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我們不能妄下論斷，但到此卻也不得不提。
明神宗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身後還有三位明帝、二十四年國祚，但《明史 神宗本紀》卻以一句“明之亡，實亡於萬曆”來作總評。後世也有不少人贊同，稱“明非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崇禎”系明朝末帝朱由檢年號）。
時至神宗，大明王朝已經走過252年，較之212年西漢、196年東漢、320年宋朝、289年唐朝（平均254年），其實已經非常接近中國古代王朝的期望壽命，似乎確已氣數將盡。但神宗朝漫長的48年也確實暴露出不少問題，不能等閒視之。
神宗朝最大的問題首先是太監政治的迴歸，這種病癥消失又復發的情形總是令李時珍都無比揪心。開啓這個問題的人正是張居正，他爲了和高拱爭權，藉助了李太后和馮保的力量，力推後宮人員再度走上前臺。張居正是明朝甚至唐宋以來集權度最高的大獨裁者，有些人認爲集中力量辦大事，正是這種集權優勢才能厲行改革。但事實上，正如一個人只有在抵抗力強時才能下猛藥，虛弱時只能先調理再狠治。一個國家或許在盛世階段可以有一個相對集權的偉人帶領大家勇攀高峰，但在這個虛弱的晚明，任何集權都只能轉化成腐敗的權力尋租，張居正不是聖人，也不能例外——事實上他不但不是聖人，還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大貪官。
張居正有一些在當時看來頗具成效的改革措施，快速增加了明朝的財政收入，但這些措施似乎更像是吃興奮劑，絕非長效機制。且不說考成法、清丈土地這些做法既無創新也無可持續性，就說姑且算在他名下最著名的“一條鞭法”，此法倒是一下子搞來了白花花的銀子，但弊病叢生，註定不可能長久。注意，這不是張居正人亡政息，而是這個做法本身就沒有可持續性。
首先，當時已經腐朽的財稅體系在使用一條鞭法的時候就拓展了不少尋租空間，更多的稅收徵管權集中於地方**，對於薪俸微薄的州縣官員無疑會產生巨大的誘惑，這不得不被懷疑爲張居正以此收買大量地方官員，構築自己的集權體系。地方官從中漁利的手段最著名的莫過於“火耗”。所謂火耗，是指**收稅全部改爲白銀後，農戶交來的銀兩是很零碎的，**要把他們熔鍊成錠，但在熔鍊的過程中會損耗一些銀兩，這部分錢要納稅人補齊。朝廷規定了火耗的額度，地方官就想方設法地在當地加大火耗，以便將差額私吞。這樣一來，實際火耗額度很快就飆升至了百分之二三十！極大地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張居正放縱火耗，調動了地方官員積極性，所以新法得以實施，他死後朝廷收緊了火耗額度，地方官積極性下降，所以新法逐漸廢弛。其實就這麼簡單，不是什麼大改革家人亡政息。到了清朝，火耗舊病復發，氾濫一發不可收拾，額度甚至可以達到百分之幾百！到清中期，甚至採取了火耗歸公的做法，將火耗制度化，要求官員不能截留，全部上繳國庫，國庫再以“養廉銀”的方式返還給官員。當然，我知道你也不會相信“養廉銀”真的能養廉，這實際上是**爲貪官背書，讓他們合法撈取更多火耗。一條鞭法的衍生品火耗，可以說是一個遺害後世數百年的玩意兒。
其次，一條鞭法堪稱是明朝**向市場經濟投降的標誌。明朝的財稅管理體制非常拙劣，尤其是和它之前的宋朝比起來，簡直慘不忍睹。宋朝以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著稱，明朝其實也發行過紙幣——寶鈔，甚至在戶部下設了一個專管紙幣工作的部門——提舉寶鈔司。但明朝的紙幣發行完全失敗，民間至始至終沒有承認過這套官方發行的貨幣。一個連貨幣體系都不能激活的國家，其財政能力之弱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明朝還遇到了大航海時代，海量白銀涌入，高峰期每年僅國際貿易流入境內的白銀就有上億兩，如果考慮乘數效應，其撬動國內市場的白銀流通量更是可以把區區數百萬兩的國庫收入砸得找不著北——話說張居正號稱把國庫收入從兩百萬提高到四百萬——從經濟總量的0.3%提高到0.6%，您覺得真的很有意思嗎？
