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巴黎的頂級沙龍，比較傳統一點的就是雷卡米埃夫人的沙龍，依舊以舊貴族爲核心，要求參與者需有世襲爵位或高級神職人員身份，而作爲與之齊名的吉拉爾丹夫人的沙龍，則更加具有革新性且並不過多在意階級壁壘，因此參加她的沙龍的客人也可謂是多種多樣。

在這其中，除了巴爾扎克以外，另一位看上去格外特別的作家也是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屠格涅夫的目光，而由於屠格涅夫在來之前就對這場沙龍裡的客人們有了一個基本的瞭解，因此他便很快就在心裡喊出了這個作家的名字：喬治·桑。

這位作家即便是在俄國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力，而在這其中，別林斯基無疑是這位作家在俄國最熱情、最有力的代言人，他直接將這位作家視爲時代精神的化身、人道主義的最高體現和進步思想的燈塔，並且還發表了許多關於喬治·桑作品的評論和書信。

既然能被老別如此推崇，那她的作品傾向基本上就已經明瞭了，簡單來說在她的《木工小史》、《康素愛蘿》等作品中，鮮明地表達了對底層人民尤其是農民的苦難的深切同情，控訴社會不公，以及對人的尊嚴的捍衛。

而作爲這個時代極爲少見的女作家，她的經歷頗爲傳奇，簡單來說就是婚姻不幸，21歲便與丈夫分居，在艱難謀生的同時，仍然堅持寫作理想。

等到了1831年初，她帶了一兒一女定居巴黎，接著便以在當時驚世駭俗的姿態出入巴黎的沙龍，例如穿著一身男性裝扮，抽雪茄、飲烈酒、騎駿馬等，就這樣她很快就成爲了巴黎文化界的紅人，身邊經常圍繞著許多追隨者。

與此同時，在1832年之後她便憑著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安蒂亞娜》一舉成名，之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除此之外，她在感情這一塊也並不受世俗觀念的影響，就像她說的那樣：

一個像她這樣感情豐富的女性，同時有四個情人並不算多。

在她的情人當中，比較知名的就像是詩人繆塞，以及經由後來的“鋼琴之王”李斯特介紹，認識並在後來同居了十年的肖邦。

關於李斯特和肖邦更詳細的內容姑且先放到後面再談，只因等米哈伊爾來到巴黎的時候，肯定還是樂意跟這兩位鋼琴家打打交道的，之所以有這個計劃，一是見一見歷史上的名人，二就是米哈伊爾出於一些原因，已經開始學起了如何彈鋼琴，到時候或許可以請教一下這兩位鋼琴家。

至於說米哈伊爾的學習進度如何，只能說稍稍有點難繃

而說回現在的話，屠格涅夫對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女作家當然十分好奇，不過如今的喬治·桑，顯然已經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就像巴爾扎克所形容的那樣：“有了雙層下巴，非常胖。”

雖然體態有些豐腴，但這位作家也確實擁有一雙銳利的眼睛，在這場沙龍她無疑也是人羣的焦點之一，此時此刻她正跟身邊的人專心地說著什麼話，而在她周圍，她的追隨者們認真地聽著她的話的同時，有人甚至還專門記錄了下來。

看到這樣的場景，屠格涅夫一下子就想到了遠在俄國的米哈伊爾。

說起來在屠格涅夫看來，米哈伊爾如今在聖彼得堡也就是吃了年輕和身份的虧，或多或少總有那麼一些年紀大的人或者有身份的人不太服氣，倘若等米哈伊爾年紀資歷什麼的都上來了，那又會是怎樣的一番景象？

稍稍暢想了一下這件事情之後，屠格涅夫作爲這場沙龍裡的新客人和不太起眼的人物，自然是主動向別人搭起了話，不過還不等屠格涅夫跟他面前的客人說上幾句話，他就突然發現他面前的這個人直直地看向了他的身後，然後露出了有些殷勤的微笑。

等到屠格涅夫轉身，他便發現這場沙龍的焦點人物之一喬治·桑已經來到了他的面前，然後饒有興趣地問道：“您就是那位神秘的俄國作家的朋友嗎？”

“是的！”

喬治·桑這麼一搭話，屠格涅夫頓時就感覺場上的其他老巴黎人統統看向了他，以至於他似乎暫時成了這場沙龍的焦點。

察覺到這種事情之後，再次感受到來自俄國的神秘力量涌入身體的屠格涅夫也是毫不怯場，頗爲禮貌地自我介紹了一下。

“事到如今，似乎人人都在討論你的那位作家朋友了。”

看著眼前的屠格涅夫，喬治·桑在感慨了一下一位俄國作家竟然能在巴黎被討論到這種份上的同時，也是忍不住稱讚了屠格涅夫一句：

“不過在我看來，倘若沒有你的努力，即便他的作品真的很好，也未必能夠在巴黎這麼快的打開市場。擁有你這樣的朋友真是不錯。”

