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敢出巨資跟我打賭，受先母血統的影響，我會從骨子裡相信徵兆、占卜、迷信、巫師之類，但我不信。事實上，我走近漢娜的整個過程中都出現了許多明顯的徵兆，我要是留心的話本可以察覺到的，但我沒有。
就在那個倒黴的週五之前的週一傍晚，我記得，出現了第一個徵兆。當時我在巴特西公園路一家名爲“貝拉·維斯特餐廳”的小飯店裡，獨自一人吃著經過回收處理的環保食品意大利塞肉通心粉，喝著意大利蓋恩卡婁公司生產的高濃度基安蒂紅葡萄酒，但沒什麼胃口。爲了提高自我修養，我身上正帶著一本平裝本的安東尼亞·弗雷澤的著作《克倫威爾，我們的領袖》。英國曆史是我知識庫裡的一大弱點，在安德森先生的親切指導下我正努力彌補。他在英倫三島歷史方面是一名有影響的學者。餐廳裡空蕩蕩的，只有兩桌人在吃飯。人多的一桌在側廳裡，他們是外地人，嘰嘰喳喳的。人少的一桌專爲等愛的人而設，今晚卻坐著一個穿戴得整整齊齊的紳士，大概是一名退了休的專業人員，身材矮小，而且我注意到他的鞋子擦得鋥亮。自從進入聖心避難所學校以來，我就很尊重鞋子總是擦得亮亮的那類人。
我從未想過自己居然會吃這樣的通心粉。那天是我與佩內洛普結婚五週年的紀念日。我很早就回到家中準備她最喜歡吃的飯菜：一道酒燜仔雞，一瓶最上等的法國勃艮第紅葡萄酒，以及一份在本地熟食店買的、已經切好的法國布里白乳酪。她打電話給我，說一名足球名星的私人生活出現危機，她正在採訪，不到半夜回不來。當時我已經用酒燜好了雞排，對記者們變幻莫測的行爲也已經習以爲常，但我知道她所謂的“採訪現場”就是與相好媾和**的地方。我當時的反應後來想起來連自己都吃驚。
我沒有尖叫。我不是遇事會尖叫的那種人。我是一個冷靜、已被同化的淺糉色皮膚的英國人。我要比同化我的英國人還要內斂得多。我輕輕地放下話筒，想也不想就把雞排、乳酪跟去了皮的土豆扔進垃圾處理器，手指按到“沖洗”按鈕上，一直按著，我也說不清自己到底按了多久，但即使那隻雞還會反抗都沒必要那麼久。我清醒過來時，意識到自己正輕快地沿著威爾士王子大道往西走去，夾克口袋裡就塞著那本《克倫威爾，我們的領袖》。
貝拉·維斯特餐廳的那張大橢圓餐桌上坐著三對夫婦。男的長得都很健壯，穿著運動夾克，妻子們也一樣壯，顯然，他們過慣了好日子。有意無意間，我很快就瞭解到，他們來自小鎮裡克曼沃斯，他們稱之爲“裡基”。他們來巴特西公園參加一場名爲“天皇”的日場演唱會。他們中說話最大聲的是一個女的，她覺得這場演出不怎麼樣。她說她從不喜歡日本人，在她看來，日本人並不會因爲唱歌而變好。她一個人狂侃，想到什麼話題就說上一番。有時候，她得停下來想一下要說什麼，就“呃”幾聲再接著說。但她其實不必擔心，因爲其他人沒那個膽子打斷她。她氣不喘，調不變，一口氣從“天皇”演唱會說到她最近做的手術上。給她做手術的那個婦科醫生把手術搞砸了，但沒關係，對方是她的密友，她已經決定不起訴他了。她又馬不停蹄地從手術說到她的女婿，一個藝術家，那人讓她很不滿意，是她所認識的人中最懶的一個。她還發表了其他看法，意見都很強烈，她的那些觀點對於我並不陌生。她說這些時就像是扯著喉嚨在喊一樣。那位鞋子擦得鋥亮的小個子紳士本來在看《每日電訊報》，猛地把攤開的報紙合了起來，縱向對摺，用它拍起桌子，啪，砰，啪，然後又多拍一下想看看別人有無反應。