這更昭示著明代另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產業主體已經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條鞭法收起來不少銀子卻主要來自農戶，對商戶影響不大。也就是說真正享受了經濟增長的人並未增加納稅，農民卻幫商人承擔了新增的稅額。又由於爆發式的商業繁榮帶來急劇的通貨膨脹，農民使用白銀購買商品，還要承受**和商人的雙重剝削，非常窘迫。當然，農民也有辦法。明朝規定取得科舉功名的士紳名下田產不納田稅，這本意是鼓勵讀書，是個好政策。但隨著社會對農戶的壓榨加重，自耕農會把自己的田產掛靠在士紳名下避稅，這也是晚明土地兼併數值畸高的一個原因。這造成國家稅源進一步流失，正是明神宗無奈大開礦稅太監的源動力。有人做過粗略統計，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597~1606年）十年間，各地稅監向內帑進奉569萬兩，同時太監貪墨約1500萬兩。但這五百多萬兩白銀卻實實在在地支撐了萬曆三大徵，支撐了大明王朝繼續走下去。有時候，歷史就是這樣的黑色幽默。
可能有人已經忍不住要問，既然工商業大發展，爲何不向他們徵稅，而是死咬著可憐的農民伯伯不放？宋朝可以做到工商稅佔國庫收入的70%，農稅退居次席，明朝爲何做不到？這也是明朝中後期真正最嚴重的問題：國家對工商業掌控力度太弱，收不起來稅，只能從農民那裡反覆搜刮。那到底爲什麼收不起來稅呢？因爲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我好像說反了？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也蘊藏在晚明的政治腐敗中，官員隊伍太腐敗，容易接受商人的賄賂，爲他們謀求利益。一旦**要向商人加徵賦稅，商人們總能找到官員爲之運作減免。那西方國家爲何可以平穩通過這個歷史階段的呢？原因不復雜——他們的國家太小了——君主可以直接面向一線稅源，偷稅漏稅無法運作君主本人。而中國實在是太大了，官員的尋租收益率太高，商人向官員行賄一百兩，可以豁免一千兩的稅，這種行爲很快就能風靡。其實這些纔是改革家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遺憾的是張居正所做的似乎正好相反，他的制度都是更有利於官員減免商稅——同時搜刮更多農稅來彌補。站在明神宗的角度，他的感觀就是明明社會經濟大發展，但他就是收不到稅，所以纔會大興礦稅太監，企圖繞開官吏到一線去直接收稅。對此，商人們也極力拉攏地方官僚，反抗這種來自最高權力層的收取，“鄉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開始盛行，浙黨﹑齊黨﹑楚黨粉墨登場。客觀地說，礦稅太監與地方官員的激烈鬥爭中，太監們自然很壞，地方官和他們激鬥有很多出於維護正義，但肯定也不是全部。有很多地方官也只是代表當地豪商大賈和代表皇帝的太監爭奪利益罷了，頻繁的民變很多也是出於地方官的煽動。他們爲了一方商賈的私利，造成中央和地方的對抗，這堪稱是整個統治階層和全民的對立撕裂，對於一個超級大國而言相當危險。
那麼，科舉這道防火牆難道就沒有遏制這種結黨營私？非常遺憾，科舉制度在此時也開了大口子，張居正、張四維三位公子同科進士的故事您還記得吧？不如再翻回唐伯虎那一節，看看那張比股災還要慘烈的圖您就什麼都明白了。當然，要造成A類進士比例如此嚴重的下跌，光靠作弊還不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來自於張居正另一重大舉措——廢除基層學校。
