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的北京，寒風格外凜冽。在北京已經很難立足的陳獨秀，決定離開這危機四伏的險地。
天還沒亮，李大釗乘一輛騾馬車來接陳獨秀出城。到了陳獨秀的住處，他從懷裡取出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鄭重地遞上：這是我從學校圖書館借出來的，您把它藏好，想辦法把它譯成中文。欲知馬克思主義爲何物，共產黨是什麼樣的政黨，這是第一本人門之書，是第一把開鎖鑰匙，中國的出路和希望就在這裡。
陳獨秀接過一看，是一本英文小冊子。他輕聲念出書名：《共產黨宣言》，太好了！
陳獨秀去日本留學前，對日語都是門外漢，更不要說英語和法語了。第一次留日時，他補習了日語。第四次赴日後，專攻英語，三年後便爲羣益書社編輯了一部四冊《模範英文教本》，可見他英文學習用心之深。待他第五次赴日本時，又在東京進修了法語。
陳獨秀記憶力很好：記得去年四月的《每週評論》第十六號上，你發表了成舍吾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二章部分段落，包括十大綱領。
李大釗補充道：對，去年我發在《新青年》第五、六號上的那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裡面也摘譯了《共產黨宣言》的重要思想。
陳獨秀以讚賞的口吻說：是啊，那篇文章系統完整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在國人中的反響很大，這也是你成爲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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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連忙擺手：我是個愚鈍之人，不敢承受這“第一”。這本《共產黨宣言》系統反映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我認爲，應該把它作爲我們今後行動的指南。
陳獨秀深有感觸：是啊，中國不能再盲人摸象了，這些年我們東奔西突，這主義那主義的沒少追求，卻一直沒有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碰得頭破血流。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和旗幟。李大釗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在政治嗅覺上，陳獨秀不如李大釗敏銳。據張國燾後來回憶，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較遲，直到1919年初纔開始發表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並逐漸認定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他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是受李大釗、戴季陶等朋輩的影響。
在李大釗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前，馬克思主義已經被零星介紹到中國。這當中，《共產黨宣言》是被介紹最多的文獻。
孫中山接觸馬克思主義比李大釗要早。1896年他在歐洲流亡時，常到大英博物館研究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在那裡，他第一次讀到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這爲他後來的三民主義思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899年，一篇譯文《大同學》在上海出版的《萬國公報》上連載，其中提到了馬克思和《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文字。這是我們從檔案史料中找到的最早的關於《共產黨宣言》的文字紀錄。
進入二十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派、無**主義者、社會黨人都以不同的方式，零星介紹過《共產黨宣言》。
1903年3月，由改良派主辦的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日本人福井準造著、趙必振翻譯的《近世社會主義》，書中四處提到了《共產黨宣言》。
