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升當上了劉家大院的族長後，領著族人和長工、短工早起打壟鏟田，晚上還領著人榨油，沒日沒夜的勞作，幹木工活兒更是行家裡手，那時候一個木匠輕鬆的養活一家人，他的勤勞得到了另一個美譽——劉半夜。當時的富裕來自勤勞和善於經營，再加擴大經營了三個榨油廠、三個酒廠、兩個木工廠、兩個肥皂廠，在街裡又開了商店，還在大商店裡投股份，劉家大院，富甲一方，家人吃穿用度遠遠好於其他人家。每年上交的皇糧、皇油、肉、皮毛、藥材、豆餅等，交的早，交的足，交的質量又好，受到官府的表彰，後來縣衙授予他九品莊頭的稱號，還有一定的職位，要他負責西南部半個縣的徵收工作，他穿著官服騎著馬到沙蘭站、新官地、上馬河、杏山、蓮花等地徵收皇糧、國稅，還有天災免檢稅務等工作，一年忙到頭，他分身無術，只好將家族的族長讓給了弟弟劉玉珠，和一些族人來管理工廠。劉善人的稱謂實際上是三個人——劉君啓、劉玉升、劉玉珠，他們都致力於扶貧幫困，救助災民，那時候總有大量逃荒的人來到這個苦寒之地，沒有物質的保障早凍死餓死在街上了。

劉家大院兒的生產管理方法，完全是家長式的，劉君啓和他培養出來的劉玉升，將四百坰土地分成了幾個區，由劉玉升的兄弟們各自管理一個區，那十多個工廠也由侄子們和一些工人來管理，但是有一個大掌櫃，他受族長管理，下面的作坊是一個管賬先生一本賬，一個鋪子一個錢櫃子，每天晚上算賬，收支每月報賬，沒有任何監督。造成的結果就是誰都往自己兜裡揣，幾年後，各家都富的溝滿壕平的，錢來得容易去得就快，賭博成風，一夜之間就能傾家蕩產，吃喝嫖賭成性。他們的大鍋飯制度，少部分人摟足了就藉機鬧分家，清朝末年百日維新期間鬧分家，山裡的土匪騎馬下山，來到劉家大院，劉善人一看，正是當年救過的鋦鍋匠，當年他離開劉家大院兒後就去山裡當了土匪，外號叫“槓公平”，他的理想是建立一個公平的世外桃源，他在山裡種大煙，搶一些爲富不仁者。他聽說劉家大院兒鬧分家就下山來勸，劉家答應不分家了，他才走，走時“槓公平”送給劉善人五根金條。

第二次鬧分家是辛亥革命期間，那一年清朝垮臺了。皇糧國稅不收了，劉玉升召開全族大會，他說眼下孫中山鬧革命推翻了滿清，不交皇糧國稅了，這是咱們發財的好機會。咱們有槍有炮還能看家護院，還能防土匪，劉家大院兒又堅持了十八年，這十八年是劉家大院最富裕的時期，也是誰管事誰貪污的最嚴重的時期。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劉家大院在官府和地方大戶家長的支持下開始分家，分得很公平，還留了十頃良田作爲公祭祖先之用（每年七月十五祭祖、宴會）。光陰如梭，僞滿時期民不聊生，又是抓勞工，又是抓經濟犯，劉家祭祖儀式簡化只是磕磕頭，燒燒紙罷了。那十頃祭祖的良田也給了劉氏一位老光棍娶媳婦用了。光復以後劃分成分，劉家大院裡的人家基本劃爲了地主、富農。

注：劉家大院形成於清朝咸豐年間，解散於一九二八年，是富甲一方、家登高厚的家族，最興旺時有良田四百多坰。玄武湖周圍到哈達灣、江北從東溝村到紅石砬子都是他們家的土地。然而最初卻是由赤貧的農人發展而來。 現在的上官村四周還有原來院落的地基，最興旺的時候大院內有寬闊的街道，有大四合院五座，每個四合院有正房十間，廂房十到二十間，另有倉庫院、大車院、牲口院、家禽院、打場院（打穀場地）、還有榨油廠、木工廠、酒坊、粉房、糕點廠。所有這些院落被大圍牆圍住，高高的圍牆上有四座炮樓，大門外有影壁，總體規模就是現在西上官村的面積，院內設有大食堂，長七十米，每餐可供上百人吃飯，還有小食堂，是爲客人準備的，餐桌和椅子都是長條形的，碗盤全是木質的(據說不容易摔壞）。大院設有私塾，除自家子女上學外，外族的學生也可以來上學（據說收外人的學費）。院內有大車十多輛，馬、騾、驢、牛、羊成羣。在上馬河村和三陵村建有榨油房，控制著寧安南片的食用油業，在這兩個地方還有木工廠、酒坊和糕點廠，在東京城（現渤海鎮）繁華地段有商店，出賣他們自家的產品和緊俏商品以及當時最時尚的服裝（經理從俄羅斯、日本、瀋陽、上海進貨）；還是寧安一些商店的股東。江北（上官村後面就是牡丹江，牡丹江北岸被稱做江北）建有供乞丐、流浪漢居住的慈善房，能容納一百多人吃住。所以莊主劉君啓、劉玉升（兩個族長）有劉大善人的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