宋明以來，中華帝國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公共教育體系，“科舉必由學校”，地方**建立大量公立學校，供有資質的學生攻讀，以參加上一級考試。比如一個人只要通過很簡單的考試就能入讀縣學，成爲童生。縣學根據成績提供獎學金，供童生繼續考秀才。考中秀才就可以入讀州學、府學，既爲當地**提供諮詢，相當於地方上的翰林院，又可以公費繼續攻讀考舉人。這個體系下，稍有資質的人就可以得到優質的公共教育，無須花大錢入讀私立學校。所以貧富差距不能阻止中國人考取功名，宋明兩朝長期保持50%左右的A類進士比例，保障社會階層的充分流動，完全建立在這個完善的公共教育體系之上。張居正卻大量裁汰府、州、縣學的學生數，鼓勵私教。一些私立學校用高薪吸引教師，當然學費也很高，專供富戶子弟讀書，府、州、縣學的生源和教學質量同時下降，這就是窮人考中的比例越來越低的原因所在。即便是最崇拜張居正的人，也承認這是張居正的一大“失誤”。
這也深刻地提示了我們，完善的公共教育，是中國人必須堅守的底線。在中國這個社會，無論你是誰，哪怕是張居正這樣的大獨裁者，也請絕對不要觸碰中國人的這條底線。
當然，從心理學角度講，張居正這個大獨裁者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權力崇拜似乎是人類的動物本能，權力制衡是違揹人類天性的做法，人們都喜歡“醉臥美人膝，醒掌天下權”的絕對快感，不喜歡被約束，這種天性可以從宋神宗反覆改刑的例子中窺見一斑。宋神宗也是一位英武不羣的帝王，有一次他因宋軍在陝西與西夏作戰失利，要斬一位轉運使（**負責向軍隊提供後勤物資的文官，正五品），政事堂僉議通過。第二天上朝，宋神宗向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確詢問，是否已落實此事。蔡確卻說他回去想了一下又覺得不妥，大宋立朝以來極少殺士人，這次不必破戒。宋神宗見自己的意見昨天明明通過了，今天就變卦，很不高興，但蔡確反覆勸誡，最終宋神宗勉強改爲刺配充軍，蔡確也同意。誰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惇又表示不同意，宋神宗忙問你又是爲何不同意？章惇答道：“士可殺，不可辱。刺配對讀書人是莫大的侮辱，不如殺了他算了。”宋神宗見兩位宰相明明昨天才談妥，今天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由得惱羞成怒：“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章惇卻悠然答道：“要做快意事，就別來做皇帝。”宋神宗也只好默然。可見，皇帝也要受到許多權力制約，並非隨心所欲，相當令人不快。唯有張居正，權傾八百年，八荒六合任我行，總算讓很多人快意了一把，這其實才是很多人崇拜張居正的心理學原因。
絕對集權導致絕對腐敗，張居正的問題加快了明朝覆滅的腳步。事實上，這個腐朽的時代也並非一無是處，甚至有很多值得銘刻的經典。大航海時代，是光榮與夢想的時代，我們的祖先同樣在這個時代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明成果。李時珍、方以智、徐光啓、李之藻、朱載堉、徐霞客、宋應星、王徵……無數科學巨匠閃耀星空，他們的研究成果傳遞到西方，爲一個世紀後牛頓、萊布尼茨引燃現代科學理論大爆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徐渭、董其昌、湯顯祖等文藝大師也將這璀璨星空裝飾得流光溢彩。李贄、顧憲成、金聖嘆紛紛提出令人歎爲觀止的道德新說，莫說王陽明，連孔孟程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萬曆，就是這樣一個五彩紛呈的大時代，甚至有人將其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但也就是這樣一個時代，礦稅太監橫行，朝中黨爭不息，全社會出現巨大撕裂。這一次的撕裂不是朝中官員隊伍，而是整個統治階層和全民的嚴重撕裂。面對這個宏大的複雜歷史局面，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如火的大明，馬上就要一點點地熄滅，最終被關外陡然灌進的寒氣徹底冰封。這正猶如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無比優秀的生命，卻被病魔一點點地帶走。無奈亦無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