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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東北王”張作霖未完全應允日本提出在中國東北享有的種種特權，日本方面非常不滿。關東軍私自策劃謀殺張作霖，意圖使東北陷入混亂，以便出兵佔領。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制定了謀殺張作霖的詳細計劃，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次、土肥原賢二參與了策劃。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從關內返回奉天（瀋陽），途經皇姑屯時所乘列車遭關東軍預設炸藥的襲擊，因重傷不治於當日去世。
關東軍謀殺張作霖屬私自行動，未得日本政府批準，當時引起了極大爭議，卻不得不含糊結案。政府對軍隊的失控，使得日本軍國主義愈發囂張。面對日本人的進一步威脅利誘，12月29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日本謀佔中國東北計劃遭遇挫折，爲“九一八”事變留下伏筆。皇姑屯事件及其衍生出來的爭端，最終引發了後來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
從法理上講，張作霖是當時中國的國家元首（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又稱安國軍大元帥，行使大總統職權），謀殺他國元首是戰爭罪。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日本戰犯時，將皇姑屯事件視爲日本侵華的起點。
張作霖（1875~1928），遼寧海城人。參加過中日甲午戰爭，曾投身綠林，後受招安，歷任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等，是奉系首領，號稱“東北王”。1927年6月在北京就任陸海軍大元帥，行使大總統職權。1928年，國民政府二次北伐，奉軍全線崩潰。6月2日張作霖聲言退出北京，返回東北。4日遭遇皇姑屯事件，重傷致死。
河本大作（1883~1955），日本兵庫縣人，曾到中國東北參加日俄戰爭。1919年加入少壯派軍人組織“二葉會”，與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等共事。1926年任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曾以“參謀旅行”名義進行了五次軍事偵察諜報活動。1928年部署謀殺張作霖，後因此被解職。此後他又參與“九一八”事變及日本人在東北的經濟掠奪活動。1941年受邀任“山西產業會社”社長。日本投降後又積極參與日軍在山西的“殘留”活動。
決定暗殺張作霖的方案，我是領導者
1928年5月上旬，在關內的奉天軍受到國民黨軍的壓迫，逐漸向北方退卻，已經呈現不能留在關內的狀態。在北京的芳澤公使根據東方會議的決議發表聲明說，國民黨軍若跟隨奉天軍進入關外，對滿蒙有特種權益的日本是不能默視的，警告了國民黨軍。於是，關東軍也於5月9日以後向奉天集結兵力，從朝鮮派遣的混成旅團也逐次向奉天集中。
接著關東軍根據東方會議的決議，爲解除從關內敗歸的奉天軍武裝，準備向錦州方面轉進。關東軍在滿鐵之外地方行動時，必待奉勅命令。關東軍司令官通過參謀總長督促該命令的下達，內閣總理田中義一卻左推右託，不履行奉勅命令的發出手續，延誤很久。此時在關內的奉天軍每天由鐵路運輸或步行回到關外，5月20日前後已到奉天省者有5萬餘人，繼續敗退的兵力約25萬人。
