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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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shirt on my back
Not a penny to my name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way
——Five Hundred Miles
【鴿子】
這是我一個人住的第二年。
住的地方在學校後面的小區，經過長達一年半的修整，小區已經脫離最初髒亂差的狀態了，但總覺得空氣裡還是飄著一股濃重的灰塵味兒。還有零星幾棟樓仍在貼瓷磚，腳手架上圍了一圈綠布，把整個樓捆綁得嚴嚴實實。我住七樓，對於幾乎都只有五六層的小區，這裡算得上一覽衆山的小高層了。
樓下是不大甚至略顯昏暗但飯菜味道不錯的快餐店，是一個學長的家人開的，學長畢業後去了德國唸書。樓道里總是混合著飯菜香。二樓樓梯拐角的窗戶上，房東貼著“同學們，要交水電費啦”的A4紙，紙已經很破舊了，日期寫著2011年3月。有時候旁邊還會晾著一雙不知誰的粉紅色棉拖鞋。
旁邊是每天下午都能看到有鴿子飛過的頂樓天臺，大得可以容得下十幾桌人一起吃火鍋。弗朗西斯·梅斯在《托斯卡納豔陽下》裡寫：我數過，鴿子每分鐘會咕咕叫六十聲。山頂上的伊特魯里亞石壁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紀。我們可以慢慢聊天。有的是時間。對於六十這個數字，我從沒有去核實，我只是覺得，我也有的是時間。
對面樓只有六層，頂樓養著鴿子，種著一小片花花草草。藍色的屋頂連著整棟樓的紅色牆面，旁邊有一片垂直生長到牆外的綠色植物，植物旁偶爾插著用來召喚鴿子回家的紅色旗子，天臺地面是不加修飾的水泥灰，所有顏色聚集在一起，儼然阿莫多瓦電影裡的畫面。面對鮮豔的色彩，我總是想用諸如活色生香、秀色可餐這樣本來不恰當的詞去形容。
成都的天氣總是善變得像女生不規律的大姨媽。正常狀態下一年四季都陰著一張悲傷的臉，難得今天有和從飛機上往下看一樣的，層次分明的島嶼一樣的雲和雲背後藍色的天，還有初秋的微風。
本來收拾好了正打算出門，正好在轉身那一刻看見窗外微微擺動的紅色旗子和綠植物，拍照的慾望瞬間被燃起。然後我就又看到了鴿子。
那些鴿子像一架架飛機又像一隻只蒼蠅一樣飛在天上，它們總是分成兩羣，繞著不同但是固定的路線飛，從下午五點半或者六點半，或者更早一點，或者更晚一點。養鴿子的人總是在這時坐在樓頂澆澆花，抽抽菸，偶爾有朋友上來一起，便幾個人擺擺龍門陣。
我有時候喜歡趴在窗前看它們飛，有時候喜歡跑出去到旁邊陽臺上。翅膀發出的“撲撲撲”的聲音時遠時近，最近的時候，感覺像貼在耳邊聽一個人的心跳，滿滿的全是撲通撲通活蹦亂跳的生命力。有一次收拾房間在牀上發現一根羽毛，起初很詫異，但很快就反應過來，哦，那一定是對面鴿子不小心掉下來的。隨後我用那片黑白灰過渡得無比自然的羽毛做了好一陣子的書籤。那些分辨不出來模樣的鴿子，它們也總在早晨七點鐘咕咕叫著。有時整夜失眠，聽到鴿子的叫聲，我就知道，我該睡了。
