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朝臣，真的算不上勵精圖治，通常情況下，耗費在玩樂的時間要比理政的時間多很多。

即便是趙曦推行監察衙門，也沒有在這方面去禁止。

比如飲宴，比如遊玩，比如家妓，比如合同制婢妾，比如官員捧花魁，比如臣工爭嬌娘等等。

趙曦後世記著的，那些傳承的詩詞，不是卿卿我我就是花天酒地，也說明國朝的風氣是怎樣的。

朝臣從來沒有緊張過朝政，就是來參加大朝會的也一樣。

結果這幾天不一樣了。

當內閣把五年規劃的提議通過以後，進京的朝臣開始忙碌了。

因爲官家開始不斷的召見朝廷各衙門主副官，每一位官員最少一個時辰的奏對時間，讓處於汴梁的官員突然緊張起來了…～

沒辦法，趙曦也知道太倉促了。制定一個國家的五年計劃，肯定不應該是這麼短時間能做好的。

五年規劃，是涉及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大課題，是需要前期調研，充分論證，共同參與等等諸多流程後，才能制定出一個符合實情的規劃。

而如今的國朝，根本就沒有過先例，甚至沒有過這種思維…～或許也不能這樣說，富弼韓琦說過的二十年不言兵事，應該算是規劃類的建言。

現在，趙曦提出了用文字形式，形成大宋的五年發展規劃…～

這個規劃的基礎是什麼，內容包括那些，五年後要發展到什麼程度，推行那些措施，採取那些辦法，各州府郡縣如何分配任務，六部九卿衙門又擔負什麼責任等等，都需要一一闡述。

鑑於朝廷臣工，包括內閣大臣都沒有一個形象的概念，只是被接受了官家的理念。趙曦不得不自己來完成。

好在當下的社會分公還沒那麼詳細，好在這是一個新的理念…～反正除了他趙曦，也沒人懂。

儘管只需要做出一個框架來，趙曦還是想盡量做的可行，所以，他不得不召見朝廷各衙門的主副官，逐個瞭解國朝的實際情況。

這也有個好處，他能對國朝有個大體的認知。

可惜，朝臣們真有點讓他失望。

“這是第六個被官家訓斥的了！”

韓琦這話針對性很模糊，好像是說官家嚴苛，又像是說臣工無能。

“訓斥？以我看就該貶黜！衙門主官不知道衙門的事務，有何顏面居朝堂之上？”

這種事不用專門打聽，朝堂都流傳了。張方平也有門生故舊找上門求指教的。

“官家這是要盤底呀！”

富弼模模糊糊的能觸摸到官家的意圖。不太確定。

“盤底？”

陳昇之疑問。

“就看官家召見臣工的奏對情況，好像還真是盤底，也確實是在盤底。不過，官家提出的五年計劃，是必須有現在的底數才能制定計劃的?！?

王安石不覺得那些官員不該被訓斥，也認爲官家這番操作有必要。

“如此看來，我等內閣大臣也有點不稱職了。待官家有了樣本，就該我等介入了?！?

富弼自覺有點慚愧。

當天議事，內閣大臣是通過了官家五年規劃的提議，可對於如何制定五年規劃，都不條理。

時間太緊，官家爲避免出現反覆的錯誤，就先自行擬定了。這對內閣大臣而言，確實有點不長臉。

“有點求全責備了！”

韓琦的這話倒是沒人反駁。也確實有點求全責備了。

聽到的官家問話：國朝一年有多少新生兒？各州府郡縣新生兒又有何差異？國朝去歲的耕田多少？開荒多少？分別是在那些州府？種植那些作物？畝產多少？國朝五穀種植的比例，各州府郡縣又有什麼差異？

我的天呀！他們這些內閣也算是能吏了，可即便是他們遇到這樣的問題，也一樣是一問三不知。

官員的考評，開寶九年制定的官吏考覈標準，即：政績尤異者爲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爲中，臨事馳慢、所蒞無狀者爲下。

