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雅如這時送上可口的飯菜，幾人大吃了一頓後又倒頭睡了一會兒，李衛東和大家都央求著胡雪蓮拉小提琴催眠。特別隊出動了。加上吳大偉、柳海洋和張輝這回又是精悍的八人行動組。

每次行動前都設計路線的李衛華和李衛東說：“惜春閣那個特工供出藤田他們今晚是在榮昌飯店聚會，我們從那裡繞一下看看藤田的動向。”李衛東點頭同意，讓樑重和張鐵成在駕駛樓裡，其餘人都藏在篷布車廂裡。

榮昌飯店是當年南京城裡享有盛名的飯店，位於安全區內。藤田決定在這裡與特工們會面也是想讓隱藏在安全區裡的特工們來這裡方便些。白天他一直沒見到幾個特工就把希望放到了晚上的例行彙報會面上。這時他打破了過去坐在屋裡訓斥遲到者的慣例，心急如焚地叉著腿站在飯店門前，他接受不了自己三十多人的大日本高級特工隊只有十來個人按時赴會的結果，二十多個特工統一缺席只有一個結果，就是被那夥叫南南、京京的恐怖的華夏人殺了！

這時緩緩從榮昌飯店前面的馬路上駛過一輛篷布卡車，藤田本能的敏感令他緊緊盯著這輛卡車。突然他喊過摩托車親自追了上去。他不解爲什麼開車的司機用餘光觀察自己，他感覺到車廂後的篷布掀動著好像在嘲笑自己。

追到出安全區的一個值勤崗哨前他停了下來，得知剛纔那輛卡車持有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也就是即將上任的南京警備區司令官頒發的紅色特別通行證後，藤田不得不悻悻然返回飯店。他知道這種通行證剛剛頒發，持有者是不容懷疑的。

李衛東帶領衆人是從模範西路進入古林公園。按照白天看好的路線他們十分順利地接近了軍用倉庫，而且這三個倉庫沒有人看守，白天那幾個日兵都住在了公園門口的園林管理處的房子裡。看來誰也不願意睡在彈藥火山上。李衛東隨即把提著96式輕機槍的柳海洋和張輝放遠讓他們監視門口的日軍。

白天李衛東看的是兩個倉庫，分別裝著硝磺和子彈。第三個倉庫現在看明白了，是日軍把國.軍丟在城裡的武器集中到這兒了。這裡什麼武器都有，大部分是輕武器，也有幾門山炮。但細看幾乎所有的武器都缺點零件。那架三角鋼琴就架在倉庫門口的空地上。

怎麼引爆這些彈藥，原來李衛東是準備與日軍交火的，然後用輕機槍擊中這些彈藥引爆，還帶來了幾個手雷。但現在既然沒有日兵看守就要儘量不暴露自己。

李衛華看著成桶的硝磺想了下對李衛東說：“南南，我們用硝磺當引線吧！”李衛華說著指了下卡車方向：“我們一路撒過去……”李衛東點頭道：“用衣服兜硝磺！”

幾人都明白了南南京京的意思，馬上都脫下上衣，把袖口挽個疙瘩，做了一個大兜，裝上滿滿的硝磺，交替著一路撒成長長的藥線，一直到公園外面。這時樑重已從黑黑的樹影中把柳海洋和張輝叫了回來。

八人都蹲在硝磺線端，孫義順抖動著衣服說著：“這火藥的土腥味衣服沒法穿了。”李衛東按著樑重的肩指了一下不遠的卡車，樑重捅捅張鐵成說：“成哥求你了你去你去吧，我想嚐嚐點火的滋味。”張鐵成回手拐了樑重一下默不作聲跳上車發動著了車。

李衛東又示意其它人都上車等著，把手裡的火柴遞給樑重。這時柳海洋從兜裡掏出火柴說：“南南，我這裡也有火兒。”張輝和孫義順也同時掏出火柴來。李衛東看看大家，在黑暗中笑了，白牙顯得格外清楚：“好吧，那我們一起點，聽我口令。”

