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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慶問：“愛民啊，不知道你對毛主席這個人怎麼看？”

王愛民毫不含糊地說：“我永遠熱愛並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

王國慶說，好，好，咱們兩個的思想還是一致的。我給你講一講有關毛主席的一個故事吧。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的親朋好友，紛紛給毛主席寫信，要求進京，請主席安排推薦工作。當時，由於人民政府各級機關需要招收工作人員，許多老幹部的親戚朋友和家屬到了北京，只要歷史上沒有問題，一經介紹就參加工作了。

毛主席知道後說：別人的親友可以來京，也可以推薦安排工作，但我的親友不能來，也不推薦安排工作。他特別囑咐秘書田家英：“凡是要求到北京來看我的，一律不準來，來了也不見；凡是要求我爲其安排什麼工作的，一律謝絕。我這裡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不寫信。”

一般的親友是這樣，特殊的親友能不能特殊？毛主席給予的回答也是兩個字：不能！

其回絕母親文家15位親屬請求照顧的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毛澤.東遺物館陳列有一封毛澤.東回絕外婆家15個人請求照顧的批語，毛澤.東一次拒絕這麼多人的要求，實爲罕見。

來信的人是毛.澤.東的表兄文運昌，信中列舉：文澤湘等15人的姓名、文化程度、身體狀況等，請求毛.澤.東照顧安排工作或學習深造。這封信轉送到毛.澤.東手裡，他在信的頁眉批示了一行字：“許多人介紹工作，不能辦，人們會說話的。”

像這樣的拒絕並非個案。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與中央文獻研究室於1996年出版《毛澤.東.致韶山親友書信集》，收錄毛.澤.東寫給韶山親友的書信95封，其中建國後88封，有19封的主要內容就是回答家鄉親友提出要解決工作的問題。

追溯毛澤.東的童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外祖父家的“棠佳閣”度過。毛澤.東青年時期與文運昌交往非常密切，對這位表兄一直是心存感激的。文運昌，是毛澤.東十六歲到湘鄉縣立高等小學讀書時的引薦人和擔保人，曾借給過毛澤.東《盛世危言》、《新民叢報》等書刊，毛澤.東曾稱讚文運昌在引導他接觸新思想上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毛澤.東1925年曾以“養病”爲名，回韶山發動組織農民運動，與文運昌在一次聚會時險遭被捕，反動軍閥派兵來抓毛澤.東，文運昌長得有些像毛澤.東，結果他掩護毛澤.東脫險，自己被捕，經多方營救才獲保釋。

文運昌認爲，情同手足的表弟毛澤.東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句話就可以解決親戚們的工作、學習問題，信中提到的這些人有一定文化、身體健康，並沒有要官要權的非分之想，只是想離開家鄉外出工作、學習，謀得一條生活路子，現在看來也不算太過分的要求。可這些都被毛澤.東斷然拒絕，一個口子也不開。

毛澤.東讚譽爲“驕楊”的愛妻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是這些親友中最特殊的一個。

楊開智是毛澤.東恩師楊昌濟的兒子，也是夫人楊開慧的哥哥。在長沙讀書時，經常出入恩師家，得到了恩師和楊開智的多方面的照顧。特別是他的夫人楊開慧被捕後，楊開智曾設法營救；楊開慧犧牲後，楊開智又冒著風險收殮屍體；以後又營救毛岸英兄弟。楊開智的女兒也在抗日戰爭中犧牲。楊家的確爲中國革命做出過巨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楊開智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到京工作。對於這樣的至親，毛澤.東也毫不含糊，堅持照章辦事。他向當時任湖南省委第一副書記的王首道發出指示：“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同時致電楊開智：“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事。”

毛森品是毛澤.東在湘鄉東山學校讀書時很要好的同學，而且後來又一同進入長沙湘鄉駐省中學學習，關係一直不錯。解放以後，毛森品曾三次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三次親筆給毛森品回信，當他得知毛森品家境比較困難時，又從自己的工資和稿費收入中三次接濟毛森品。但毛澤.東處理親友關係的原則是：戀親但從不搞任人唯親，念舊但從不爲舊友徇私謀利，濟親但從不爲親友撐腰壯膽。所以，當毛森品提出請毛澤.東幫推薦、安排工作時，委婉地予以拒絕：“吾兄出任工作，極爲讚賞，其步驟似宜就羣衆利益方面有所贊助表現，爲人所重，自然而然參加進去，不宜由弟來推薦，反而有累清德。”

按理說，作爲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主席，安排幾個曾經有恩於自己的親友到北京工作，幫助有難處的親友說句好話，本也無可厚非。而且這種舉手之勞，對毛澤.東來說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毛澤.東卻以身作則，從不任人唯親，從不爲親友謀取半點私利。他還多次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們共產黨的章法，決不能像蔣介石他們那樣搞裙帶關係，一個人當了官，沾親帶故的人都可以升官發財。如果那樣下去，就會脫離羣衆，就會和蔣介石一樣早晚要下臺。”