如是，關東軍爲等待勅令空過了寶貴的時日，再向錦州方面轉進，是腹背受敵的不利態勢，結果失掉了轉進機會，陷於進退維谷之窘境。相反奉天軍方面連日增加兵力，呈現優勢，侮日氣氛與日俱增，日本軍將兵及日僑一般憤懣達於極點，呈現一觸即發的局勢。於此，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日夜焦慮如何脫此困境？在奉天中日兩軍的衝突雖不足懼，但難於保護散在各地的日僑及滿鐵防衛的安全。因此，只有將奉天軍的統帥張作霖弄死，打亂其指揮系統，暫時避免彼我的衝突，此外別無良策。並且認爲，儘可能在關內暗殺張作霖最好，所以擬派軍司令部附竹下中佐到北京會見北京公使館武官建川美次及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鈴木一馬，委託其協力解決；並決定竹下於5月25日出發前往平津。
竹下中佐出發時到參謀部談了他的使命。關東軍參謀部各參謀得知軍司令官有暗殺張作霖的企圖後認爲，自己不做此事情，而使他人火中取栗，並且認爲在北京及天津大概也無法實行。全體參謀認爲，村岡司令官既然有暗殺張作霖的意圖，我們幕僚不能袖手旁觀，應以全力實現其企圖。結果一致意見排除依靠北京天津的主張，自己來幹，且期其必成。開始時決定在新民府東方巨流河鐵橋附近安裝爆破裝置，但偵察結果，奉天軍的警戒很嚴，所以又變更了計劃，決定於皇姑屯東方約1000米的奉山線和滿鐵線的交接點，此外無適當地點。
可是，該交接點的警備是由獨立守備第四中隊長東宮鐵男大尉擔任，因而有得到他諒解的必要，如果可能，委託東宮大尉實施，是爲最良之策。爲此，把東宮大尉叫到參謀部向他說明一切，並希望得其協助。東宮大尉則主動應允，並且誓言一定滿足軍司令官以下各位的希望。他希望派神田大尉及桐野工兵中尉輔助。關東軍參謀部使菅野工兵少佐準備電氣工具及炸藥，交給東宮大尉。
如是，東宮大尉於5月28日一切準備就緒，即於皇姑屯東方與滿鐵交接點裝置了炸藥，於該交接點的南方約500米的瞭望臺上裝置了電氣機，又於奉山線上裝置了脫線器兩條。準備完了，靜待張作霖的列車到來。據北京建川的情報，張作霖原預定6月1日到奉天，後變更爲6月2日自北京出發，3日在錦州受到吳俊陞（黑龍江督軍）的迎接，於同日夜自錦州出發，預定6月4日拂曉到奉天。當時關東軍參謀部認爲有必要確知張到達奉天附近新民府的時間，遂派駐奉天獨立守備第二中隊附武田丈夫（中尉）到新民府（6月2日），使用當地軍用電話與軍參謀部聯絡。
6月4日將近拂曉時，武田中尉通知說張作霖列車已通過新民府，於是立即與東宮大尉聯絡，命其準備完全。6月4日黎明（午前五時半）張作霖的列車到了皇姑屯，接近交接點。他坐的車（天藍色鐵甲車）到達交接點上時，東宮大尉押了電門，交接點發生大爆炸，滿鐵的壓道車炸得粉碎，張作霖坐的車炸飛車蓋，連接的餐車起了大火。這時，警戒交接處的奉天憲兵將受重傷的張作霖擡入汽車，送往督軍署。吳俊陞當即死亡，其他死傷者約五六名。奉天則對張作霖的死保持秘密，宣傳說他還活著。
事件發生後，奉天軍參謀長臧式毅採用極端不抵抗主義，嚴令無論有任何理由不許與日本軍生事，事態是非常平靜穩定的。日本方面則由總領事林久治郎於6月4日午前主持召開軍官民聯合會議，在會議席上林總領事說：關於今天早晨在奉天發生的事件應速調查，使內外（指英美）能明瞭真相是最緊要的。全場反對，其中憲兵和警察官斷然反對調查，說問題是在中國領土上發生的，將惹起國際上的很大注意，日本單獨自動調查，有百害而無一利。結果，請示關東軍司令官及關東廳長官，而關東軍司令官和關東廳長官會商結果，決定對本事件採取不調查的方針，並將此方針指示給憲兵司令官及警察局長。其後從日本內地派遣了調查團體，現地憲兵、警察拒絕協助調查。還有北京的英國人特務毛利遜來調查時，也毫無所獲。這樣，經過一些時日就成了“謎”。