我一共拍下四張照片。一張是裸著上身，穿灰色格子短褲和人字拖的養鴿子的光頭男人，他把旗子拔下來擺弄了一會兒又重新插上，風把旗子吹起，蓋住了他全部的臉和脖子。還有三張是正在飛著的鴿子，或者說，是飛在成都難得一見的有最白的雲和最藍的天空中的鴿子。只是飛的速度比對焦的速度快，抓拍起來有點麻煩。我最喜歡其中一張，一隻孤零零的鴿子在畫面的右上角，好像試圖飛出取景框但最後還是失敗。
“你永遠不能擁有太多的天空。你可以在天空下睡去，醒來又沉醉。在你憂傷的時候，天空會給你安慰。可是憂傷太多，天空不夠。蝴蝶也不夠，花兒也不夠。大多數美的東西都不夠。於是，我們取我們所能取，好好地享用。”
越看那張照片越覺得我就像那隻鴿子。
【簡陋的人生至樂】
從前我住的小區第二排有個紅色木地板的向陽的小房間。有時隔夜的壽司壞了，家裡一股屍體的味道。有時燈泡忽然壞掉，暖黃色成了暗黃色。有時忘記帶鑰匙，只能在房東家門口坐等房東回來。
那時我還沒有輕度潔癖，有時桌子亂得像一個窩。房間小，沒有書架，小說、畫冊和雜誌總是橫七豎八地躺著，剛喝完忘記丟進垃圾桶的酸奶盒、細小的黑色髮夾，偶爾還有對著窗戶畫眼線後隨手扔在窗臺上的BB霜、梳子，全部堆在桌子上。不過這種需要什麼就可以隨時找到的感覺，多多少少也讓我覺得我的生活是可以被把控的。但天知道我真的不是爲了印證愛因斯坦那句“桌子亂的人智商高”才故意這樣做。
樓下不到十米遠的地方就是正在修建的政務中心，從我搬過來的第一天，到我搬走，一年時間，正好完工。晚上時工地裡總是有一盞燈亮著，直直地照進房間裡，比月光都尖銳。我也總是在早上七八點鐘被外面刺耳的敲打聲吵醒，或是被隔著窗戶隱約飄進房間的，樓下新開不久的私房菜館的油煙味叫醒。我對聲音和味道，有著極高的敏感度。
後來我讀《離別之音》裡的第一篇《新大樓》時，女主角看著公司對面新大樓的建起，簡直和當初我見證政務中心的成長是同樣的感受。像護士看著產婦生下和自己毫無關係的嬰兒，但自己在心裡又清楚，彼此之間其實是有著隱秘聯繫的。
有段時間我懷疑住我對面的是一對gay。我幾乎總是在凌晨三四點意識模糊的狀態下清楚地聽到門外鑰匙清脆的碰撞聲，那聲音曾經讓我以爲是夢。同樣還有腳步聲。有一次沒睡的時候，我躡手躡腳走過去趴在貓眼裡往外看，看見兩個男生一前一後走了進去。
男朋友偶爾會來找我，我就偶爾會想，我們不拉窗簾在家裡親熱的時候，會不會有一雙或是幾雙眼睛也在不遠的地方這麼看著我們，最後我覺得一定是我想多了。世界這麼大，窗子這麼多，眼睛遠遠不夠。
中午睡到自然醒時牀頭溫熱的牛奶燕麥粥，帶著經血味兒**，夜裡醒來發現原來才凌晨三點，還有很多時間可以睡。這些都讓我感到幸福不已。
搬家之後，起初是有人住我對面的，可可在我對面的屋子裡住了三年，從大一到大三。
可可，是一個男生的名字。他叫王可可，身份證上的名字也叫王可可。
跟可可已經認識了兩年多，是通過社團。學校裡的話劇社，那時候我是編劇部長,我們幾個朋友一起建立起了“鉤沉”話劇社。我現在所能想起來的爲數不多的幾次喝酒喝到痛快的經歷，就有一次是大二上學期新建社團後納新結束的那天晚上。那時候大家真的有種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感覺，對自己，對社團，都抱著無限大的激情和期待，也相信我們這羣人會友誼地久天長。我們在七里香幹鍋吃完之後去隔壁酒吧喝酒，雖然在接下來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幹鍋店和酒吧就相繼倒閉。我和可可深厚的革命情誼就是在那時候打下了基礎。還有社團給我的另一個不可取代的財富，就是嘉琪。簡而言之，一個來自貴陽的彈吉他並且彈得很好也很有想法鐵了心要出國的傢伙。
