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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眼下的聖道四十三年，政事堂裡“一頭四爪”的格局已經很穩(wěn)定了，頭就是宰相，四爪分別是樞密院知政，簡稱樞相，經計院知政，也就是以前的計司使，簡稱計相，通事院知政，簡稱通相，也有叫外相的，以及領給事中監(jiān)查各部，協助宰相治政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簡稱輔相。
周煌雖只是商部尚書，可隸屬於經計院的國稅總署是由商部理事，與工部、文部、刑部和律部一併稱爲五尾，“五尾尚書升五相”，這已是默認慣例。畢竟在南北事務總署撤銷後，這五部所掌事權最重，要晉位五相，沒這五部的歷政資格，即便皇帝中意，兩院也不放心。
周煌是聖道三十九年就任商部尚書的，巧得很，當年他也正好三十九歲，今年四十三歲，前程無限光明，如果沒出什麼意外，十年後他就是宰相候選。
可今人世風雲激盪，大勢滾滾而下，已不願讓他慢吞吞地磨資歷，東院院事劉綸找他幹什麼？要他向皇帝自薦爲相，而劉綸則率東院仁社、墨社等黨保他推選上位。
周煌一蹦而起，渾身汗毛聳立，這是結黨謀權，是大逆不道啊！
結黨這事在英華早已不是什麼忌諱，就周煌自己來說，他是四川重慶府人，自中學開始就參與黨事了，什麼王道社、仁賢會，在中學裡你沒個黨，大家都視你爲孤傲怪人。
閒社那幫瘋子都知道結黨，就你不願跟人來往，以後你還想幹成什麼事呢？在此時的英華，中學畢業(yè)就是秀才，走這條路的，未來求的可不是自己的富貴，都是想幹番事業(yè)的。
周煌不僅結過黨。而且還是個積極分子，在黃埔學院裡是數度會的會首，在監(jiān)殖院任稅事提舉時，還自己組過“鐵手會”。宣揚國稅爲重，稅及萬事的思想。他之所以能平步青雲，年未不惑就任商部尚書，登二品大員之位，也源於他在稅制上的精深造詣以及他所組鐵手會在國中經濟學界的非凡影響力。
但這個“黨”跟劉綸要他結的黨，根本就是兩回事啊。
之前周煌所參與所組建的黨，不是興趣愛好組織。就是學術思想組織，根本不涉及政務和朝權。就如日本學者青木昆陽在《宋英較論》中所述一樣，“我天朝會黨林立，自弱冠少年至遲暮老者，無人不黨，婦人亦莫能外，此乃宋風盛揚之景。宋時蹴鞠、詩畫、文史、曲詞，事事皆黨。士庶皆與，貴賤不分。”
涉及政務和朝政的黨也有，在國中非常興盛。但都在東西兩院以及地方議院裡，議院建制以來就有了。國西院的“民會”也稱“金黨”，就是專門抱團跟政事堂斗的，爭稅制、金融等工商事的事權法權。而國東院裡的仁社，承自汪士慎，汪瞎子雖死多年，但這個黨還是傳承下來了，跟政事堂乃至皇帝爭民生文教等事權法權。
總之在議院裡，院事也是人人皆黨，不置身一黨。也是個怪物，下一任多半也呆不住，因爲你不黨就一事無成，選人可不願繼續(xù)把票投給一個混日子的傢伙。
也就是說，在英華，結黨根本不是個忌諱事。反而是人之常情。
劉綸要周煌所作之事，所結之黨，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在此時的英華，結黨玩耍，結黨鼓吹，結黨伸張權利，這都不涉朝政之權。而劉綸跟周煌聯手，是結黨謀“政權”，這個“黨”就是黑的，放在舊世，殺頭都是輕的。
就拿宋朝打比方，一個大臣聯合臺諫，身負民意，對皇帝說，我得當宰執(zhí)，看，我背後有這些、那些、這麼多人支持，這是什麼行爲？
當然，英華已是今人世，國家非皇室一家之私，就根本法理來說，結黨謀權已不是大逆不道之事，宰相推選制其實已給這事開了門。
但法理之上的實際層面，情況卻很複雜。
首先，政事堂和兩院還是平行的，政事堂是考出來的，兩院是選出來的。有華夏千年科舉傳統在，英華士子多在仕途，英華這個火車頭，是考出來的在掌方向盤，而選出來的除了能湊半隻腳在剎車上，其他時候就只能在一邊嚷嚷。
