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認爲500萬盧布太多了。在致總理衙門的一封信中，他引用了1877年的一份英國報紙，其中說到俄國人期望的金額是250萬盧布。他認爲，俄國人擡高價碼，並糾纏於金錢問題，更像是廟堂義賣，而有損外交禮節。他對該條約深爲失望，他說現在沒有更好的辦法，只有在新疆加強軍備，爭取重開談判，另訂條約。他聲稱要去哈密，讓他的部隊進入最佳狀態，在阿克蘇與瑪納斯集結。他建議，只要俄國有稍做讓步的跡象，中國也可以退讓幾步。然而，如果俄國人不肯退讓，拒絕滿足中國的任何要求，那就只能用武力奪回伊犁，並承擔由此而引起的後果。在他的安排中，會讓俄國人先動手，然後他將盡力而爲。［15］
有關這一時期中國與俄國就伊犁問題進行談判的描述，認爲左宗棠是主戰派的首領，這是中國政府中的一個派別，主張用武力收回伊犁，並與俄國開戰。外國人的描述給人一種普遍的印象，即李鴻章的外交是極爲聰明的，既避免了與俄國開戰，又保證了伊犁的收復。李鴻章確實具有跟俄國人斡旋的才幹，但很顯然，他的外交產生的優勢，一般而言是在俄國一邊，而不是在中國一方。
仔細研究左宗棠在這一時期的言論，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沒有任何希望中俄開戰的意圖。他只是非常瞭解軍隊在協助外交方面所具有的價值。他比北京的任何一位官員都更熟悉中亞的形勢。他知道，他不久前的作戰行動，使他的軍隊在新疆的本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其中有些人正被俄國納入控制之下，但他們仍未安於俄國的統治。他知道，俄國人很清楚，如果他們與中國開戰，就會在俄國土耳其斯坦的百姓中引起新的暴亂，這樣的局面不利於他們的計劃。他相信，如果中國加強針對俄國的邊防，就會得到英國道義上的支持。他深信當前的局勢是一個虛張聲勢的絕好機會，只要中國能夠令人信服地展現戰鬥意志，俄國人就會讓步。他運用自己的所有影響來阻止朝廷採取失敗者的姿態。不過可以肯定，如果俄國人不肯後退一步，左宗棠最終會奉勸朝廷接受原來的里瓦幾亞條約。他相信虛張聲勢會有效果，事情的進展證明他對形勢的估計是正確的。
中國人把與俄國重開談判的任務交給了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侯爵。此人當時任駐英國公使，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外交官。有人懷疑俄國人會如何接待曾紀澤，看來是英國人好心地幫他鋪平了道路。他於7月份抵達聖彼得堡，左宗棠於同一個月抵達哈密。左宗棠於1880年5月26日離開肅州，於7月15日抵達哈密。這是他第一次來到新疆，來到這個他已爲中國收復的偉大地區，他正在以自己的行政天賦大刀闊斧地讓這裡從動亂造成的破壞中恢復元氣。
新疆的清軍至少已經裁減一半。《年譜》沒有敘述左宗棠是否贊成裁軍，不過他似乎無法獲得重建工作和供養大批軍隊所需的資金，於是只好削減軍費開支。劉錦棠在喀什地區擁有8570名步兵和1500名騎兵；張曜在阿克蘇擁有4500名步兵和500名騎兵；金順在瑪納斯以西擁有1500名步兵和500名騎兵；另有12個營，共6000兵力，分佈在吐魯番、烏魯木齊和古城地區。總計有步兵20570名，騎兵2500名。在哈密、巴里坤和其他一些地方肯定還有其他部隊，《年譜》作者沒有述及。他沒有提到炮兵，不知他是將之計入了步兵，還是另行計算。