搬家之後我用最短的時間把新房間收拾好。我撕了一本舊的《城市畫報》，一頁一頁貼在牆上，又從可可家死皮賴臉要了三幅畫掛在家裡。一幅是他去柳江寫生時的風景畫，一幅是像蒙克《吶喊》一樣的一個裸體的醜陋的女人，一幅最大的是安吉麗娜·朱莉。
可可的房間經常很亂，或許這說明他智商高。一次性杯子和吃完的八寶粥罐子總是拿來當菸灰缸，靠窗橫放著的棕色沙發被菸頭燙出了無數個洞。四周牆壁上都掛著他的畫，有時候有關係不錯的朋友來找他，說起這些畫，他提起最多的就是掛在牀正對面那張，“這個是我畫的我前女友，她……”還有半面牆貼滿了便利貼。有他自己寫的，有來過這裡的朋友們留下的。“另一個自己出來吧，我已經等不及了”“也許累一點才能看到自己與世界”“我退步了”“控制情感！”“有時候覺得自己很無能，頭大，王可可頂住”“晚上想事情多，就會寫一堆的便利貼，我要調整自己”“借小余錢，第一次100，第二次50，第三次100，共計250元”……有些便利貼有日期，有些沒有。我經常會想，一個人鉚足了勁兒連續考央美四年，那是什麼感受，什麼樣的經歷。我所能看到的只有他從前蓋住眼睛，直到肩膀的長頭髮，和他現在利落的短髮，深色的鏡框。
沒有課的時候我和可可做飯吃。當然是他做，我吃。在我嘗試自力更生做煎蛋，卻害怕把雞蛋往鍋裡打的時候不小心把蛋殼也掉進去，左手手腕的力量完全不足以讓我拿起一個鐵鍋之後，可可還是自覺放棄了教我做飯這項看似簡單實則毫無實現可能性的艱鉅任務，給出了“命中註定你不會做飯”這樣一個聽起來略帶悲傷無奈的結論。於是我就笑嘻嘻地跑回房間等他把飯做完。他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怎麼感覺我像是你的保姆。我也是一邊吃一邊嘻嘻笑著。可可做的藕片是最好吃的，就像爸爸做的可樂雞翅，爺爺炒的土豆絲和麻辣土豆。我們也總是在深夜一兩點餓了的時候買速凍水餃煮著當宵夜，或者是簡單地煎兩個蛋。
那時候他喜歡單曲循環《農夫漁夫》——如果那個時候我身邊沒有女朋友，我不介意誰會來給我一個週末的問候。然後我也跟著一起聽，然後一起唱——如果那個時候我身邊沒有男朋友，我不介意誰會來給我一個週末的問候。有時候我們一起趴在我家牀上看電影，看了《夢之安魂曲》《蘇州河》等等。有時候一起窩在他家的沙發上，他剪片子，我看書，大多數時間我看的還是青山七惠。
經常會有我們共同的朋友來家裡做客，吃吃喝喝聊聊甚是暢快，人少的時候就在他家裡，人多的時候桌子椅子垃圾桶直接擺到天臺中央，把插線板拖出來，打著我們拍戲時用的紅頭燈，或者是可可畫畫時的燈，夜生活正式開始。樓下就是菜市場，買菜非常方便。酒不夠喝了，下樓買！零食不夠吃了，下樓買！半夜餓了，下樓買！這個天臺上，有人講過鬼故事，有人打著燈畫過畫，有人喝醉了哭個不停地唱過“請你爲我再將雙手舞動，我會知道你在哪個角落”……
沒搬過來之前，我是他的客，之後我和他一起在這裡宴客。這感覺很微妙。
