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與緬甸
在1942年，中國派遣了一支遠征軍去緬甸，是由第五軍和第六軍組成的，這是蔣介石所能調度的最好軍隊，但結局十分悽慘。剛開始中隊和英軍發生爭執，延誤了入緬的時間，等到進入緬甸時，一切已經太遲了。打仗的時間少，撤退的時間多。日軍在盟軍後方實施大規模的迂迴包圍戰術，中隊和英軍只好忙著撤退。新二十二師和新三十八師發現自己的退路被敵軍切斷，於是燒掉卡車，焚燬輜重，企圖在雨季穿越陌生的那迦山(NagaHills)，到達西北邊的印度阿薩密省。但是隻有少數人到達終點，其中有一位是美國將軍，名字是史迪威。
又經過一番爭執後，決定設立一支新部隊，就是中國駐印軍。新二十二師和新三十八師的殘餘人馬，在印度心臟地帶比哈爾省(Bihar)的藍伽重新整軍。英軍負責糧食和衣服等後勤事務，美軍負責供應戰略物資及提供訓練。飛機運送來整補的中隊，不只要強化兩個受損的師，還要成立第三個師，此外還有三個野戰炮兵團、兩個工兵團、數個坦克營、以及運輸與通訊單位。三個步兵師組成新一軍，由中將鄭洞國率領，接受駐印軍總指揮史迪威的管轄。
在不幸的緬甸第一次戰役中，蔣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的錯誤。他任命史迪威爲中隊的總指揮，卻沒有充分授權。這次任命多多少少出於外交的考量，以爲史迪威會滿意這樣的頭銜，因此軍隊補給將不虞匱乏，而且史迪威還代表第三方的勢力，可以和英軍維持較好的關係，保障中國的權益。但是，一方面遵行中隊的傳統，一方面也出於個人的習慣，蔣介石從來不曾放棄直接指揮屬下的權力，並沒有透過總指揮來傳達。這樣無異於以國家元首來執行軍事否決權。在過去，由於中國將領背景迥異，軍人的來源十分複雜，這種做法有其必要。但是這種曖昧不明的運作手法，卻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覺得自己被“出賣”了。1942年春天，史迪威想在緬甸集結大軍，他的中國屬下卻看到英軍逃離，暴露中隊側翼，日軍快速衝向後方，想形成陷阱，因此屬下無意充當英雄。高階指揮官要不就忽略孤單的美國將軍，要不就吼回去，史迪威不曾忘卻這次屈辱。他建立駐印軍時，決定算清兩筆賬：一是必須在被迫撤軍的同一地區打敗日軍，二是必須在實質上成爲中隊的統帥。爲達成第二項目標，他將第一次戰役中的資深中官全逐出藍伽。選擇新一軍的指揮官，這一度成爲重慶高階將領的話題。
在國民黨的軍隊中，個人交情是很重要的。身爲下級軍官的我，常在司令部進進出出，因爲憑著推薦信函，我得以拜訪將軍，被他們接見。基本上來說，軍政部並沒有能力處理所有的人事公文，也不可能提供後勤支持，安排所有的運輸事宜，因此必須容忍我們不按正規的舉動。軍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實施一套嚴苛的升等制度。我們全受限於從軍校畢業的日期，除非學長升官，否則輪不到自己，在高層就比較有彈性。在打造國民黨軍隊及剷除軍閥的初期，蔣介石對軍階的授予不可能太嚴苛，不過，這並不代表資歷不受重視。此外，高階軍官的內在向心力，是由一個非常小的團體間親如手足的關係凝聚而成的，那就是黃埔軍校早期的教官與學生，成都中央軍校不過是其延伸。
中隊的創造，可以說比時代早一步。軍隊和社會缺乏聯繫，就像異物飄浮其上。其間的危險之處在於，資深高階將領佔據同一地區太久，就會想透過個人關係和軍隊的資金建立與該省的關係，這就是軍閥的起源。對日抗戰時，國民黨軍隊仍然需要若干舊軍閥的協助。但國民黨無意培養新軍閥。“黃埔系”所以赫赫有名，要歸諸於環境，尤其是黃埔第一期，學生校長蔣介石親自挑選，六個月的訓練也由委員長親自督導。畢業後，這一批不到五百名的學生並沒有全部擔任軍官，有些不過是班長，不到一年，許多人死於戰事。他們對國民黨的忠貞奉獻，成爲人盡皆知的特色。鄭洞國就是黃埔一期生。
此時的鄭洞國看起來內向保守、溫文儒雅，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輕時的他曾帶領士兵衝鋒陷陣，攻城掠地。他行動緩慢穩重，不能免於安逸舒適的誘惑，休閒時喜歡下跳棋。西方並不熟悉他的名聲，但他在中國將領之間以謙遜知名。他從來不曾邀功，聽任長官和同僚決定遊戲規則。他對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讓他們行事，總是替他們說話。蔣介石派他去統率新一軍時，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適合人選。
數年後，我擔任鄭洞國的副官，有機會更加了解他。他的長處在於堅忍不拔。他是崑崙關一役的英雄，對我解說在1939年冬季時，如何從日軍手中攻下這個高地。當時兩邊人馬對峙已久，雙方都筋疲力竭。他統領的榮一師，前線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括他自己和三個團長在內。敵軍之所以沒有殲滅他們，是因爲他們自身情況也很糟。這時我方補充了一師，帶來進攻的命令。兩團人馬從師的所在位置奮力進攻，但損傷慘重。參謀長舒適存少將判斷崑崙關會被攻陷。他對了。我軍發起另一波攻勢，剩下的兩三百名士兵成功攻頂，此役存活的日軍並不多。
舒將軍也是新一軍在藍伽的參謀長。鄭將軍不願浪費他的才華，後來推薦他擔任別的職務。鄭將軍提到他時，總是說好話，“像舒適存這樣的人可以算是成熟的。”這時我已經知道，對鄭來說，成熟是很高的讚語。舒將軍不是黃埔的畢業生，他畢業自省立軍校(校案：應指各省的武備學堂或講武堂一類的學校)，因此只好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不起眼的職位做起，慢慢往上爬。在他晉升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斷。他的軍隊曾經潰敗，他被迫逃生。有一次他受軍法審判，被判死刑，雖然撤退是前線的事，他並沒有下命令。他終究被赦免，有機會戴罪立功，繼續他的軍旅生涯，並沒有因爲運氣不好或委屈而受到一絲一毫的影響。鄭將軍把舒的失敗經歷視爲良好的資歷，這點必須站在國民黨軍中的觀點才能瞭解。衆所公認的是，在特定時點中，任何軍官都可能時運不濟。通過考驗後，舒仍然勇往直前，證明自己身經百戰，可以成爲優秀的將領。