1928年末，在日本國議會中的民政黨議員中野政剛和永井柳太郎，向陸軍大臣白川義則大將質問說：本年6月間在關東軍警備區內發生了皇姑屯事件，關東軍任何人都應負責，而至今竟無一人負責，這不能不認爲是軍紀弛緩，請當局大臣回答。白川說：現正調查中，判明後即可發表。於是關東軍爲指定誰爲責任者而焦思苦慮，結果是鐵道警備的責任者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將）及關東軍擔任警備的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二人，受到行政處分而公佈了。至此，皇姑屯事件的行政處置告一段落。
關於皇姑屯事件的罪惡行爲：我察知村岡司令官有暗殺張作霖的企圖後，並未冷靜考慮該企圖的是非曲直，只是認爲司令官的意圖完全正當，故而未選擇其他合法合理的手段，盲目的規定了實行方案。我認爲司令部的高級幕僚應該完全輔佐司令官，因而採取了此種輕舉妄動的辦法。聽到竹下中佐的報告後，即召開參謀部會議，決定了暗殺張作霖的方案，我是該次會議的領導者。據報暗殺地點巨流河鐵橋不很適當，我即在圖上選定皇姑屯東方南滿線和奉山線的交叉點爲爆炸地點。我又親自乘汽車往現地考察，認爲該處的交接點最爲適宜。東宮大尉，我於1923年在廣東與他相識，認爲他是剛毅果斷的人物，即選定他爲本事件的實行者。爲了探知張作霖所乘火車由北京出發後的情況，即和北京、天津、山海關、錦州各地的諜報人員取得聯繫，並根據我的意圖派武田丈夫中尉到新民府，又在皇姑屯車站佈置密探，計劃使密探待張作霖所乘火車到站或開出時發射信號（花火），但該密探未執行。我事前取
得憲兵隊長三谷清中佐的充分諒解，約定調派東宮大尉以下神田、桐野、武田等擔任該項任務。因爲參謀長齋藤恆少將言語不夠謹慎，恐其泄露秘密，所以我未將重要問題告知他，多系我自己獨斷獨行。並且村岡司令官也不相信齋藤參謀長，所以重要案件多直接命令我執行?？傊?，皇姑屯事件的重大問題，其全部責任應歸我擔負。
我自從擔任關東軍高級參謀後，便以侵略滿洲爲目的
根據東方會議決議，爲解除奉軍武裝，朝鮮軍於1928年5月15日前後到達奉天，與關東軍一同等待下達奉敕命令，以便進至錦州一線，解除撤回滿洲的奉軍武裝。一切準備均告完畢，但田中義一遲遲不下達奉敕命令，奉軍已有六萬餘人撤回奉天，關東軍失去了進軍錦州的時機。
關東軍的有生力量爲一個師團，約1萬人，和獨立守備隊4個大隊，約4000人。但從一個師團中還抽調一個旅團派往濟南。因此，關東軍的實際總兵力爲一個旅團和獨立守備隊4個大隊，共約9000人。當時朝鮮的有生力量爲2個師團，約2萬人。從中抽調一個旅團，約5000人派往奉天，支援關東軍解除奉軍武裝。這樣，爲解除奉軍武裝而準備的有生力量，包括關東軍和朝鮮軍，總兵力共有1萬餘名。
由於奉敕命令不下達，關東軍面臨危機，但是利用奉軍撤回滿洲的機會，也是殺死張作霖的好時機。因此，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爲了擺脫危機，便決心利用上述時機殺死張作霖。由於是倉促之間作出的決定，因此並沒有制定具體的政治謀略計劃。
估計奉軍可能由於張作霖被炸死，向滿鐵附屬地和各日本人居住地區採取報復和反擊行動。爲此，命令各部隊加強警戒，做好應戰準備。
奉天特務機關通過張作霖的日本人顧問團，調查張作霖被炸死後的反映。據奉天特務機關報告稱，張作霖被炸死後，奉天軍尚未決定由誰指揮，內部極爲混亂，莫衷一是，結論是奉天軍並無報復意圖。當時奉天特務機關的機關長爲秦真次少將，副機關長爲森岡中佐。