馮唐在書裡寫，十五歲的時候，班上有個壞孩子和他訴說，人生至樂有兩個，一個是夏天在樹下喝一大杯涼啤酒，另一個是秋天開始冷的時候在被窩裡抱一個姑娘。我覺得那個壞孩子說的棒極了。如果非要說我理解的人生至樂有什麼不同，我覺得，晚上在頂樓天臺喝酒，絕對比在樹下爽快得多。
雖然那時候小區在重建，還張貼了一個叫“致小區居民書”的文件，大概意思無非是說爲了創造更美好更適宜居住的環境，要對川音小區進行整改，不方便的地方希望大家原諒之類的。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走在路上就好像冒險家進了沒有樹的叢林，每條路每一天都是不一樣的，每一天都要摸索一條新的路回家。樓下總有幾條路被挖得至少一米深，或者忽然門口就出現了幾米高的土堆石子堆擋住路，必須拿出翻山越嶺的魄力才能在小山丘一樣的土堆上開闢出自己的道路。從前筆直得飛流直下三千尺一樣的路變得堪比山路十八彎，這心情，怎一個你大爺了得。
每天早上很早的時候，窗外的腳手架上就有建築工人走來走去敲敲打打，我隔著窗簾看到他們的影子晃來晃去，隱隱約約聽得到工人們的說話聲，卻辨別不出那是哪裡的方言，以及他們在說什麼。
那時候，我們一羣人，在肉眼不可見的飛揚的塵土裡吃了一頓又一頓火鍋和一桌又一桌炒菜，喝了一瓶又一瓶酒抽了一盒又一盒煙。那真的是我們簡陋的人生至樂。
那時候我早就沒有男朋友了。
【花開彼岸是個很俗氣的詞】
艾略特說四月是最悲傷的一個月。也是在四月之後，可可就幾乎沒在家裡做過飯了。我們一起變得作息不規律，一日一餐兩餐三餐四餐五餐的情況都有。
我們一起幫學校數碼媒體系的朋友宗保，拍他的畢業作品，一個劇情長片。用導演無數次引用的編劇的話來說，這個故事就是——一個被時代拋棄的男人踏上了一條尋親之路，一個遊離在社會底層的女人爲了自己的尊嚴奮力反駁。可可是男主角，我是紀錄片導演。女主角媛媛是我初中同寢室的同學，高中在我隔壁班，大學也剛好同校不同系。後來她給別的朋友介紹我的時候，用的定語總是“我十年的朋友”。那是我第一次從一句言簡意賅的，來自真切日常中別人說出的話裡，而不是渲染情緒的電影臺詞或歌詞裡面，聽出了真實又殘酷的時間感。而宗保，是這次畢業作品的導演。
用木心的詩、鍾立風的書名形容片場的生活再貼切不過——在各種悲喜交集處。拍到盡興時，宗保喊“卡”的時候會破音，會全身抽動到走形地從門口衝進來大笑個不停說演員太給力了。我一向偏愛紀錄片，即便基耶斯洛夫斯基說紀錄片有一種先天難以逾越的障礙。當我拍到吃火鍋不小心著火的四分鐘的長鏡頭，拍到小區保安不讓拍的一切，心裡都有掩飾不住的欣喜。在我看來，紀錄片最大的快感就在於用鏡頭捕捉這些足夠讓心跳加快、頭皮發麻的瞬間。“我們喘著氣，爲的是那些讓我們喘不過氣的時刻。”意料之外的往往永遠是最刺激最有價值的。我愛一切的意料之外。我也愛我即便手持也無比平穩的長鏡頭。
摩擦總是在所難免，本來劇組就矛盾重重。當拍攝進行到第三天時被告知必須臨時換演員，於是男女主角全部換掉重拍。原本跑龍套飾演屌絲修車工的可可成功逆襲爲男一號，因爲他臉上有一種男主角所必須具備的滄桑感。接著就是換了五個製片，中途差點兒換導演，同時我們也面臨著和許多劇組一樣最棘手的問題——資金不足。拍拍停停拍拍停停才最終把片子做完，怎一個艱辛了得。
