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的譯者陳望道退黨也是一波三折，他後來與陳獨秀也發生了衝突。

陳獨秀博古通今，文思敏捷，口才了得，威望很高，連胡適都推崇他，黨內都尊稱他“老頭子”、“中國的列寧”。但他性子暴躁，領導欲強，動輒拍桌摔碗，對別人吹鬍子瞪眼。李達就領教過多次。

有道是“不是冤家不聚頭”，一頭“犟牛”偏偏遇到了一頭“犟驢”。

陳望道綽號“紅頭火柴”，意思是一點就著。陳獨秀由於對李漢俊、陳望道的誤會越來越深，就四處寫信抱怨二人要奪權，陳望道得知後，寫信要陳獨秀澄清事實、公開道歉。見陳不理不睬，他犟脾氣上來了，一拍桌子：老子不願再受他的家長式統治了，不幹了！

李達連忙勸他：你已經被推選爲上海地區出席會議的代表，而且正在參與籌建會議，不能就這麼撂挑子。

大不了我退出共產黨，不當這個代表，不參加會議！陳望道乾脆地說。

無論別人怎麼勸，他就是那句話：讓陳獨秀先道歉再說！

陳獨秀最終沒有道歉。

僵持的結果，陳望道雖然沒有退黨，但也沒有出席“一大”。

“一大”之後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仍被選爲第一任書記。這期間，他爲黨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陳望道是個好靜之人，喜歡搞研究工作，秉性上有點自由散漫，既沒有權力慾望，也不喜受人約束。加上當時黨還處於初創時期，缺乏嚴格的組織紀律規程，他和其他黨員一樣，組織觀念也相應淡薄，不習慣經常過組織生活。

在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議上，徐梅坤發言說：每一個黨員要有具體的工作活動，並把每次活動情況，在會上簡要報告。不然，黨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點頭稱是，紛紛說，陳望道是書記，應該搞好組織活動。

陳望道卻不以爲然：我認爲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做好宣傳教育，用馬克思義道理來影響羣衆，而不是開展具體活動。

李啓漢說：我們準備在平民女校買些舊機器，組織學生利用課餘時間織襪子，積攢一些組織經費。希望陳望道同志能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帶領我們實施這些活動。

平民女校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培養婦女幹部的學校，1922年2月正式開學，屬半工半讀性質，開辦不到一年，即因經費困難停辦。前後共招收三十多名學員，李達、蔡和森先後任校務主任，陳獨秀、邵力子、陳望道、沈雁冰等都授過課。

陳望道不同意：這些是普通勞工的事務，怎能讓青年學生來承擔？青年學生應該賦以革命的嶄新的內容，投身社會改革之中，而不是做些婆婆媽媽的事。至於我，教學和編輯工作已經很忙，也沒有精力組織這些活動。

徐梅坤反駁道：陳望道同志，中國共產黨應該是一個嚴密的組織，你作爲書記，這些都是你分內的事。

見大家都衝著自己來了，陳望道十分不悅：組織分工應該是不同而具體的，我的擅長是做案頭工作，而不是組織羣體生活。如果覺得我不適合當這個書記，我可以不當！

會議不歡而散。

對陳望道只坐而論道、不付諸行動的表現，黨內一些同志公開表示不滿。

陳望道得知後，變得消沉起來，對黨的工作缺乏信心，乾脆連黨的會議都不參加了。上海黨組織一度陷入半癱瘓狀態。

黨內一些同志急了，向陳獨秀反映。陳獨秀便與張太雷商量，讓張太雷把工作抓起來。

陳望道與陳獨秀的心結一直沒有解開，一聽這消息，便認定是陳獨秀故意用張太雷架空他，工作更加消極，與陳獨秀的對立情緒更加突出。一些年輕黨員紛紛指責他投機革命，有的甚至罵他和李漢俊等退黨者是叛黨。

陳望道既委屈又憤慨，再度要求退黨。

那時，中共在開創時期，尚很年輕，黨的組織還不夠健全，黨內生活還不很正常，沒有嚴密、系統的組織紀律，入黨和退黨也沒有嚴格的手續。

陳望道脫黨沒有嚴格的時間界限，大概是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開之後，不再參加黨的組織活動。