1905年11月，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第二號上，發表了同盟會成員朱執信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這是國內第一次介紹《共產黨宣言》的寫作背景、基本思想和歷史意義的文章。在該文中，朱執信依據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摘譯了該書的五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綱領全文。文章中，他未能準確譯出《共產黨宣言》的書名，而是將其譯爲《共產主義宣言》。
值得一提的是，朱執信是國內第一個使用“共產黨”一詞的人。這是他在摘要翻譯幸德秋水和堺利彥1904年合譯的日文版《共產黨宣言》時，從日文中的漢字“共產黨”照搬過來的。
此後，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宋教仁、葉夏聲、廖仲愷等，也撰文介紹過《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運動。
但是，上述這些傳播者，只是把馬克思主義視作衆多社會主義思潮的一部分，並不是真正的信仰和追隨。直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翻譯、研究和傳播才進入一個新階段。
李大釗有著令人驚歎的政治洞察力，很早就開始研究和宣傳《共產黨宣言》。
俄國十月革命後，他的思想迅速轉向馬克思主義。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期間，他大量擴充馬克思主義書籍，包括外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原著。這本《共產黨宣言》英譯本就是他買進的。
李大釗的身邊聚集了一批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曾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的二十六歲的毛**，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毛**是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的，他的工作室緊靠著李大釗的辦公室，當年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就常在這間屋裡開會。毛**的很多馬克思主義知識，就是那時瞭解和掌握的。李大釗很看重毛**，視他爲湖南青年的領袖。
1920年的初春，離京後的陳獨秀，爲日後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早日問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月22日，陳獨秀抵達上海。此時，距他上一次離開上海，剛剛三年。
猶如蛟龍入海，陳獨秀很快就使上海工人運動風生水起。
陳獨秀到上海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發生分裂，陳獨秀遂在上海重組編輯部。在當時，上海的《新青年》和《星期評論》被稱作中國“輿論界中最耀眼的兩顆明星”。《星期評論》是戴季陶奉孫中山之命，與沈玄廬、孫棣共同創立的，李漢俊隨後參加編輯。
戴季陶籍貫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是中國國民黨元老之一，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留學日本期間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後任孫中山秘書，二次革命失敗後逃往日本，1916年5月隨孫中山回國。
戴季陶留學時，看到了由英文版譯成的日文版《共產黨宣言》，曾想把它譯成中文，但細細看了一下，開頭第一句話就把他難住了。《共產黨宣言》語言獨特，觀點深邃，要想翻譯成中文，既要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又要有很深的中文功底，還須懂得德文或英文，僅憑一本日文版談何容易，他只好知難而退。
1916年回國時，他帶回一本日本1906年3月的《社會主義研究》創刊號，上面刊有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
1920年3月底，戴季陶找到好友、《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我想找一個高手，把這日文《共產黨宣言》翻譯過來，在《星期評論》上連載。你朋友多，路子廣，幫我物色物色？
邵力子原名邵景奎，是紹興陶堰邵家漊人，著名的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力子”是他的筆名。別看邵力子外表矮小文弱，卻古道熱腸，經常乘一輛黃包車奔走於上海灘各界，社會交際廣。
