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話機實驗成功的消息登報，又一個科學成果帶給世人一點小小的震撼，也讓世人對科學的看法更加積極。

這些年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便利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而且他們也都在享受科技發展帶來的便利。

無論是火車讓他們減少了長途出行的煩惱，還是自行車增加了他們的短途代步手段，以及時鐘讓他們有了更加精確的時間，又或者是留聲機等等產品豐富了他們的娛樂生活。

從方方面面而言他們的生活都因此而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也是他們樂於見到的，那麼即便是再頑固的儒生，對科學的態度也會一點點改變。

以前世人都覺得科學技術是奇技淫巧，搞科學研究的人也只不過利害一些的工匠而已，但現在隨著科學成果越來越超出認知，這些人也不得不承認科學具備的先進性，在技術上它能帶來許多難以想象的技術成果，在思想上也確實能幫助人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擱在以前很少有人能想象到微觀世界，千里傳音，電燈，留聲機，蒸汽機這些東西，某種程度上科學技術幫助人類觸及到了以前只有神靈才具備的許多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科研院這個科學聖地在大明越發有獨特的地位了，不少人的眼裡這就是類似朝廷儒家官員的翰林院。

許定律許公式這對兄妹因爲院長身份，以及這些年不斷髮現的科學成果，在世人心裡也漸漸有很大的名聲。

這次許定律又成功驗證了電話機技術，這無疑引起世人的遐思，光是看到新聞報道的內容他們都能感覺到這個玩意兒的大用處，所以也都非常期待這個技術能快點成熟並且投入使用。

不過報紙上也分析了電話機目前存在的一些缺點，比如電信號隨著距離增加逐漸微弱，還有不同電話機之間的線路鋪設成本等等問題需要解決，所以也並不是立刻就能上馬的項目。

許良倒是知道這中間涉及到電話機結構的問題，還有電話交換機的解決方案，但他並沒有直接告訴許定律參考答案，而是讓科研院自行摸索，解決這類問題的過程本身就是對科學技術的一種探索嘗試，這同樣是非常寶貴的技術經驗，揠苗助長對大明科學技術的積累並不是什麼好事情。

雖然如此，許良根據現有的情況來看，也知道遠程通信的時代已經不遠了，現在科研院不僅僅在電話機上取得進展，有線無線的電報機他們同樣正在研究，只是現在還沒有到技術爆發的時候罷了。

於此同時更加牽動天下人心的事情則是新法終於要開始推行了，民間士林在報紙上你來我往吵了許久也沒個輸贏，但他們終究是決定不了朝廷的既定政策。

而在新法推進之前，朱標的第一個動作是大量的人事變動，無論朝廷中樞還是地方大吏他都做了許多變動，那些立場保守的官員們幾乎都被調出了權力核心，更多的相對年輕和進取的官員們得到任命。

雖然這些官員也未必就是變法黨的官員，但是即便他們不是，也至少能領會朱標任命他們的意思。讓他們上位自然是讓他們幹活的，至於幹什麼活那當然是好好遵從中樞的計劃推行新法，幹得好的話以後前程不愁，幹不好的話那現在能把你扶起來以後也能把你按下去，所以以後只要不是傻子至少都知道該怎麼做事情了。

隨後就是吏部尚書許良上表朱標，對天下官員推行考成績效法，無論中樞官員還是地方官員，以後的工作都會量化成一個個指標，各地的就業、工商、治安、勞工等等問題都會直接和他們的升遷任免掛鉤，做得好纔有升官的可能，做不好別說升官了，反而還要問責，直接從制度上鞭策官員們要拼了命幹活。

此法一出上到中樞朝廷，下到地方縣令無不是一片哀嚎，所有人都意識到以前悠哉悠哉的坐堂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一時間不知道多少人都在背後大罵許良，都是給朝廷打工的你怎麼能弄出這種東西，簡直就是喪心病狂絕別人後路啊！

不過他們也就是敢私下裡嘀咕兩句了，無論是提出這個建議的許良還是同意這個建議的朱標，那都不是他們能招惹得起的。

朱標自然不必說了，許良如今身居吏部尚書之位，在沒有宰相的時代裡這就是默認的文官之首號稱天官的存在，而且還身兼朝廷如今的實權部門工政司的一把手，以及內閣的殿閣大學士，已經是完完全全的文官天花板級別，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朝堂上不管是誰見著許良那都得笑容可掬。

縱使許良提出的考成績效法在官員們看來十分不上道，他們也只能忍著委屈認了，再差還能差過洪武朝咋的，努力幹活吧

光是這兩個事情做完就花了朝廷不少時間，但朱標和許良寧願多等一等，也絕對不會匆匆就把新法上馬，因爲任何改革變法首先要改的必定是吏治，沒有良好的吏治基礎，再好的政策到了下面也要走樣變形。

兩廣能成功那是這些年他們考察小組一個個縣流動辦公給地方吏治全都整頓了個遍，不然還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全面推行肯定沒法這麼辦，那就只能從制度上約束和規範官府的行爲，誰都可以叫苦叫累，但官員是不能叫苦叫累的，官員懶政怠政的話，那百姓可就沒法活了，所以許良並不介意下面的官員背後怎麼罵自己，只要他們好好幹活就行了。

而當朝廷把前面的一些動作全都做完了之後，天下陡然就有一種風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所有人都清晰的意識到，讓他們吵得死去活來的新法真要來了。

也就是在這個當口，曹端也背起了自己的行囊與妻子許定律告別，然後獨自一人踏上遠遊的道路。

他離去的道路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地，或者說整個大明任何地方都是他的目的地。

先秦時禮樂崩壞舊有的社會秩序不再適用，所以纔有那麼多先賢在尋求新的出路。

而如今的華夏大地同樣發生著影響深遠的變革，在這個時代的岔路口，自己這個儒生也需要爲儒家找到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