“我有話要說。”他對著空氣挑釁似地宣佈道，“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他這是在闡述其個人原則，向他自己而不是別人。
說完，他走向那三個健壯男人中個子最大的一個。貝拉·維斯特餐廳是一家意大利式餐廳，地板是水磨石的，沒有窗簾，抹灰頂棚又矮又亮。那桌人即使沒聽見他的聲明，至少也應當聽見他走路時那雙鋥亮的鞋子踩在地板上發出的“砰砰”聲，但那個唱主角的婦女正向大家大講她對現代雕塑的看法，在她眼裡，它們毫無價值。那個小個子紳士連喊了好幾聲“先生！”才讓那桌人注意到他。
“先生！”他又叫了一聲，禮貌而又嚴厲地對那位“桌長”說道，“我來這裡是要用餐讀報的，”——他像舉起狗咬膠之類的法庭證據似的舉起報紙——“但事與願違，我居然飽受洪浪般的對話噪音侵擾，這麼吵鬧、瑣碎、刺耳，結果我——嗯——”——他用“嗯”對那桌人開始注意他講話表示感謝——“而且這其中還有一個聲音，先生，比其他聲音都要吵。我不想指責你們，我是紳士。但是，先生，我請求你們好自爲之。”
這樣講完之後，小個子紳士並未就此離開“戰場”。相反，他站在那桌人面前，就像一位面對著不停開火的敵人仍舊堅守陣地的自由鬥士，擡頭挺胸，兩腳合攏，鞋子鋥亮，報紙整齊地放置一旁。三個壯漢盯著他，一臉狐疑，那個被惹惱的婦女則盯著她丈夫。
“親愛的，”她咕噥道，“做點什麼！”
做什麼？如果他們做了些什麼，那我要做些什麼嗎？很明顯，那三個來自裡基的大漢是老運動員。他們穿的運動夾克上的飾章散發出運動隊標誌的光芒，不難猜出他們曾是警察橄欖球隊的一員。如果他們狠揍小個子紳士一頓，我這樣一個棕色皮膚的無辜旁觀者又能做些什麼呢？只會讓自己被打得更狠，還會被警察以違反《反恐怖法》的罪名逮捕，對吧？
結果，那三個男的什麼也沒做。他們並未猛扁小個子紳士，然後把他扔到街上，隨後把我也扔出去，都沒有。相反，他們看了看自己強壯有力的雙手，大聲討論起來，一致認定那個可憐的傢伙明顯有問題。他們認爲他精神失常，對公衆是個威脅。其中一人還建議打電話叫救護車過來。
至於那個小個子紳士，他回到自己那張桌子，留下一張面值二十英鎊的鈔票，對著側廳很威嚴地叫了一聲“祝你們晚安，先生”，但對我什麼也沒表示，便大踏步走到街上。他個兒不高，但此刻在我看來卻像巨人一樣。我一直坐在原處，假裝在看《克倫威爾，我們的領袖》，心中把自己和他作了對比：一個敢在老虎身上掐一把；一個一邊說著“是的，親愛的，我完全理解”，一邊卻把酒燜仔雞倒進垃圾處理器。
我記得第二個徵兆出現在此後一天，即週二晚上。那晚我在“聊天室”裡完成四小時保家衛國的工作量之後才返回巴特西。途中我做出了連自己也吃驚的舉動：我居然提前三站就跳下了還沒停穩的公交車，全速奔跑起來。從邏輯上講，我本應穿過鄰近威爾士王子大道的那座公園，但我轉身跑向我剛剛經過的那座通往切爾西的大橋。
這究竟是爲什麼呢？是啊，我是很衝動，但是什麼使我衝動呢？當時正是上下班車流的最高峰。一直以來，特別是最近這段時間，我很討厭在那些緩慢前行的車輛旁邊步行，因爲我不喜歡車裡的人那樣看我。當時我穿著我那雙最好的加拿大街鞋，鞋孔與鞋跟都嵌著皮，後半側是用橡膠做的。我拼命地奔跑，身體前傾。如果你有跟我一樣的膚色、一樣的體格、一樣的年齡，也一樣帶著一個公文包，那你不難想像當時的情景。我在患了炸彈恐懼癥的倫敦瘋狂地全速飛奔，目光直直地看著前方，不向任何人求救，也不急匆匆地闖入人羣當中。顯然，這樣的奔跑在一天的任何時候都是瘋狂的，在上下班高峰期就更是神經錯亂了。