七人都伏在地上，人手一盒火柴，聽李衛東喝聲：“劃著！”衆人後先後劃著了火柴，李衛東看最後一人也劃著了火柴馬上喝道：“一、二、三——點火！”七根小火團同時扔向了硝磺線，途中不知道是誰的用力過猛滅了，但還是有三、四根火團觸到了硝磺，幾乎沒讓大家看清，硝磺轟地而起，一條火蛇如火箭一般躥了出去……

藤田在榮昌飯店正在大發雷霆時，和武藤章兩人正在衝著窗外喘著粗氣，突然窗外古平崗方向一團金紅色的火球騰空而起，接著就聽到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把窗戶震得嘩嘩作響。緊接著又是成羣子彈的噼噼叭叭的炸響聲。藤田一怒掀翻了三桌已經擺滿菜飯的酒桌，他深知，只要南南京京在城裡，從此這晚上就不能消停了，從此這硝煙就不能散盡。

不過，從此之後，小鬼子突然發現，男男京京這兩個人，簡直就成了夢魘一樣的神。

他們無處不在，或是炸火車，或是，暗殺，或是襲擊軍火庫，在日戰區，幾乎每天都有他們留下的血腥事件。

其實，在日後的歲月中，李衛東已經通過那條密道，離開南京了，不過，他把那些他與李衛華救下來的優秀軍官和士兵，交給了李衛華。

李衛東爲其起名，敵後特別行動大隊。

南京的暴行只是日本在9年戰爭中無數野蠻行徑中的一個事件。在南京大屠殺之前，日本就頭一個打破了空中力量只能用做戰場武器的禁令，而將其用於威脅平民百姓，日本也因此而臭名昭著。而後，日本又發動其軍隊開始屠殺，從上海到南京，然後發展到華夏內地。

雖然日語中沒有一個詞等同於德語中的“最後解決”，日本天皇ZF卻批準了在華夏某些地區實施人工滅絕的政策。其中最殘忍的之一是在華夏華北地區實行的“三光政策”（殺光、槍光、燒光），因爲在那裡，華夏GCD領導的游擊隊對日本人進行了猛烈和有效的鬥爭。一位沮喪的日軍上校在日記中記下了這一殘暴政策是如何簡單明瞭：“我從上級那裡接到命令，這裡的每個人都必須被殺掉。”

這項政策的結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發動了以趕盡殺絕華夏華北農村所有人口的大規模恐怖戰爭。華北人口從4，400萬銳減到2，500萬。雖然一些學者認爲上百萬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帶，但至少有一位研究華夏的學者朱爾斯·阿徹認爲，當時在這一地區失蹤的1，900萬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殺害了。《華夏流血的世紀》的作者．拉梅爾指出，即使當時華夏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殺害，死者數量也將接近100萬。

爲對付華夏人，日本人還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生物武器試驗。因懷疑華夏村莊幫助了在1942年4月東京杜裡特空襲中的美國飛行員，日本人對這些村子使用了生物武器進行報復。在可以降落轟炸機的地帶，他們屠殺了25萬華夏平民，還破壞了方圓2萬英里的所有華夏機場。像所有在戰爭中遭到踐踏的地區一樣，這些地方都受到疾痛的侵襲。我們已經知道，日本飛行員在如上海、寧波和承德這樣的大城市播撒攜帶瘟疫病菌的跳蚤，並把裝有各種致病微生物--霍亂，痢疾，傷寒，瘟疫，炭疽和副傷寒--的瓶子投進河流、水井、水庫和房屋裡。日本人爲傳染華夏平民和軍人，還在食物中摻雜了致命的病菌。他們把帶有傷寒病菌的餅乾扔在露營地附近，引誘飢餓的華夏農民；在成千上萬華夏戰俘被釋放前，日本人給他們吃注射了傷害和副傷寒病毒的蛋卷。最後的死亡人數統計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間。．拉梅爾提供了較爲保守的數字：有3，949，000人被殺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數百萬人由於日本人的掠奪、轟炸和醫藥試驗而死於飢餓和疾病。如果這些死亡人口也計算在內的話，可以說，在對華戰爭中日本人共殺害了900萬華夏人。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無法想象日本士兵和軍官在何種心理下犯下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歷史學家、目擊者、幸哿者以及當年的作惡者自己都總結了是什麼驅使日本皇軍犯下這些赤.裸裸的罪行。