因此即便有宰相推選制，可宰相首先是皇帝提名，得選的宰相併不視兩院爲衣食父母，有機會就要搓圓搓扁，兩者是相爭中合作的態(tài)勢。首任宰相薛雪一上臺就拆了兩院，雖然解決了兩院不少自身問題，可對那些在改選中落任的院事來說，未嘗不是過河拆橋，卻又徒喚奈何。
就這種態(tài)勢而言，政事堂和兩院之間就不可能結黨，一旦結黨，這種態(tài)勢就要被破壞，追溯而上，更是改了英華“考”派與“選”派相持的勻勢。對“考”派，也就是官僚來說，那就是背叛。即便皇帝不追究周煌，整個官僚集團也要給周煌這個“叛徒”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這帽子明面上是說周煌對皇帝和國家大逆不道，實質是說對他們官僚集團大逆不道。
由此延伸到第二個問題，官僚集團的牴觸雖出自維護自身地位和利益，但也未嘗沒有合理之處。試想，如果官僚集團不抱成一團，外於兩院“選”派的格局，而是如劉綸提議那般，爲了爭宰相之位而跟兩院結黨，那麼圍繞宰相之位的權爭，不會簡單地就在宰相推選大議上展開，也不會就只在兩院的黨爭中展開，而是會擴散到政事堂的國家治政中。
若容此舉成了定製，周煌幾乎可以清晰描述未來：有機會登上宰相之位的閣臣，聯合他的一幫人馬，千方百計坑害現任宰相，在各種事上爲難宰相。而宰相爲了維護自己的權力，確保政令順暢，乃至不被人黑掉，千方百計打壓同僚，任用私人，讓整個政事堂置於他的掌控之下。
非但政事堂烏煙瘴氣。宰相爲了籠絡兩院支持他的一派，也千方百計讓法權事權，最終兩院也如政事堂一樣，成爲一言堂。而爲了確保雙方合作持續(xù)。各守其利，接著他們還要對宰相推選制下手……
這是一道罪惡之門，一旦開啓，黨爭就將替代治政，成爲政事堂和兩院所有活動的主脈。
唯一的好處，就是宰相和兩院手腳放開了，想幹什麼大事。牽累會少得多，而兩者之間的爭鬥和牽累也少得多。而英華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裡，政事堂和兩院從過去領著國家走的姿態(tài)，開始漸漸變成了被國家推著走。
政事堂和兩院相爭，到了現在，已漸漸演變爲拿民人之利來陪鬥。一件事浮到國政層面，兩者之爭下，得出的往往是壞的結果。就像巴旭起任宰相時。改行省分治之制，要將農稅之權歸攏到政事堂，以確保工商大盛下。農人之利不被大侵，同時均衡貧富省份的差異。跟兩院鬥了好幾年，結果政事堂只收了個名義，富省抱怨，貧省也沒落到多大好處，農人之利也比期望所得少得多，政事堂也背了罵名，兩院也有一大堆人背責下臺。
有爭才能成制，有制才能順勢，這已是英華朝野共識。但這爭是有界限的。尤其在政事之權上。英華現在的格局是幾十年來一步步走出來的，不能隨便大動。政事堂和兩院這種既定格局要改，就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周煌當然得朝最壞的結果想。
這一系列推演裡漏了皇帝，有皇帝在，能抑止黨爭之弊。讓其不妨害國家嗎？
這就要說到此事的第三點了，皇帝會怎麼看政事堂與兩院格局之變？
聯繫到華夏一統後的十多年來，皇帝屢有收權之跡，答案不言自明。皇帝怎麼能容忍兩方攜手掌大局，自己卻被擠到邊緣去呢？非但皇帝不能忍，大多數國人也不能忍，尤其是沒有選人資格的一般民人。
在這些人看來，這個國家是仰賴皇帝聖明，好日子就算不是皇帝賜下來的，也是皇帝領路，帶著他們掙來的。你們官僚和院事老爺們，一頭獅子一頭老虎，就是想著把唯一能制你們的皇帝趕跑，然後就能聯起手來，肆無忌憚地吃人了吧？
什麼？你們是爲以後著想？現在皇帝聖明，不等於以後的皇帝聖明？誰管以後的事？你們這些讀書人，就喜歡拿以後怎麼怎麼樣來忽悠人。伸張自己的利就得如此？咱們老百姓除了吃飽喝足，不被人欺，還能有什麼利？這還需要伸張麼，一頭豬都知道的事啊！
