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對於參加了高考的學子及其家長們來說，是極其忐忑之月。對於包產到戶了的農民們來說，是頭頂烈日收穫上半年的希望之月，戰天鬥地播種下半年的未來之時。生產隊搞集體出工的時候，縣裡的幹部，公社的幹部，紛紛下到大隊、生產隊搞“雙搶”（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甚至把中小學生也派到大隊、生產隊幫助插秧和收割，硬性規定“插完早稻過五一、插完晚稻過八一”，卻年年實現不了。而今包產到戶了的農民，根本不用幹部們來吹哨子、喊出工、扣工分，卻更加自覺的早出晚歸，把田土裡的事情整理得有條不紊有模有樣。
在過去，公社幹部沒有一個不敢不到自己駐點的大隊生產隊去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沒有一個公社幹部不被曬得黑不溜秋如煤炭工人的，更不用說在七月這個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的“雙搶”時間裡。而在現在，公社幹部如果能夠爲農民們提供農作物種植和防病治蟲技術指導，提供畜牧家禽水產養殖加工技術服務，及時調解鄰里之間出現的各種糾紛矛盾，就會很快地成爲農民們爭著搶著要的香餑餑式幹部。
在大曆縣的公社幹部中，真正能夠爲農民提供技術指導的，除了易大偉就是新來的鐘國正了。易大偉之所以在大曆縣公社很有威信，深受農民和幹部們的歡迎，除了他是公社黨委書記，是全公社的一把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是壽仙農學院畢業的本科生，懂農業技術，是農業生產方面的技術權威。
農民們雖然種了一輩子的田和土，養了一輩子的豬和雞鴨，但過去在生產隊出的是集體工，大多數農民做的是那些不那麼需要技術含量的“跟班”活，一旦自己單獨來做了，浸種催芽，苗田管理，犁田耙田，插秧施肥，殺蟲治病，等等等等，沒有一個環節不需要技術含量的，這使農民們深深地感受到，農業不僅僅是有收無收在於水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多收少收在技術的問題。多收就等於自己家比別人家多了財富，少收就等於自己家比別人家減少了財富。而多收少收不再僅僅在於肥，關鍵取決於種養技術，取決於管理技術。
大曆縣是寒州縣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一個公社，歷年來在全縣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由於歷史上曾經在這裡設置縣府近百年，商業古城的架構依然還在，加上又有一個三千多職工的軍工企業，又與由少數民族自治的省級貴山自治區一山相連，在高度實行糧票、布票、肉票、油票等等票證制度的年代裡，這裡不僅有各種票證的地下流通，甚至還有比較豐富的物質供應，無論是人氣還是物質都不比縣城差哄麼，因而大曆縣又常常被寒州人甚至周邊地區稱爲寒州縣的第一縣城或寒州老城。因此，能夠調到大曆縣公社工作的幹部職工，往往都自覺不自覺的就有了一種自豪感，而能夠到這裡來當公社書記的，更是縣委書記特別看重的人選。
易大偉是在地委糾偏工作隊撤隊之後，各個大隊生產隊的工作幾乎癱瘓的狀況下，調來當公社書記的。也算是臨危受命。易大偉擔任公社書記幾個月之後，中央下發了《關於印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的75號文件，明確可以創造和建立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可大曆縣公社卻再也沒有辦法建立真正的責任制了，只能面對現實尊重現實，明確田土山水林路集體所有，生產隊擁有土地經營的發包權，農民只有相對穩定的經營承包權，必須按照國家的規定上交農業稅、完成徵購派購任務，對農民一年一結增人減人的糧食、上交大隊生產隊幹部的補助和公社、大隊、生產隊公益事業的糧食等等，事實上就是認可了分田單幹的做法。
這種不得不認可的分田單幹，給公社幹部增加了從未有過的大量工作，把公社幹部由原來的面對大隊、生產隊幹部做工作，變成了直接面對大量的農民羣衆來做工作，把公社幹部與農民羣衆之間的關係，由原來間接的政治關係變成了直接的經濟利益關係，把公社幹部推到了農村矛盾的風口浪尖上，把過去宏觀的黨羣幹羣關係，變成了面對面的零距離的具體關係。好在農民們擁有了土地經營權後，精耕細作，加上高產雜交水稻品種，絕大多數人過上了溫飽生活，過去只有逢年過節和家裡來客時才能吃的白米飯，現在基本上都有吃了，即使沒有白米乾飯吃，也有白米稀飯吃，過去一日三餐紅薯的生活逐漸成爲了歷史，一時之間，幹部和農民的矛盾也比較少，黨羣幹羣關係也比較融洽。
這一段時間，鍾國正跟著易大偉正在全公社轉，有的時候一天走兩三個大隊或單位，有的時候一天就呆在一個大隊或一個單位。鍾國正每到一個大隊或單位，都會下意識的把這個大隊或單位的基本情況，比如大隊的人口、戶數、水田、旱土、山林、習俗、名人典故，或單位的職工情況、主要業務，以及聽到的笑話等等，都記在了本子上，把易大偉說的一些經典的話和工作安排也記在了本子上，晚上睡覺前再拿出本子，再細細的琢磨，對一天的活動梳理歸納一道，強化自己記住其中最關鍵的東西。
這天，易大偉帶著王安貴和鍾國正到周家山大隊去。他一邊走在凹凸不平的小路上，一邊對鍾國正說，公社工作看似簡單，整天猜拳估子，吃吃喝喝，好像沒有正經事做的一樣。但你決不能被這些表面現象迷惑了自己的頭腦。毛**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按我說，公社工作不是請客卻是吃飯。你吃了他們的飯喝了他們的酒，他們認爲你是給了他們面子，看得起他們。相反，你不吃他們的飯，不喝他們的酒，他們反而認爲是你看不起他們。但是這種吃飯，不是純粹的吃飯，是帶有很強的工作目的的吃飯，要吃得有水平，有藝術，吃得讓別人服你。因爲吃喝不是目的，而是增進幹羣關係的一種手段，掌握農村真情的一種途徑，是解決具體問題的一種平臺，是完成具體任務的一種工具。公社幹部面對的都是農民，你整天和他們開大會，講大道理，空對空，鬼老二聽你的？哪個人拐你？有的時候，你講一千道一萬，還不如酒喝一碗。所以，一個高明的公社幹部，往往通過在平時的吃吃喝喝、猜拳估子，把黨和國家的政策，把上級組織布置的工作，通過吃飯、喝酒這種辦法落到實處。
鍾國正聽得目瞪口呆。他沒有想到，公社幹部是這樣工作的。連吃飯喝酒都成了工作，公社幹部豈不累死？國家幹部國家幹部，難道連幹部的身體也成了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