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牧區幹過10多年的礦長，算是半個草原人了。

草原上的大事小情，和牧民打交道，簡直就是豆腐掉進草木灰裡，誰也抖落不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對門鄰居小張幹上了副礦長沒半年，讓礦石打傷了腿在家休養。相同的象棋愛好，常來找我下棋，漸漸成了無話不說的棋友。

也許是相同的礦山經歷，說話很投機。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的那些事，就像一把大黃豆，攥得越緊掉落的越多。

草原和身體一樣不能透支，透了支花費10倍的努力也補不回來。

沒錢的時候，豁出體力去掙錢，賺到了錢，身體垮了，再拿錢去治病，人躺在病牀上，再多的錢也不能把人拉起來。

草原毀壞了，和臉上劃了一道疤沒啥兩樣，用疤痕藥也修復不好。

巴圖大哥和我姐姐是兒女親家，沒少幫倒忙攪合礦山的事，一根筋認死理。

現在回過頭來看，他的做法是對的。

初到草原報到的那些天，我心想巴圖大哥會看在我姐姐的份子上，工作上的事遇到麻煩，他會出面協調的。

說到了“佛面”，我拋出了姐姐這張“王牌”，我把姐姐去草原的原因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不排除讓巴圖進一步同情姐姐，增加我在他心中的重量。

小張摸著棋子有些迷茫地問：“你姐姐啥時去的草原？”

一切的安排都是對的這句話，放在我和姐姐身上是再合適不過的。

姐姐去草原“插隊”，就不能不提我舅舅了。

說起來話就更長了，我的叔輩舅舅家有兩個男孩兒，舅媽想閨女想瘋了，舅舅和舅媽想生又不敢生，就怕再生出一個“帶把的”來。舅媽鼓動舅舅把姐姐過繼給了當閨女，能在城市裡享清福。

當時我和哥哥真羨慕姐姐，一夜間由鄉下人變成了城市人。

姐姐到城市生活不到2年，便響應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離開了那座剛剛熟悉了的城市，去了草原。

爸爸媽媽對舅舅和舅媽的做法非常不滿意，姐姐去的那年，兩家就斷了親，互不走動。

我捏著棋子說：“姐姐是一顆棋子，說算不了自己。其實也不能怪罪舅舅和舅媽，誰叫姐姐不是他們親生的呢？”

用現在的眼光回過頭能跳出了當時那個圈兒。

回想起30多年前的那些事，不能說阿來夫和巴雅爾他們做錯了，也不能說俄日敦達來和額日敦巴日做對了，有時自己都跟自己打架。

礦石壓在草原下面，那是國家的資源，既然地質隊花費了那麼多年找到了，就要把它挖出來。

挖出來要佔用草原，牧民就獅子大開口，喊出了比指導價高出好多的價，礦山夾在中間很爲難。

高出了指導價付錢給牧民，得罪了當地政府，這不是變相打旗長的臉嗎？按指導價走，牧民堵上門來找。

俄日敦達來說的話很有道理。

發展礦業確實在一定時間內破壞草原，但從地方的角度說，對經濟的幫助是很大的，財政的錢袋子鼓起來了。

牧區有了常電，砂石路也換成了柏油路。進來了大量人員，礦區和旗裡通了班車，牧民去旗裡也方便了。

人流量大了，和水一樣到處流，蘇木的商店飯店旅館都有了進錢的機會，等等的好事很多。

再說回來，礦山開發也沒白用牧民的草場，草場是國家的，按程序走了流程，是擺在面上的明事。

可牧民沒這麼想，總覺得補償價低了，手背手心都是肉，嘎查和蘇木總向著礦山，自己吃了虧。牧民的胡攪蠻纏，就是多要幾個錢而已，礦山夾在中間很難受，高出指導價得罪政府，擾亂了正常的價格，牽一髮而動全身，會成爲全旗的“靶子”。

急於開工幹活，想多給點錢也不敢。

按正常的補償價格，等上幾個月也籤不了協議，牧民死活不簽字。

他們不說不簽字，說是不會寫漢字，要慢慢學著寫，學會了再籤……

小張一雙善良的眼睛平直的看著我，我嘴角的肌肉明顯的抽動著：“……這麼多年，姐姐從沒提起這件事。那個年代......誰知好事做成了孬事兒。姐姐插隊那年才16歲。在牧點4年多，和哈斯其其格大姐一起放羊，睡一個氈房裡，一個鍋裡吃飯，後來她把女兒陶格斯嫁給了我外甥阿斯夫。”

蒙古族的名字真難記。

他又問：“陶格斯的哥哥俄日敦達來，你倆多年以前就認識了是好事，這叫患難見真情，邊境遇知己……沒這段巧遇和生活經歷，你單槍匹馬一個人去草原，咋開展工作啊。有俄日敦達來和額日敦巴日罩著，好乾多了。”

姐姐很留戀在牧點與哈斯其其格大姐相處的那幾年，提到牧點裡的事情，姐姐能年輕好幾歲，再大的煩心事兒，都會拋到耳後。

姐姐臥室牀頭櫃上還擺放著印有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檯曆。

紅色最高指示的正下方還工工整整寫著去兵團紀念日，檯曆頁讓時間磨練成了小米般的黃色。

搬過兩次家，都是固定的位置—雙人牀的右側的牀頭櫃上，上面蓋著一塊大小合適四周用針扦的圍裙邊的粉紅色蚊帳布，留戀那份難得的草原情。

我低沉著嗓門：“不說過去的事啦。我約莫著姐姐多半是痛恨那段經歷，纔會這麼做。”

小張說：“嘎查長相當於村長嗎？”

我點了一下頭：“人啊，有幾個人能看清當時的路，巴圖和巴雅爾他們護著草場也沒錯。”

他又說：“林礦，您太謙虛了。人有幾個長前後眼的。我們的礦山也和兩個村莊挨著，一個鍋裡炒菜，鏟子和鍋總能碰出響聲來。爲了利益，沒誰對誰錯的，服務的對象不一樣，想的自然不一樣。您爲礦工著想，嘎查長爲牧民著想。”

經他不在意的這一說，我心裡輕快了好多，捏著“馬”：“現在看來，都是馬後炮咯。當時死活跳不出那個圈兒，可沒少在姐姐眼前告巴圖的狀。”

他哼起了《陪你一起看草原》曲調。把“馬”和“炮”攥在手裡嘎啦嘎啦響：“馬後炮怕啥，說給我聽聽，也許對我以後的工作有幫助。”

看我遲遲沒開口，又說，“你窩在肚子裡，又不是存錢，能抱出崽子來？”

草場分給牧戶的那年，我去了草原。

我放下棋子說：“隔行如隔山啊，報到的那天，牧民把我當猴耍了。礦山佔用了牧戶的草場，旗政府規定了指導價，牧民嫌補償價的錢少，巴雅爾挑唆阿來夫鬧事。羊吃了毒芹毒死的，硬要說是喝了尾礦庫裡的水毒死的。”

他說：“您不說我也知道，這裡面的事難辦，和村民打交道，有理說不清。連哄帶騙灌醉了酒，滿口答應的事，隔夜不認賬了，總覺得自己吃了虧。”

人逢喜事精神爽，話不投機半句多。

我一下子年輕了好多歲，把“馬”放回了棋盤，迷茫了多年的心結融化了，走出了困惑自己多年的怪圈，打開了話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