也就是說，確乎有突出政績的，可評爲優秀；謹慎治理官事，能大致履行職責的，可算爲中等；做事拖拉，應付了事的，則爲下等。

這些考覈標準重在對慢作爲、亂行政的嚴格約束，強調的是官吏政績。

景德元年，在原來考覈內容的基礎上，加大了廉潔自律的比重，即：公勤廉幹，文武可取，利益於國，惠及於民者爲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爲次；畏懦而貪，漫公不治，贓狀未露，濫聲頗彰者爲下。

天禧元年，朝廷下詔：及三歲，不限中外職任，但非曾犯入已贓，令審官院磨勘以聞，當議遷陟”。

爲了保證實現績效考覈目標，還細化了考覈內容，制定了配套律令，如《宋建隆重詳定刑統》《吏部七司法》《景定吏部條例》《減展磨勘律》《守令四善四罪》等，對請銷假、值班、從駕稽違、公事稽程、請求公事、枉法贓、受所監臨贓等皆作出了明確規定。

先帝時期，地方官任內賦稅增減成爲考覈其經濟政績的一個重要內容。

對諸路監的考覈，重在五個方面，即舉薦賢才、案劾貪謬、實戶口、財用充足、興利除害。

國朝開朝百年間，對於官員的考評，也確實在改進，但像官家這般事無鉅細的內容，真心有些吹毛求疵了。

由於現在官家還沒有拿出樣本，內閣大臣雖然有些想法，也只是私下裡說說。

但是，對於朝廷各衙門的主副官，可就是大難了。被召見過的，不得不每天鑽古紙堆裡，歷年各州府郡縣的奏報中，摘錄一些內容，以求能從這些奏報中，找到官家需要的奏對內容。

至於那些還沒被召見的，則是相互打聽著，也忙不迭的開始專注於政務了。不僅僅是主副官，就是那些衙門的吏員，也是一肚子苦水。

趙曦真訓斥了嗎？其實沒有。他也知道這時代不重視數據統計，朝廷各衙門官員也不會重視數據。

可是被官家召見奏對，出現一問三不知的情形，官家就是沒訓斥，也讓這些臣工自覺慚愧。

“也不能說管理求全責備，看講武堂、國營寺、市易寺和工坊城的有對摘錄，這樣的奏報，確實可讓人一目瞭然?！?

“比如工坊城，從工坊城的人口數、工匠數、商戶數、家眷數、新生兒、丁口數，沒一項不清楚的。並且，還詳細說明了接下來的每年可能遞增的數量，也註明了工坊城各行各業的丁口比例?！?

“至於作坊數、每月每年作坊出產的成品數、新工藝創新數等等，均羅列的清清楚楚。軍備一項，若不是朝廷需要保密，一樣會用奏報的形式讓朝廷清楚明白?！?

“既然工坊城能做到如此詳細，爲何其他衙門不行？安石曾任職羣牧司，到任之後，就詳細對國朝的牲畜馬羊有過調查?！?

“理政者，若想要有的放矢，就應該對所治之政務做到充分熟悉瞭解！我以爲，官家之爲甚好！”

王安石的話，真代表不了大多數朝臣，卻最真正領會了官家的意圖。

“不一樣！誰都知道，工坊城的基礎是原來的講武堂作坊，也就是由官家理念貫徹最徹底的部門。工坊城的奏報能符合官家的要求這不足爲憑。豈能以此爲標準要求朝廷各衙門？”

這一次，陳昇之也反駁王安石了。話說，這一次官家確實有點苛刻了。

別說是朝廷的六部九卿衙門，就是地方州府郡縣的主官，也未必能做到這點。

“爲何不能相提並論？同爲國朝衙門，難不成還分三六九等？市易寺的呂吉甫，並非出自工坊城，奏對的記錄也一樣符合官家要求?！?