拍片子期間我跟可可也吵過好幾次架。幾乎都是在他喝了些酒之後，他喝多了容易忘乎所以，說話也變得愈加口無遮攔，這時候他就是一個憤世嫉俗的青年，在他看來，每一個高富帥的人生都是成功的，殺人的人都有難以啓齒且必須被原諒的難處，出身卑微就註定得不到更高的平臺就註定忍受不公平的待遇。他罵天罵地罵命運不公罵爲什麼小區連續好幾天停水。他太偏頗。其實具體吵架是因爲什麼，我完全不記得了，當時吵得都很兇，但第二天睡醒還是高高興興一起出門吃飯，誰有錢就花誰的。
那段時間小區除了網吧經常網絡中斷，不拍戲的時候，我在閒來無事的晚上光紀錄片的預告片就剪了兩個版本，一個背景音樂用了二手玫瑰的《生存》，一個用了《戀曲1990》。我拿新鮮出爐的片子給可可看，我們總是笑得一塌糊塗，那個誰看起來好呆萌啊，那個誰好二啊，那個誰……然後兩個人一起下樓去最近的網吧上傳。傳第二個預告片的時候，網吧裡忽然很大聲地響起來“哎呀我說命運啊……”，我們不約而同擡頭對視之後四處張望了一會兒，還以爲有人在看我們之前的片子呢。哈哈。
拍戲的場景大多都在拆遷的老房子、工廠、工地、加油站這樣的地方。有一個場景在老城區迷宮一樣破舊的小巷子裡，時不時有下水道的氣味飄過來。破舊的便利店裡光線昏暗，讓人懷疑那些貨架上的東西是不是都和整個街道一樣快要過期。許多不知誰家養的貓竄來竄去，它們大多是黃色的，看起來很溫順的樣子。
拄著柺杖頭髮稀疏但未發白的老太太坐在竹椅上問我們吃飯沒有，幾點吃飯，吃完飯是不是繼續拍。我一一回答過後，她指著桌上的雲煙，說給我抽一根。我確定我沒聽錯之後遞給她一支，幫忙點了火，吸了一口之後她小聲和我說謝謝。老太太一點都不優雅，畢竟她不是活在雪小禪書裡的人。但是抽菸的樣子確實好看，很真實的樣子。
媛媛說，這老太太真讓人心酸，走都走不動了，一輩子也只能待在這個閉塞的地方了吧？
可是又一想，到了那個年紀，只要能坐下來，喝喝茶，打打牌，抽抽菸，拉拉家常，看看過往的人，生活，也就這麼過了，在煙火味濃重的小巷裡，在看得見行人的竹椅上，和在與世隔絕的高樓裡，應該都是一樣的。
那天拍一場打架的戲，拍到一半一個老奶奶出來制止：“你們拍戲就拍戲，不要動手打架啊！”
片子的名字叫《花開彼岸》。就算這個片子對我們來說都是意義重大的，但也無法改變我對花開彼岸是個俗氣的詞的看法。但就算整個片子從始至終都帶著濃郁的《蘇州河》味兒，模仿第六代模仿得甚至有些拙劣，那些爲了把故事線索串聯起來而存在的旁白被宗保用帶著自貢口音的普通話念出來——有人告訴我，河的對岸花開得很漂亮，我問他，是嗎。其實沒有親眼看見的東西，我從來都不相信，所以我決定去看看……我說過，我相信我的眼睛，雖然眼前的景物和十年前不同。忘了告訴你，我離開這裡已經十年了……我也絲毫不討厭它。
我對媛媛和可可說，我完全沒辦法把這個片子當成一個電影來看了你們知道嗎，每看一個場景我想到的都是我們拍的時候，攝影師是怎麼跪在地上扛著相機的，錄音師是怎麼跟著繞著圈跑的，甚至會想到，我們某一天收工回來的路上，司機師傅車裡放著嘹亮的“小妹聽我說，哥已有老婆……”我們先是一起笑，再是跟著一起唱。
【悲歌可以當泣】
留著長頭髮，時而紮起來時而散下來，時而戴帽子時而不戴帽子的瀟瀟在劇組做的是錄音。他長得像一個藝術家，說起話來的時候就是一個藝術家。當他告訴我他走過最遠的路是繞著瀘沽湖走了一圈的時候，我對他簡直就是仰視的。