關於張作霖被炸死後的奉天軍繼承人問題，據奉天特務機關的情報，張作霖與張學良儘管是父子關係，但並不融洽，張學良對其父張作霖之死並不特別悲傷。而我個人的觀察恰好同奉天特務機關的情報相反。據我判斷，張學良對其父張作霖之死是有報復思想的。關東軍參謀部及我個人計劃以奉天軍總參議楊宇霆作爲張作霖的繼承人指揮奉軍。而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次則接受了張學良軍模範團長荒木五郎的意見，建議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立張學良爲張作霖的繼承人。於是，村岡長太郎接受了秦真次的建議，決定以張學良代替張作霖。
1928年8月中旬，張學良駐山海關，楊宇霆駐秦皇島，奉軍北方派與國民黨軍南方派在天津一線相對峙。這時，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次與張學良軍的荒木五郎前往山海關，將張學良迎回奉天，作爲張作霖的繼承人。
日本外務省的林權助，爲了實現除掉楊宇霆的陰謀而赴奉天，在奉天領事館向張學良講述了日本外史中大阪夏季戰役的故事，說服張學良殺死楊宇霆。1929年1月，張學良將楊宇霆（東三省兵工廠督辦）和常蔭槐（黑龍江省省長）二人召至其會客室，命衛士長舉槍將二人擊斃。
我當時任關東軍參謀部高級參謀，負責情報工作，大佐。從1928年5月中旬至10月中旬，爲執行東方會議決議，從旅順的關東軍司令部來到奉天，關東軍臨時司令部設在奉天中央廣場東拓大廈內。
我自從擔任關東軍高級參謀後，便以侵略滿洲爲目的，大力宣傳武力解決滿蒙問題。1927年7月1日我以隨員身份參加了東方會議。此後，關東軍一方面製造輿論，另一方面爲解除東北軍武裝，制定進軍錦州，破壞公路，擾亂後方的計劃，併發給各部隊進行研究。1928年6月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有意將張作霖殺死，我便盲目地策劃炸死張作霖。事後我也曾想過，不炸死張作霖，以其他方式也有可能解決問題。殺死不該殺的人，我更是罪上加罪。
事件發生後，矇騙一般人，使其相信不是日本軍所爲。並宣傳說：事情發生在中國領土上，弄不清誰是兇手。不過從現場的屍體來看，有可能是南方派來的特務乾的。還有的中國人認爲，這是中國人自己策劃，自己動手乾的。
關於張作霖炸死事件的善後處理，曾採取如下的政治謀略。
在爆炸事件的前一天晚上，駐大石橋的伊藤謙二郎曾到軍司令部訪問我，當時恰巧我去軍司令官處有事而未遇，他又去拜訪東宮鐵男大尉。相見後，伊藤說，如果在皇姑屯的滿鐵與奉山線的交叉點動手，很自然被認爲是日本軍乾的，是否可以僞裝成是由南方派動手搞的。如果同意，我可以帶來幾個南方人，讓他們帶上信件，就可以裝成是南方派乾的。東宮表示同意，並讓伊藤將扮南方派的特務帶來。伊藤原說有五六人，實際帶來的只有三個人。這時東宮給我打電話，並說準備利用這些人。當時我表示同意，並委託東宮辦理此事。東宮準備將這三人留在現場，當第二天列車爆炸時，將他們同時炸死。這三個人預感殺機，企圖逃跑被東宮用刺刀殺死，將屍體運至現場，蓋上帳篷，並在這些人身上放好僞造的南方派發出的殺死張作霖的書面命令。雖然採取了上述措施，企圖矇蔽世人耳目，但並未收到明顯效果。
此外，還警告各僑民團：“即使這件事是日本軍乾的，也不許議論，否則就是賣國賊。如果有關軍官被追究逮捕，則決不放過各僑民團和全體獨立守備隊?！睆亩谌珴M大造輿論。同時，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和關東廳長官木下謙二郎還決定，關東憲兵司令部和關東廳警務局絕不插手這一事件。所以當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向關東憲兵司令部下達命令時，該司令部根本不作任何彙報。於是，陸軍大臣白川義則便派峰憲兵司令官到滿洲調查事實真相。當峰到達滿洲後，雖然會見了村岡、木下兩巨頭和小山關東憲兵司令官，但一向不得要領。企圖對奉天的出事現場進行調查時，當地的憲兵又不肯忠實地爲其服務，結果毫無所獲。正值此時，朝鮮憲兵司令官報告稱：在滿洲雖無法調查，而我這裡卻獲得了材料。原來是參加此次行動的來自朝鮮的桐野工兵中尉，在平壤的灘波隊長（中佐）招待的宴會席上，有人問他：“皇姑屯這一手幹得真漂亮！究竟是怎麼幹的？”這時，桐野已是三杯下肚，藉著酒勁，便將全部計劃合盤托出。於是峰憲兵司令官便帶著這份材料回到日本，並向中央彙報。中央雖然基本上了解了事件的真相，但是，參謀本部和當時的內閣都不同意發表，因而不了了之。