上有皇帝，下有小民，該都是不能容這般黨爭的。
讓周煌對此事心驚肉跳，下意識就反對的原因還有一點，那就是此時英華官僚多重名節(jié)，就如青木昆陽所述，宋風復興。英華官員待遇直追宋時，貪瀆雖有，卻只盛在海外，而且程度遠不如舊世。
英華開今人世，立君民相約之國，受天人大義薰陶長大的士子們都有一股天下在我的責任感，再有儒家在民以及天廟和報業(yè)輿論興盛的背景，社會對個人品德也非常看重，因此官員們都以君子之德爲準繩。君子之德里，羣而不黨是很重要的一條。這不黨不是說不結黨，而是說不以黨涉政事，而是以中庸本心治政。
英華官場當然不是清澈的，君子之德也是面上的東西，但至少大環(huán)境的風氣如此。因此結黨這事，一旦身爲官員，就會非常謹慎了。詩畫詞曲學術等等會社那是無礙，可類似同鄉(xiāng)、同窗這種會社，在英華官場上雖有，卻都很低調。
大家都清楚，這類會社利於結黨謀利，用來聯誼也就罷了，搞更深的東西，顧忌很深。國中報紙最喜歡刺探這類情事，都察院也最喜歡從這類關係入手去查請託徇私之行。
不管出於公心還是私心，周煌都視劉綸的提議爲毒蛇之信，連帶對本很尊崇的劉綸也無比憎惡了。
周煌鎮(zhèn)定下來，對劉綸冷聲道：“劉院事，劉總祭，你這是要禍亂天下啊！哦，我忘了，你本就禍亂過一次了。”
年過五十，寬額方臉的劉綸一身正氣，深邃目光中滿是平靜，身上那股天廟的出塵之氣濃郁無比。
聽周煌喚他總祭。還提起往事，劉綸淡淡一笑：“周朝散（周煌爵位是朝散大夫），天下之所以得興，之所以能進今人世。就在人人伸張己利，看起來就是萬馬奔騰，塵煙喧囂，就這點來說，天下一直在亂，只不過亂中有序而已。”
“十年前的舊事正是如此，我不出頭。天廟也總會有人出頭，當時不出頭，他日也會出頭，當事不出頭，它事也會出頭。我能出頭擔此事之責，還能抑害，待他人他時它事出頭時，就不是那般情景了。”
十年前。南北雖一統，卻隔閡諸多。那時同盟會已散，南北事務總署已散。除了政事堂還能注意著維持南北相融之局外，南強北弱，強食弱肉的格局漸漸顯現。畢竟那時除了山東外，其他地方還處於“訓憲”狀態(tài)。
不僅江南嶺南工商以資本凌壓北方，政事堂在諸多事情上也有歧視之舉，矛盾最突出的是文教事。北方士子受到嚴苛審查，能進入朝堂中樞的很少。北方的學校比南方多了討伐舊世之罪的諸多課程，課本也是另編的。朝堂鼓勵南方學界到北方辦學，而北方自己辦學卻受到諸多限制。
在這個大背景下，十年前發(fā)生了一件大事。河南開封府幾家小學的迂腐夫子，不滿朝堂所定蒙學教材裡對滿清康熙皇帝的徹底否定，義憤之下，給學生們宣講《康熙聖訓》。講了大半年纔有人告發(fā)，開封知府以違朝廷學理大義之罪抓了這些夫子，還準備將此案列入大判廷審理的範圍。
知府之行不僅激起了開封學界的反彈。夫子們紛紛罷課遊街，連帶不少中學的學生們也鼓譟起來，演變爲一場騷亂，起了好幾場大火，死傷二三十人。
這些不僅知府暴跳如雷，河南巡撫也強硬以對，準備大治開封師生之罪。正當一場風暴即將徐娟河南時，在河南巡行的劉綸終於忍不住站了出來。
劉綸是天廟巡行祭祀會的總祭之一，本不該干涉俗事的。但他在北方多年，對南北人心之差感觸很深。他認爲官府此舉太過草率，更有拿著清算滿清之罪的大棒便利行事之弊。
此事不過是小事，就該以文對文，以民對民，官府沒必要這麼急地出頭，讓事態(tài)節(jié)節(jié)升級。眼見會演變爲一場南北人心大風暴，爲了挽救時局，他再也顧不得天廟戒律。
儘管劉綸站出來前已宣佈脫離天廟，但他是天廟聖宗巨孽彭維新之徒，彭維新去世後，聖宗在他的領導下發(fā)展迅速，已成爲天廟一大分支，根基深深紮在了教育體系。他這一出面，事情就變質爲天廟涉政。
天廟分支已經多，即便巡行祭祀會表示劉綸已出天廟，言行與天廟無關，底蘊深的分支也都審慎地沉默不言，但聖宗仁宗等天廟依舊有不少祭祀出面找報紙說話，聲援劉綸，國中輿論大噪。
