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高中畢業後來到了三連,跟著原子姐姐學習醫術。

沒有多久,三連準備挑選兩名拖拉機手,姐姐報了名。

那時候,姐姐已經深受《巾幗英雄》的影響,小說中女拖拉機手安格林娜帶領全村男女一邊打游擊、一邊開“火犁”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腦海中。

姐姐很是幸運。營裡希望三連能夠出一名女拖拉機手,姐姐順理成章地當選了,而李浩佔據了另一個拖拉機手的名額。

甄小軍並沒有報名。我猜,姐姐此前應該希望甄小軍能和她一起學開拖拉機。

姐姐和李浩從三連出發,去虎林學習。姐姐後來告訴我,拖拉機手培訓班有70多名學員,只有她一名女性,宿舍還是大通炕,她只能和男學員擠在一起。

他們都來自三連,人生地不熟的環境使他們有了單獨接觸的機會。兩個人利用休息時間,去鎮上買生活用品,而且在李浩的盛邀之下,他們一起看過一場電影。

培訓班引進的拖拉機,駕駛時需要體力,對姐姐來說的確有些困難,然而兩個月學習結束後,她不但學會了開拖拉機,還學會了檢查和維修。

甄小軍逐漸走出王程排長事件的陰影,到我們家的次數也漸漸多了起來。

姐姐學成歸來後,甄小軍來得更勤了,兩個人經常待在房間裡,直到母親喊吃飯纔出來。

1972年的春天來得很晚,冰雪消融時已經時快到四月底了。當時,李浩回北京探親去了,原子姐也去齊齊哈爾一家醫院學習去了,而王程排長和甄小軍經常偷偷在一起喝酒,看上去,兩個人已冰釋前嫌。有一次,他們還來到我們家,和父親一起討論如何擴大小麥種植面積的事情。

李浩從北京探親回來時,帶回來一臺收音機。在那個年代這可是稀罕物。李浩是一個典型的外向型性格的人,無論對什麼事情都高調。

我上小學二年級時,隱隱約約知道了一些國家大事。經歷了珍寶島戰爭之後,這裡的形勢一直很緊張。前兩年,在對面岸上建起了一個很高的瞭望塔,一到晚上,一束強烈的白光就把我們這裡照得雪亮。到1972年的時候,情況好了一些,戰爭的陰雲逐漸消散,大家緊繃的神經也放鬆了下來。

而李浩的一個意外舉動,讓大家又緊張了起來。事情其實簡單,那天晚上,李浩在連部值班,晚上因爲吃了太多麥渣子而鬧了肚子,然後去不遠的地方去方便。

李浩的一泡屎,差點兒要了他的命。當晚,指導員張大元去找李浩,他聽見桌子上的收音機發出異常的呼叫:莫斯科廣播電臺,現在開始播音。張大元越聽越不對勁。原來,這是對岸的電臺。

收聽敵臺,這在當時可不是一般的錯誤。

已經很久沒有召開的三連全體人員大會又召開了,這次專爲李浩而開。

張大元雖然照例說了些上綱上線的話,但語調十分平和。而到李浩做檢查的時候,喇叭裡突然發出刺耳的噪聲,李浩不得不停下來,跑過去調整音量,這樣折騰下來,大家根本沒聽清楚他說了什麼。

批判自己的大會還要自己操辦,我看見原子姐偷偷地笑了。

這樣的事,大家一樣沒往心裡去。

但是,不知道什麼人那麼多事,把消息捅到了營部。營裡就派兩名小戰士來調查,要把李浩帶走。

看見威風凜凜的小戰士,正在值班的甄小軍趕忙叫來張大元。兩名小戰士出示了介紹信,還掏出明晃晃的手銬。張大元頓時心裡明白了,他一邊讓小戰士住下,一邊對甄小軍使了個眼色。

甄小軍立馬明白張大元的用意,提前溜了去找正在修水渠的李浩。

聽到這個消息,李浩慌了神。也許他沒有料到,收音機引發的風波會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甄小軍安排李浩躲在王程、於秀竹家裡,讓他千萬不要出去,等他通知。

第二天,張大元把兩名前來押解李浩的小戰士帶到連部,又找來甄小軍和原子,要他們做個證人,證明李浩是不小心隨手撥到敵臺的。

然而小戰士並不理會張大元的解釋,其中一個小戰士居然對張大元大吼大叫,這讓張大元很憤怒。他擼起袖子,大聲斥責道:“這是老子在戰場上留下的彈片,老子和你們沒什麼好說的。”說完,張大元就叫甄小軍送客。

兩名小戰士被張大元的氣勢嚇得愣在了那裡,一時不知道怎麼辦纔好。甄小軍見狀,把他們拉到一邊,心平氣和地說:“首長們可能不瞭解情況,其實沒有那麼回事,只不過是不小心調到那個電臺,也沒有聽下去,還望你們和首長說明下。”

兩個小戰士沒有再堅持,說道:“要不這樣,你們寫個情況說明,給我們帶走,不然我們也不好交代。”聽到他們這樣說,張大元吩咐甄小軍寫了個情況說明,然後蓋上連裡的公章,打發他們走了。

這件事情,讓李浩對指導員張大元有了更深的瞭解。這個平日外表粗壯、話不太多的漢子,關鍵時刻真有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