在金錢的誠實方面，我和鄭將軍意見不同。國民黨管理軍隊的方式是，在缺乏軍隊的地區，軍政部會給當地的高階將領一大筆整數的金錢，讓他們自行解決問題。因此，資金運用的誠實與否，其間分際就很模糊，有時差異不過是程度上而已。然而，我還是直截了當說出自己的看法，表達下級軍官的意見，指出高階軍官貪污腐化。“你們年輕人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鄭將軍會輕輕斥責我。他爲他的一個長官辯護，說這位前黃埔軍校的教官“幾乎無米可炊”。這段話當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鄭將軍要說的是，雖然該將領表面上經手很多錢，但他必須養活部下，其中有的失業，有的家有急難，還要盡種種特殊義務，剩下的金額不足讓全家維持差強人意的生活水準。就這個特殊案例來看，我沒有被說服。不過將軍言語直率，讓我從新的角度出發，來看待高級將領的生活及掙扎。我開始瞭解，在國民黨的軍隊中，沒有人有太多的行動自由。一旦成爲高級將領，就必須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能做想做的事。你無法順自己的心願，將想要的軍官網羅成部下。更糟的是，你必須將不想要的人納入屬下，有些甚至是你想踢掉的人。
我多次受惠於鄭將軍的親切善意。我們在重慶時，他讓司機把車停在山腳下，自己走上一百英尺的泥濘路，到我們家的簡陋小屋探視我母親，後來他要夫人致贈三萬法幣(約十八美元)。但更重要的是，鄭將軍讓我自由發揮，我可以做許多不符合軍事傳統的事。例如，看到很多將軍從我們面前走過，我不是依官階向他們行禮，而是隨我自己對各個將軍的敬意而定。“黃參謀，”將軍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高階將領前的態度不是很好。瞧你窩在沙發上的樣子。”他接著說，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我會大大惹禍，這倒是真的。抗戰勝利後，我們在東北，他推薦我去美國進修，我擔心可能過了期限。他說不用擔心，兩天後國防部長白崇禧會來，他會對他提這件事。他說到做到，不過後來我們才發現，根本沒有必要，原來野戰部隊的期限已經延後。
鄭在東北時，接到最糟的任務。他攻下長春，奉命守城，時間幾達三年。他的司令部仿如北大荒中的孤島。在最後數星期，在連小機場都沒有的情況下，軍隊奮力守城。軍隊以高射炮圍城，封殺空投物資的任何可能。他的兩位將領投降。司令部拼命打了半天仗，最後只得敗降，但將軍堅持絕對不投降，最後被軍隊俘虜。多年來我不知他的下落，“**”結束後，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國畫報》上。圖片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他爲“愛國人士”，我深感欣慰。
但這是後話。在1943年2月，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去他在重慶的旅舍客房見他，談了數分鐘。在我們飛往印度時，我被派到他的營區當參謀，官拜上尉。在我和總指揮之間，有無數的層級。那時我們根本不在乎總指揮是誰。我們先遣部隊有十八個軍官，都很年輕，才二十多歲，只有於上校例外，他是師級以上的副官，年齡約三十五歲上下。當時能夠走訪外國是很大的震撼。在四個小時的飛行途中，我們看到白雪覆蓋的山頭，最後總算看到印度。當C47開始降低高度時，布拉馬普特拉河的風貌完整呈現眼前。大河漫延無邊，直通天際，之間必定有無數的水道、小島與沙洲。我們一度只能見到沙和水，傾斜在機翼尾側，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之下，景觀真是動人。即使到了現在，我仍然覺得，這樣的景色只適宜出現在《國家地理雜誌》閃亮耀眼的彩色畫頁中。
我們早已得知，印度這個國家擁有無限的大自然魅力，但卻非常骯髒。這樣的描寫並沒錯，不過同樣的說法也可以用在其他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印度中部的乾燥氣候對我反而是新鮮事。到了晚上，繁星密佈，整個蒼穹顯得更深邃，想必已激發許許多多詩人和小說家的想象力，難怪會誕生神聖牧羊人和轉世馬車伕的傳說。印度人使用色彩的能力，也同樣吸引住我們。在中國，絕大部分的人穿藍衣服。廟宇的柱子總是塗上一層特別的紅漆，稱作“硃砂紅”。除此之外，街道上並沒有太多色彩。在印度，顏色的組合喧鬧放縱，綠配紫，橘色滾藍紫邊，再穿插金色條紋，即使是農婦，照樣穿得多彩多姿。另外一件我們覺得奇怪的事，就是當地人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頭上。在中國，較輕的東西用肩扛，重物也是用肩扛。在印度，水罐和輕巧的提籃用頭頂，盒子和箱子也是用頭頂。
在我們到達不久前，印度人才發起“退出印度”運動，讓英國人很是尷尬。因此，我們在藍伽營地時，英軍謹慎觀察我們，擔心民族主義旺盛的中國人會有新的舉動，重新點燃當地人的民族主義情操。其實，這個顧慮是多餘的。我們唯一接觸的印度人，就是在營區流浪、白天時睡在樹下的賤民階層。我們纔到達，軍中的廚師就立刻僱用他們。懶散的廚子讓他們整理廚房，洗碗盤，用剩菜當工資。從此以後，依照印度教的正統習俗，我們已經裡裡外外被賤民污染，毫無翻身的可能。在軍營的裁縫店中，偶爾可以看見服飾奇麗的印度婦女，但她們看都不看我們一眼。
多年後，我讀到西方作家寫的文章，指出在訓練營中，我們多麼感激享有物質上的福利。這話既對也錯。最滿意的當屬戰地軍官。排長和連長不用再擔心士兵會脫逃，他們都吃飽穿暖，身體健康。軍官不可能像我在雲南時一樣煩惱：當時一名士兵眼睛發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著紅腫，淚眼婆娑；腳上的壞疽永遠好不了，因爲雨天時必須不斷踩在泥濘路上。衣著方面，我們配發到印度式的陸軍制服。後勤部隊的軍官會定期收走穿舊的制服，送到營本部，換取新衣。
