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你也知道，古代能夠流傳下來的文字書籍都是經(jīng)過官方允許的，一旦某些文字被統(tǒng)治階層所不容，則它的任何版本都會被清剿一空，留不下半點痕跡。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帝王的一句話，就能讓犯法者九族盡誅，人都死光了，哪裡還有書留下來？”原先生說。

林軒聽明白了，原先生在石窟中所接觸的那些人都是避禍、隱居、遁逃、厭世之輩，他們之前一定做過某些不容於皇族的事，看穿世情，厭倦紛爭，所以才隱居到九幽之下，永遠(yuǎn)地與外面的世界隔絕。

同樣的例子，可見於東晉陶淵明所著的《桃花源記》一文。

陶淵明是東晉末期南朝宋政治家、初期詩人、辭賦家、田園詩人、隱逸詩人，歸隱後寫了大量田園詩，成爲(wèi)山水田園詩派的創(chuàng)始人，自號五柳先生，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爲(wèi)實現(xiàn)“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fù)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最後只能落得“歸隱”結(jié)局。

《桃花源記》一文講述的是一個捕魚者誤入世外桃源的故事，在桃花源中，他見到了先秦時期躲避戰(zhàn)亂的一羣隱居者，自成一派，自在逍遙，過著散漫閒適的生活。沒有統(tǒng)治者和貪官污吏的壓榨，更沒有蠅營狗茍、勾心鬥角的政治鬥爭，頤養(yǎng)天年，無比快樂。

由此可知，居住在石窟中的人亦是超凡脫俗，樂在其中，過著神仙一樣的生活。

“我懂了，徐弘祖帶給世人的不僅僅有《徐霞客遊記》，更有另外一些山水揭秘、湖泊尋幽的有價值文章。只不過，那些文章並沒有被公開發(fā)表出來，已經(jīng)成了僅有少數(shù)人閱覽過的密卷?！绷周幷f。

原先生點頭：“沒錯，你說對了?！?

林軒苦笑：“那豈不正是某種意義上的‘伏藏’？在藏地，先是隱匿後被人發(fā)掘出來的文字秘籍被稱爲(wèi)‘伏藏’，而在藏地以外，其實也存在著很多這樣的秘籍，有些是前輩智者的先進思想，有些是驚世駭俗的武功秘籍……那些也應(yīng)該被叫做‘伏藏’吧？”

當(dāng)然，他也知道，天下秘籍衆(zhòng)多，其中一部分是毫無價值的，就像是世界上所有的古董一樣，有的價值連城，有的卻僅僅因年代久遠(yuǎn)而被稱爲(wèi)“古董”，實則一錢不值。

真正有價值的藏地古卷才能被稱爲(wèi)“伏藏”，而且凡是“伏藏”，必定帶有某種輪迴轉(zhuǎn)世的神秘色彩，能夠給後世修行者帶來智慧啓迪，一旦被髮掘出來，就會如溫暖陽光一樣照亮藏地的大小山川。

那麼，歷史上的任何事件人物，都逃脫不了“禍福相依”的哲學(xué)真理。

能夠啓發(fā)百姓心智的東西，必定會成爲(wèi)統(tǒng)治者的心腹大患。文人墨客因“文字”而招致殺身之禍的不在少數(shù)，歷朝歷代，都有因此而被滿門抄斬、誅滅九族的。

封建社會中，尤其以滿清前期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文字獄最爲(wèi)酷烈，最著名的罹禍之詩就是“清風(fēng)不識字，何必亂翻書”這兩句，堪稱是“文字獄”的代表事件。

該事件中，最接近於真相的說法是這樣的——該詩句出自徐述夔的《一柱樓編年詩》，徐幼負(fù)才名，自認(rèn)爲(wèi)是狀元的料，後來卻科舉不利，滿腹牢騷，經(jīng)常寫詩以發(fā)泄自己的不得志之忿恨。比如，他所建一柱樓掛紫牡丹圖，題詩“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夏天曬書，風(fēng)吹書頁，題詩“清風(fēng)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見酒杯底兒上有萬曆年號，題詩“覆杯又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擱半邊”；晚上聽到老鼠齧咬衣服，題詩“毀我衣冠皆鼠輩，搗爾巢穴在明朝”……