此事最終招來皇帝出面，而結果讓國人心驚肉跳，皇帝揮起大棒，沒放過一人，通通有罪！
講康熙聖訓的開封夫子被全劃拉到大判廷，等著他們的是一頂頂漢奸帽子和幾年不等的漢奸罪。皇帝不治夫子學生上街之罪，但上街後的打砸燒都算在他們頭上，夫子被治教唆之罪，具體動手的依刑案重處，放火的三人更被砍了腦袋。學生們雖未成年，卻都判了流遣，押去遼東“勞動改造”。
官府這邊，下到知府，上到巡撫，都因事前不查，事後輕率妄爲而被摘了帽子和爵位。國法院專案廷還判了他們以及相關十多官員一年到三年不等的囚刑。
劉綸這邊則被扣上了鼓動天廟涉政，違反《宗教令》等多項罪名，被判十年囚刑，出面說話的天廟祭祀也一個沒放過，這就是十年前讓國中人人肅瑟的劉綸案。
劉綸沒蹲滿十年，六年後出監(jiān)，然後投身院事，轉而爲民人代言，現在是東院領袖之一。
聽劉綸此言，周煌惱意稍減，感慨道：“劉社首啊，你真是有汪瞎子之風……”
當年汪瞎子在武西直道案上，也是這般行事，拿自己爲祭品，去撞國法的槍口，最終讓兩院打碎了皇帝和朝廷手中那把軍國案的鐵錘。
劉綸能成爲東院領袖，也源自他身上這股近似汪瞎子的風骨，相比汪瞎子而言，出身天廟的劉綸更內斂，可不動則已，一動驚人。
正是欽佩劉綸爲人，周煌跟他纔有來往，也不避諱當衆(zhòng)與他會面，可沒想到，這傢伙竟然要將他推下這麼深一個大坑！
劉綸堅定地道：“兩院與政事堂的格局必須得改！皇帝再沉默下去，難報此局不向壞的一面演進。既如此，我們就得迎頭直上，舉你爲宰相，也是將此潰局轉爲勝局的關鍵！”
他深深盯住周煌：“周朝散，你是有才之人，也是有德之人，今日的你，就如十年前的我，面對南北人心大亂之局，我再次站出來了，你敢不敢站出來！？”
劉綸所說的潰局，周煌深有同感，先不說兩院和政事堂的相爭格局已經拖累國家，有害國人，就說皇帝久久不出語，這事似乎也隱喻頗多。如果皇帝重病呢？如果皇帝所選非人，跟兩院和政事堂相爭呢？或者如果皇帝忽然要收回宰相之權，讓正順水行舟的國政格局驟然回縮呢，那時大家也只能看著嗎？
見周煌目光閃爍，劉綸知道他明白了此事背後的要害，他深沉地道：“陛下不是永遠聖明的……而且陛下立了這君民之國，四十三年來，是他一直在教導著我們，領著我們，而我們可曾自己邁出過一步？”
周煌心中盪開深深的震顫，是啊，這四十三年來，皇帝領著大家創(chuàng)立新制，搭起了嶄新的一國，但走到現在，兩院和政事堂沒能站出來擔下重責，步伐反而因相爭而漸漸落後。皇帝之前不斷伸手，是不是已經對國人失去了信心，覺得國人不足以接下他讓出來的權責？
劉綸再道：“他日皇權再度擴展，是皇帝戀權之過嗎！？不，我看是我們，是國人之過！我們不敢擔下來，國人不敢擔下來，因爲那不止是權，還有責！”
周煌苦笑，他有些被說動了，但他搖頭道：“可我們這般作爲，也並非就是良策啊，怎麼擔，也得有萬全的規(guī)制，否則就讓相爭之局亂了國家。”
劉綸沉聲道：“沒有開始，哪能有結果？規(guī)制不可能一開始就是完全的，有了開頭，有了方向，大家一起來補！現在陛下還在，當能明白我們的苦心，懂得怎麼引導，若是陛下不在了，太子如何理解這般局面，那就非我們所能料的了。”
周煌感覺自己越來越動搖了，他咬牙道：“爲何……選我！？”
劉綸瞇眼，微微笑道：“這是一場祭禮，你沒可能得選宰相，而祭品麼，你還年輕，你可以犧牲。”
周煌差點一口唾沫啐劉綸臉上，你這神棍，滿眼全是犧牲！還當著我的面說得理直氣壯！原來我不過是攪屎棍，把這一局攪起來，就可以去死了？
下意識地就要罵劉綸，可剛張嘴，一股熱氣就繞在了心頭，讓他沒能出聲。這熱氣正是他從小到大立起來的氣節(jié)：爲天下立新制，開太平，捨我其誰，我求的是這名利，而非權柄富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