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本末”、“輕重”、“緩急”，管理就是先分析事情的主次矛盾，然後從重要的方面下手，但也不可忽視潛在的影響因素。6月11日存在缺陷的自由市場儘管市場原教旨主義源於錯誤的前提，但是它卻符合金融資本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利益。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促使資本自由流動，也爲單個州政府的徵稅和監管帶來困難。金融交易的放松管制以及對創新採取的寬鬆環境提高了金融企業的贏利能力。無論在美國還是英國，金融業創造的利潤都達到了所有行業利潤總和的三分之一。
由於市場原教旨主義基於錯誤的假設，因此20世紀80年代將其作爲經濟政策指導原則的做法必將帶來惡果。實際上，從那時起，我們已經經歷了一系列金融危機。但是這些惡果對處在全球金融系統最邊緣的國家造成了重創。因爲整個金融系統由發達國家，特別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享有否決權的美國控制。
一旦金融危機對美國的繁榮產生威脅，政府就會出面干預，制定政策，解救受困的金融機構，在經濟活動放緩的時候出臺貨幣和財政刺激政策。因此，階段性的危機實際上成爲成功的測試因素，鼓勵了更大規模的信貸擴張，以及“金融市場應獨立運行”的錯誤認識。當然，是金融監管機構的干預，而不是金融市場本身修正錯誤的能力使得這些測試獲得成功。但是投資者和政府傾向於自我矇蔽。與處於金融系統邊緣的國家相比，美國的相對安全性和穩定性促使它極力吸引全球其他國家的存款，使得經常賬目保持赤字。2006年第一季度，美國經常賬目赤字達到了佔國民生產總值7%的頂峰。
最終，美聯儲和其他監管機構傾向於市場原教旨主義，放棄了監管的責任。他們更應該瞭解，正是他們的決策才能使美國經濟保持平穩。格林斯潘尤其相信，寬鬆的金融創新環境將帶來巨大的利益；而相對於創造的生產力，拯救偶然發生的金融災難只需付出很小的代價。當超級泡沫依然存在的時候，他堅持自由主義政策進行的成本收益分析並未完全錯誤。直到現在，他才被迫承認他的論斷存在缺陷。
——摘自2008年11月21日索羅斯在北京“中金論壇”上的演講發言
背景分析
在世界實體經濟日益“空心化”，金融產品虛擬化的流動性氾濫時代，渴求超額收益的華爾街金融家們拼命尋找政策的漏洞，大量複雜的不受監管的金融衍生品就被創造了出來。認識到市場缺陷並敢於說話的人並非沒有，早在2000年，一位美聯儲的委員就警告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以及監管當局：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存在巨大的潛在危機，最終將危及人們的美國夢想。遺憾的是，他的警告並沒有得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
以格林斯潘爲代表的一代美國金融家們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他們的風險。“只有在市場自我糾正機制威脅了太多無辜的旁觀者的那些危機時期裡，監管纔是必要的”。這種“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的典型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和主張，確實隱含著索羅斯所指的極端市場原旨主義。
次貸危機進一步惡化爲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在2008年10月23日美國衆議院召集的聽證會上，執掌美聯儲達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他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行動指南
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人不能被一時的利益所迷惑，錯誤的前提必定導致錯誤的結果。但重要的是，坦承錯誤並主動糾正錯誤。6月12日正反饋和負反饋反射理論中的反饋分兩類：正反饋和負反饋。在負反饋的情況下，人們對現實的認識更接近現實本身。在極端情況下，兩者之間產生某種聯繫，經濟學家稱爲“均衡”。但在正反饋的情況下，兩者實際上離均衡越來越遠。
金融市場能產生以上這兩種情況。認爲市場是趨向均衡的觀點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遠離均衡的發展趨勢和趨向均衡發展趨勢同樣可能發生。因此市場並不是經濟環境的被動反映，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之間存在互動。
市場本身不一定穩定，只有靠實行一系列政策才能達到均衡。這種政策不一定出自政府，但其目標應當是維持市場穩定。因此監管者和金融機構對市場如何演進影響重大。他們本身對市場理解遠非完美，而政府的行動和市場的反應之間同樣存在互動。比如，金融崩潰來自於市場的失敗，也可以說來自監管的失敗。