有時候拍戲拍到太晚，瀟瀟就來可可家睡。流程一般都是一樣的，他們倆喝酒，我看著。他們倆吃燒烤，我也吃。可可總是堅持不到最後，喝到一半就口齒不清頭暈目眩地趴到牀上了。
瀟瀟是那種從小接受西方教育比較多的人，父母每年出去旅行十幾次，帶著他們家狗，不帶他。他經常一個人在家邊喝伏特加邊看電影，餓了就自己煎個牛排，邊吃邊喝邊看。哭點低到了一個境界，酒量卻是武林至尊。除了後來吃殺青飯，劇組所有男生只有兩個沒醉其他人全部倒下的那次，我沒見他醉過。而可可喝多了的時候喜歡談人生，有一次鬧著要跳樓，從七樓跳下去，還好被宗保拉著纔沒跳成。
都是性情中人。
有一次東西吃完了，可可吵著說沒喝爽，我和瀟瀟下樓去買燒烤，又買了兩瓶歪嘴回來。回來之後可可整個人已經趴在牀上不省人事了……後來和其他朋友喝酒的時候，可可總是反覆說，是瀟瀟讓他知道，酒是用來品的，而不僅僅是不開心時候的宣泄，不僅僅是誰比誰喝得多就牛逼。喝酒和喝茶喝咖啡一樣，都是要情調的，不管啤酒白酒紅酒梅子酒。
從那之後，好像可可就很少有過爲了喝酒而喝酒的時候了。我真的也替他感謝瀟瀟。
五月底和六月初是漫長的跟電腦談戀愛的時期。從學校蘋果機房搬過來的臺式機專門給我用來剪片子。經歷過連續三十多個小時不睡一羣人一起通宵剪片子，也經歷過空空如也的工作室只有我一個人和一瓶可樂以及不停旋轉到早上四點的風扇的時候。
端午節假期，我和可可、宗保一起在工作室連續奮戰了三天。那幾天雖然不是成都最熱的時候，但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宗保在我背後不停地剪著可可騎車帶媛媛過隧道那段，起初用的配樂被嘲笑成“這是一輛坦克開過來的聲音嗎”，配著那煽情嫌疑重大的畫外音——也許穿過隧道我們就能重生，我們做好了所有的準備，迎接隧道另一頭光明的到來……他說他都快剪吐了。
而我對配樂和情緒的要求極爲苛刻，選配樂就消耗了幾乎三分之一的時間。我會從中午起牀後就來工作室塞著耳機選配樂，直到凌晨三點回家。
累了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瞎聊。可可說小時候的事，用石頭擦屁股，不穿內褲，第一天去學校上學還穿著開襠褲，晚上在鄰居家看奧特曼被媽媽揪出來哭著回家，用一個雞蛋換一個冰棍……都是濃郁的關於童年的記憶。
清晨屋頂上的鳥鳴吵不醒未來得及回味的夢裡走馬。清晨熟悉的大風帶不來北方沿海天空和沙子的氣息。想家的時候，我就不停地吃海苔。就好像一口吞下一整片海。咔嚓咔嚓的聲音像是它始終不被理會的求饒。咔嚓，被截肢了。咔嚓，肋骨斷了。咔嚓，不能呼吸了。這時候我就對自己說，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片子拍完剪完，首映禮和畢業展結束之後，可可做出了一個最初痛苦最後也坦然面對了的決定，他要休學去北京。
那段時間我的心情是複雜的。可可走之前和走之後的那幾天裡，我都很少回家。要麼在工作室睡沙發，第二天睡眼惺忪地爬起來去上課。要麼在朋友家睡地毯，一起聽萊昂納德·科恩的音樂。
可可養著一棵綠色植物，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麼。看起來像兩根竹子，他說是前女友送給他的，他養了很多東西，最後活下來的只有這個，它們很堅強，像他一樣，只需要水就可以活下去。可可千叮萬囑讓我好好替他養著，說明年這時候回成都他要看到活著的它們。我鄭重地點頭，說了無數聲好。