“親愛的米哈伊爾也是像您這樣說的。”

對於這個問題，屠格涅夫笑著回道：“他幾乎都快把他在巴黎的成功全部歸功於我了！但事實上，反倒是我靠著他的這些作品打開了不少門路，有時候想想他的話還真是讓我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竟然是這樣的一個人嗎？”

聽到這樣的話，本就對這位神秘的俄國作家很感興趣的喬治·桑也是忍不住問道：“那他到底準備什麼時候來巴黎呢？我認識的不少人都想好好跟他交流一番。”

“應該就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聊完這件事之後，喬治·桑便又同屠格涅夫聊了好一會兒關於俄國文學的問題，隨著那位俄國作家作品的傳播和發酵，巴黎文學界還真已經有不少人對於俄國文學產生了不小的興趣。

而不同於巴爾扎克的不滿與嫉妒，喬治·桑確實是認爲那些作品相當的不錯，就連正在連載的那部所謂“科幻小說”，它新穎的形式和內容也著實讓她這樣一位見多識廣的作家震撼了一把。

正因如此，她跟屠格涅夫交流了好一會兒，直到別人提醒之後她才停了下來，而等喬治·桑告罪一聲去忙其它事情之後，沙龍裡的衆人看向屠格涅夫的目光自然就跟剛開始的時候有了很大的不同。

巴黎的文學界素來現實，既然能跟這樣的作家聊上這麼久，那就意味著屠格涅夫肯定就不是什麼無名小卒了，而在搞清楚屠格涅夫竟然就是最近那位引起了很大討論的俄國作家的朋友，場上的衆人看向他的目光無疑就又熱切了幾分。

圍繞著《八十天環遊世界》這部作品的爭論在最近的雜誌報刊上可是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無論是挖苦諷刺還是稱讚的評論文章無疑都能拿到一個還不錯的價格，倘若能從正主這裡拿到第一手信息，那寫出來的評論文章不得爆一把？

於是乎，有些人反而是主動接近了屠格涅夫，對此屠格涅夫只能說這就是來自俄國的神秘力量.

當這些小插曲過後，這場沙龍很快就繼續進行了下去，在這個過程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各種各樣的話題都被提了出來再加以討論，其中甚至不乏政府腐敗、殖民政策等敏感話題。

而在這其中，喬治·桑和巴爾扎克這兩位大作家倒是也沒閒著，依舊像平日裡那樣辯論起了文學使命、社會批判等問題。這兩位作家的私交不錯，但在文學立場等很多問題上顯然是各有各的看法，簡單來說的話，喬治·桑這一時期的創作更加偏向人道主義立場，而巴爾扎克在創作當中則具有決定論的傾向，就像喬治·桑反駁巴爾扎克時所說的那樣：

“您說葛朗臺是時代必然？不！是您剝奪了他選擇善的可能——這比金錢更異化人性。”

類似這樣的辯論，很多時候並非一定要決出勝者，而是在這樣的辯論當中，對雙方以及旁聽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學習和進步的機會。

就當屠格涅夫聽得津津有味的時候，越辯論越上頭的巴爾扎克老師剛準備冷靜一下，結果突然就在人羣當中瞧見了屠格涅夫那張臉，於是剛纔的對話便一下子浮現在腦海當中，稍稍思考了一下之後，巴爾扎克很快就把話題引向了米哈伊爾拿出來的新作品上：

“我剛剛就聽這位年輕人提起過，那位俄國作家似乎又寫了新的法語作品並且想讓巴黎人看看，並且還跟我們現在討論的東西有關係，不如我們現在就來聽聽，然後圍繞他的小說繼續討論如何？”

之所以有這樣的提議，倒也不是巴爾扎克老師心血來潮想要提攜提攜年輕人，純粹就是他現在的火氣很大，並且喬治·桑的火氣估計也不會比他小，這種情緒下聽別人的小說，那不得狠狠地批評一番？

對於他這樣的提議，別人意外的同時倒是也有些好奇，至於屠格涅夫，雖然他確實感覺場上的氣氛不太對，但稍稍想了一下米哈伊爾的這篇稿子，一下子又感覺自己充滿了力量的屠格涅夫當即便答應了這件事。

於是很快，在那兩位神色凝重的大作家以及場上其他人的注視下，屠格涅夫很快便唸了起來。

米哈伊爾這次交給屠格涅夫的依舊是短篇小說，而爲了符合如今這個時代，米哈伊爾當然是在一些地方上進行了處理，至於小說的內容.

