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所找到的切入點，正是那句“與士大夫治天下”。

這句話之前在盛太祖的那個副本用過，現(xiàn)在，又用到了。

說來湊巧，這句話正是文君實說的。

這件事情就發(fā)生在王文川變法後不久的一次御前廷對中。

當時，新舊兩黨從國家大事討論到變法細節(jié)，最後又逐漸演變成了嘴炮互噴。而最終，那時一心支持新法的皇帝忍不了，下場了。

史料上的原文，是這樣記載的。

君實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

君實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這段對話其實很容易理解。

說到變法，文君實說，祖宗之法已經(jīng)很完善了，沒必要改，改了就要失去人心。

皇帝就納悶了：改革法制，士大夫確實挺不高興的，畢竟損害了士大夫的利益；但百姓有什麼可不高興的？有什麼可失去人心的？

文君實說：皇帝是與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的，而不是與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這番對話的結(jié)果，是文君實一個大招，把皇帝說得啞口無言。

當時，皇帝磕磕巴巴地說：“士大夫……也不全都是反對的吧？”

這種弱弱的反問絲毫沒有起到任何效果，也證明了，皇帝實際上是被文君實給唬住了。

可以說，文君實確實是一個非常耿直的人，把千百年來的大實話說出來了。

在那個年代的人看來，皇帝和士大夫，都是國家的統(tǒng)治階層。而百姓，是國家的被統(tǒng)治階層。皇帝想要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那就得讓士大夫滿意，否則，這皇帝就統(tǒng)治不下去。

換言之，文君實說的“不須更張以失人心”，這裡的“人”，是特指士大夫階層。

至於百姓？

那都是被統(tǒng)治的牛羊，那能算人嗎？

既然他們不算人，可以隨便糊弄，而且怎麼割都是割，那就完全可以忽略掉。

只考慮皇帝和士大夫這兩方，變法要動士大夫的利益，當然會導致國家不穩(wěn)固了。

實際上，不只是文君實，其他的大臣們，基本上也都是這樣的想法。

而正是因爲士大夫們有如此的共識，變法才幾乎不可能成功。畢竟這意味著，要與整個官僚集團爲敵，而唯一能有點用的皇帝，在這一點上也很糊塗。

但就是這番對話，讓楚歌找到了突破口。

當時，皇帝確實被駁得啞口無言。

但這並不代表皇帝就接受了文君實的說法。

恰恰相反，皇帝反而因此而產(chǎn)生了憤懣之情，在未來的人生中，他開始絞盡腦汁地想著，如何才能讓自己不再這麼憋屈。

“元豐改制”恰恰說明了，皇帝的心中始終過不去這個坎。

其實，這纔是一個正常人該有的反應(yīng)。

誰能拒絕權(quán)力？

對於每一個皇帝而言，掌握絕對集中的權(quán)力都是他們的畢生追求。而對於大臣們來說，則是要千方百計地拒絕皇帝的要求，甚至要從皇帝手中摳出權(quán)力。

所以，皇帝只是暫時沒想到解決方法，不代表他不想改變這種現(xiàn)狀。

而楚歌現(xiàn)在要做的，就是給皇帝提供一種解決方法。

想到這裡，楚歌說道：“臣以爲，官家非與士大夫治天下，而是用士大夫治天下。

“天下之事，決於官家。官家想做，若是士大夫支持，那便皆大歡喜；官家想做，若是士大夫不支持，那官家自然也可以換一批支持的人。

“士大夫代天子牧民，何嘗聽聞，士大夫替天子牧民？

“官家想做事，卻處處被人掣肘，豈不聞太祖有云：臥榻之側(cè)，豈容它人酣睡？”

聽完這番話，皇帝的雙眸越發(fā)明亮了。

顯然，楚歌扮演的王文川扔出了許多驚世駭俗之論，雖然被其他的大臣聽到要引發(fā)軒然大波，但在皇帝聽來，卻不啻於仙樂一般優(yōu)美。

楚歌的意思很簡單，陛下你聽文君實瞎逼逼幹什麼？

士大夫憑什麼和皇帝分享權(quán)力？

你是皇帝，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古代的官員叫州牧，意思就是說，那是代天子以牧民。但他們敢說自己是替天子牧民嗎？那就是造反了。