在此之前，當事件發生幾天之後，英國方面曾派當時在北京的著名特務莫里遜趕赴現場進行調查。事件發生後，現場到處都是日本軍所用的黃色炸藥，而滿鐵以恢復交通爲名，立即修理了皇姑屯鐵橋，結果，莫里遜沒有拿到任何證據，空手返回北京去了。
在當年年底召開的國會上，民政黨的中野正綱和永井柳太郎二人，向白川陸軍大臣提出質問：皇姑屯事件發生在關東軍的勢力範圍內，在國際上也是相當重大的問題，但卻沒有一個人被追究責任，被調查，任何人也沒有受到處罰，這一切都足以說明關東軍的軍紀鬆弛已極。我等議會不能坐視，請求白川大臣答辯。白川大臣答道：一定調查，查出負責人。這樣，陸軍省要求關東軍拿出事件的負責人，就必須有人做犧牲品，關東軍司令官爲確定這一人選而十分苦惱。於是我主動提出作爲負責人之一。關東軍便以當時警備參謀的名義，由於在其警備地區內發生事件，是失職行爲，而將我作爲事件的負責人之一，另一名是鐵道警備的全面負責人、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將，將我等二人上報中央。先將我調任金澤第九師團司令部附，一兩個月之後，於1929午7月l日受到停職一年的處分。
皇姑屯事件的當否，是個戰略計劃問題
關於皇姑屯事件，關東軍應該負全部責任，我負主要責任。
日本法西斯對中國的侵略意圖是由來已久的，而且也曾採取過同樣手段。至於皇姑屯事件的當否，是個戰略計劃問題。當時發生了濟南事件，滿洲的空氣也非常緊張，處於劣勢的關東軍如果一旦同優勢的中國軍隊交戰，則關東軍將必敗無疑。皇姑屯事件是非又當別論，但這次事件爆發後，緊張的空氣頓趨緩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企圖是從皇姑屯事件前後開始的，那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計劃。
皇姑屯事件是在中日兩軍處於非常危機的時刻，由軍司令官策劃的。今天冷靜地回想起來，當時不發動皇姑屯事件，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解決雙方衝突。然而，我受到軍國主義者僑民的煽動，執行了軍司令官的意圖，這是
錯誤的。只因爲是軍司令官的意圖便盲目地服從，這是錯誤，是最大的罪惡。
日本軍集結到奉天時，滿蒙問題大有即將解決之勢，但由於田中內閣的優柔寡斷，奉敕命令遲遲不下達。在這期間，張作霖由關內退出的部隊已有五萬集中到奉天，在山海關還集中了25萬人。這樣一來，日軍已無法採取行動。而另一方面，中國侮日的形勢日益高漲，關東軍卻無所作爲，因此，日軍和僑民便認爲必須發動戰爭。在這種情況下，中日兩軍便面臨著一觸即發的危機。
城野宏，日本長崎市人，1938年到中國，歷任三十七師團司令部參謀部部附、山西陸軍特務機關總務課政治課課附、山西省政府顧問輔佐官等職。日本投降後曾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合謀社上校軍事組長、暫編獨立第十總隊少將總隊附兼政工處長等職。1949年4月被俘。
日本嚐到了甜頭，關東軍也就無意再追究炸車事件的真相了