這些詩句中的“清、明”被別有用心者上報，稱“清”即爲(wèi)“清朝”、“明”即爲(wèi)“明朝”。

乾隆大怒，下令將已死的徐及其子懷祖剖棺戮屍，孫子、校編詩集者被處斬，江蘇藩司等一批官員被革職。

《東華錄》記載：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上諭是官方記錄，給徐述夔定“大逆不道之罪”時所引用的卻是另外兩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鄙现I認(rèn)爲(wèi)，這明顯是借“朝夕”的“朝”來指代“朝代”的“朝”，而且不說“到清都”，偏說“去清都”，正是流露出反清復(fù)明之意。

這些事都已經(jīng)成爲(wèi)歷史，觀史知今，林軒能夠想到徐弘祖的文字中究竟隱藏著什麼，一定是關(guān)於朝代更迭、歷史輪迴的“大逆不道”之言。

“徐弘祖曾經(jīng)編纂過一本書，題目叫《山川異聞錄》，在江南、西南、西北瘋傳，手抄本甚至傳到了昔日的印度、尼泊爾、歐洲各國、北非各國，堪稱是中國版的《諸世紀(jì)》。其中，就有大量的篇幅揭示了西南邊陲無所不在的古藏語預(yù)言，與這裡鐫刻的一模一樣。昔日他遊歷天下時雖然沒有照相機，卻身懷絕妙的畫術(shù)，能夠把見到的文字一絲不差地描繪下來。所以，他早就知道世界上存在‘地球軸心’這樣一個地方，並且在晚年時長期居住於甘肅、青海一帶，尋找‘地球軸心’的蹤跡……”

看得出來，原先生對徐弘祖十分欽佩，畢竟數(shù)百年前，各種資訊手段、交通條件都不發(fā)達，徐弘祖以個人之力尋求真相，一定非常艱難。如果不是有堅忍不拔的意志，一定不可能去做這樣的事。

撰寫《諸世紀(jì)》的諾查丹瑪斯於1566年6月17日寫下了他的遺囑，並且他的死亡結(jié)局正他本人所預(yù)言的那樣“僵硬地躺在椅子與牀之間”。他被葬在薩朗的方濟會派教會的牆壁中，妻子安努用最精美的大理石爲(wèi)他立下了碑，並且他的著作被全世界讀者爭相傳誦，成爲(wèi)史上最經(jīng)典的文字之一。

與之相反，同樣是預(yù)言家、探險家的徐弘祖卻除了一本《徐霞客遊記》之外，其它文字籍籍無名，一腔才情，全都付之東流。

同樣，中國歷史上也有與《諸世紀(jì)》比肩的“十大預(yù)言奇書”，真正流傳下來、造成影響的卻寥寥無幾，幾乎被現(xiàn)代人遺忘。

那十本書分別是《乾坤萬年歌》，作者姜太公；《馬前課》，作者無名；《武侯百年乩》，作者諸葛亮；《步虛大師預(yù)言》，作者步虛大師；《藏頭詩》，作者李淳風(fēng)；《推背圖》，作者李淳風(fēng)、袁天罡；《黃櫱禪師詩》，作者黃檗希運；《梅花詩》，作者邵雍；《燒餅歌》，作者無名；《金陵塔碑文》，作者劉伯溫。

以上十本書，正是體現(xiàn)了中國讖緯文化的精髓，比起西方的《諸世紀(jì)》，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在封建社會的皇權(quán)重壓之下，十本能夠令民衆(zhòng)開啓心智、倒戈相向的書都被打入“禁書”之列，沾之就會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