邵力子一口濃重的紹興口音，快人快語：好啊！讓我想想……此等重任，非杭州的陳望道莫屬！
邵力子與陳望道既是浙江同鄉，又是同道至交，常向他約稿，深知其功底不凡。
陳望道？戴季陶眼睛一亮。
此時，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一師風潮”剛剛結束，作爲這次事件的“四大金剛”之一，陳望道已成爲文化教育界的風雲人物。
陳望道是浙江義烏人，1891年1月出生，1915年1月赴日本學習文學、哲學、法律等。1919年5月回國後，任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國文教員。
浙一師可是一座響噹噹的名校，魯迅曾在該校任教。“五四”時期，國內的高等學校以北大最爲活躍，在中等學校，則要首推浙一師和湖南第一師範。
因陳望道等教師倡導新文化，改革國文教學，浙江當局十分不滿，欲撤換校長直至解散學校，引起師生反抗，最終釀成“一師風潮”，全國各地師生紛紛聲援。陳望道是這次**中所謂的“四大金剛”之一。
因此，邵力子一推薦陳望道，戴季陶便欣然同意，並託他把日文《共產黨宣言》帶給陳望道。
由於深知翻譯難度極大，擔心陳望道難以勝任，戴季陶只是提出請他“試譯”。
陳獨秀也一直沒有忘記李大釗的託付，聽說戴季陶要請人翻譯《共產黨宣言》，大喜過望，也讓邵力子把他那本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一道捎上，供陳望道參考。
幸虧有了陳獨秀這本《共產黨宣言》，纔有了中國最早的中文版《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在日本求學時，結識了日本著名進步學者河上肇和山川均等人。讀了他們譯介的馬克思著作後，他受益匪淺，逐漸認識到，救國不單純是興辦實業，還必須進行社會革命。“一師風潮”更使他認清，所謂除舊佈新，並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來的輕而易舉的事情，應該學習從制度上去看問題，必須有一個更高的判別準繩，這準繩便是馬克思主義。因此，他把翻譯《共產黨宣言》看作是一件極重要的任務。
“一師風潮”雖然取得勝利，但因新舊力量對比懸殊，校長經亨頤和陳望道等已無法在校留任。經亨頤到浙江上虞白馬湖，另行籌建了春暉中學，李叔同、夏丏尊、豐子愷、朱光潛、朱自清、葉聖陶等也先後轉到春暉中學任教。後來，春暉中學與南開中學成爲全國最有名的中學，曾有“南有春暉，北有南開”之美譽。
陳望道沒有隨經亨頤去上虞，而是帶著戴季陶和陳獨秀的重託，扛著一箱沉甸甸的書籍，回到家鄉義烏分水塘村。
陳望道究竟是什麼時間回分水塘的？有人說是1920年2月下旬。但我們認爲，應該是在1920年3月29日之後。
因爲“一師風潮”事件發生在3月29日清晨，陳望道因“一師風潮”聞名全國，戴季陶是在“一師風潮”之後，才通過邵力子函約他試譯《共產黨宣言》的。
分水塘坐落在義烏西北部，羣山環抱。村名的由來是因爲一口水塘，這口水塘的水，一半流往義烏，另一半流往毗鄰的浦江縣，故名“分水塘”。
陳家房子位於村後，是一幢建於清宣統年間的庭院建築。一進五開間，左右廂房各兩間，開間前檐有天井，設有照壁。
陳望道放下行李，就拿出帶來的書籍，急於動手翻譯。不料，母親泡上的一杯茶還沒涼，鄉親們就來串門了，你一言他一語地問起外面的局勢來。陳望道一邊給大夥分紙菸，一邊熱情地作答。
陳家人緣好，左鄰右舍都愛來串門，有時正吃著飯，鄰家大嫂就端著一碗飯上門了，坐在門邊的矮凳上邊吃邊聊。待碗裡的菜吃完後，還會大大咧咧地到桌上夾菜。
熱鬧了幾天後，陳望道覺得不對勁了。
當時，浙江在軍閥盧永祥統治下，民生不安，常有鄉長保長警察之類下鄉亂闖撈油水。陳望道自知是剛剛在杭州“犯過事”的人，已引起反動當局的注意，如果話傳出去，人家隨時會上門來盤查他，他沒得安寧不說，翻譯《共產黨宣言》也不安全。
躲到哪裡翻譯合適呢？
他屋前屋後轉了幾圈，相中了自家屋旁的柴屋。在浙江農村，家境稍好些的人家，除了正屋外，旁邊還有個小屋，有的當廚房，有的堆置柴火，有的關家畜、家禽，或當茅廁。
陳家的柴屋不大，堆滿了傢俱雜物，牆是鵝卵石壘的，頂上蓋著杉樹皮，因年久失修，裡面四處漏風，蛛網密佈，一個小窗戶張著口子，不時散出一股黴味。
陳望道挽起袖子，把柴火、農具堆到角落裡，在窗戶下騰出了一塊空地，灑些水清掃乾淨，擺上兩條長凳，上面擱上一塊舊門板，又在窗口上釘了一塊舊布單，晚上遮光用。忙乎了大半天，看上去總算順眼些了。
當天晚上，他在飯桌上對家人說：從今天起，我要在柴屋裡幹一件極重要的事，不能讓人家曉得，也不能讓外人來打攪，大家長個心眼。
看著他那嚴肅的表情，一家人有些緊張，一個個使勁點著頭。
山裡天黑得早，吃過晚飯，已是伸手不見五指。陳望道來到柴屋，用舊布單遮住窗口，點上一盞煤油燈，漆黑的小屋霎時有了暖意。母親也拎了一隻熱水瓶跟進來，給他泡了一杯濃濃的綠茶，一股清香溢滿小屋。
今年天氣冷，新茶還沒摘，這還是去年的舊茶，香氣淡了些。母親說。浙江農村家家戶戶都有烘焙、糅製茶葉的傳統。
您勞累了一天，早些歇息吧，我自己來。看著母親的絲絲白髮，陳望道心裡暖暖的。