一些日本學者相信，中日戰爭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殘暴行爲是由一種叫“壓迫的傳導”現象造成的。據《隱藏的恐怖：在二戰中的日本戰爭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說，日本現代軍隊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隱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軍官兵中存在的獨斷專行和殘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會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嚴的等級制度。在侵佔南京之前，日軍對自己的士兵也長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爲長官洗內衣，或是溫順地站著任由長官摑耳光，直至鮮血橫流。用喬治·奧威爾的話說，日本士兵時常受到的這些抽打，是來自長官的“愛的行動”；而日本海軍用“鐵拳”加強的殘暴紀律，則被叫做“愛之鞭”。

人們常說，權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對社會等級中更低微人們的生殺大權，常常會變成最殘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來到海外後，因爲森嚴的等級制度而壓抑的殘暴突然得到了發泄。在外國領土或殖民地上，作爲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權力。在華夏，即使是最低級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過最有權有勢的華夏人。由此不難看出，長期被壓抑的憤怒、仇恨和對權力的恐懼就是如此在南京爆發成無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長官施加的一切，那麼華夏人也必須接受他們選擇的一切暴行。

學者們認爲，侵華暴行的第二個原因是許多日本軍人對華夏人的鄙視--這種鄙視是通過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社會灌輸形成的。如果說中日兩個民族種族不同的話，日本人和華夏人也是很相似的（也許正因如此，日本人感到自己的獨特性受到了威脅）。儘管這樣，皇軍中許多人把華夏人看做是低於人類的人種，對他們來說，殺華夏人就像踩死臭蟲或殺豬一樣，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壓力。事實上，無論是在戰前還是戰爭期間，各個級別的日本軍人時常把華夏人同豬相提並論。比如，一位日本將軍告訴一位記者說：“坦率地說，你對華夏人的看法與我完全不同。你認爲華夏人是人，而我認爲他們是豬。”在南京，一個日本軍官把華夏俘虜十人一組綁在一起，把每一級推進一個坑裡，然後燒死他們。這位軍官爲自己開脫罪責時解釋說，他在殺人時的感受同他殺豬時一樣。1938年，一個名叫東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記中揭露：“現在，一頭豬比一個人（華夏人）的命更值錢。因爲豬肉能吃。”

第三個因素是宗教。日本皇軍給暴力冠以神聖的光環，使暴力具有一種文化上的必要性，這種力量絲毫不亞於在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時期那種驅使歐洲人的力量。在1933年的一次講演中，一個日本將軍說：“每一顆子彈都必須充滿帝國的風範，每一枝刺刀尖上都必須烙有民族的精神”。

幾乎沒有日本人懷疑其在華夏的使命是否正義。一位曾參加過南京暴行的前日本士兵卡富白道說，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深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當然的統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伏秀的種族，控制亞洲是日本的使命。當一位當地的基督教士問他：“上帝和天皇誰更偉大？”時，他毫無疑問地回答：“天皇。”有一個比上帝還高大的東西站在自己一邊，日本軍隊很自然地走了下一步--認爲戰爭，甚至包括隨之而來的暴力，能夠最終使日本及其受害者受益。一些人把暴行當做達到勝利的必要工具，這個日本的勝利能夠幫助所有的人，並在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下建立一個更好的華夏。這種態度也表現在那些無情地毆打學生和士兵的老師和軍官身上，他們在毆打時堅持認爲這全是爲了愛護。

或許正是鬆井石根將軍在試圖粉飾日本侵華行爲時總結了這種盛行的自欺欺人的“道德感”。在1937年去上海之前，他對支持者說：“我上前線並不是去與敵人戰爭，而是去撫慰（被打擊的）兄弟。”後來，他又談起入侵華夏：

日本和華夏之間的戰鬥一直是“亞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爭。……在那些日子裡，我一直相信這種戰鬥是幫助華夏人進行反思的一個途徑。我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爲憎恨他們，相反，我們太愛他們了。這正像在一個家庭中，當大哥對胡作非爲的小弟忍無可忍時，爲了使小弟行爲端正，不得不嚴責他。不管戰後歷史的進程如何，南京的暴行將永遠是人類的榮耀之中的一塊污跡。但使這塊污跡特別令人厭惡的是歷史並沒有爲這個故事寫下一個適當的結局。60年後，日本作爲一個民族，還在試圖埋葬南京的受難者——不是像1937年那樣葬於地下，而是要把他們埋葬在被歷史遺忘的角落。在這種無恥行爲的掩蓋之下，由於很少有人試著記錄併爲公衆系統地描述，南京大屠殺目前在西方幾乎無人知曉。

