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欣然和陸偉把骨灰盒帶回來後，同事揶揄他們“事沒辦成先鬧出動靜”。兩人顧不上理睬，徑直將骨灰盒交到李觀瀾手裡，長舒一口氣，如釋重負。

骨灰盒在李觀瀾那裡才放置了半天時間，楚君就打來電話索要。李觀瀾感到有些奇怪，楚君對情敵李玉潔恨之入骨，按理說應該拒絕並牴觸她的骨灰，怎麼會主動來要？

楚君解釋說，既然埋葬李玉潔骨灰的墓地要動遷，必須再找地方安置，他們理應擔起這個責任，畢竟範強生在生前攬上了這樁事，家人也不能違揹他的意願把骨灰隨便丟在什麼地方或乾脆一拋了事。不過再買一塊墓地需要花不少錢，李玉潔和他家非親非故，孩子們肯定不樂意，虧得副校長張五福古道熱腸，幫著張羅了一個存放骨灰的地方，是私人經營的骨灰堂，價格很便宜。目前只剩下一個骨灰位，趁早把骨灰盒送過去，占上位置，也就省心了。

事主既然這樣說，李觀瀾也不好再堅持，畢竟這骨灰處置權是屬於人家的，就同意把骨灰盒交還給楚君，要她到隊裡來取。

才放下電話，蘇採萱敲開門，一臉嚴峻地走進來。李觀瀾察言觀色，心中不知是喜是憂，說：“有新發現？”

蘇採萱點點頭說：“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事，不過我必須承認，我在第一次屍檢中犯了嚴重錯誤，險些鑄成一件錯案。無論局裡給什麼處分，我都認了，沒有一絲怨言。”

李觀瀾說：“現在還不到賞罰的階段，而且即使偵破範強生案的過程中有重大失誤，也不能由你個人承擔，我作爲案件的主要偵辦人，責任更大。先說說你的新發現，爲什麼認定自己在第一次屍檢時犯了錯誤？”

蘇採萱說：“我在範強生屍身的後腦部發現線性骨折，當時誤以爲那是造成他死亡的致命傷，不過我剛剛發現，這處骨折是在範強生死亡後，兇手刻意製造出來的，用意顯然是模仿公園系列搶劫殺人案，誤導警方的偵破方向。”

李觀瀾感覺自己的心跳在加速，範強生案在瀕臨定案前發生顛覆性的逆轉，這是他從警以來前所未有的局面。他追問一句：“怎麼能斷定屍體的後腦骨折是死亡後被刻意製造出來的？”

蘇採萱說：“如果是生前骨折，在微細裂線處，可以清楚地見到纖維蛋白網和紅細胞相互黏結，沒有例外。而在死後造成屍體骨折時，由於生命體徵已經停止，不會出現這種現象。範強生的後腦骨折處，沒有纖維蛋白網和紅細胞的黏結，我用放大鏡仔細觀察過，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李觀瀾說：“我的法醫學知識非常有限，不懂你的分析，不過對你做出的結論一向都非常信服。如果範強生後腦的打擊傷不是致命傷，那麼他的致死原因是什麼？”

蘇採萱皺著眉頭說：“我現在還無法確定。這的確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幾乎找不到死因，他似乎是自然死亡。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一名癌癥晚期患者自然死亡後，誰又會煞費苦心甘冒風險去作弄他的屍體呢？我眼下有一個猜測，不過尚未得到驗證，等落實後再說。另外需要提醒你的是，兇手在範強生屍體後腦上製造打擊傷時，至少擊打了三次。”

李觀瀾思考著這句話的含義，眼前一亮，說：“這是個重要發現。”

蘇採萱說：“是，範強生屍身的後腦骨折部位附近有三處挫裂傷，由於極輕微，而且是死後形成，沒有血液淤積，如果不是刻意在頭皮上尋找，幾乎不可能被發現。這三處挫裂傷均系由重物打擊所致，所以我判斷，兇手在範強生死亡後，在他的後腦至少擊打了三次。”

李觀瀾說：“這是一條很重要的線索，可以提供許多有用的信息。我們可以這樣假設，發現範強生屍體的湖邊不是第一現場，死者是被拋屍到那裡的。兇手在死者後腦連續多次擊打，以造成骨折的效果，這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兇手在揮舞重物進行打擊時力矩很短，力度不夠大，才需要連續擊打。也就是說，兇手作案的第一現場是在一個較狹小的空間裡面。”

蘇採萱贊同說：“我事先倒沒能聯想到這個作案場景，但聽起來很合乎情理。”

李觀瀾說：“在日常生活中，最經常身處其中的狹小空間是什麼地方？”

蘇採萱的眼珠來回轉了兩圈，脫口而出：“汽車！”

李觀瀾說：“沒錯，是汽車。範強生從醫院裡出來後，在兇手的汽車裡遇害，說明他和兇手並不陌生，可能是親戚、朋友、同事這些關係比較密切的人。兇手在作案時駕駛汽車，從他策劃的周密程度來看，這輛車不應是單位公車或者是借來、租用的，這些車輛的私密性差，兇手一旦在車上留下蛛絲馬跡，容易被人發現。最大的可能是兇手的私家車。所以兇手應是有固定工作而且收入水平不低的人。這樣，我們懷疑對象的範圍就大大地縮小了。”

蘇採萱說：“我只提供你一個信息，你就得出這樣長篇大論的推理。”

李觀瀾說：“刑偵的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如果沒有你們的工作，刑警就少了行動的理論基礎，難免會走許多彎路。”

蘇採萱的臉色通紅，說：“你這是罵我哪？”

李觀瀾也有些窘，忙說：“千萬不要誤會，偶然一次失誤絕不會動搖我們對你的業務水平的信任。何況在這起案子中，我要負主要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