所以，不管怎麼說，最終說了算的還是皇帝。

皇帝如果都不能說了算，那還叫什麼皇帝？

這番話，著實說到皇帝心坎裡去了。

他又何嘗不是這麼想的？

其實在歷史上，皇帝之所以和王文川分道揚鑣，也有一部分原因在於這裡。

王文川本身是個非常固執(zhí)的人，凡事喜歡大包大攬。而皇帝站在他身後，總是會覺得，有些不自在。

很多事情，王文川自己就辦了，皇帝有不同的想法，也得考慮王文川的看法，很多時候還要妥協(xié)。

久而久之，皇帝自然會覺得，王文川跟文君實他們這羣人沒什麼區(qū)別，多多少少會有些疏遠。

一旦新法出了問題，皇帝的第一反應(yīng)不是自己承擔責任，而是覺得，這是伱王文川大包大攬所帶來的問題，你自己要背全鍋。

所以到後來，皇帝疏遠了王文川，自己親自搞了元豐改制。

雖然元豐改制的效果還不如王文川變法，但這畢竟是皇帝自己要乾的，他自己就是第一責任人，自然找不到人甩鍋，這事就這麼繼續(xù)下去了。

這充分說明，任何一位皇帝都想集權(quán)，都不想跟宰相分享自己的權(quán)力。

盛太祖給出的答案是，直接取消宰相，自己把所有活全都幹了。

而在齊朝，皇帝並不是不想這麼幹，只是他們沒有看到這麼幹的可行性。

盛太祖是草莽皇帝，他從基層做起，什麼都懂，自然不需要宰相的幫忙；但此時的皇帝就是個普通的守成之君，不可能有盛太祖那種變態(tài)的能力。

他想自己跟文官集團打擂臺，那是不可能的。

可如果，王文川站在他這一邊呢？

皇帝的臉上露出了振奮的神色，但緊接著，他又有些猶豫：“王卿，此事……真的可行？若是可行，朕又該如何去做？怕就怕……天下大亂啊。”

顯然，皇帝的擔憂不無道理。

這些士大夫的勢力太大，哪怕是皇帝，也要忌憚三分。

如果此時他真的硬來，必然招致羣臣的一致反對。到時候，他可就真變成光桿司令、孤家寡人了。

真到了那一步，輕則政令不通、皇帝的旨意進行不下去；最嚴重的情況，皇帝甚至有可能被廢。

楚歌早有準備，表情中帶著蠱惑：“官家放心，臣自有良策。

“此事自然不可一蹴而就，務(wù)求循序漸進。

“而其中關(guān)鍵在於，官家要分清楚，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皇帝表情更加迫切：“如何分辨？”

楚歌微微一笑：“官家還記不記得，阿雲(yún)案？

“簡而言之，認可官家的便是朋友，而不認可官家的，便是敵人。

“若是有些人，連官家救一個弱女子都不同意，連官家改幾條法條都不同意，那他們到底是敵人還是朋友，自是一目瞭然了。

“至於如何處置這些人，也簡單。

“先剪其枝葉，再斫其主幹，循序漸進而已。

“官家儘可將這些事情交給臣，至於這些空缺出來的位置選用何人，官家可自決。”

至此，楚歌終於把自己的陰謀，給和盤托出。

當然了，對於文君實這樣的官員來說，這或許是一次陰謀，但對於皇帝來說，這卻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陽謀。

楚歌已經(jīng)把整個計劃九成的內(nèi)容給毫無保留地向皇帝說了出來。

而剩下的一成，纔是他的私心。

整個計劃的突破口，正是皇帝對於權(quán)力的渴求。

此時朝堂中分成了兩黨，一派是以王文川爲首的新黨，而另一派則是以文君實爲首的舊黨。

他們有許多的不同之處，但卻有一條相同之處，就是都想用相權(quán)死死地壓住皇權(quán)，而不願意交出半分。

文君實是如此，王文川也是如此。

所以，皇帝其實很鬱悶。

他想有所作爲，所以支持王文川變法，但自始至終，他也沒有真的信任過王文川。因爲王文川也不想跟他分享權(quán)力。

當然，這並不是說王文川貪戀權(quán)力，更有可能是王文川打心底覺得，這些事情就該是宰執(zhí)的，皇帝不該插手，也不該過問。

這是當時所有士大夫的共識，王文川不可能像楚歌一樣看到數(shù)百年後的世界。

這也算是某種時代侷限性了。

所以，變法的這些事情，雖然經(jīng)過了皇帝的點頭，但皇帝的支持卻並不堅決。

稍有動搖，結(jié)果就是王文川被罷相。

而現(xiàn)在，楚歌率先突破了這個底線。

什麼士大夫的共識？不好意思，我就是要給皇帝當狗！

原本皇帝也想收回相權(quán)，但苦於無人支持。而現(xiàn)在，王文川等於是在他瞌睡的時候，送來了枕頭。

一邊是願意給他當狗，願意無條件上交相權(quán)、只給皇帝踏踏實實辦事的王文川；另一邊則是一口一個“祖宗之法不可變”、皇帝做什麼事情都必須遵照祖宗之法的文君實。