我需要運動嗎？我不需要。佩內洛普有私人教練，而我則會繞著公園晨跑。我之所以沿著熙熙攘攘的人行道狂奔，穿過大橋，是因爲我剛纔從公交車接近頂部的高度看到了一個嚇呆了的小孩。我大概只能爲自己找到這個理由了。他六七歲，正困在河流與道路之間的花崗巖石壁當中。他的腳踝抵住石壁，雙臂伸展開來，他的頭歪向一旁，不敢往上看或往下看。在他下方，車流不停地飛馳而過。在他上方，有一道狹窄的擋牆，那可能是專爲年紀大一些的想出風頭的壞小孩設計的。現在擋牆上就有兩個壞小孩，邊跳
邊笑他，噓他，說有膽子就上來。但他上不去，他怕車流，更恐高。他知道，即使他設法爬到擋牆的另一端，他也會從六十英尺高的半空中掉下來，掉到牽道上，或掉到河裡。他既恐高，也不會游泳。這正是我拼命狂奔的原因，我覺得這麼做值得。
當我跑到那裡，已經氣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但我看到了什麼？沒有小孩，不管是嚇呆了的還是歡蹦亂跳的，都沒有。而且那裡的地形也變了，沒有花崗巖護牆。護牆的一邊沒有讓人看得頭暈的人流與車流，另一邊也沒有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在大橋中間的警察值勤處，一個面容和藹的女警正在指揮交通。
“不要跟我說話，親愛的。”她一邊打著旗語一邊說。
“你剛纔看見三個小孩在這裡玩耍嗎？他們可能死了。”
“我這裡沒看見，親愛的。”
“但我看見他們了，我發誓我看見了。有一個較小的孩子困在石壁上。”
“你再煩我一分鐘，我就帶你到局子報到，親愛的。現在請你開路。”
於是我就離開了。我轉身走過了大橋。我從一開始就不該過這座大橋的。一整個晚上我邊等佩內洛普回家，邊想著那個進了虛幻地獄裡的嚇呆的小孩。第二天早晨，我生怕吵醒佩內洛普，便躡手躡腳地走到盥洗室。直到這時，那個根本不存在的小孩依然困擾著我。那天白天在爲一家荷蘭鑽石財團做口譯時，我把有關那小孩的事鎖進我大腦深處，那裡還藏有許多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到了晚上，那小孩依然出現在我腦海裡，他雙臂伸展，手指使勁地攀附在花崗巖石壁上。次日清晨，北倫敦地區醫院緊急召我，七點四十五分我出現在那裡的熱帶病病房裡，爲一名看不出年紀的垂死非洲人作口譯。那人只講母語金亞旺達語，拒絕使用其他任何語言，所以別人一個字都聽不懂。
在藍色夜明燈的指引下，我沿著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往前走。一些奇特的路標已經告訴我要走哪條路了。一些病牀被屏風隔開，以示爲重癥病牀，我們要去的就是這樣的病牀。我蹲伏在牀的一邊，另一邊就是一位身份較高的護士，中間只隔著那個垂死病人的雙膝。據我推斷，這個護士是中非黑人後裔，其學識與責任心都超過多數醫生，但她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是這些，而是她走進病房時步履輕快、俊氣逼人的樣子。她左胸上佩著一個名牌，寫著“漢娜”，但那不太可能是她的名字。她脖子上掛著一個金質十字架，扣著釦子的藍白色制服緊裹著修長苗條的身軀。當她站起來在病房裡走動時，就好像舞蹈家那樣輕盈。她的頭髮整齊地梳編起來，從額頭一路往後壓，與頭後面的頭髮渾然一體。不過出於實際需要，她的頭髮已經剪短了。