他帶走了別人寫給他的便利貼，卻把自己寫的都留在了牆上。後來我把那些留下的，一張一張撕了下來。
可可走之後一切正常。暑假如期而至。暑假即將結束。我去廣州南方報業傳媒實習，然後再回成都，生活鮮有意外。看到微博上說萊昂納德·科恩要出新專輯了，叫Popular Problems，就在下個月他八十歲生日後不久。我忽然意識到，這已經是我所能擁有的最後一個暑假了。
記憶中的六月是紅色的。《花開彼岸》首映的電影院紅彤彤的座椅。漫無目的逛街順手在ZARA買下的紅裙子。陪樂隊彩排的時候大音樂廳紅色的燈光。不知在哪裡撿到的紅色的心形的小東西。一切都讓我覺得，彷彿我將永遠年輕，彷彿我將青春不朽。記憶中的七月除了廣州別無其他，記憶中的八月是每天睡不醒的下午四點和睡不著的早晨五點。
偶爾和可可打個電話，發發微信，他在北京一家傳媒公司，還是拍電影，做後期，完全在走他最想走的一條路，但也會在電話裡沉默一會兒之後說一句“還是懷念我們以前的團隊”。也總是對我說，會重聚的，乖。
可可沿襲下來他在成都的許多習慣，除了電腦桌的牆上依然貼滿了便利貼，他也已經連續在蝦米上籤到九百多天了。不管喝多醉都不忘蝦米簽到，有時候回到家，手機只剩百分之一的電，也要先簽完到再放一邊充電。有時候在外出差，手機沒電了也要借朋友的手機來完成這個神聖的儀式。朋友問他做什麼，他說，簽到。朋友問他籤什麼到，他直接擺擺手，回人家說，你不懂。
紀錄片上傳時我在視頻簡介裡面寫——“也許穿過隧道我們就能重生，我們做好了所有的準備，迎接隧道另一頭光明的到來”。希望我們這些已經分散和即將分散的朋友，都越來越好。
我最終用的八首配樂有六首來自我最喜歡的後搖樂隊Explosions in the sky，還有一首滿是漂泊與無奈氣息的Five Hundred Miles，最適合可可了——
Not a shirt on my back
Not a penny to my name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way
……
所以纔要好好努力呀。
我還是在西西弗書店買了嚴明的《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開始的時候覺得這是個絕對扣分的非主流書名，或許用裡面隨便一個題目做書名，《我還站在這裡》《我的碼頭》《目的地》，都會更完美一些。可是翻開之後就完全停不下來了。他在自序裡說——無意告訴別人我走了多少路，倒是可以讓人知曉我在每一個路口的徘徊，哪怕是讓人看看這個不擅閃躲的人身上留下的所有車轍。
這也是我寫字的初衷。
可可去北京後，宗保畢業留在成都繼續拍片子，延續著導演攝影剪輯的全能路線。瀟瀟九月和女朋友一起去法國讀書。媛媛和我一樣開學大四。來來往往的人在變，不變的除了成都善變的天，還有樓下快餐店的大叔和阿姨們，他們還是會在我出門或者回家的時候面帶笑容地說“要出門哦”“回來咯”。使我拖著行李從廣州回來的時候倍感親切。
所有充滿善意的人讓整個世界都看起來不那麼兇惡了。
可可的綠色植物也一直活著，生機蓬勃得像每天飛過窗口的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