對我們來說，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經歷過雲南的軍旅生涯後，我實在不該這麼說。不過營養不等於美味，飲食無聊乏味，晚餐絕對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連續三個月吃白飯配醃牛肉絲，就可能瞭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讓我們顯得很可笑，襯衫上的鈕釦是橡膠做的，褲子上則是鋁扣。奇怪的是，褲子上沒有釦環，腰帶無從安放。靴子和襪子永遠大上很多號。因此，爲了美觀和舒適起見，我們開始自掏腰包，去買量身訂做的制服。對我們的盧比津貼而言，這是不小的開支。我們也把橡膠處理過的牀單拿到裁縫店，改成中國式的軍便帽，再別上國民黨的大齒輪徽章。理論上，這些橡膠牀單似乎應改裝成南美式的大斗篷或吊牀，以利叢林作戰，改成帽子既未經過覈準，更在史迪威將軍的禁令之內。不過，防水的軍便帽十分有用，不久後史迪威自己也戴了一頂。他戰時的照片正可證明，他違反自己頒佈的命令。
在我們抵達藍伽的頭兩星期，我們無法分辨美國人和英國人有何不同，他們都是穿著卡其軍服的白種人。但到達營地已好幾個月的老兵，卻對我們的無知很是憤慨。“你們爲什麼看不出差別呢?”美國人的卡其軍服比較閃亮，甚至連士兵的制服都上過漿，熨得服服帖帖。更不要說中士的臂章尖端朝上，不像英軍的臂章翻轉向下。英國士兵比較粗野，衣服總是皺成一團，和我們沒有多大差別。很多英國兵二頭肌上刺著刺青，更常講髒話。鄰近藍溪(Ranchi)的歌舞雜耍廳總是擠滿了英國兵，一名肥胖的白種婦女扭著臀部唱“喔，我的戰艦”時，士兵鬨堂大笑。美國人比較喜歡把錢花在休假上，去加爾各答和大吉嶺。最大的不同是，美國大兵的薪水是英國兵的四五倍。
我們和駐印軍的英軍參謀團軍官混熟後，他們邀我們吃晚餐。我們纔開始瞭解到，我們的盟友之間簡直有天壤之別。英官彼此以軍階相稱，但只到上尉爲止。中尉是“先生”，而士兵則是“其他層級”，共同的友人是“老兄”。他們對每件事都有正確的應對進退之道。如果我們覺得吃東西很難不發出聲音，正可以向他們學習，因爲他們可以讓最堅硬的食物在口中溶化，同時保持一派從容的態度。他們說的英語也不一樣。他們緊抿著嘴脣說出：“我也這麼覺得”(AyeSirpbooseSoo)時，和我們在電影上聽到的很不相同，和其他層級及美國大兵的英語也不一樣。
我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自卑心態作祟。在藍伽，我的軍階多少有些尷尬。只有英軍參謀團門口的印度衛兵，會用前後一致的態度表示重視。他們總是向我敬禮，而且誇張用力地舉起手臂，因此手停在印度頭巾邊緣時，還不時晃動。但在軍營另一邊的美國衛兵，只會瞪著我衣領上的徽章瞧，彷彿是不可解的謎。他會讓我進去，但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敬禮，所以我也默默走進去。有一天，我原先預期受到同樣的對待，卻發現站崗的衛兵換了。他突然立正敬禮。由於事出突然，我毫無準備。偶爾會有美國兵走近我，指著我的徽章說：“嗨，老兄，你是什麼官階?上尉嗎?”(Hey，man，wot’syoorank，lootennit?)
美國人對藍伽的訓練課程很引以爲傲。同樣地，要看從哪一面來看。就基本的戰略而言，他們的授課內容和我們在軍校所學只有小小的差異。基本上來說，我想無論是哪一國家，所有軍校內教的陸地作戰戰術，都有相同的來源，其中德國人的貢獻不少。如果你翻開美軍、日本皇軍或國民黨軍隊的步兵操典，你會發現有許多相同的章節，甚至詞彙用語都是相同的。我們所欠缺的，正是操典所提的構成現代戰爭的要素。
美軍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正是戰略物資，不只是因爲其充分，還包括他們用有系統的方式去處理。許多我的軍官同袍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機，去上坦克駕駛課程及野戰炮兵訓練。由於我在總部服役，我錯過了這類機會，但我至少參加汽車班，學習如何駕駛卡車。在當時的中國，即使腳踏車都很少見，沒有人知道如何開車。藍伽駕駛課程開放給中官時，有些上校就和年輕的中尉一樣熱心學習。我們的課程是由一名美國下士督導，一些中國兵充當助理教練。課程一早就開始，持續到下午，接連好幾天。最有趣的課程是倒車，大概有三十部兩噸半重的卡車排在一英里長的場地中，一起倒車時彼此間隔很近。課程結束後，每個人的脖子都很僵硬。
另外一項刺激的事，是騎兵營中的阿拉伯馬穿過果園。這些馬身高腿長，騎著奔馳在成排的果樹間，別有一番滋味。不過，並不是所有的馬都被馴服得妥妥帖帖，有時仍然野性未改。有一次一名中士(事實上還是馴馬師)被摔出馬鞍外，但他的一隻靴子太大，卡在馬鐙上。他被馬拖著跑，馬更加驚慌，甩不開騎士，決定跑回馬廄。馬跳過一個木籬，不幸的中士一頭撞在橫木上，頭顱因此破裂。這次意外對我們多少有些嚇阻作用，至少持續了一陣子。
我們和美國下層軍官的關係或許還算和睦，但和上層就沒有機會稱得上滿意。首先，整個國民黨深信，中國事務只能以中國人的方式來處理，西方人永遠不可能瞭解箇中因由，甚至也沒有必要加以解釋。這樣的態度大錯特錯。即使我花了一些時間纔想通，我還是要說，中國並沒有如此神秘。國民黨的所有問題在於，它打算動員過時的農業社會，打一場現代的戰爭。中國的軍隊需要現代工業的支持，但事實上在我們背後的，只有村落單位的龐大集結。我們的上層組織，無論是民間或軍方，有許多漏洞和罅隙，必須以私人關係及非常手段去填補。要用這樣的解釋讓不耐煩的美國人同情，的確令人存疑。但是，如果不去解釋，我們所暴露出的弱點只會招惹所有的道德譴責。任何外國觀察家都可以說，我們貪污無能。我們愈想遮掩，情況就愈糟。我們似乎明知故犯，惡習難改，種種惡行包括攀親拉故、浪費物資、侵佔資金、亂搞關係及明目張膽地偏心。更糟的是，我們還全盤接受，認爲這些是必要的罪惡。