我和漢娜兩人一直長時間地注意對方，部分原因可能在於我得等她說話，而她得等我翻譯。她連珠炮似地問病人問題，我感覺她的問題簡潔、準確、體貼，而我則適時地將其翻譯成金亞旺達語，然後兩人就等那個可憐的傢伙回答，有時候我感覺到得連續等好幾分鐘。他用童年在非洲時說話的那種口音咕噥著回答，決意把童年作爲人生的最後回憶。
漢娜在另一名護士格蕾絲協助下爲病人做了其他一些仁義之舉。我從口音聽出格蕾絲是牙買加人，她也是個好女人。格蕾絲站在病人頭旁邊，幫他擦掉嘔吐物，檢查輸液情況，或處理其他更難做的事。從她與漢娜之間的互動與神情來看，她是漢娜的好友。但我這裡要記下的不是這些事。
你得知道，我討厭醫院，真的討厭。由於宗教信仰的緣故，我對保健這個行業很感冒。血液，針，便盆，裝有剪刀的擔架車，外科手術散發出的味道，病人，死狗以及路邊被碾死的獾，我不得不面對這些，而且現在已經感到躁動不安。任何正常人如果在衛生狀況很差的非洲山區診所裡先後被切除扁桃腺、闌尾與包皮，也都會有此感覺。
此前我見過漢娜一次。但我現在意識到，在過去的三週時間裡，不知不覺間她就已經印在我心頭，她可不只是在這個不幸之處的白衣天使主管。我跟她聊過，但她已經不記得了。我第一次來這裡時，我請她在我的完工證明上簽字，以證明我已履約完工，效果讓她滿意。她笑了笑，頭歪到一邊，像是在想她是否真的可以確認自己很滿意，然後很隨意地從耳根後抽出一根白板筆簽了名。就她自己而言，她那種姿勢無疑是天真活潑的表現，但卻打動了我。在我過於豐富的想像中，這是寬衣解帶的前奏。
但今晚我卻沒有這種不合宜的非分之想。整個晚上我們都坐在那個垂死病人的牀邊，一直工作。漢娜這個保健專家緊咬牙根，排除工作以外的任何東西干擾情緒。午餐之前我就至少三次看見她這樣子，於是我也模仿起她來。
“請你問一下他的姓名。”她用帶著法國腔的英語命令道。
那個病人想了好久才告訴我們，他叫讓-皮埃爾。帶著窮途末路時僅剩的那種兇暴，他還補充道，他是圖西族人，他對此很自豪。對於這條沒有必要的信息，我和漢娜默契地一致同意加以忽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讓-皮埃爾長著一幅典型的圖西族容貌：他頰骨高聳，下巴突出，後腦勺特長，恰恰就像一般非洲人的想像中圖西族人的模樣，儘管許多圖西人並不長成這個樣子。
“讓-皮埃爾？那你姓什麼？”漢娜的問題總是十分精準，我譯了她的話。
是讓-皮埃爾沒聽見我說的話還是他不喜歡有姓？在等他回答時，我和漢娜第一次長時間地對視著。之所以說“長時間”是因爲如果你只是察看一下你的服務對象是否在聽你說，那麼看的時間沒必要那麼長，而且其間我們都沒有說話，讓-皮埃爾也沒有。
“請你問一下他住在哪裡。”漢娜說道。跟我一樣，她也不引人注意地清了清嗓子，就好像喉嚨被堵住了似的。令我既驚又喜的是，她這一次好像把我當做她的東非斯瓦西里老鄉，用的是斯瓦希里語。而且她似乎還嫌不夠過癮，居然用起了東剛果婦女特有的口音。