王國慶接著說，愛民啊，現在時代雖然不同了，但毛主席他老人家所倡導的精神決不能丟。

我們身邊就有一些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比如原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昭耀，在他的“權力大樹”下，妻子由一名演員升任安徽省行政事務局接待處處長，大兒子由一名普通幹部升任共青團安徽省委聯絡部副部長；妻大弟楊楓由一名教師升任宣城市委副書記；妻二弟楊哲信由貨車司機升任宿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堪稱“雞犬升天”的鮮活樣本。這種事情，萬萬要不得。

愛民啊，你是文化人，是共產黨員，這個覺悟咱可得有啊。

他也知道，那個王昭耀因爲喪失了黨性，法院依法判處王昭耀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楊哲信、楊楓兄弟也分別被判處12年半和10年有期徒刑。當然，這位省委副書記的老婆和兒子也都受到了法律的嚴懲。

愛民啊，這可是教訓，血的教訓啊！

王國慶平時的手邊就收集了很多國家對官員的處理及官員貪腐的例子。他找出一個文件夾翻了翻，找出兩張遞給了王愛民。王愛民接過去一看，原來是一篇報導王照耀和小舅子共用*的事情。

王國慶一看說，不是這一篇，是這一篇。王愛民又接過王國慶重新遞過來的一份材料看了起來。原來是王昭耀在宣判前的“最後的陳述”。人們都說，這個王昭耀認罪態度極好，在法庭上“一口氣講了足有半小時，他雖手裡沒拿講稿，但思維清晰，一氣呵成，一副痛心疾首的神態。說到傷心處，他有些泣不成聲。”

我衷心感謝中央紀委、檢察機關、審判機關，感謝各位領導與辦案人員，在對我的審查過程中始終堅持文明執紀、文明執法、文明辦案，始終對我耐心地教育、幫助與挽救，挽救我的全家老少。這大恩大德我會永遠銘記在心。

我深知自己的罪行是嚴重的，影響是惡劣的，給黨和人民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我的所作所爲，給黨的形象帶來了嚴重的玷污，給黨的威信帶來了嚴重的影響，給黨羣、幹羣關係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我忘記了黨的培養，忘記了人民的哺育，忘記了黨紀國法，背叛了黨和人民。我被開除了黨籍、開除了公職，並將受到法律的制裁，這完全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

面對罪過，我痛心疾首，悔恨交加，追悔莫及。痛定思痛，深刻反省，我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上還在於自己的主觀思想，教訓極其深刻。

第一，忘記了黨的培養，背離了宗旨，迷了航，轉了向，背叛了黨。

生我的是爹孃，培養我的是偉大的黨。

我家祖祖輩輩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和新中國一起成長。小學時戴上了紅領巾，初中時加入共青團，大學二年級入了黨。是黨培養我讀完了大學，參加了工作，成了家，立了業，並且，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我從最基層幹起，先後擔任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副書記。我曾經是全省縣委常委中唯一的省委委員，曾經是全省最年輕的地（市）委書記，48歲就擔任了省委常委、副省長，仕途一直比較順利。我深知，自己的成長進步，都是黨組織關懷、培養、教育的結果。組織上爲了培養我、教育我，花費了很大的代價，傾注了很大的心血和汗水。對我工作中取得的成績，組織上都給予熱情的鼓勵；對我工作中出現的失誤，都感到痛惜，並諄諄教誨，指明前進的方向。組織上期望我能健康成長，成爲棟樑之材，好爲國效力，爲人民服務，對我寄予殷切的厚望。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就沒有我的全家。共產黨是我的救命恩人，黨是我偉大的母親。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孃親不如黨組織親。

我把四十年前舉起右手向黨宣誓忘得一乾二淨。

然而，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忘記了黨的培養，放鬆了理論學習，忽視了世界觀的改造，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政治上的權力觀、經濟上的利益觀、思想上的榮辱觀，都產生了扭曲。我把共產黨員的稱號看作是披在身上的華麗外衣，把四十年前舉起右手向黨宣誓——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終身忘得一乾二淨，背離了黨的宗旨，丟掉了黨的優良傳統，忘記了黨的好作風，被不正之風颳倒，被糖衣炮彈擊中，被金錢名利俘虜，辜負了組織，背叛了黨。總書記教導說，要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黨和人民給了我很大的權力，本來只能好好爲人民服務，而我卻以權謀私、以權謀利，爲個人、家庭謀取私利。在幹部調配任用上幫忙辦事，收受好處，在企業爭取資金項目上幫忙辦事，收受好處。

恰恰是這些人、這些錢把我送進了監獄……

後面的內容還有很長，王愛民已經失去了讀下去的興趣。

王愛民常對人驕傲地自稱鄉村文化人，王國慶和他說了這麼多，他能聽不懂王國慶的意思？又是毛主席，又是王昭耀，目的不就是一個嗎，不想關照他們家的那個鐵牛。不關照你就明說嗎，用得著這樣拐彎抹角？

王愛民就笑了笑說，王書記，不，國慶哥，不，王書記，你的難處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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