母親掩上門走後，陳望道把帶來的幾本書籍資料擺上案板，包括英文、日文的《共產黨宣言》、《英漢辭典》和《日漢辭典》，以及他臨離開杭州前收集的一些資料。其中那本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是李大釗特地交給陳獨秀的，陳獨秀聞聽陳望道正待翻譯，就託邵力子把該書送給了陳望道。
陳望道坐到昏暗的煤油燈前，攤開兩種文字的《共產黨宣言》，對照著默默地誦讀起來。
要準確地翻譯《共產黨宣言》，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國內只有一些對其段落的零星翻譯，因文中有大量的新名詞、新思想、新觀點，譯者從未遇到過，理解把握的難度相當大。有的譯者把其中的社會主義思想同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安民思想混爲一談，將“社會主義”譯成“安民新學”。
更有的乾脆詞不達意。如《萬國公報》連載的《大同學》中，有譯自《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文字：“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於君相之範圍一國。”
這段話在後來的中譯版中，則變成了“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爲世界性的了”。
宣言中的“到目前爲止的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句著名論斷，現在的譯文通俗易懂，而在朱執信的筆下，卻讓人頗費腦筋：“自草昧混沌而降，至於吾今有生，所謂史者，何非階級爭奪之陳跡乎。”
有的還出現許多謬誤，讓讀者不知所云。如“宣言”最末一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朱執信的譯文則是“嘻，來。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
陳望道中文功底深厚，又力推白話文，再加上他精通英文和日文，留日期間還接觸了大量的社會主義，也算是胸有成竹。
即便如此，細細誦讀多遍後，陳望道仍感到十分棘手，也理解了戴季陶爲什麼請他“試譯”。
“宣言”開宗明義的第一句，就讓他頗費躊躇。他在紙上寫了劃，劃了寫，絞盡腦汁，反覆修改，最後敲定爲“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
油燈下的陳望道並沒有意識到，他在燈下敲定的這句話，在民衆心裡迴盪了二十多年！直到二十二年後，在延安窯洞的另一盞油燈下，共產黨的理論家博古，纔將“怪物”改爲“幽靈”。
早春的江南山區，依然春寒料峭，晚上更是寒氣逼人，凍得陳望道手腳發木。母親心疼壞了，每天晚上都給他備一隻火茺取暖。火茺是南方農村常見的取暖具，外殼由竹篾編織而成，裡面是陶瓷或鐵製內膽，盛放著從竈臺內取出的未燃盡的木炭，爲了減緩木炭氧化速度，木炭上面還覆蓋著一層爐灰。
靠著這點微弱的暖意和一杯接一杯的綠茶，還有劣質香菸，陳望道字斟句酌，每一個詞，每一句話，都反覆推敲，力求翻譯得既準確又通俗。
伴著那盞不熄的油燈，陳望道熬過了一個個不眠的長夜。
雖是開天闢地第一人，陳望道對《共產黨宣言》的翻譯還是大致準確的，奠定了中文版的基石。在這基石之上，一些詞語，在後來其他人的譯本中，逐漸準確、通達、雅緻起來。
如，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譯作“馬格斯”、“安格爾斯”，把“資產階級”譯作“有產階級”，1938年成仿吾、徐冰的譯本才確定爲“馬克思”、“恩格斯”、“資產階級”，並沿用至今；他把“消滅私有制”譯作“廢止私有財產”，此後多個譯本都相差不大，直到1948年的莫斯科譯本的“消滅私有制”才抓住了實質；他把尾句譯爲“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1930年的華崗譯本譯作“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1943年的陳瘦石譯本是“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相比之下，莫斯科譯本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更貼切，所以流傳至今。
陳望道的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母親性情善良溫和，經常慷慨解囊接濟四周鄉鄰。父親識字不多，但很明事理，在村裡威望高，他常對兒女說：書讀在肚裡，大水衝不去，火燒燒不掉，強盜搶不走，無論走到哪裡都管用。爲了孩子的前程，他變賣了田地，將三個兒子送出去上大學，兩個女兒也送到縣城女子學校讀書。