但我到這裡是來翻譯的。既然漢娜已經問了病人另一個問題，我就必須翻譯。我把她的問題從斯瓦希里語譯成金亞旺達語，又把讓-皮埃爾的回答從金亞旺達語譯成斯瓦希里語。這次我複製了——如果說“模仿”還不夠準確的話——她那讓我感到很熟悉的甜美口音。
“我住在希思公園，”我對漢娜說道，重複著讓-皮埃爾的回答，就好像這些話就是我們自己說的一樣，“住在灌木林下。那就是我要回去的地方，只要我離開了這個”——我停頓了一下，又繼續說下去——“地方。”爲禮貌起見，我把他用來形容醫院的那個別稱略去不譯。“漢娜，”我繼續說道，但可能是爲了稍微緩和一下壓抑的氣氛，這回我講的是英語，“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訴我，你是誰？你是哪裡人？”
她毫不猶豫地就告訴我她的國籍。“我來自剛果北基伍省戈馬市，我是南德部落的一員。”她低聲咕噥著，“而這個可憐的盧旺達人就是我們的敵人。”
我要真真切切地告訴你，她的呼吸急促了起來，雙眼圓睜，神情焦急，想讓我理解她。她立刻向我講述了她印象中所熱愛的剛果：親朋好友的死屍一片狼藉，田地荒蕪，家畜死亡，城鎮焚燬一空，這就是她的家園。盧旺達人蜂擁著衝過邊界，把東剛果變爲他們的內戰戰場，給這片因爲被國際社會忽視而早已死氣沉沉的土地又帶來了難言的恐怖。
一開始，這些侵略者只想追殺那些在一百天之內就屠殺了他們一百萬同胞的種族滅絕者。但最初的全力追殺很快就變成爲爭奪基伍礦產資源的大混戰，結果是處在無政府狀態中的剛果幾乎完全崩潰。而這也正是我極力要向佩內洛普解釋清楚的。她是一名盡職盡責的英國公司新聞記者，一有消息就喜歡讓大家分享。親愛的，我說道，聽我說，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那份報紙堅持以家庭爲導向。但是，我請你，我拜託你，就這一次，請你刊登一些東西，任何東西都行，告訴全世界東剛果發生了什麼事情。人們把這稱爲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你卻沒當回事。我向你保
證，這不是一場彈雨呼嘯的戰爭。不是子彈、砍刀和手榴彈在殺人，是霍亂、痢疾以及由來已久的大饑荒在殺人，而且大部分死者還不足五歲。就在我們說話時，他們每個月仍然要死上數以千計的人。所以報紙上什麼地方一定有報道，肯定有。你看，這裡就有。第29版，在縱橫字謎遊戲後面。
我是從哪裡瞭解到這些讓人鬱悶的消息的呢？凌晨時分我躺在牀上等佩內洛普回家。她半夜加班，我就收聽BBC的“全球廣播”節目及一些遠在非洲的廣播電臺的節目。她帶著提供消息的人出去吃飯時，我獨自一人坐在網吧裡。我偷偷地購買非洲雜誌。她參加週末進修課程，學習她認爲必須進修的一切科目，而我卻身穿笨重的風雪短大衣，頭戴羊毛絨球帽，站在戶外集會人羣的後面。
格蕾絲要換班了，無精打采，強忍著不打哈欠。她對非洲的事情一無所知，也沒理由知道。她不做字謎遊戲，她也不知道我和漢娜正在參加一項象徵人類和解的行動。我們面前躺著一個自稱“讓-皮埃爾”的垂死的盧旺達人，牀邊坐著一個名叫“漢娜”的年輕剛果婦女。漢娜自小被教育要把讓-皮埃爾及其族人視作造成她祖國苦難的惟一罪魁禍首。但她不理會讓-皮埃爾了嗎？她是另叫了一個同事照顧他還是交給正打著哈欠的格蕾絲呢？不，她沒有。她握著他的手，稱他是“可憐的盧旺達人”。
