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忠心這玩意兒並不是什麼天然的品質，是可以培養的，就算是沒有忠心，通過體制也可以把人扭曲了，螺絲釘一樣的工作。比如中原的科舉，一開始科舉制造就了國家培養人才的體系，本該是批量生產人才給國家帶來昌盛的舉措，卻因爲正好撞上了趙光義的偃武修文國策，使得這本該燦爛的輝煌失色了不少，文化的確昌盛了，但是國家就未必富強了。

本是超過時代的中華智慧的產物本該是推動中華前所未有的成長的推手，卻因爲趙光義自己的私心而成就了真正的文官體系，真正屬於平民時代的科舉制從一開始就打上了歧視武人鄙視武功的烙印，隨著科舉制的發展而一發不可收拾，將宋以前的中華尚武民風掐滅的一乾二淨，從此屬於中華士子的劍與文章就被分割開來，劍生鏽了，而文章愈發錦繡。

呃--好像也不對。沒有了仗劍走天涯的士子，閉門造車的士子們在玩弄光了古人的遺產後，似乎也就成了孔乙己，多寫幾種“回”字了，

這麼一看，他們和他們那些仗劍走天涯的前輩們，相差的還真不是一點點。

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習俗就是從宋朝開始的，宋朝以前，邊塞詩派這樣的強悍士子集團都能出現，可想而知當時的士子從軍之風是何等的猛烈，那些從軍的士子們又是多麼的強悍，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豪情壯志又豈是如今的柔弱士子可以想象的？

那個時候的優秀士子上馬能治軍下馬能治國，一言不合揮劍便上，血染文士袍，上手就能做事情，提劍就能幹仗，是真正的精英，而現在的這些子曰詩云的書呆子們，有的是一呆到底，極少數天賦異秉的在宦海沉浮之後變得奸詐狡猾，事情沒做多少，手段一個比一個6，幹吏甚少，而官僚甚多。

整個國家文人的靈魂似乎都歪了。

如果朱桂不處於這個時也就罷了，但是他明明在這兒，明明知道明初的海禁，是中國前進的一個重大挫折。

在明代以前，中國曆代王朝並未實行過海禁，特別是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據史學家考證，宋代與5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宋王朝疆域狹小，又兵額龐大，單靠農業稅無法維持鉅額財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將目光投到商業和海外貿易上，宋高宗就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因此宋王朝採取了一系列保護和招徠外國海商的措施。到了元朝，統治者更是採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和對外出口（在特定時期也曾禁止私人出海貿易，爲時甚短），其市舶管理和徵稅制度愈加完備，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貿易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海外貿易所帶來的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佔了很大的比例，成爲元王朝的“軍國之所資”。因爲積極發展海外貿易，中國的艦船製造技術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元末陳友諒攻擊朱元璋部隊佔據的南昌城，陳的大船上下三層，高與城齊，每層都有走馬棚，整船可載軍士三千人，住在上下層的人互相聽不見說話，這些真讓人印象深刻。

然而只因爲一個人與某些勢力的利益，實行海禁。對內易，對外難，爲了安撫和籠絡其他國家，於是又有了“朝貢貿易”，即允許其他國家以官方名義帶一點商品過來，然後在中國換一點東西回去。來華的人員、時間、所帶的商品品種和數量都有非常嚴格的限制，這其實已經不是什麼貿易了，因爲其本身全無經濟意義，尤其從經濟價值上分析，中國完全是“虧本買賣”，別人“朝貢”的東西值不了多少錢，而我們的“賞賜”卻格外豐厚，這就是所謂的“厚往薄來”。用朱元璋的話說，那些不知禮儀的小國既然萬里迢迢地來進貢，誠心表示傾慕，那麼我們在賞賜的問題上就不要斤斤計較，“以示朝廷懷柔之意”。而到了洪武二十七年，晚年朱元璋以“海外諸夷多詐”爲由，將這種沒有商業價值、純出政治目的的“朝貢貿易”叫停，只允許周邊兩三個小國照常“入貢”。對外交流的大門就此徹底關上了。

朱桂知道如果宋元時期這種海外貿易的勢頭得以保持並發展下去的話，中國歷史的面貌將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樣子。

既然知道那就幹。雖然他最終的目標是成仙，但是在飛昇之前，他依然是一箇中國人。更何況朱桂現在確實也需要人手。

不說現在的中原有多少人願意跟隨朱桂的，退一萬步來說，就算老朱疼兒子，讓朱桂挑選自己的幕僚集團，他都不一定能找到合適自己的願意跟自己揚帆天下的士子。畢竟講了幾千年的儒學，“不遠遊”已經深入人心。而相比之下，這些有了實際經驗的海商的後代們，他們的進取精神反而是非常適合朱桂下一步發展計劃的存在。

歷任君王可以扭曲華夏，朱桂覺得自己怎麼說也已經超凡了。不改變一下華夏民族的現狀，他還算什麼華夏人。這個大航海初開的時代，沒有大明怎麼行？

“殿下準備怎麼迴應他們？”候保小心看向朱桂，又忍不住道：“殿下。這事兒還與前宰相胡惟庸通倭有關，企圖裡應外合造反。而“倭寇”的首領及基本成員其實大部分是中國人，即海上走私貿易商人。”

“呵呵。已經死了那麼久的人還說他幹什麼？而且這幫海商後代與他又有多大的關係？”

朱桂不是學歷史的，只不過處於這個時代，作爲一個經歷者自然要多瞭解一些情況。

胡惟庸通倭云云，那只是朱元璋的欲加之罪罷了，說這是他實行海禁的原因更是荒唐，“倭寇”的出現與胡沒有任何的直接聯繫，因爲早在胡惟庸案發之前，朱元璋就已經在進行海禁了。商人之所以要冒險到運用武力和強大的國家機器對抗，要害在於朝廷的海禁政策斷送了他們的財源，也就是說，是海禁釀就了大規模的海盜集團，而並非海盜的肆虐催生了海禁政策。

換句話說，如果朱桂在南疆開海，海盜自然也就不會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