同樣地，我們對美國人的觀念也很奇特。我們認爲英國人對自己人很紳士，對其他人就不然。我們相信美國人又大方又天真。所謂的天真，就是沒有被破壞的純真，這是一種好的特質，但這又是錯誤的想法。美國讓我們開走全新的吉普車，又提供汽油及零件，的確很好，但目的絕不在於展現他們如何大方慷慨。我們這兩國是在聯合對抗共同敵人。戰略物資的運用，是爲了贏得戰爭。當時美國的考量在於讓中國持續應戰，因爲如果中國陣線一垮，美國所花的戰爭代價會更大。我們如果缺乏實力，也很難和美國盟友交涉。但是如果以爲他們亂撒戰略物資給我們，是出於慈善的目的，可就是不切實的期待。
至於我們必須接觸的美國高階軍官，既不大方也不天真。他們很清楚我們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因此決定反其道而行。他們也感覺到，美國政府對我們太大方，他們忠於美國納稅人，因此隨時準備對我們嚴苛。而且，天真並不是美國的美德，在外交上，天真的人可能送出一項優勢，卻沒有要求對方回饋，這種做法幾乎等於無能。像史迪威及其助手等中國老手，不會做出這樣的事。對任何想佔他們便宜的中國人，他們隨時等著要讓這些人失望。也就是說，我們雖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盤算著對方的弱點。
史迪威將軍和身邊軍官的心態，可以形容成“戈登情結”。軍事史家可能覺得，被指派到中國來的美國將領多少有些自我犧牲，因爲他們錯過在歐洲上演的“大戲”。這種說法值得討論，因爲即使奉派到別處，他們也必須贏過同胞，以求實現自己的野心。然而，對職業軍人來說，中國仍具備相當特殊的吸引力。不管傳說是真是假，中國似乎有豐富的未開發資源，如果加以妥善運用，可以幫助這些將軍取得名聲及財富。事實上，這些資源可能對全球規模的戰爭貢獻良多，卻只花美國微不足道的成本，尤其是在人力資源方面。
中國農人是好士兵的素材，這樣的想法由來已久。他們堅忍不拔，刻苦耐勞，願意服從，性情開朗，有自樹一格的勇敢風格，卻仍然夠聰明，可以吸收基本的軍事技術。他們所需要的就是領導，而對外國人來說，我們永遠不可能產生領導人。對和蔣介石交涉的美國將領來說，這正是絕佳機會，可以用租借的物質來換取在中國的領導權。
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是英軍少校。他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就在1863年加入中隊，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國兵穿著西方軍服，配備西方武器，軍官都是歐洲人。鎮壓太平天國時，戈登的部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此他被稱爲“中國人戈登”。八十年後，史迪威將駐緬軍視爲他的“小成本軍隊”，有一天會“擴大到相當的規模”，他想以同樣方式再造歷史。
在第一次緬甸戰役時，史迪威將軍無法發揮中國部隊總指揮的功能，原因就在於他缺乏可以指揮的幕僚。在藍伽，他靠巧妙的手法來加以彌補。我們到達營地後不久，發現將軍的總部——所謂的“指揮部”——不過是枚硬幣，一頭印著“美國”，另一頭印著“中華民國”。大致而言，這是史迪威中國—緬甸—印度劇場的印度辦公室，隸屬美國管轄。但由於史迪威也是中國駐印軍的總指揮，他同時要動用美國及駐印軍的幕僚時，不必有額外的授權。因此，其中各式各樣軍階的軍官，大多數不曾去過中國，不會說中文，也不熟悉中國事務，但全擔任國民黨軍隊中的指揮及幕僚工作。他們所需要的，不過是不同的文具，以便從一國換到另一國去服務。在實務上，在重慶的軍政部送來許多軍官，擔任史迪威的幕僚。除非這些人靠個人的努力，讓自己對美國人有用，尤其主要是口譯及筆譯方面，否則不如將這趟印度之旅視爲研究印度文或梵文的大好機會。沒有人會向他們請教軍務。
史迪威將軍去重慶時，由他的參謀長柏德諾(HaydonBoatner)準將掌理指揮部。在鄭洞國的參謀長舒適存到達後不久，柏德諾派了一輛橄欖褐色的轎車來，讓新的部隊長使用。新二十二師提供一位司機給我們。次日，司機打開引擎蓋檢查引擎時，吸引了一羣好奇的觀衆，因爲沒有人能分辨汽化器和幫浦的不同，也無法解釋風扇如何連接電力系統。司機於是大大炫耀了一番，我們都大爲佩服。對旁觀者來說，我們正嘻嘻哈哈在拆解車子。柏德諾將軍正是其中之一，他剛好經過，看到我們，當時卻什麼也沒說。
不久後，舒將軍坐著這輛轎車到指揮部去做禮貌性拜會，受到柏德諾將軍熱誠的接待。然而，等到舒將軍起身道別時，表情嚴肅的柏德諾說，他必須走回去，因爲汽車已被收回，重歸指揮部管轄，隨後會補送備忘錄說明這件事。
我們的參謀長就此結束禮貌性拜會，之後走了一英里路回到營區，既感震驚又覺得被羞辱。正如柏德諾所言，美方送來備忘錄，提到爲顯示對新司令官的善意，指揮部送來轎車，方便他的使用。不過，由於轎車顯然並沒有得到妥當的照顧，因此車輛必須送回美方的車庫。舒因此回了一封道歉函，解釋那一天早上發生的事。這時柏德諾將軍態度才軟化，讓轎車回到我們的總部。這事件落幕後，舒將軍召集我們，念出他和柏德諾的往返信函。這時鄭洞國都還沒有到印度。
數天後，我們首度得知，新一軍的總部沒有指揮權。我們的總指揮鄭將軍只要負責維持中國部隊的軍紀即可。他不只負責三個步兵師的紀律，連所有支持單位也包括在內。指揮部送來一份備忘錄，明確告訴我們這一點，而且說，我們已經有太多軍官，不能再要求從中國空運更多軍官來。直到今天，我仍然無法理解，是誰和美國達成協議，讓我們的總指揮毫無指揮權，只能充當憲兵司令，而總司令部也只能充當軍法官的辦公室。鄭將軍很不贊成，我們也有同感，不過，所有的意見與抗議全部無效。後來指揮部讓鄭將軍帶來第二批軍官，是他從以前統率的第八軍之中抽調而來的。但在指揮權方面，美方立場堅定，絕無退讓餘地。鄭將軍於印度及緬甸執勤時，唯一可以有效指揮的軍隊，只不過是一整排由中尉統領的衛兵。第二次緬甸之役開打時，中國兵投入戰場，事先都沒有通知他。起先，指揮部的先遣司令部直接下令給各團及各營，後來戰事擴大，命令才下到師長級。命令都以英文下達，而且都打了字。美國人有一套聯絡官和口譯人員的聯絡網，遍佈中隊中，可下達營這一級。我們都是透過下層單位，間接知道指揮部的指令。