就在這時，毛**的一番話，給了苦惱中的陳望道莫大寬慰。

毛**與陳望道相識於1921年7月。他作爲長沙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與正在籌建“一大”的陳望道見了面。

1923年8月，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召開第六次會議。這時毛**已是中央委員，代表中央出席會議並作指導。聽說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等人脫離黨的組織，毛**深爲惋惜，他對大家說：對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的態度應緩和，勸他們打消退黨的念頭，把他們編入小組。

於是黨組織派沈雁冰去勸說。

沈雁冰是浙江桐鄉人，十六歲中秀才，通曉中醫，北京大學預科讀畢後無力升學，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著作等身，用過數十個筆名，其中最常用的是“茅盾”和“蒲牢”。沈雁冰將邵力子勸轉了心意，但沈玄廬死心塌地要追隨國民黨，陳望道則仍與陳獨秀較著勁，說什麼也不肯妥協。

陳望道對沈雁冰說：你和我交往了這麼多年，難道還不知道我的爲人？我是那種朝秦暮楚的人嗎？我退黨，是因爲實在無法容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不是信仰動搖。現在陳獨秀依然故我，根本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他是黨的***，我不退黨，就不得不在他手下工作，接受他的領導。你說，我除了退黨，還有第二條路可選擇嗎？

沈雁冰還要再勸，陳望道擺擺手，制止他開口，堅決地說：你不要再勸了，請放心，我不會背叛共產黨，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雷打不動，終身不變！

談話的氣氛很是沉悶。

見沈雁冰失望的樣子，陳望道拍拍他的肩膀，擠出一點笑，故作輕鬆地說：不要這樣垂頭喪氣嘛，我仍然是你的同志。我認爲，不參加組織同樣可以爲黨工作，不同陳獨秀髮生關係也一樣可以幹革命。只要自己爲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決心忠貞不渝，在黨外也一樣能貢獻出自己的一切。

最後，他苦笑了一下，像是安慰沈雁冰，又像是自我解嘲：我在黨外，爲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呢！

1954年，陳望道本人也對脫黨一事作了自我批評：這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表現。

事過境遷之後，後人在分析這些知識分子退黨原因時，忽視了他們自己的內在因素，往往強調外部原因，幾乎一邊倒地把責任全部歸咎於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這是有失公允的。

脫黨之後的陳望道，依然與中國共產黨組織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1923年秋，有人給陳望道送來一張條子。他展開一看，上面寫著：上大請你組織，你要什麼同志請開出來，請你負責。署名是“知名”。

一看筆跡，陳望道有點吃驚：這不是陳獨秀寫的嗎？

來人見狀，連忙解釋：獨秀同志特地交代，說您最適合擔當此任，只是擔心您仍對他心存芥蒂，一再說，充分尊重您的意願，不要勉強您。

陳望道直襬手：仲甫先生多慮了，我和他的過節，只是脾氣不合，不是思想上的分歧。他不計前嫌，這麼看重我，說明黨組織仍然信任我。我高興還來不及，怎麼會拒絕呢？

一張紙條，使陳望道和陳獨秀的關係漸漸變暖。

1940年秋，陳望道去四川重慶任教時，特地趕到江津，看望處於困頓之中的陳獨秀，讓陳獨秀備感溫暖。

兩位老友這才發現，對方在自己的心目中，一直佔據著重要的位置。

“上大”即上海大學，誕生於1922年10月。其前身是東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是私立弄堂大學。創辦人只是爲了賺錢，並非爲了教育事業。學生來校後才發覺受騙，不久即發生**，學生趕走了校長。當時正處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組織便把它接管過來，名爲國共兩黨共同領導，實際上辦事全靠共產黨員。

陳望道先是擔任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1925年後，又任代理校長。那時的上海大學，與黃埔軍校一樣有名。他的學生中，有後來赫赫有名的丁玲、康生和陳伯達。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學校被反動當局查封。

1949年4月，爲慶賀陳望道執教三十週年暨五十九壽辰，復旦大學新聞系師生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中文系教授、詩人汪靜之把陳望道三十年來的成就概括爲“三個第一”：《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譯者；中國第一部系統的修辭學論著《修辭學發凡》的作者；中國第一本簡明美學理論《美學概論》的作者。

