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這些原因之外奧地利帝國是少數允許吉普賽人蔘軍的國家之一，並且由於弗蘭茨的改革，奧地利帝國的士兵陣亡可以得到一筆不菲的撫卹金。

所謂的撫卹金對於貴族和富人來說可能不值一提，但對於平民來說這是一筆不菲的收入，甚至能就此改變一個家族的命運。

對於生活在世界邊緣的吉普賽人來說更是有著致命的吸引力，所以他們作戰非常勇猛，甚至捨生忘死。

奧地利帝國的軍隊反而是吉普賽人最受尊重的地方，畢竟在戰場之上勇敢者絕對配得上尊重二字。

除了參軍以外，導遊這個職業也非常適合吉普賽人。吉普賽人天生的強社交屬性，以及對新事物和新環境的適應力讓他們天生就適合這個職業。

而有了錢之後，在奧地利帝國的吉普賽人通常會作出與其他國家吉普賽人不同的選擇，他們通常會選擇定居下來，或者將流浪範圍縮小在奧地利帝國境內，畢竟沒人真正喜歡顛沛流離的生活。

皈依天主教的阿爾巴尼亞人，這些人讓弗蘭茨更加頭疼，本來他以爲和奧斯曼帝國簽訂協議之後，奧斯曼人會將阿爾巴尼亞人都遷走。

本來這對於雙方來說是一個都能接受的局面，奧斯曼帝國放棄難以管控，並且收益爲負的省份，同時又保住了人口和教徒。

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保護教徒和人口無疑是加分項，割掉爛肉更是可以省掉不少精力。

對於奧地利帝國來說，減少宗教問題，民族問題比什麼都重要。至於開發土地所需的人力，正好還能解決人口分配和一部分人的工作問題。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部分阿爾巴尼亞人宣佈改教，要效忠奧地利帝國。這就讓奧地利和奧斯曼兩國都非常尷尬。

奧斯曼帝國內部是堅決反對接受這羣叛徒的，而奧地利帝國國內的吹捧之聲不絕於耳，尤其是教會更是大讚這種行爲。

畢竟在東歐想要讓一個民族改教，非得威逼利誘幾百上千年不可，而奧地利帝國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

但這種大規模集體改教其實非常拉仇恨，弗蘭茨甚至能感受到來自聖彼得堡的寒冷殺意。

英法方面更是嘴都笑歪了，他們沒想到宗教問題還能這麼用。奧地利帝國佔領阿爾巴尼亞本身就已經引起了俄國的不滿，雖然是交易，但俄國就是不滿。

而現在大量潛在的東正教信徒改信了天主教，這已經是一隻腳踏進了俄國的紅線之上。

弗蘭茨本該在年內舉行的婚禮再次延後，俄國方面甚至提出皇后是否可以不改教的問題。

其實哈布斯堡家族和奧地利帝國，對於異教婚姻並不排斥。（猶太教除外）

然而在外交場合公開提出這種問題卻沒法等閒視之，因爲這關乎國家榮譽和影響力等諸多方面。

於是乎雙方參與會晤的高層各不相讓，場面一度非常難看。

如何處理這些改教的阿爾巴尼亞人也是一個大麻煩，如果使用之前的策略恐怕要被天主教國家罵死。

但如果做得太好，那這類麻煩會接踵而至，著實令人頭疼。

此時如果算上猶太人和吉普賽人，以及改教的阿爾巴尼亞人，那麼奧地利帝國的人口已經突破了五千萬。

不過按照通常的算法，以上三種人口不會計入總人口之內。

其實奧地利帝國本土還有一些大概20-30萬愛爾蘭人，他們目前只被視爲勞工，並沒有被視爲國民。

即便如此，奧地利帝國人口也並未因戰爭下降多少，在得到了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區的補充之後，人口依然有近4700萬。

這個數字要遠遠強於奧地利帝國曆史同期的3860萬，比起奧匈帝國一戰前的5200萬也不遑多讓。

但這個數字依然無法讓弗蘭茨滿足，無法滿足他對未來的野心。

因此弗蘭茨做了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大事——取消人頭稅。

取消人頭稅會讓奧地利帝國的直接稅收減少兩千萬弗羅林，這幾乎是歷史同期奧地利帝國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如果歷史上弗蘭茨真的敢取消人頭稅，那麼他一定會遭遇空前的阻力，並且大概率會被當成一個瘋子，國家財政大概率也會因此而崩潰。

然而此時卻不同，人頭稅的取消只會讓奧地利帝國的財政收入下降三十八分之一。

兩千萬弗羅林對於蒸蒸日上的奧地利帝國來說實在算不得什麼，而且弗蘭茨的影響力和壓迫感也不是奧地利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能相提並論的。

除此之外弗蘭茨幹出這種離經叛道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奧地利帝國的高層對此早就習以爲常。

至於普通民衆慶祝還來不及，又怎麼可能反對呢？

民族主義者和那些所謂的中產這麼多年更是遭到弗蘭茨的反覆毆打，但凡有點記性也不會這個時候跳出來搞事。

取消人頭稅這樣天大的事情，在奧地利帝國居然沒有引起任何反對浪潮。報紙、民間都是一片讚揚之聲，教士和貴族們甚至連在背後指點的勇氣都沒有。

反倒是國外的一些媒體和機構看衰奧地利帝國，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因爲這實在太不符合這個時代的經濟學常識了。

人頭稅不公平，這誰都知道，那些經濟學家甚至比弗蘭茨這個後世人還懂。

但人頭稅在英國直到1991年才正式宣佈廢除，能存在這麼久自然有其理由。

人頭稅最大的好處就是簡單易執行，不需要複雜的評估和計算，收稅成本低，不需要一個龐大的稅務機構。

覆蓋廣泛，相對來說難以逃稅。

而且更容易受到富人和貴族擁戴，促進他們口中所謂的社會公平和人人平等，在某國收取人頭稅的口號就是“稅收平等乃是人人平等的第一步”。

但在弗蘭茨眼中這些好處並不重要，更站不住腳。十九世紀的歐洲隱匿人口情況並不罕見，逃稅多少完全看當地官員和士紳的心情。

1848年匈牙利人就曾在一個只有三千人的小鎮上抓出了兩萬壯丁，奧地利帝國更是在意大利戰爭期間發現了上百萬本不該存在的意大利人。

再說說所謂的社會公平和平等，所羅門·羅斯柴爾德那樣的大銀行家交的人頭稅和一個普通碼頭苦力一樣多，這樣的平等不要也罷。

這在富人和貴族眼中正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最有力印證，然而弗蘭茨是皇帝，奧地利是帝國，在交稅這件事上公平顯然比平等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