在《史迪威文件》(StilwellPapers)中，鄭洞國被形容成“那個白癡”。這位尖酸刻薄的美國將軍所以達成這樣的結論，和某一事件大有關係。鄭洞國在藍伽安頓後，兩個師的師長都邀請他去校閱軍隊。我們先去新二十二師。他們選給將軍騎坐的馬很是高大，但卻不太習慣中國號角聲。號角手在軍隊第一列前方大吹號角，聲音又大又響，正對著領頭的這匹馬。它眼睛突出，忽然跳了起來，將新的部隊長摔在地上，一隻短靴還甩在空中。我們全都嚇呆了，全場悄無聲息，將軍努力站起來，穿上靴子，再度騎上馬。執勤的營長派了一名士兵來，抓牢馬鞍，讓馬繼續走在部隊前方。這次事件並沒有呈報，不過後來英方及美方軍官在場時，鄭將軍仍然由一名安全人員抓著馬鞍，史迪威不禁笑了。說來諷刺，這次事件姑且不論，鄭洞國將軍的馬上功夫並不壞。
鄭將軍雖然看起來安靜隨和，卻相當堅守某些原則。我兩次勸他，身爲高階中國將領，他應該多出現在前線。但我這兩次勸告，都只惹來他的生氣。對他而言，他的指揮職責只要從將軍的營地發出即可。只有在戰事吃緊，例如前線有相當比重的人馬陷入危局時，才需總指揮親身抵達現場，他的在場纔有意義，纔有分量可言。除此之外，高階將領如果太常到前線去視察，只會打擾下屬的指揮。如果說史迪威鄙視鄭，鄭同樣也瞧不起史迪威在前線“炫耀”，看不慣他老是出現在前線，對下層軍官定期施壓。事實上，鄭將軍在緬甸數次探視前方的營隊，還有一次搭乘L1聯絡機飛到敵方陣地，但他對這樣的作爲向來沒有太大興趣。
鄭將軍和史迪威及指揮部的關係愈來愈惡化，他飛回重慶兩次，要求蔣介石解除他在駐印軍的職務，有一次還聲稱如果不換他，他就不離開中國。(我是後來從鄭夫人處聽到的。)蔣介石大罵他一頓，但又安慰他，只要他繼續和美國人周旋，對抗戰就是一大貢獻，他的努力會受到肯定，不論他是否實際指揮軍隊。1944年夏天，他被升爲駐印軍的副總指揮，進一步確定他是個沒有實責的將領。當時在緬甸北部的駐印軍，已擴大成兩個軍團。而指揮部還是直接指揮部隊長，就像以前直接指揮師長一樣，再度繞過中國高階將領。史迪威被召回美國後，繼任者索爾登(DanielSultan)毫無意願改變現狀。新的美國總指揮從來不曾請副總指揮開會研商。
鄭將軍的幕僚只縮減到一小羣軍官，在雷多(Ledo)設立辦公室。駐印軍的野戰將領都前來訴苦，並透過高階長官重申對蔣介石的效忠。美國人可能以爲，由於他們的企業化管理，陰謀與政治會遠離駐印軍，不可能像在中隊中一樣猖獗。就短期和當地來說，這種想法不能說錯，但治療的功效只限於表面。
在史迪威的小成本軍隊中，軍源十分複雜。新三十八師在轉變成國家軍隊以前，是財政部稅警總團。在鹽稅還是國民政府重要財源的時代，這個單位是用來巡邏產鹽地區，以防武裝走私，因此這部隊被稱爲“財政部長的軍隊”。將領是孫立人中將，畢業自維吉尼亞軍校，和黃埔軍校沒有淵源。新二十二師來自杜聿明率領的第五軍，他就是在第一次緬甸戰役中對史迪威怒吼的那位將軍。師裡的許多軍官毫無疑問仍然效忠於杜，因爲他們以往都因他的推薦而獲得派任或晉升。目前的指揮官是廖耀湘中將，畢業於黃埔第六期，又到過法國的聖西爾軍校。新三十師原先是補充兵訓練處，師長鬍素少將是赫赫有名的黃埔一期生，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戰爭開打後，直接從中國飛來的兩個師也一樣，背景及人事都很複雜。
史迪威將軍遵照美國陸軍的慣例，在密支那(Mitkyina)戰役結束不久就解除胡素和旗下兩個團長的職務，要他們在二十四小時內回中國。接著他論功行賞，晉升數名野戰軍官。依據國民黨的慣例，這些舉動必須經過蔣介石的核準，而蔣介石自己在進行如此重大決定前，也會衡量大衆的反應及政治上的可能衝擊。就這方面來說，史迪威的指揮權比蔣還要有權威。
不過，這位美國將軍並沒有解決政治問題，他只是加以忽略。很少人認爲，這位美國大叔的管理風格可以延伸到整個國民黨的軍隊。隨便舉一例來說，他在整備三百萬名士兵時，不可能不會對某些單位特別偏心。他也不可能把用於駐印軍的嚴格篩選標準，施行到三百多個步兵師。一旦達不成這樣的標準，他可能和我們一樣，必須平衡局勢，而不是加以改革，除非他打算像一樣，完全去除軍隊的都市影響力，重新改造軍隊，讓軍隊的勢力完全由鄉村來支持，並且改造鄉村，一切從頭開始。不管是美國人或我們，當時都沒有想到，這樣的計劃必須經過詳細繁複的“主義”論戰後，才得以施行。對單一性及一致性的要求，等於是將共同的分母強施在千千萬萬名政工人員身上，這些人可能低微到“高貴野蠻人”的地步。走向單純化的瘋狂動力一旦激活，就會沒完沒了持續下去。在延安發起運動的人士，必須抑制略嫌沒教養的言辭與行動，達成心智一致，以維持戰事的順利進行，但他們很少能預期到，這種運動的動力，最後會將他們捲入“**”。
史迪威被調回美國，是早在上述困境發生前。但是，這位立意良善的將軍從來不瞭解，他在緬甸叢林直來直往的管理方式，並沒有簡化國民黨軍隊的指揮方式，反而引入新的紛爭因素。一定軍階以上的駐印軍軍官都必須面對下列問題：我應該保留我的中國風格嗎?或者應該多和美國人合作一些?李鴻少校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李鴻是史迪威的愛將之一，被他晉升，繼孫立人後接掌新三十八師，而且還被舉薦獲得美國政府的銀星勳章。但勳章要頒給他時，史迪威已被召回美國。勳章由索爾登別在他的上衣上，在典禮上，我們才第一次見到這位新的總指揮。他一定是個很謙虛的人，我想不起何時看見他的照片登在報紙上，即使名字也很少出現。他肩扛卡賓槍的方式和史迪威完全一樣，不過，他卻聲稱他只是想“打幾隻松鼠”。在典禮中，李將軍嚴肅地說，能替美國將軍服務，深感榮幸。但索爾登搭乘C47(號稱“索爾登的魔毯”)離開後，李轉向我說：“黃參謀，請你替我拿下這個東西好嗎?”在他的同胞前，彆著美國勳章的他已經覺得很不自在。身爲旁觀者的我，湊巧站在他旁邊，因此有榮幸解除外國政府對我們軍團的影響。我取下勳章時，不禁覺得我軍的尊嚴也隨之恢復。“不很重要，不過是個小小的勳章而已，是吧?”我把這個銀星勳章遞給李將軍時，他說。事實上這也沒說錯，勳章本身非常小，銀的部分也不過是一小點。
但在緬甸的一年半，絕非我生命中的不愉快經驗。我成爲前線觀察員，一邊服役一邊寫了八篇文章，投到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報紙《大公報》。我對密支那之役的報道長達一萬兩千字，在報上連載了四天。單單這篇文章我就領到三百盧比的稿費，相當於七十五美元，我一輩子從沒領過這麼多錢，接近一個上尉五個月的盧比津貼。
我們的組織架構中沒有戰地觀察員，國民黨也沒有允許或鼓勵軍官出版戰地經驗。我不能說，我在真空地帶爲自己創造出一個角色。不過，一切都來得很自然。