“請你問他過去住在哪裡，薩爾沃。”漢娜用她那口法國腔英語一本正經地命令道。
又是等待。我是說我和漢娜兩人心有靈犀地盯著對方，有點兒慌亂，有點兒難以置信，就像有兩個人在分享沒有“天眼”的人所看不見的“天啓”。但格蕾絲卻看見了。她全神貫注地關注著我倆的關係進展情況。
“讓-皮埃爾，你到漢普斯德特希思公園之前住在哪裡？”我問道，聲音如漢娜一樣，一絲情感也未流露。
在坐牢。
坐牢之前呢？
雖然他老半天沒吭聲，但最終還是給了個地址以及一個倫敦地區的電話號碼。我把他的話翻譯給漢娜聽，而她又一次從耳後摸出那根白板筆，將其記錄到筆記本上。她撕下一頁紙，遞給格蕾絲，而格蕾絲便悄悄地離開病房去打電話。她走得不怎麼樂意，因爲她不想錯過好戲。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病人讓-皮埃爾就像是從噩夢中醒來一般，筆直地坐了起來，身上還插著一堆輸液管，用金亞旺達語粗野地說我他媽的出了什麼事，以及爲什麼他沒同意警察就把他拉到這兒。讓-皮埃爾說這些話時漢娜正用英語叫我把她要問的話“精確”地翻譯給他聽。激動之下，她的話音低了。她說，薩爾沃，不管你個人出於對病人的關心想爲他多做多少事情，但你翻譯時請一定要做到不增不減——到目前爲止，“病人”對我們二人來說都是最爲重要的一個概念。我用同樣低的聲音向她保證，不管她說的話是多麼地讓我痛苦，我都不會加以修飾美化。
“我們已經去叫住院醫師了，他會盡快趕過來。”漢娜講得很從容，中間也會停頓一下，好讓我有時間翻譯，但她停頓的方式比我以前的許多顧客要聰明得多。“我不得不通知你，讓-皮埃爾，你患上了急性血液病。而據我判斷，你被送來診治時已經太晚了。對此我很遺憾，但你得面對現實。”
然而她說話時眼中有真心的希望，一種對於人生可以救贖的清晰而喜悅的確信。如果漢娜可以這麼直截了當地透露壞消息，那麼她一定知道讓-皮埃爾能夠面對，而我也應該就這麼譯。我儘可能恰當地把她的話翻譯給讓-皮埃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用語精確”只是外人的錯覺，因爲跟可憐的讓-皮埃爾同樣地位的盧旺達人很少會有人瞭解急性血液病之類。之後，漢娜讓他重複一下她剛纔的話——當然是由我翻譯——以確認他已知情。我知道他們倆都清楚了，沒什麼好再費口舌了。
讓-皮埃爾粗聲粗氣地重複了漢娜的話，我又將他的話翻譯給漢娜聽。之後漢娜又問我，讓-皮埃爾在等親人到來之前有什麼願望沒有。我們都知道，這樣說的意思就是要告訴他，他很可能在他親人到來之前就會死去。她問他爲什麼在希思公園露宿，而不回家同妻子兒女待在一起，但沒讓我翻譯，於是我也就沒翻。但我意識到她的問題涉及個人隱私，而我要是譯了也涉及隱私。既然這個盧旺達人要護著自己的隱私，那他幹嗎要到漢普斯德特希思公園去死？