左宗棠出現在哈密，在他這支小軍隊當中激發了很大熱情，使他的將領們覺得他打算去打仗。他的部隊人數不多，但官兵們渴望一戰，只有左宗棠的權威能夠令他們剋制。南路和北路的各個中心都在備戰，俄國人不會沒有留意到這一動向。
肯定要打仗了，這個消息傳遍了新疆，很快就成爲新疆邊界以外各個集市上的街談巷議。不要忘記，俄國人在1875年對阿古柏的評估是足夠強大的，於是當他們打算從中亞舞臺上消滅阿古柏的時候，他們在喀什噶爾邊界上集結了2萬全副武裝的兵力。所以他們決不會認爲左宗棠是些許兵力就能對付得了的。
俄國已於1878年初打贏了俄土戰爭，付出了鮮血和財富的沉重代價，接著於1878年夏季在柏林會議上落敗。會議的結果令俄國人感到奇恥大辱，認爲自己面對著歐洲兩大強國——英國和德國的敵意。俄國的聲望此時並不很強，俄國政府企圖擴張，推行鐵路和軍隊的現代化，這就需要鉅額盧布。針對沙皇的恐怖陰謀開始造成嚴重的焦慮。這些陰謀在1879年和1880年持續不斷，於1881年3月13日達到，亞歷山大二世在當天被刺。在這樣的環境下，俄國人不想在中亞樹敵，這種敵意肯定會引發廣泛的動亂，波及整個俄國土耳其斯坦，甚至牽涉到英國，也許還有德國。
也許有人懷疑左宗棠並不知道俄國遇到的這些麻煩。這種懷疑是錯誤的，因爲中國政府中無人比左宗棠更能準確地把握西方世界的大動向。他對中亞的動向也有充分的認知。我們並不是要由此而推論左宗棠可以打敗俄國人，尤其是在他們的注意力沒有被其他勢力所牽制的時候。他無法擊敗俄國人，無人比他自己更清楚這一點。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一個理論：如果戰爭的前景預計某一方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它就不會輕易加入得不償失的戰爭。俄國人已經公開而自願地向中國和整個世界宣稱，它在中國人能夠照顧好伊犁的時候就會將它歸還，而現在條件已經完全具備了。左宗棠斷定俄國人不會爲了伊犁而走向戰爭。
曾紀澤在聖彼得堡受到了禮遇。情況很快就明朗起來：俄國願意開始談判一個新條約。當大家知道俄國人願意修改他們的條件時，戰爭的陰雲就散開了。左宗棠建議朝廷在黑龍江大張旗鼓地備戰，他特別希望力量的顯示不要侷限於一個地區。但他寫信給總理衙門說，戰爭就像一盤棋，勝負取決於棋手的技巧，所以無人能預測結局如何。［16］
曾紀澤談成了一個新條約，於1881年2月簽署。中國基本上按照自己的主權要求收回了伊犁河谷，包括對於關隘和特克斯河谷的控制權。領事館減少到兩個，一個設在嘉峪關，另一個設在吐魯番。佔領的費用提高到了900萬盧布。中國人立刻接受了這個條約。
這個條約的意義在於，它是中國人在19世紀的外交上取得的唯一一個顯著勝利。這個時期的特徵，是在所有戰線上遭到失敗、蠶食和屈辱。從比較的意義上來說，它是中國人的一個大捷。在那個世紀裡，這是唯一的一次，一個強權從中國領土上的有利位置上退下。這次成功所帶來的榮譽，被分派到了別人頭上。在人們眼中，左宗棠與此事的關聯建立在一種推論之上，認爲他堅定尚武的姿態對此事的解決是一個障礙。然而，收回伊犁的必要條件，就是首先收復新疆的其餘地區，而這是左宗棠完成的偉業。在收復新疆之後，他非常老到地處理了與俄國的邊界關係，防止了任何細小事件的突發，沒有給伊犁問題添一絲亂。作爲所謂主戰派的領袖，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阻止中國政府接受里瓦幾亞條約。1881年從俄國人手中收回伊犁，幾乎全是左宗棠的傑作。他的成功不是靠虛張聲勢，而是憑藉建立在深刻理解問題真相基礎上的有力行動。