起先，我們想讓指揮部認可我擔任助理情報官。即使我們的總部聽從他們命令，沒有指揮權，但他們應該可以讓我及其他一兩名下級軍官到前線去，讓我們可以強化對數個師的情報報告，同時又可以吸取經驗。美方總部的情報官是小史迪威中校，我從沒見過他。在外面的辦公室，他的助手告訴我，前線已有太多情報官。此外，我們的無線電通訊密碼不夠完善，我們還沒蒐集到情報前，可能就已泄露情報給敵軍了。
我們還沒嘗試前，就已被安上無能的罪名。我們一點也不信邪，決定不經過指揮部的允許，直接採取行動。我們的密碼專家秦少校替我製作一套特殊密碼，對我說：“任何密碼都是折衷的產物，要看使用的時間有多長，使用情況有多頻繁。將情報傳給敵人?沒錯，不過事實就是如此。只要你使用無線電通訊，就是在冒險，問題在於值不值得。因此，在你發出信前，再仔細檢查一次，想想內容落入敵手的後果。”從此以後，只要我用無線電傳送密碼時，都會想起秦少校這段短短的話。
我不必申請正式的派令，前線各師都已經知道我已抵達。幾天內，所有的將軍和上校都知道我的名字。當時前線各級將領雖然接受指揮部的指示，卻擔心他們和中國上級的關係會因此中斷。因此，他們很是歡迎我，把我當成鄭將軍的特使，而不是到前線執行參謀任務的下級軍官。我受邀與師長共進早餐，他們派指揮官專車或吉普車來接我到前線。慢慢地，鄭將軍總部對這類邀請也有了響應，瞭解到我們最需要的就是派代表到前線，這樣的舉動可能比單純蒐集情報更重要。新二十二師及新三十八師彼此競爭激烈，他們依照國民黨的慣例，老是誇大自己的戰果。他們的軍情報告常犧牲他人，以襯托自己的英勇。即使鄭洞國並沒有負責戰場成敗的責任，就重慶當局來說，他仍是駐印軍的最高中國將領。我們必須根據自己的觀察來撰寫軍情報告。由於這不涉及指揮決策，由我們下級軍官來做更加恰當。我們可以四處走動，不致驚動指揮部。
我就這樣成爲前線觀察員，爲期近一年半，有時和朱上尉搭檔。我們儘可能遠離師及團的司令部，儘量和前線部隊在一起。起初我們的軍情報告先送到雷多，讓鄭將軍的高級幕僚修改，而後再送到重慶，有些部分經過加強後，會編入月報，讓蔣介石親自過目。戰事持續進行，我們也更有自主權。我們照例以鄭將軍的名義發送無線電報，通常兩三天發一次，副本則送往雷多。其他項目我們則做成報告送到總部，由鄭將軍定奪。我們的任務日益複雜後，總部派來一位密碼人員協助我們。我們和後勤中心合作無間，後勤支持從來不成問題。前線部隊甚至打算提供勤務兵給我們，還想挖我們專用的散兵坑。我們也回報他們的善意，在他們人手不足時，替他們當差。我被狙擊手攻擊那天，就是爲新三十師師長鬍素的前線單位出差，回程時，被日本三八式步槍射中右大腿。隨後躺在醫院的那段期間，剛好讓我寫篇長文投稿《大公報》。
上述種種，都是生命中令人滿意的回憶。我當時不必負指揮之責，也沒有壓力。只有在部隊可能被敵軍打敗時，我纔會有暫時的焦慮，而這種情況只發生兩次。否則，通常由我自己決定訪問行程及時間表。如果我必須在前線部隊待上好幾天，我會安排適當時間，讓自己好好休息，梳洗打點。我替戰地軍官所做的小事，他們都大大地感激我。我只不過自願暴露在敵軍炮火下，但卻被認定是英勇的行爲。
我想自己並不膽小，因爲經過多次力圖證明自己並非膽小之徒後，我終究不曾坦承不夠勇敢。不過，駕駛吉普車穿過敵軍炮火，或走過敵軍小型武器的有效射程範圍時，我都覺得很恐懼。喉嚨會瞬間變幹，四肢頓覺無力。保命的本能自動使身軀降低，似乎可以藉此減少暴露在外的部位。我的聽力忽然變得很奇怪，就像擴音器的音量一樣忽大忽小。如果當時有人對我說話，我無法保證自己不會自暴恐懼。緬甸前線並非罕見的冷雨流入衣領，背脊涼成一片，牙齒也隨著打顫。幸運的是，這種危機的感受並沒有持續太久。這道障礙我必須跨過，一旦跨過，身體就會重新振作起來，我再度成爲完整的個體，冷靜而正常，即使此時離敵營更近，風險事實上反而更大。
這樣的經驗一而再、再而三發生，我不得不私下承認，自己絕對不算勇敢。我看過前線的戰地軍官及士兵將戰鬥任務視爲家常便飯，巡邏兵走過叢生的雜草時連彎腰都省了。他們毫無餘暇去體會我從正常到緊急狀況的變化。而且，他們也不用證明自己不是懦夫，沒有人會懷疑他們。
在我的一生中，我從未享受暴力及戰爭行爲帶來的快感。不過，當我說戰場上的恐懼有其動人的層面時，必須弄清之間的細微差異。我猜，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爲當死亡不過是一瞬間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時，個人反而從中解放。這或許可以解釋，在緊急情況下，人們往往願意冒險，在正常情況下卻不願意。有一次，我置身第一線的步兵連時，剛好碰到敵兵的猛烈炮火轟擊。我們四周的樹枝紛紛斷裂，到處充斥刺鼻的硝酸味。我發現自己四肢著地，恨不得沉入地表以下。我一心盼望震耳欲聾的爆炸聲趕快結束，同時卻觀察到草地上的螞蟻照常行動，似乎對更高等生物間的生死搏鬥渾然不覺。在一瞬間我也照著做。我平躺在地面上，絕望與焦慮的情緒頓獲抒解。一大塊生鐵從炮殼剝落，飛落到身旁不遠處，我才知道自己逃過一劫。我本能想撿起來當紀念品，卻發現鐵片滾燙難耐，手掌幾乎長水泡。
在密支那戰役期間，每當下雨的黑漆漆夜晚，日軍常派小隊人馬滲透到我軍後方。他們使用三八式步槍，槍口發出“卡碰”的聲響。只要後方傳來數聲槍響，加上前方槍聲，讓人不免疑心我們完全被包圍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部隊的射擊紀律無法令人恭維。一天晚上，自部隊後方傳來“卡碰”聲，前方部隊於是向我們還擊。我們在步兵第八十九團的戰地司令所，位處一個小山丘，離駐紮所在的小機場並不遠。數發子彈從我們身旁飛過，小機場的部隊於是深信小山丘已被敵軍攻陷，他們的戰略位置岌岌可危。在暗夜中，槍炮的聲音穿過時停時下的雨，只能顯示出射擊方位，但無法看出距離遠近。在一片混亂中，後方部隊朝我們射擊，而前方部隊也隨之潰散，機關槍及迫擊炮此起彼落。這時地表已堆了厚厚的一層泥，散兵坑內積水及踝。爲了避免被敵方及我方擊中，我們儘量壓低身體，浸泡在溼寒冰冷中。從曳光彈擲出的化學物中，部分已開始燃燒，發出尖銳的聲音，碎片四處散落，委實可驚。第二天早上，我們發現小山丘的樹上佈滿彈痕。團長的勤務兵在離我數碼處中彈身亡。在混亂中，一位從來沒有碰過自動武器的無線電報傳輸員兵，抓著一把四五口徑的湯普森(Thompson)半自動衝鋒槍，射光了滿滿一子彈夾的子彈，以發泄他的恐懼。子彈往上飛，在上方的防水布穿了幾個洞。後來我訪問一些人，包括一些作戰多年的好手，他們全都說當時確實被嚇壞了。不過，他們補充說，不管信不信，那還真是刺激的經驗。人一旦倖存，就會浮現解脫的感覺。