（奉軍在北伐軍的攻擊下大批退回東北）關東軍司令官村岡處心積慮地暗自策劃解決辦法。他認爲，自己的幕僚河本參謀等從一開始就堅決主張按照“東方會議決議”執行，因而難於向他下達命令，便親自向曾任吉林省軍顧問的竹下義晴秘密下達命令，委託竹下潛入北京，在關東軍管轄以外的地方，襲擊張作霖返回奉天時所乘的列車。然而，竹下卻將這一計劃泄露給河本參謀。當時河本曾向竹下提出忠告，認爲此舉有可能以失敗告終。因此，竹下雖然奉村岡司令官的密令赴京，但北京的建川少將卻電告村岡司令官，此計劃不能實現，因而作罷。
但是，置之不理也終非了局。日本不僅沒有下達按東方會議決議而行動的奉敕命令，而且發現，根據慣例爲了獲得奉敕命令，在帷幄上奏時，必須有首相侍立，可是連這一程序也尚未進行。因此，歸根結蒂，等於是停止執行東方會議的決議。
在上述情況下，河本參謀認爲已經到了不採取非常手段不能打開僵局的地步了。爲了在不付出重大犧牲而使奉天軍屈服，只有剷除其首領，或可有成功的希望。因而決心採取消滅張作霖個人的計劃。並且認爲最簡便的辦法就是炸燬張作霖乘坐的列車。關於具體的執行辦法曾作過多方面的考慮，結果認爲採取行動的最好地點只有位於瀋陽附近的皇姑屯之滿鐵線和奉山線的交叉點。這裡是東宮大尉的警備地區。於是便將當地的負責人東宮大尉召至瀋陽館（當時的關東軍宿舍），示之以密謀的要點。東宮大尉的回答是，除東宮外還有二三名青年軍官，以及北陵的地主榊原某和伊達順之助等人，早已醞釀這一計劃，並已做好充分準備，隨時可以行動。河本參謀聽後十分滿意，並詢問了計劃的具體內容，發現其用心十分周到：直接爆破由來自朝鮮派遣軍的藤野中尉（河本所供述另一材料中爲桐野）擔任，他是東宮大尉的同期同學。採用工兵的專門技術，用電動裝置進行爆破。萬一失敗，則使用事先備用的脫軌機。還考慮到若仍不成時，最後還準備了由神田安之助中尉集中精於劍術的勇士所組成的敢死隊。同時，對於此次爆破還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兩個月前，奉天軍曾計劃通過交叉點上方滿鐵線，從洮昂線向瀋海線運輸軍用物資。當時爲了防止對滿鐵線造成影響，爲了保衛南滿鐵路，在交叉點附近利用沙袋築成護路用的碉堡。修築碉堡用的沙袋裡裝上炸藥，用以代替沙子，這種炸藥擁有極強的威力。正由於是兩個月之前築成的，就連滿鐵自身的員工對於這一用沙袋築成的碉堡也沒有任何懷疑。而且，是由不瞭解內情的士兵在其他地方將沙袋中的沙子換成炸藥，又由另外一批士兵運至此處，所以他們是一無所知的。準備當張作霖的列車進入交叉點時，立即按動電氣開關。爲了監視列車到達時間，在皇姑屯的前一站新民府站有武田中尉負責偵察。在交叉點附近原來就有一座監視列車用的瞭望樓（二者之間相距150米），屆時指揮者可以在瞭望樓上指揮。這可以說是一個無懈可擊的計劃。河本參謀聽到東宮大尉等人已進行了上述準備和安排，深感滿意，並鼓勵他們將這一計劃付諸行動，並親手交付1000元作爲行動經費。一切只待時機到來。
6月4日凌晨5時，瀋陽的市街還在沉睡中，在皇姑屯方向發生一聲轟然巨響，將瀋陽城內城外的人們從睡夢中驚醒。該地附近硝煙瀰漫，直衝雲天。在滿鐵與奉山線的交叉點上，張作霖乘坐的天藍色裝甲車和連接在其前部的餐車，車體像刀削的一樣被切斷，顛覆在線路以外，熊熊燃燒。坐在這節車箱中的張作霖被擡進憲兵前來迎接的汽車中，似乎是負了重傷（實際是當場死亡）。同車的吳俊陞當場死亡，日本人顧問儀我誠也（少佐）也碰傷了面部和腰部，此外還有五名死亡。
事件發生時，爲保衛張作霖而乘坐在該列車前部和後部的侍衛隊，被這一意外事故所震驚，未及弄清原委，只是驚慌失措地向鐵路附近正去上班途中的工人們架起機槍，濫行掃射，致使附近一帶景象更加悲慘。