遠近親疏，一目瞭然。

皇帝會喜歡誰，還有疑問嗎？

如果說原本王文川在皇帝心中的好感度是60，文君實是40，那麼現(xiàn)在，王文川的好感度暴漲到了100，而文君實則只剩了10。

找到了這個退破口之後，楚歌的目標就很明確了。

那就是：明目張膽的黨爭！

按理說，皇帝本該是最不想見到黨爭的人。

因爲一旦黨爭，就意味著某一黨勝出後，會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反過來進一步壓制皇權(quán)。

之前兩派勢力均衡的時候，你們尚且把朕壓得死死地，現(xiàn)在一派倒了、朝堂中全都變成了另一派的人，那朕還不得當場退位？

但現(xiàn)在楚歌要搞的黨爭，卻並不會招致皇帝的激烈反對。

其一，是因爲他已經(jīng)給出了足夠的誠意。

楚歌先拿出了官制法，主動讓出了一部分相權(quán)，這已經(jīng)讓皇帝覺得他是個沒有野心、十分聽話的臣子。好感度拉滿以後，皇帝自然不會覺得王文川會對他有很大的威脅。

其二，是因爲他把黨爭，包裝成了爲皇帝集權(quán)掃清障礙。

楚歌提到了阿雲(yún)案，就是借這件不起眼的案子，將新舊兩黨之間的矛盾，轉(zhuǎn)移爲舊黨和皇帝之間的矛盾。

意思就是說，咱們先不談變法的事，看看阿雲(yún)案這件小事。

阿雲(yún)案裡，可是有陛下手諭的！

我們新黨，其實是爲陛下辦事的。陛下手諭說了要減刑，我們就減刑了；同樣，陛下要變法，我們就變法了。我們做的一切，其實都是爲了陛下。

而舊黨呢？陛下今天想赦免一個弱女子，他們不同意；陛下想變法，他們又不同意。

一口一個祖宗之法，那意思是不是說一切按照祖宗之法來就行了？一切交給他們這些舊臣去辦就行了？皇帝說什麼都不好使了？

這樣一來，就把舊黨進一步推到了皇帝的對立面上，讓皇帝更加討厭他們。

既然皇帝已經(jīng)討厭他們了，那麼這就不是黨爭，而是皇帝在消滅不聽話的大臣。

其三，是因爲他留足了餘地。

楚歌說了，凡是在阿雲(yún)案中不支持皇帝的，凡是不支持新法的，都是打擊對象。

先從小雜魚開始辦，然後再一步步地把朝中重臣也給趕走。

但打擊完了之後呢？

如果楚歌說，這些位置空缺出來之後，由新黨的成員來頂上，或者更進一步，由他來決定誰來頂上，那皇帝肯定會警覺。

這不還是在培植王文川的勢力嗎？

但楚歌已經(jīng)把人事任免權(quán)交了出去，誰來頂替這些空缺，是皇帝說了算。

總而言之，在皇帝看來，打擊哪些官員，是他決定的；提拔哪些官員，也是他決定的。

既然如此，那還有什麼朋黨？有什麼威脅？

掌控一切的感覺，多麼快樂。

這就是楚歌展現(xiàn)在皇帝面前的，那九成的陽謀。

但還有一成，他沒說。

那就是這樣一番操作之後，到了後期，他仍舊可以實現(xiàn)架空皇帝的操作。

因爲在處置這些舊黨的時候，他會下死手，讓他們再也沒有任何回來的機會。

表面上，皇帝可以隨意任免、提拔官員，皇帝自己多半也會以爲他隨時可以提拔別人制衡王文川，一切盡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但在其他的官員看來，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他們只會看到，舊黨在皇帝和王文川的打擊下，兵敗如山倒，而且全都被王文川以殘酷的手段清算了。

這時候，他們想入朝做官，想提拔升遷，還能有其他的選擇嗎？

只能選擇站在王文川這一邊，成爲新黨的支持者。

而等他們被提拔的時候，他們是會念皇帝的好呢，還是會念王文川的好呢？

哪怕這種提拔是皇帝親自做出的，這些官員心裡也會想，自己的官位實際上是王文川給的。

因爲他們根本無從分辨，皇帝如此果決，到底是爲了支持新法呢？還是爲了支持王文川呢？

其實都不是，皇帝是爲了自己的權(quán)力。但那些官員們，恐怕很難意識到這一點。而即使意識到了，也做不了什麼。

總不能上疏痛罵皇帝吧？這種事情就算看出來了，也不能到處亂說啊！

久而久之，皇帝表面上掌握著官員的任免權(quán)，但整個朝廷中全都是王文川的人，他任免誰，又有什麼區(qū)別？

到了那一步，楚歌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推行新法，不用再擔心有什麼反對和質(zhì)疑的聲音。

