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登基的弗蘭茨自然不能擅改法律，哪怕他登基之後想要動這些人的利益也要費很大一番功夫。

所謂政治絕非某些人所想的言出法隨、獨斷萬古，蠅營狗茍、反覆拉扯纔是常態。

不過好在此時足夠混亂，混亂到只要拳頭大就能說了算。而皇室內部又足夠穩定，穩定到只有弗蘭茨一個聲音。

皇室中路易大公爵是弗蘭茨堅定的反對者，因爲後者打破了遊戲規則。但是路易大公爵雖然身份十分尊貴，然而智商卻都不怎麼高，在維也納宮廷中更是毫無影響力。

出了維也納，路易大公爵在政治上的影響力甚至還不如卡爾大公一家。

而那些依附於路易大公爵的勢力，以及那些在幕後操縱的黑手都被弗蘭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用光明或不光明的手段清除了。

爲了斬草除根弗蘭茨又搞出了一條《戰時臨時賠償法》，叛國者們不能隨隨便便一死了之，或者只是去坐幾天牢。

要消滅叛國者，首先要剷除叛國者們生存的土壤，叛國者們必須對自己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哪怕人死了也要繼續賠償。

那些支持叛國者給叛國者提供資金、隱匿藏身處、武器彈藥、飲食的人也統統要負連帶責任，叛國者的財產不足以抵償其造成的破壞，那麼這些從旁協助的人就要擔負起其債務。

至於具體怎麼賠償，賠多少就有很大操作空間了，反正絕對夠這場叛亂中99%的叛國者傾家蕩產。

叛國者們沒錢沒糧，無法以裙帶關係培養利益集團，在前途如此晦暗的情況下仍要叛國，那些人不是瘋了就是沒腦子。

除此之外弗蘭茨始終相信懲罰的威力不只在於其殘酷性，更在於其不可避免性，只有讓每個叛國者都接受應有的懲罰才能止住這種歪風邪氣。

至於具體的尺度很難把控，但考慮到此時奧地利帝國的實際情況，讓其傾家蕩產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錢財乃身外之物，只要活著就有希望，而那些俗物正好可以填補奧地利的戰爭損耗，更能爲以後國家的發展做貢獻。

弗蘭茨覺得改邪歸正、重回巔峰的故事更勵志，而那些反覆橫跳、待價而沽最後“棄暗投明”成爲大英雄的事蹟並不適合未來的奧地利帝國，至少不該出現在他的帝國。

回到匈牙利軍隊中的不同聲音，其實是未來匈牙利軍中三巨頭髮出的。

格爾蓋伊·阿爾圖爾、亞諾什·達莫揚尼奇、亨利?！さ旅?，其中格爾蓋伊·阿爾圖爾是最有名氣的，同時也是三人中最能打的，一生身經大小數十戰無一敗績，最後主動向俄國人投降。

但正因爲這個舉動導致被科蘇特稱爲匈牙利民族的叛徒，是1848年革命失敗的罪魁禍首，毫無勇氣的懦夫。

不過由於弗蘭茨的干預，溫迪施格雷茨親王並沒有去匈牙利送人頭，匈牙利的民族屠殺政策也沒開始執行，所以這位匈牙利的最強之將只是一個新兵營的少校。

亞諾什·達莫揚尼奇的軍職是三人中最高的，但也就是一名少將只能坐在軍事議會的最末席。

他的勇武不容置疑，但是他的出身註定此時不可能身居高位。

亨利希·德梅是個名義少將，但他是一個波蘭人，而且並不願意加入匈牙利籍，成爲匈牙利人所以也不太受重視。這三人一致反對強攻普雷斯堡要塞，首先從純軍事角度講，此時的匈牙利政府軍根本沒有實力和普雷斯堡的奧地利守軍對抗。

無論是兵員素質、地形、火炮，還是後勤，早有準備的奧地利人都佔據著絕對優勢。

其次在政治成面上，攻打普雷斯堡就更是一部臭棋。沒錯，這些軍人在政治上有不同的觀點，軍隊中也有不同的政治團體。

而這三個人所在團體和他們自身都認爲比起英國人虛無縹緲的援助，此時匈牙利政府先同化聖斯蒂芬王冠境內的少數民族，接管他們的財富和武裝力量。

與歷史上不同的是，他們除了將矛頭指向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特蘭西瓦尼亞人以外還將矛頭對準了那些聚居在皇室莊園的德意志人。

其中特蘭西瓦尼亞地區比較複雜主要包括薩克森人（德意志人的一個分支，主要聚居在城市中）、羅姆人、斯洛伐克人、猶太人以及少量逃難而來的波蘭人和亞美尼亞人。

實際上這些人將矛頭先對準皇室莊園內的德意志人的原因也很簡單，第一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皇室莊園相對富裕，雖然不一定有錢，但大多儲備著大量的糧食，以及大量初級原料。

第二消滅這些皇室莊園可以大大打擊奧地利政府軍的士氣，甚至是逼迫普雷斯堡的守軍不得不出城迎戰。

如此一來，普雷斯堡難以攻克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同時這樣的戰術也能給匈牙利引以爲傲的驃騎兵發揮空間，一望無際的匈牙利大平原絕對是騎兵們最好的舞臺。

第三消滅奧地利方的有生力量，防止奧地利帝國從這些皇室莊園中徵兵。

畢竟這些莊園中可大都是德意志人，按照匈牙利人自己的民族理論，這些人如果不肯成爲匈牙利人，那麼一定就是敵人。

此時沒有任何一個匈牙利政治家或者是民族主義者狂妄到覺得馬扎爾文化能同化掉奧地利人或者是德意志人。

皇室莊園的土地是現成的獎品，讓那些大貴族、大資本家（土地資本家，有土地的不一定都是貴族）拿自己的土地來激勵士兵不現實，但是完全可以用敵人的土地起到相同，甚至更好的功效。

畢竟他們的祖先匈人就是這麼做的，而且古往今來用重新分配土地的方式激勵士兵的效果都不錯。

從古羅馬時期的龐貝，到十字軍東征，再到拿破崙戰爭，這樣的方式總是能在初期起到強大的助推作用。

他們相信一旦實行之後政府高層和士兵們只會恨敵人的土地不夠多，而不會再畏懼敵人的強大。

然而他們的做法卻遭到了以巴尼亞特公爵和塞切尼伯爵的堅決反對，如果說對於其他民族採取必要的強硬手段只會引起一些道德倫理問題的話。

那麼對奧地利帝國的皇室莊園，以及居住在其中的德意志人採取過激手段無異於自絕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