“一個窮老頭鬍鬚潔白，向我們討錢。我的同伴約瑟夫·達弗朗什給了他一個五法郎的銀幣，我很吃驚，他對我說，這個窮老頭使我回想起一個故事，這故事我一直不能忘懷，我這就說給你聽。事情是這樣的：

我的家庭原籍哈佛爾，並不是有錢人家，總算能夠應付開支，如此而已。父親工作要很晚才從辦公室回來，掙不了多少錢。我有兩個姐姐。

我的母親對我們家生活的拮據感到異常痛苦，她常常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話，一些隱隱約約、含義刻毒的責備發泄在她丈夫身上。這個可憐的人這時做出的手勢叫我難受極了，他張開手抹一抹腦門兒，彷彿要拭去根本沒有的汗珠，並且一言不答，我體會到他因自己沒有能耐而感到的痛苦。

我要是丟了鈕釦，撕破了褲子，那就要對我大吵大嚷。”

由於這篇小說似乎是從一個孩子的視角出發，因此一上來的內容幾乎可以說是樸實無華，但就是這樣的內容，似乎一下子就能戳到很多人的痛處。

而就是這樣窮困的一家，他們的生活似乎依舊存在著希望：

“可是每個星期天我們都要全家盛裝到海堤上去遊逛。我的父親穿著大禮服，戴著大禮帽和手套，讓我母親挽著手臂，而母親穿紅帶綠打扮得就像節日的船隻.

每個星期日當看到從遙遠的聞所未聞的國家返回的大海輪駛進港口，那時我的父親便要一字不差地重複他那句話：“唉！要是于勒就在船上，那會多麼叫人驚喜！”

這位叔叔從前非常荒唐，可等他發了財後便寫信回來：

“我親愛的菲利普，我給你寫這封信是免得你擔心我的身體我一朝發了財就會回哈佛爾的。我希望後會之期不會太遠，那時我們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這封信成了我們家的福音書，一有機會就拿出來念，逢人就拿出來給他看。

果然，10年了于勒叔叔沒有再來過信，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父親的希望也與日俱增。我的母親也常常說：

“這個好心的于勒有朝一日回來，我們的境況就會變樣了。他這個人可是有辦法！”

這一家人始終抱著這樣的期望，甚至說還依靠于勒叔叔的這封信終於將女兒嫁了出去，而爲了慶祝這件事，一家人選擇去一座小島上游玩，這本應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豈料就在父親難得要請孩子們吃牡蠣的時候，他卻突然發現了這樣一件事：

“忽然我的父親變得侷促不安；他走開幾步，盯著看擠在賣牡蠣身邊的女兒女婿，突然間他向我們走過來，臉色顯得十分蒼白，眼神也變得異樣，他小聲地對我母親說：“真是怪事，這個賣牡蠣的怎麼這麼像于勒？”

我的母親十分吃驚，問道：“哪個于勒？”

等到父親將一切都打聽清楚後，于勒叔叔的身份無疑已經確定了，而面對自己如今這位不肯拖累親人的至親叔叔，這一家人又會做出怎樣的決定？

“母親馬上回答說：“應該把孩子們領開。既然約瑟夫全知道了，那就讓他去把他們找回來。尤其小心，別讓咱們的女婿覺察出來。”

我的父親顯得很狼狽，他嘟囔著說：“真是飛來橫禍！”

我的母親突然暴怒起來，她說：“哼，我一直就料到這個賊不會有出息，他早晚要回來拖累我們，對達弗朗什家的人還能有什麼指望嗎？”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卻是由“我”這樣的一個孩子去付賬，而：

“我看著他的手，那是一隻滿是皺痕的水手的手，我又望著他的臉，那是一張又老又窮苦的臉，滿面愁容，飽含辛酸。我默唸著：“這是我的叔叔，我爸爸的弟弟，我的叔叔啊。”

我給了他十個銅子兒的小費，他謝謝我：“上帝保佑您，年輕的先生！”

用的是窮人接到施捨的聲調，我想他在那邊一定要過飯。

等我把兩個法郎交還給父親，我母親吃了一驚，問道：“怎麼，花了3個法郎？這怎麼可能？”

我用堅定的語氣說：“我給了十個銅子兒的小費。”

我母親嚇了一跳，盯住看我：“你瘋了，拿十個銅子兒給這個傢伙，臭要飯的！”

很快，屠格涅夫唸到了故事的結尾：“我再也沒有見過我父親的弟弟！今後，你還會看到我有時要給流浪漢5法郎的銀幣，其原因就在這裡。”

而在念完後，屠格涅夫當然是看了看在場的聽衆的反應，然後他就發現，那兩位原本已經吵出了火氣的大作家現在似乎已經完全平和了下來，甚至說聽到最後，他們兩個人還忍不住對視了一眼，似乎正在交流什麼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