關東軍司令部得知這一意外事件發生時，估計其後果不容樂觀。但意外的是奉天軍參謀長臧式毅從事件發生就採取極端不抵抗主義，沒有任何行動。結果是未費一兵一卒，便消滅了張作霖，比執行東方會議決議還要簡單，日本嚐到了甜頭，因此關東軍也就無意再追究炸車事件的真相了，木下關東廳長官也同關東軍持相同意見。因此，日本方面的憲兵、警察的行動都受到限制。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積極主張進行調查，以解除各外國的疑慮，但在會議席上遭到軍部的批評而退縮。由於上述原因，使社會上頗有墜入五里雲霧之感，任憑人們作爲“迷”的事件而議論紛紛，謠言四起，而這正是軍部求之不得的。正值此時，突然在日本國內的國會上，由在野黨的民政黨議員中野正剛、永井太郎抓住這一問題，向白川陸相進行指責：對於如此重大事件，態度曖昧。企圖藉以倒閣而窮追不捨。原來準備儘可能不了了之的田中首相，也感到事關內閣命運，因此，不久白川陸相便將鐵道守備隊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將和關東軍警備主任參謀河本大作二人，作爲當事人給予停職處分，繼而編入預備役，藉以敷衍了事，搪塞了國會，而軍部始終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最後糊里糊塗地將事件掩蓋過去了。事件發生後不久，田中首相可能是由於勞累過度，在青山家裡，在睡眠中因心臟麻痹而猝死。
張作霖死後的東三省當然還需要一個統治者。但其子張學良對日本軍閥的陰謀深感不可預測，有所警惕，因而留在保定（河本大作供詞說張學良當時在秦皇島），不肯出關。這時，曾經同張學良有過密切交往的日本人荒木五郎進行策劃，並向當時的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次少將說明，秦少將又說服村岡司令官，讓張學良擔任等於是被他們親手殺死的其父張作霖的後任?？梢哉f，日本侵略者們實在是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爲所欲爲，將東北的政治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
村岡司令官特派少將前往保定，按照秦的建議，迎接張學良出關。張學良對於秦少將提出的日本一定給予援助的諾言深信不疑，便化裝成苦力回到奉天。進入督軍公署後不久，便受了昔日的好友、以日本外交元老而知名的林權助的訪問。林拿出《日本外史大阪之陣》一書，以豐臣家第二代將軍豐臣秀賴爲例，督促張學良自重。所謂自重，就是要求張學良切忌不要像乃父張作霖那樣，爲在中國稱霸的野心所動。另一方面，還勸說張學良起用楊宇霆等“忠臣”。林的一席話中不包含日本軍閥的野心，是發自內心的爲張氏一家著想的個人忠告。
然而，張學良動輒認爲楊宇霆及其親信常蔭槐威信高，甚至可以奪取自己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人物。1929年1月，將楊常二人召至督軍公署，在接待室裡讓衛隊長將二人當場開槍打死。這樣，張學良開始作爲一個隨心所欲的統治者而君臨東三省。張學良按美國留學歸來的青年的建議，開始接近美國總領事；美國總領事也認爲機不可失，便投入張學良的懷抱。日本侵略者被排擠在一邊，逐漸呈現出排日的色彩。期間南方的蔣介石政府也逐步開始同美國合作，抗日聲勢大振。最後，張學良終於同亡父之敵蔣介石聯合，實行易幟，採取青天白日旗，放棄了其父在東三省實行的門羅主義，大膽實行排日政策。結果，萬寶山事件、中村大尉被殺害事件相繼發生，日本軍閥和侵略者十分焦躁不安。然而，所謂中村大尉被慘殺事件，實際上是中國方面逮捕了爲日本帝國主義充當爪牙的特務間諜，只不過其處分手段略嫌殘酷而已。而日本軍閥卻巧妙地利用這兩個事件煽動日本國內的愛國輿論。於是，張學良和日本軍閥之間的氣氛逐漸險惡。從這時起，日本部分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分子暗中大肆活動，主張已進入“非常時期”，並借“滿蒙生命線”的題目大造輿論，伺機發動武裝侵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