什麼？還是會有？

不會有的，因爲到了那個時候，楚歌不會讓這些聲音傳到皇帝的耳朵中。

連欺上瞞下都做不到，還算什麼權(quán)臣？

當然，楚歌也知道，哪怕這樣做了，他扮演的王文川也不可能成爲無冕之王，也不可能真的徹底架空皇帝、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因爲這個皇帝不是小孩子，他正值壯年，仍舊牢牢地掌握著權(quán)力。

齊朝畢竟不同於以往的那些朝代，制衡的因素太多了。

哪怕整個朝廷都是王文川的人，若是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決心要幹掉王文川，也還是有辦法的，只是需要很長的時間而已。

就像嚴茂青能把持朝政四十餘年，是因爲皇帝不想幹掉他嗎？實在是太順手了，捨不得而已。真想辦，也還是能辦的。

但就算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決心了，像對待歷史上的那些權(quán)臣一樣，把王文川開棺戮屍了，又如何？

這漫長的時間，足夠楚歌做很多事情了。

終於，皇帝被楚歌的這一番畫餅，給徹底征服了。

“那麼，依王卿之見，朕該從何做起？”

楚歌稍微頓了頓，然後說道：“請官家借臣武德司一用。”

……

楚歌回到府邸之後沒多久，武德司的一把手，提舉劉知恩就到了。

這位大宦官的臉上，顯然寫滿了疑惑和不解。

因爲他實在想不通，皇帝讓自己來找這位拗相公，到底是爲什麼。

楚歌微微一笑，對劉知恩說道：“劉提舉，請坐。”

所謂的武德司，就是齊朝由皇帝直屬的特務(wù)機構(gòu)。

與大盛朝的錦衣衛(wèi)不同，武德司的權(quán)力其實非常有限。因爲齊朝有“刑不上大夫”的祖訓，文人的環(huán)境十分寬鬆，基本上沒有受到特別嚴重的迫害。

即便武德司揪出了不法之人，還得將嫌疑人送到大理寺去定罪。

而當時的環(huán)境，就連皇帝都拿這些士大夫沒什麼辦法，更何況是武德司。

所以，這時的武德司雖然是一個特務(wù)機構(gòu)，既管宮禁宿衛(wèi)，也管刺探監(jiān)察，但實際上對朝堂上的事情卻根本發(fā)揮不了什麼作用，在歷史上的存在感十分稀薄。

而在齊朝，這個機構(gòu)可以說是狗都嫌。

在朝中，武德司直屬皇帝，不接受任何大臣的管轄，所以包括文君實在內(nèi)的大臣屢次上書彈劾痛罵；在民間，武德司也被百姓鄙夷，但凡有點出息的人都不會去武德司任職，更別說是有才學的進士了。

這就導致武德司的成員，或者外圍成員大多是一些地痞流氓，打著皇帝的旗號狐假虎威、欺行霸市、無惡不作，敗壞了武德司的名聲，也讓皇帝在士大夫面前擡不起頭來。

皇帝也不想取消武德司，於是最終只好妥協(xié)，將武德司活動的區(qū)域侷限於京城。

楚歌雖然向皇帝保證了要扳倒這些舊黨，但具體怎麼扳，還是得好好考慮一番。

直接蠻幹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一個官員本身沒有犯罪卻強行給他羅織罪名，那就做得太明顯了，也很容易被其他的舊黨給羣起而攻之。

到時候皇帝也會下不來臺。

而如果有罪證的話，這種事情辦起來就名正言順了許多。

想要蒐集罪證，或者編造罪證，武德司都是必須要拿在手裡的一個機構(gòu)。

自齊朝建立一來，武德司就一直髮揮著作用，也一直在挨文官士大夫的罵。

在原本的王文川看來，這顯然是個令人生厭的特務(wù)機構(gòu)，不可能有什麼好臉色。

但在楚歌看來，武德司恰恰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

這個機構(gòu)，根本就沒有發(fā)揮出它應(yīng)有的作用。

想到這裡，楚歌扮演的王文川直接把一份奏摺扔到劉知恩的手上。

劉知恩愣了一下，仔細一看。

《論武德司巡查親事官札子》，作者，文君實。

這是文君實之前向皇帝彈劾武德司的奏摺。

劉知恩粗略地掃了一眼，擡頭看向楚歌扮演的王文川：“王相，你這是……”

他徹底被不按套路出牌的王文川給搞疑惑了。

楚歌微微一笑，摘了奏摺上的一小段唸了出來：“‘臣等伏聞，武德司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zhí)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這是文諫議之前彈劾武德司橫行不法、恣意妄爲、構(gòu)陷誹謗、因言罪事的奏摺。

“劉提舉，若是官家真的聽了文諫議的話，廢了武德司、將武德司中的不法之人全都緝拿嚴辦，你又要如何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