慶祝活動剛結束，國民黨大肆逮捕屠殺愛國人士，陳望道被列入黑名單。幸虧復旦中共地下黨組織截獲情報，及時通知陳望道轉移，他才倖免於難。

陳望道後來一直得到毛**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這種關懷和幫助，既體現在對他的學術研究上，更體現在政治上。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在毛**的直接過問下，陳望道作爲一名特邀代表參加了會議。此後，他除了歷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並被選爲上海市政協二、三、四屆副主席外，還在****同盟內長期擔任領導職務。1954年起，他又先後當選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

1952年9月，毛**親自任命陳望道爲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因此成爲新中國成立後的首任復旦校長，也是該校創辦以來的第十三任校長。直到1977年逝世，陳望道任復旦大學校長長達二十五年。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上海市高教局以蘇聯只有黨校才能辦新聞系爲由，準備停辦復旦大學新聞系。陳望道一聽急了，兩次專程赴京，先到教育部力爭，又找周恩來懇求。周恩來請示毛**，毛**沉吟了一下說：既然陳望道要辦，就讓他辦吧。

新中國成立後，陳望道要求重新回到黨組織中來。

毛**非常瞭解陳望道的歷史和爲人，他高興地說：只要陳望道本人願意回到黨組織裡來，我們任何時候都歡迎，並且可以不要履行什麼手續。

1957年5月31日，中共上海市委向黨中央請示報告，建議吸引陳望道入黨。半個月後，中央組織部批覆上海市委，同意接收陳望道入黨。在中央組織部文件上簽名的，正是時任中組部部長的***。

黨中央和上海市委沒有立即公開他的黨員身份。直到1973年8月，陳望道出席中共十大時，他的黨員身份才公開。

“**”初期，復旦一些人曾給陳望道貼大字報，批判他是“反動學術權威”，“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周恩來得知後，立刻給上海市委打電話：陳望道同志是《共產黨宣言》的翻譯者，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是國寶級的人物，你們務必要保護好他的人身安全！

據說，“**”期間，周恩來點名要求上海保護的共有三人：宋慶齡、金仲華、陳望道。

被周恩來點名後，陳望道沒有受到多大的衝擊。

1977年10月29日凌晨四時，八十七歲的陳望道溘然長逝。

1980年1月23日，在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六十年之際，中共上海市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上海龍華革命公墓的陳望道骨灰盒上，覆蓋上一面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儀式隆重而又**。

陳望道的第一個研究生陳光磊教授這樣評價導師：有的人備受敬仰，卻無人敢親近。望道先生是你敬仰他，又可以親近他。大學的校長應該是這個學校的文化靈魂。望道先生就以他“真善美”的人格魅力爲復旦的文化精神樹立一座豐碑，而且象徵了復旦的文化精神。

陳望道誕辰一百週年時，他的繼任者、時任復旦名譽校長的蘇步青教授撰寫了一副對聯：“傳佈共產黨宣言千秋巨筆，闡明修辭學奧蘊一代宗師”。

陳望道和李漢俊，共產黨的兩個創始人，又同時期退黨的難兄難弟，命運結局卻大相徑庭。與慘遭屠戮的悲劇人物李漢俊相比，壽終正寢的陳望道可謂功德圓滿。

耄耋之年的陳望道，爲了實現周總理的願望，曾多次搜尋過他傾注了心血和汗水的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可惜一直未果。

就在陳望道先生去世的一年前，一位文物工作者在山東省廣饒縣大王鎮發現了一本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但因爲這一文獻有多箇中文版本，所以當時還不能確定這一本是否爲陳望道先生的首譯本。當後來終於查實它就是中文版的首譯本時，陳望道先生已經辭世，留下了一個終生遺憾。

由於這本《共產黨宣言》的重新面世，山東廣饒一帶的農民兄弟在上個世紀初受馬克思主義引領，開始風風火火鬧革命的一段段蕩氣迴腸的傳奇故事，被再度激活，廣泛流傳。

而我們，也就是被這本書帶進了魯北平原這片交織著血與火的神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