在大方向上把握改革前進的正確方向。而除了學習之外，奧卡也給了這些年輕人一個具體參與改革的任務，那就是監(jiān)督和蒐集信息，他們可以自由的對所有新建立的國家機構的運作過程進行監(jiān)督，然後直接反饋給奧卡，同時也可以站在更公平、更單純的角度去搜集整理出任何他們認爲應該改進的改革內容和措施。
時間總是過得飛快，新年時的慶祝似乎仍在昨日，可是當處理完學者團的事情之後，終於稍微閒下來的奧卡卻驚訝發(fā)現眼看著竟要到深秋了，轉眼間大半年的時間過了，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也許全神貫注地沉浸於某一項事務中就會忘卻時間的流逝吧，改革正在逐步深入和全面地展開，前三個階段的改革都已經取得了實際的成效，這讓奧卡感到很欣慰，當然更多的是對未來的期盼。接下來就是宗教事務的改革了，說起來很有意思，明明是看上去最複雜的宗教改革反倒是阻力最小的，也許是以前的羅馬皇帝在宗教上的反覆無常讓羅馬人已經習慣了，一紙詔令就足以讓基督教褪去華服。
不過奧卡很慶幸，如果不是在不列顛創(chuàng)立了萬神殿，隨後又在埃及真正嘗試了一次宗教的碰撞，他也許都不知道該如何入手，但現在這些都不再是問題了，有了萬神殿這個已經成熟的新宗教體系在手奧卡完全有信心從基督教的手中重新奪回人心，因爲羅馬正在通過改革變得繁榮變得公平變得自由，民衆(zhòng)不需要再從基督的福音中尋找慰藉解脫和來世了，他們只需要努力，就可以在現世獲得幸福。
也許是一年，也許是兩年，又也許是很多年，作爲改革掌舵者的奧卡也不知道初步完成改革需要多少時間，但奧卡並不著急，他會耐心地最推行深化改革，讓人們重拾信心和希望，讓羅馬一點一點地發(fā)生變化，當浴火重生的新羅馬不再需要人看顧可以蹣跚學步時，奧卡將重新走上戰(zhàn)車，拔劍四顧，去尋找羅馬除了富強外另一件失落的東西——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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