陳父還請來拳師，教孩子武術健體防身，陳望道兒時練過八年的武當長拳。所以，別看陳望道一介書生，卻有一身好武功。有一年，村裡百姓與鄰村百姓發生爭鬥，幾個鄰村的壯漢手提著農具撲來，青年陳望道使出一招“以力打力”，推倒了對方很多人。到了中年，他仍身輕如燕。
做父母的，只知道兒子在外面教書，並不知道他在杭州“惹了禍”。這次見他回來一改往日神情，臉上嚴肅，行動神秘，知道他在幹一件大事，心裡雖有一百個嘀咕，嘴巴上卻不好細問，進進出出躡手躡腳，生怕驚擾了他。對外人，自然是瞞得鐵桶似的。
這天傍晚，隔壁的阿旺嫂來借篩子，一進來就這屋看看那屋瞧瞧，陳母問她：妹子，你找啥呀？
阿旺嫂說：咦，陳先生呢？前些天我見他回來了，咋沒在屋裡？
陳母一時語塞，不由得與老伴面面相覷。還是陳父反應快：噢，他呀，他進城去了。
阿旺嫂感到奇怪：進城了？咋沒看到他出門哩？他啥時回來？
陳母支吾道：這……喔，估計要過些日子。你找他有事？
阿旺嫂說：這不，我兒媳快生產了，陳先生喝過洋墨水，學問大，我想請他給孫子取個名字。
陳母鬆了口氣，滿口應承：好咯好咯，待他回來，我同他講便是。
阿旺嫂道了聲謝，提著篩子回去了。
陳望道十六歲時奉父母之命成婚，育有兩子兩女，由於受“五四”前後新思潮的影響，他主張婚戀自由，與原配妻子缺乏感情，加上他長期在外謀生不常回來，所以妻子常常帶著孩子回孃家住。
陳望道三十五歲時，與原配脫離了夫妻關係，兩個男孩也先後夭折。1930年，他與浙江東陽才女蔡葵結婚，夫妻恩愛，不過婚後無嗣，遂收養了二弟的兒子振新爲繼子。
陳望道這次回來，因妻子回了孃家，飲食起居便靠母親照料。自打進了柴屋後，一日三餐更是靠老母親端進門。
母親見兒子辛苦，十分心疼，琢磨著給他弄點好吃的。
陳望道愛吃糉子。浙江鄉下，一般只在端午節才包糉子。糉子分鹹糉、甜糉和淡糉，鹹糉裡有肉和板栗，甜糉裡有豆沙，淡糉則只有糯米。這會兒離端午節還有兩個月，陳母決定先讓他嚐嚐鮮。
早上，母親找出珍藏的糉子葉洗淨，淘了半盆自家產的糯米，包了十幾個淡糉子。煮熟後，剝去糉葉，盛上一碟用當地甘蔗熬成的紅糖，端到柴屋裡，一股熱氣騰騰的清香撲向陳望道。
陳望道貪婪地吸吸鼻子：香，好香！
他放下筆，抓起筷子，夾起一隻就往嘴裡塞。
陳母心疼地說：慢點，蘸著糖吃，小心燙著。
陳望道含含糊糊地應著，三下五除二就消滅了一隻。
陳母愛憐地笑了。雖然兒子已當了爹，但在母親眼裡，他永遠是長不大的孩子。爲了不打攪兒子，她悄無聲息地帶上門。
過了一會兒，母親在門外小心地問：還要添些糖嗎？
屋裡回答：夠甜了，夠甜了。
又過了一會兒，母親探頭進來，輕聲問：吃好了沒？
吃好了，吃好了。
甜嗎？
甜，甜的。
那我取碗筷了？
好，好。陳望道低著頭，只顧自己忙著。
母親進得門來，近前一看，糉子倒是沒了，可一碟紅糖還是好好的，一點沒動，不禁感到奇怪：咦，咋沒蘸紅糖？你不是說甜嗎？
陳望道這才擡起頭來：您剛纔說啥？我沒在意聽。
兒子這一擡頭，把老母親嚇了一跳，她連退兩步：你嘴上黑乎乎的，是啥東西？
陳望道奇怪地抹了一把：沒啥呀……咦，怎麼盡是墨汁？他低頭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
原來，自己竟然是蘸著墨汁在吃糉子！
這個笑話，後來在義烏鄉間廣爲流傳。
直到現在，分水塘的人仍津津樂道。
整整一個月，陳望道足不出戶。到四月底，終於大功告成。
陳望道鑽出柴屋，想舒展一下酸脹麻木的筋骨。沒想到，被頭頂上明晃晃的太陽一照，竟一陣頭暈目眩，幸虧扶著牆，纔沒摔跟斗。這一個月他嘔心瀝血，面孔也變得浮腫煞白，像是一個重病患者，走路也踉踉蹌蹌的。
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這一年二十九歲，比撰寫《共產黨宣言》時的馬克思小一歲、比恩格斯大一歲。
關於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所用的時間，有的說是兩個月，也有的說是三四個月，分水塘村陳望道故居的義務講解員則說他“在茅草屋裡花了九十個晝夜”。我們分析認爲，翻譯的時間應該是在一個月左右。
當陳望道又在家裡露面時，左鄰右舍都感到很驚訝：這陳先生是啥時回來的？咋沒看到他進出呢？
轉眼進入五月。這天傍晚，陳家正在吃晚飯，門外有人喊：陳先生，陳先生，有你的電報！
陳望道連忙放下飯碗走出來。本村的一個壯實漢子，憨憨地笑著，伸手把電報遞給了陳望道：我剛從城裡回來，是郵差託我帶給你的。
陳望道道了聲謝接過來，拆開一看，是《星期評論》編輯部發來的，邀請他到上海擔任雜誌編輯。
陳望道正急於找工作養家餬口，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消息。他連忙收拾了行李，帶上剛剛完成的譯稿，告別家人，興沖沖地離開了家鄉。
這是註定載入中國史冊的一幕：卡爾?馬克思去世三十七年後，在遙遠的東方國度，《共產黨宣言》被譯成中文。這本中國最早的中文版《共產黨宣言》，在以後的日子裡，影響了包括毛**、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在內的一大批開國元勳和衆多的革命志士。
陳氏譯本，猶如一把熊熊燃燒的火炬，一下子點亮了黑暗的舊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