“之所以朝廷各衙門被官家訓斥，關鍵還是臣工們沒有沉下心去理政！”

王安石不好意思誇自己，其實他作爲前三司使主官，也被官家召見奏對了，一樣符合官家的有對要求。

這根本就不是理由！從內監傳到內閣的諸多奏對，文彥博作爲樞密院的主官奏對，雖然不算完美，也湊合滿足官家的要求。

不思政務，反倒成理由了！恐怕這些臣工對汴梁嬌娘的熟悉，對每年花魁的熟悉，甚至對大宋蹴鞠賽事的熟悉，要比他們所在的衙門更詳盡。

尸位素餐！

王安石的觀點是對的，富弼認同。這也是他認爲官家在盤底的原因。

估計官家的召見不會僅限於朝廷各衙門，接下來肯定也會對入選議政的州府主官召見吧？

大朝會沒幾日了，官家準備推出的五年計劃能不能在大朝會前完成呢？若是召見地方州府主官，難度不是一般的大。

這幾日，官家幾乎沒間歇的在召見臣工，勤政殿官家辦公的殿門前，時常有三五八個的朝臣在等著…～

趙曦真有心將地方州府官員一併召見了，可惜時間不容許了。

這是第一次，他也沒想過能盡善盡美，只希望能開一個頭，傳遞一種理念，引導朝臣理政的方法，同時讓朝臣們感受一下加班的滋味…～

告訴臣工們，做官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也不該是一件輕鬆的事。

趙曦還想引導官員對統計數據的重視，引領官員治政的民生傾向和大局觀。

另外，趙曦也在爲講武堂接下來的職能做鋪墊……趙曦把講武堂的定位，是大宋的官員培訓學院，最後形成官員上任之前的崗前培訓慣例。

美中不足的是，他腦子裡想起五年規劃的念頭有點遲了，若是配合著三級決策制同時昭告天下，或許有時間把他的想法直接傳遞到地方州府郡縣主官那裡。

其實，若不完成官制改革和三級決策制，想要推動他如此詳細的考評官員辦法以及制定五年規劃，基本就沒有可能。

或許這樣的時機正合適，畢竟是第一次，有個概念，有個框架，指出個方向，讓朝臣有個適應期，應該是最好的辦法。

改革，不一定非要引起動盪，特別是大宋還處在幾乎算是風雨飄搖的境況下。

步步推進，纔是趙曦改變國朝的一貫風格。

原本歷史的記載，不管是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變法，最終都失敗了。

失敗的原因，有新法和新政本身漏洞和弊端的存在，也有利益團體的抵抗，同樣也有急功近利的因素，甚至還可能是比較大的權重。

十幾年的謀劃，到了接近成功的時刻，更應該謹慎。

“諸位閣老，這一次朕召見臣工，是爲五年規劃基礎。臣工的有對記錄，諸位也都看到了。不樂觀。”

“不過，朕並無追究責任的想法，畢竟國朝以往的治政理政，並不需要如此詳盡。朕也是因爲五年規劃有了這樣的做法?！?

“這是朕撰寫的五年規劃初稿，或者說是個樣本也可以。由於朝廷各衙門無法提供確切的數據，所以，朕以爲，本次朝會的五年計劃，只頒佈五年規劃的條目和格式……”

不得不承認，官家制訂的五年計劃樣本，僅僅是條目，就囊括了國朝的所有事務。

其實，就是一篇格式化文章。這樣的文章趙曦還是相當熟悉的，但對於當下的臣工，那就需要仰視了。

由於沒辦法玩指導思想，趙曦開篇明義，直接將戰略目標提綱挈領了。

然後在逐條羅列，並解釋條目的含義和內容。

在這個大框架的基礎上，趙曦將國營寺、市易寺和工坊城的五年計劃直接作爲樣本定稿。

將國營寺、市易寺和工坊城做樣板，趙曦的目的是想明示講武堂的作用。

這也是先易後難的策略。

先有護衛營，後有新軍，然後成就了國朝軍伍接受他的治軍理念，形成了忠於朝廷的新軍體系。

如今，趙曦算是故技重演，用國營寺、市易寺、講武堂的五年計劃做標桿，促進官員培訓制度的形成，然後逐漸改變文臣團體的理念。

文臣團體相比武將，由於國朝優待士人的基本國策，相對要頑固一些。作爲享受特權的一方，在接受新事物時，多少要有牴觸。

而趙曦在大朝會即將召開之時，以參政議政內閣的職責爲基礎，借五年規劃的契機，來撬動國朝文臣治政的固化模式…～

倉促是倉促了些，確實也是個好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