這時我才注意到，漢娜不僅握著讓-皮埃爾的手，也正握著我的手。格蕾絲注意到了，而且印象深刻，但她並不好奇，因爲她知道，我也知道，她的朋友漢娜並不會握住口譯員的手，如果對方僅僅是個口譯員的話。我身上有一半剛果人的血統，手是小牛皮的那種棕色。漢娜的是真正純種黑人的手，手掌白裡透紅。我們的手握在一起，交纏在盧旺達人的病牀上，而後者竟是我們的敵人。這與性無關，讓-皮埃爾還在我倆之間，奄奄一息，這怎麼可能呢？這與才發現的血緣關係有關，我們這是在相互安慰，同時也是在安慰我倆共同的病人。這是因爲她心潮澎湃，而我也一樣。面對那個可憐的垂死的讓-皮埃爾，她心中很受觸動，儘管她值班時每天從早到晚都會看見垂死的人。我們正在照顧被我們視作敵人的病人，這使她感動。從漢娜戴的金質十字架我看出與她自小相伴的福音信仰，她正以基督教的愛去愛一個敵人。她也被我的聲音觸動。每次我從斯瓦希里語譯成金亞旺達語，然後又從金亞旺達語譯成斯瓦希里語，她就會低下頭，就好像是在祈禱似的。要是她願意聽的話，我會盡量用眼睛努力告訴她，我們是雙方一生都在尋找的人。她會心潮澎湃的。
我不想說從那之後我們就一直握著彼此的手，因爲我們確實沒有，但我們審視彼此的內心。她背對著我，俯下修長的身軀，托起讓-皮埃爾的身體，輕撫他的雙頰，又檢查格蕾絲爲他安好的醫療器械。但每次她轉過身時，我在等她；我知道，她也正等我。後來，我在霓虹燈下的門柱旁等她下班。她走出門來，目光低垂著跟我走到一塊。我倆沒有像信教使團的孩子那樣羞澀地擁抱，而是像熱切的學生那樣手拉著手，上山走向她的宿舍。我們沿著瀰漫著亞洲食品味道的狹窄過道，走到一扇緊鎖著的門前，然後拿出鑰匙開門。我倆曾在那個垂死的盧旺達病人面前眉目傳情。而當我們的病人悄然歸西，我們已感覺到對彼此的責任。隨後的事情終於在開啓的門後水到渠成。
因此，那夜，在激情四溢地幾番翻雲弄雨之間我們很聊得來。自麥克爾修士過世之後，除了安德森先生以外，再沒有任何知己能夠進入我的生命中跟我談心，更不必說像漢娜這樣漂亮、熱切而談笑風生的非洲女子。她心中惟一的呼喚就是爲了世上的苦難者，她不會用任何語言向你要任何你不打算給的東西。描述自己經歷時我們講英語，**時我們用法語，講到我們對非洲的夢想時，我們怎麼能不用剛果味十足的斯瓦希里語呢——那是我們童年時代使用的，樂趣與暗諷完美共存的語言啊！在這不眠不休的二十小時內，漢娜化身爲姐妹、情人、好朋友，而這些，在我苦難的童年時代，一直沒能擁有過。
從小被教育要嚴守十誡，現在卻成了徹底的通姦者。我們這兩個虔誠的基督徒在犯下罪業嗎？不，我們沒有。我們確實談過我的婚姻，我說它已死了，這我確定。我們確實談過漢娜年幼的兒子諾亞，她把他留在烏干達她阿姨那裡，我倆都希望能見到他。我們又談起誓約，談起政治，說著彼此的回憶，喝著加了蘇打水的酸果蔓汁，吃著外賣比薩餅，然後就一直**，直到她依依不捨地穿上制服，也顧不上我再擁抱一次的懇求，就下山到醫院去上她正在修的麻醉學課，然後就得開始上夜班，跟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由於發生了爆炸事件，倫敦的地鐵只開通了部分線路，坐公交車的時間太長。天啊，看看都幾點了！於是我就找了一輛出租車回家。不過漢娜跟我告別時用斯瓦希里語說的話依然在我耳中迴響。當時她用雙手捧住我的臉，歡快地輕晃著頭說：
“薩爾沃，你父母生你的時候，一定非常相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