我在戰場上看到史迪威將軍不下六七次。有一次山徑過於狹窄，我只得踩在一旁的林地，讓路給他和部下。我非常想對他說說話，鼓舞這位身爲我們總指揮的老戰士。他一定很寂寞。雖然他和我們之間存有歧見，但他對這場大戰一定心有所感，否則絕不會自在地將國民黨的徽章戴在帽子上。我和鄭將軍看法不同，我認爲史迪威經常親征前線並非意在炫耀，雖然以西方標準而言，一定程度的出風頭無法避免。身爲戰地總指揮的他設法以身作則，證明他並非要求下級軍官及士兵達成不可能的任務，也沒有要求他們超越太多三星將領所能做的事。
說到炫耀，連朱上尉和我都自覺到自己的愛出風頭。身爲總司令部的人員，我們偶爾冒險一探無人地帶，顯然對戰事沒有太大助益。然而，一旦置身前線，總是有無可滿足的衝動，想再多前進幾步。我不知其中有多少出於虛榮，又有多少來自補償心理，前者驅使我們尋求肯定，後者可能失之矯枉過正。但除了這些因素以外，我們的確真心想提升報告的品質。說難聽一些，如果我們的任務是求證作戰部隊的表現與進展，卻只是坐在後方，聽取部隊的簡報，一定會引發批評。況且在叢林中，如果打算有所斬獲，不可能離無人地帶太遠。
我尤其想體驗戰士的感覺。中隊在瓦魯班(Walawbum)隘口附近折損兩輛輕型坦克。我去現場兩次，觀察被日軍燒燬的坦克。我用手指觸摸被點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彈痕是完整的圓形，內部的表面非常光滑，像是用機器穿鑿出來的。鐵甲皮上沒有粗糙的邊緣，也沒有突出的鐵塊。連鐵甲都能貫穿的子彈留下恐怖的後果，使我得以從各種角度重新設想戰爭現場。在漫天火海的景象中，勢必夾雜著鋼鐵高溫燃燒後的氣味，還有潑灑的汽油所散發出的味道。這樣的景象縈迴不去，令人不安，無怪乎作戰人員稱他們的坦克爲“鐵棺材”。後來我兩度執行坦克任務，但沒有碰到任何反坦克武器。在第一次任務中，日軍的機關槍輕輕刮傷坦克，讓外漆受損。但四周的草地太厚，我看不清楚事情始末。第二次任務是率領步兵進入臘戍。充當機槍手的我，奉令不放過任何可疑角落，我也照辦。我懷疑城裡是否還有日軍存在，我只看到一隻狗飛速奔跑，這隻狗十分聰明，衝向我們，但躲到子彈彈道下方。敵軍在遠距離的炮轟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喜歡在報社的兼差工作，因爲有許多瑣碎小事無法寫進正式的報告中。前線軍官從散兵坑出來時氣定神閒，好整以暇地刷牙刮鬍，即使是軍事史家，也會錯過這樣的場景。他們的不慌不忙有時令人氣惱。有一次我和一位營長走在柏油路面上，他警告我不要踩到地雷，但語調太過漫不經心，幾乎是用唱的：“喔喔，你要踩到地雷了!”這時我才發現，就在正前方的路表有數處鬆動。日軍一定匆忙行事，因此重新填過的地面十分明顯，即使連地雷的黃色雷管都清晰可見。可以理解的是，這些不是針對人的地雷，而是針對坦克及卡車的地雷。事實上是我的錯，我不應該被散落路邊的雜物所吸引，因而忽略了前方的危險。但我的同伴曾少校在示警時語氣應該可以再加強一些，抑揚頓挫可以再明顯一些。我對他說，如果我真的誤觸地雷，對他也沒好處。
我開坦克進臘戍時，一位坦克班的班長受了輕傷。他回來時，頭上已經過急救包紮，血跡斑斑，但是他困窘地不得了。意外之所以發生，是因爲他讓炮塔蓋打開得太久，日軍以榴彈炮瞄準我們時，他來不及應戰。但是他否認在戰役中受傷。他極力辯解：“看，我只是稍微刮傷而已。彈殼擊中磚牆，打下一些塵土和灰泥，對吧?所以有一大堆煙塵掉到我頭上。沒有什麼好緊張的!你怎麼可以說我被彈殼打到呢?我又不是銅牆鐵壁，對不對?”士官對戰爭的風險輕描淡寫，對他們扮演的英雄角色不以爲意，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
我喜歡聽士兵間的對談。八莫戰役所以曠日耗時，原因之一是我們後方的橋被雨季時的大雨沖垮，坦克因此開不進來。有一天我聽到一名卡車司機對另一名司機說：“坦克車有什麼用?只要給我一千盧比，我向你保證，我可以開著我的GMC卡車在城裡橫衝直撞，效果就和裝甲車一樣。”但他的同伴不爲所動：“好啊，老兄，我可以替你保管錢。”
在緬甸和印度，士兵每個月可以獲得十二到二十盧比(三到五美元)的零用錢。大多數人都花在香菸上，但也有人節儉會打算，省下錢來買手錶。有一次，我們的前線響起日軍坦克戰的警報，一名連長推火箭炮上前線。在這緊要關頭時，一名武裝火箭炮的中士忽而回頭，打算向連長的勤務兵買手錶，那可是十足的五盧比。交易沒有成功，不過我們可一點都不意外，因爲勤務兵開價兩百五十盧比。
當然，戰爭不可能總是如此滑稽。事實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斷腿，頭顱大開，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類痛苦不知凡幾。我聽說，德軍讓軍樂隊在戰場上吹奏送葬曲，美國的作戰部隊中有墳墓註冊處，但駐印軍一切付之闕如。我們的死者，如果算得上埋葬的話，只不過在屍身上覆蓋一層薄土。雨季時大雨沖刷新挖的墓地，淒涼的光景讓路人也覺感傷。大多數的日軍屍身橫在路旁，無人聞問。我在中學時，曾經讀過一篇反戰文章，作者描述他曾躺在死人旁邊，看到蛆在屍身上翻滾蠕動，我從沒想過自己會親自經歷他的描寫。在緬甸戰場上，我有非常類似的體驗，我還看到螞蟻從死人身上搬走米粒。