——摘自2010年5月7日索羅斯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談話
背景分析
在經歷了房地產市場的多年追漲後，美國房市終於崩潰。而華爾街的金融創新在房價一路追高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認準了房價高漲趨勢的金融機構以及房利美、房地美等企業向缺乏還款能力的購房者貸款，促使購房需求進一步增長，從而進一步推高房價。這就是一種正反饋機制，繁榮導致更加繁榮，直至某一天資金鍊斷供而崩潰。
作爲反身性理論的創立者，索羅斯清醒地認識到經濟、社會、技術各系統中存在的種種正反饋機制，以及如何反映到金融市場上。由於人的認識永遠是片面和不完全的，這種片面和不完全產生的錯誤預期又將逐漸被累加，直到最後產生市場崩潰。索羅斯對該理論的運用顯然已是爐火純青。在歷次戰役中，索羅斯都會通過各種渠道廣爲散佈對其有利的信息和論點，爲其發動的行情推波助瀾。行動指南
善聽“好話”之外，還要善待“壞話”。如果管理者能夠有效地利用各種建議與意見，就會給公司帶來無窮的商機和收益。6月15日洞察身邊的“先機”我從德國聯邦銀行總裁史勒辛格那裡得到暗示，他在一個重要的集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如果投資人認爲歐洲貨幣單位（ECU）是由一攬子固定貨幣組成的，那麼投資人就想錯了。他特別提到，意大利里拉不是非常健全的貨幣。我在他演講之後問他，是否喜歡歐洲貨幣單位變成一種貨幣？他說他喜歡這種概念，但不喜歡這種貨幣的名稱。如果這種貨幣叫馬克，他一定會喜歡。
我心領神會，他的話鼓勵我們放空意大利里拉，而且事實上，意大利里拉在很短時間內，就被迫退出了歐洲匯率機制。這點很明顯地指出英鎊也岌岌可危，而我們在放空里拉所得到的利潤，使我們有充足的本錢在英鎊上冒險。我已經不記得事件的正確順序，幸運的是，我記憶力很差，這點使我偏向處理未來而不是過去。我記得先是丹麥公民投票否決了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即歐洲聯盟條約），接著是在法國公民投票之前的週末，歐洲國家舉行極爲緊張的談判。隨著英鎊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情況變得越發緊張，英國政府爲了保護英鎊，把利率提高2%，這時終於來到。這是絕望的舉動，告訴我們英國的立場無法維持，因此鼓勵我們比以前更大膽地繼續放空英鎊。結局就是這樣：利率在中午提高，到傍晚，英鎊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
——摘自索羅斯和摩根士丹利銷售專家拜倫·韋恩的訪談
背景分析
1992年9月，索羅斯對英鎊的狙擊已成國際金融投機領域的傳奇。當時德國聯邦銀行總裁史勒辛格的講話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大概意思是：只有通過貨幣貶值，才能消除歐洲匯率機制的不穩定。索羅斯由此判斷德國可能採取放棄維護英鎊的立場。其實，早在1990年英國加入歐洲匯率機制（ERM）時，索羅斯就在等待英鎊的“決堤”。而史勒辛格的講話讓索羅斯相信歐洲匯率體制的分裂已迫在眉睫，一旦該體制發生危機，歐洲各國貨幣間的匯率將重新大幅度調整。
在他看來，當時英國的經濟並不強勁，而歐洲匯率機制要求成員國的貨幣必須盯住德國馬克，英國將爲此犯的錯誤付出代價。果然，最後的結果證明索羅斯是對的，英鎊真的崩潰了。9月16日，儘管英國一天內兩次宣佈提高利率，將利率從10%提高到12%，然後再提高到15%，但這種史無前例的做法，並沒有實現英國政府所期望的效果：英鎊將穩如磐石。到了傍晚，英鎊放棄了最後的“掙扎”，宣佈退出歐洲匯率機制。在英鎊危機中，索羅斯賺了近10億美元，被稱爲“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而聲名遠播。行動指南
“一葉落知天下秋”，投資者要重視小細節，養成良好的洞察力。優秀的成功者，往往是在一些細節小事上面，洞察到別人未曾留意的事情。6月16日“資本自由流動”的陷阱國際資本的流動是非常自由的，單一國家無法加以控制，無法採取加稅、限制等措施防止資本外流。從這個角度來講，世界財富分配原本也就不平衡。“9·11”事件後，美國資本出現外流，是可以預料的。因此，特別需要建立國際間協調機制，對流動加以控制。
至於哪些國家會因此受益，很難說，因爲新興市場太多。
對於進出口貿易，因爲美國本身處於經濟停滯狀態，所以貿易必然受到很大影響。美國應該調整貿易結構，比如加大對友好國家的貿易程度。
——摘自2001年9月14日索羅斯在上海和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孫哲教授的對話
背景分析
冷戰結束之後，全球涌進“經濟自由化”的開放浪潮。實現經濟全球化需要兩大支柱：全球性的貿易自由化和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在倫敦做金融交易員時，就對資金的全球流動頗感不安的索羅斯看到了外國資金大舉涌入的危害性，但往往這些國家還在“利用外資，發展自己”的美夢裡睡大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