在1878年12月攻佔喀什以後的歲月裡，左宗棠忙於新疆的重組和重建。他重新規劃區域，重新測量農地，重建村莊和城鎮，設立學校，改革貨幣，改革財政體制，試圖引進養蠶業，刺激農業生產，在該地區建立一種行政體制，其基礎是恢復本地頭人管理百姓的辦法，並將之條理化。
新疆於1884年建省，由左宗棠所完善的行政體制直到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統治之後仍然存在。在新疆的一些地區，現在仍然有效。在他所建立的學校裡鼓勵學習漢語，但不強制推行。學習漢語的目的是爲了促進百姓與漢人官員的接觸，而不是爲了取代地方語言。整個體制都是在充分而深入地研究了百姓的習俗、傳統和特色之後才形成的，它的設計不是爲了改變他們的習俗和特色，而是爲了實施他們能夠理解的管理，在這種行政體制下，他們能夠生活得和平而滿足。
在新疆的所有地區，動亂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而北路的情況比塔里木盆地更糟。有一份報告提供了動亂所造成的破壞程度：在動亂之前，在烏魯木齊和該地區的村莊中有23780戶人，而在動亂之後，只剩下6260戶。漢人有一種根據實際經驗得出的統計方法，每戶人按8口人計算，那麼動亂前有190240人，而在恢復和平之後只剩下50080人。［17］財產破壞比生命破壞的規模更大。
當1880年的夏季將要過去，俄國人很明顯地願意重開關於伊犁的談判，並且已經有了和解的想法。這使中國政府有了足夠的把握，因爲他們也願意讓步。左宗棠奉命結束他在西部的公務前往北京。上諭發出的日期是1880年8月11日，它說朝廷面臨的問題十分嚴重，並且影響深遠，因此皇帝需要對於戰爭和行政實踐經驗最豐富的人來做軍機大臣。
劉錦棠被任命爲新疆的總司令，張曜被任命爲副總司令。劉錦棠奉召離開喀什，於11月8日抵達哈密。左宗棠於12月22日抵達蘭州，休整幾天後，他於1881年1月3日繼續旅程。總督左侯爺要離開他大建功業之地的消息迅速地傳遍了甘肅。按照中國人的算法，他已經進入生命的第七十個年頭，可以肯定，這位大總督離開甘肅會一去不返了。
《年譜》作者說，在甘肅所有的城鎮，甚至在最偏遠的村莊，他的離去成爲那些日子裡人們唯一的話題。回民和漢民都爲他的離去感到不安。很難指望回民對左宗棠有什麼感情，但他們對他的確信任，而他的存在令他們感到安全可靠。他離開蘭州的那一天，所有商鋪歇業，全城人都出來告別這個他們已經學會了去畏懼、去信任、去尊敬的人。《年譜》說，100多里路上排列著百姓，當他經過時向他磕頭。在沿途的每個鎮子和每座城市，居民們都跑出來迎接這個給大西北帶來和平、秩序與繁榮的人。
左宗棠於2月24日抵達北京，大約與此同時，他接到了與俄國簽訂最終條約的消息：中國人收回了新疆的最後一角。
註釋：
［1］波爾格：《中亞問題》，第418頁。
［2］《年譜》，第8卷，第15頁。
［3］《年譜》，第8卷，第18和27頁。
［4］普瑞捷瓦爾斯基：《從固爾扎越過天山去羅布泊》，第127頁。
［5］《中亞問題》，第394頁。
［6］《年譜》，第8卷，第22頁。
［7］《年譜》，第8卷，第23～24頁。
［8］《年譜》，第8卷，第30頁。
［9］《年譜》，第8卷，第31頁。
［10］《清朝野史大觀》，第4卷，第49頁。
［11］《年譜》，第9卷，第1～2頁。
［12］《年譜》，第8卷，第29頁。
［13］《年譜》，第9卷，第3頁。
［14］《年譜》，第9卷，第26～32頁。
［15］《年譜》，第9卷，第36頁。
［16］《年譜》，第10卷，第16頁。
［17］《年譜》，第9卷，第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