但戰爭的不理性並無法說服人。戰爭讓戰士過著累人的操練生活，卻也帶領他們進入生命中稍縱即逝的重重機會及神秘中。因此，戰爭無可避免會勾起各式各樣的情緒及感懷，有時是浪漫情史，其徒勞無功宛如詩篇，只能寄之以憂思。在我記憶中，有一幕發生在密支那小機場的情景。在跑道旁不遠有一灘水，水中有一個瓶子載浮載沉，只有傾斜的瓶口浮在水面上，雨打在水灘時，瓶子隨著起伏。水灘逐漸擴大到一旁的溼草地上，一旁是張軍用毛毯，埋在泥堆中。在後方，是一整班的美國步兵，他們綠色的軍服全都溼透，看起來像黑色，黏在身上。附近沒有任何遮蔽之處，傾盆大雨無情地下著。這些士兵肩荷卡賓槍，顯然在等候出發的命令，全都站著不動，不發一語。我能說什麼呢?要我說他們英氣勃勃地站著，堅忍不拔，昂然挺立，決心承擔戰爭的重任，忍受惡劣天氣的折磨?我再仔細觀察，他們的眼圈和無動於衷的表情都讓我別有所感。美國人樂天活潑的典型特質哪裡去了?下雨會讓他們想到家鄉嗎?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鄉?在家鄉，如果碰到這樣的大雨，他們一定會用報紙蓋住頭，開始奔跑，大步跳過水灘，大叫大笑。現在，不就是同樣的一整班人馬氣餒沮喪，不知所措，無法面對戰爭的悲慘與不確定?難道他們不是感官麻木、才智枯竭、無精打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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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在我投到《大公報》的文章中，我必須強調光明面。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不可以當面講朋友的壞話。再說，描寫我們仍然敬重的盟友已對戰爭感到厭倦，這樣的文章會被退稿。畢竟，戰爭事關權謀。爲了凝聚意志力，必須先從假象開始。不過我心中自有定見。
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橋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屍體。他的右手似乎握緊喉嚨，以倒栽蔥的姿態俯臥在河裡。他的雙腳張開，頭浸在水裡。我趕上距離不過兩百碼的前線部隊時，連長邱上尉告訴我，死者官拜上尉，一個小時前被我們巡邏兵開槍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槍，他給我看死者的軍徽爲證。死者身旁還有一張地圖及一本英日字典，兩件物品都溼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樹叢上晾乾。
毋需多久，我就發現死者和我有許多共通點，屬於同樣的年齡層，有類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還努力溫習他的英文!誰敢說他不是大學學生，脫下黑色的學生裝，換上卡其軍裝?想想看，要養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軍事訓練得花多長時間，然後他在長崎或神戶上船，經過香港、新加坡、仰光，長途跋涉的最後一程還要換搭火車、汽車、行軍，最後到達在他地圖上標示著拉班的這個地方，也就是已經燒燬的卡吉(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嚨中彈，以殘餘的本能企圖用手護住喉嚨。種種事由之所以發生，是由於他出生在黃海的另一邊。否則他將和我們在一起，穿我們的制服，吃我們配給的食物。在孟拱河谷這個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飛舞，蚱蜢四處跳躍，空氣中瀰漫著野花的香味。而這名上尉的雙語字典被放在矮樹叢上，兀自滴著水。
日軍投降當天，鄭將軍和我人在昆明。重慶之旅令我們非常失望，蔣介石曾一再保證，鄭在駐印軍的努力會得到肯定。我們因此以爲，一旦遠征軍回到中國，鄭將軍可以獲得實質的指揮地位。我們在重慶一再等著他的下個任務。最後命令發佈，鄭將軍再度擔任副手。更糟的是，他是第三方面軍軍長湯恩伯下的副司令長官。湯將軍並非出身黃埔，但他的第一副手張將軍是，而且還是第一期生，和鄭將軍一樣。張將軍和湯將軍搭檔，已有很長的一段日子，可以追溯到湯將軍帶領十三軍的時期。也因此，他們根本不需要鄭洞國。副司令長官是個多餘的職務，沒有明確規定的職責。除非司令官指派他執行不痛不癢的雜務，否則他的急於效勞不會被欣賞，反倒引起猜疑。忠於湯將軍的將領可能以爲，有個外人打算攻進內部。事實上，我們在第三方面軍時，或多或少被總司令部人員視爲湯將軍的賓客。
鄭將軍已預知這一切，因此不急著趕到柳州去向湯將軍報到。我們改飛到昆明，藉口很正大光明，就是視察駐印軍的未完軍務。實際上，鄭將軍忙著打麻將，我則和他的妻舅和兩名侄女混在一起，他們年齡都和我差不多。
到了8月，世界局勢轉變，終於讓我們得以付諸行動。蘇聯參戰。美國投擲原子彈，日軍投降。街上的報童天天叫號外。對我們而言，最振奮的消息是，中國被佔領的地區劃分成各個區域，每一區域大小和省差不多，各由一位資深的國民黨將領來接收。第三方面軍奉令接收重要海港上海及國都南京。即使鄭將軍也覺得興奮，他說，我們要在兩天內飛往柳州。
我的首要工作就是減輕我的行李。在回到國內之前，我曾飛往加爾各答。雖然是爲後勤部隊軍官出差，但我也趁機添購個人用品。我在緬甸前線的幾個月之內，存了不少盧比津貼，《大公報》的稿費又加強了我的購買能力。我預期國內物資短缺，準備了一年份的牙膏、刮鬍刀片、刮鬍膏和羊毛襪。我還買了一件英國羊毛衣、一件皮夾、兩雙長靴、一個網球拍、一堆寶藍色的文具及幾副撲克牌。這些私人物品加上額外的制服及內衣，全都裝在儲物櫃中，由開進雷多的軍用卡車運送到昆明。就算戰爭再持續一兩年，我的物資需求也可以不虞匱乏。現在問題出在運輸方面，多餘的行李在國內搬運不易，而且如果鄭將軍無法獨立發號施令，我對相關服務設備的吩咐權力也會減弱。我開始擔心這件事，意外的是，昭和天皇決定投降，解決了我的所有問題。
我委託鄭將軍的勤務兵童中士，拍賣儲物櫃內的所有物品，連櫃子本身也一併賣出。在昆明，這根本不成問題。我所有的物品都很搶手，沒有人追問貨品如何運進來，或追究一名陸軍軍官爲何會擁有這些物品。不過，我對賣這些東西卻覺得很不好意思，即使換成現金也並非我原先財務計劃中的一環。在世界政治局勢的快速演變之下，個人的財務不過是小事一樁。扣掉傭金後，出售上述東西讓我擁有成捆的大額新鈔，有些仍然嶄新，而且還連號，見證當時通貨膨脹的速度有多快。隨後在柳州時，我還從第三方面軍領了兩個月的積欠薪資，回溯自鄭將軍被任命時。紙鈔塞滿我的背袋，相當於兩三本精裝書的厚度。這些錢到底價值多少，我到了上海纔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