南京的暴行留給我們很多教訓，其中之一是：人類的文明是多麼淺薄。也有人認爲日本人是非常邪惡的——他們永遠是一個危險的民族。但在讀完幾箱關於日本戰爭罪行的材料，瀏覽了浩瀚的世界歷史中古代諸多暴行的記錄之後，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其說日本在二戰中的行徑是由危險的民族性所致，倒不如說是在一個脆弱的文化中，一個危險的ZF在一個危險的時刻將其危險的理論販賣到另一個與之看法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們應以慎重的態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闡明瞭人是多麼容易被鼓勵讓十幾歲的孩子泯滅天性，成爲可怕的殺人機器。

從南京暴行得出的另一個教訓是大屠殺中強權的作用。那些曾研究了歷史上大屠殺的人已經指出，ZF中的高度集權是致命的——只有某種意義上絕對的強權纔會製造像南京暴行這樣的慘劇。在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規模殺害（demo-cide）的泰斗．拉梅爾（democide是他杜撰的術語，包括了種族滅絕和ZF進行的大屠殺），完成了對本世紀和古甘暴行的系統、量化的研究，他引用著名的阿克頓勳爵（1834-1902，英國曆史學家。--編注）的一句話概括這個令人難忘的研究：“強權殺人，絕對的強權絕對地殺人。”拉梅爾曼現，一個ZF越是不限制其強權，它就越容易因其領導人自妄想或精神上陰暗的衝動驅使，向他國ZF發動戰爭。日本不是例外，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衆多暴行，如果不是難以避免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向專.制制度發展的結果，是由軍隊和皇族控制的強權驅動整個民族，實現少數擁有大權者的病：目標所導致的。

我們還有第三個需要汲取的教訓，它或許也是最慘重一個教訓。它存在於人們在接受屠殺上那種可怕的悠閒之中，它使我們大家都成爲難以置信的惡行的被動的觀衆。當年，南京的暴行曾佔據世界各地報紙的頭版，但就在南京全城喋血之時，大多數世人卻袖手旁觀。國際社會對南京暴行的反應竟與最近人們對波黑和盧旺達暴行的反應有著可怕的相似：在成千上萬的人令人難以置信地悲慘死去的時候，全世界只是在看著CNN的新聞，袖手旁觀。或許可以說，由於戰剛屠殺十分機密和迅速，美國和其他國家沒能及早地阻止納粹D人的“最後解決”，直到盟軍士兵解放了集中營，親眼看到那裡慘不忍睹的情形，很多人才開始接受有關報道的真實性。但對於南京的暴行和前南斯拉夫的屠殺，我們沒有這樣的藉口。南京暴行的消息曾赫然刊登在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報紙上，凡乎我們每個人的起居室裡也曾天天播放著波斯尼亞的暴亂。顯然，只要罪惡離我們遠得不足以對個人形成威脅，人性中一些扭曲的東西社會使最令人難以言說的罪惡在瞬間變成平常瑣事。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消極的態度面對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人拒絕爲他們在南京的罪行道歉，甚至拒絕承認發生過大屠殺，更有甚者，日本的極端分子還試圖在世界歷史中塗抹掉這一事件。要了解這種不公正的程度，人們只須比較一下日本和德國ZF在戰後的賠償就一清二楚了。雖然僅金錢本身不能使死難者復生，也不能磨去倖存者痛苦的記憶，但至少可以說明罪孽的元兇究竟是誰。

作爲賠償，德國ZF已至少支付了880億德國馬克，還要在2005年賠償200億德國馬克。@如果把所有的賠款加在一起，包括個人受難者賠償、財產損失賠償、撫卹性賠償、國家法定賠償、特別問題最後賠償，以及根據國際協定對以色列和16個其他國家戰爭損失的賠款，這些共計1240億德國馬克，摺合600億美元。日本人則幾乎沒有爲自己在戰爭中的罪行付出任何賠償。有一個時期，就連瑞士都拿出數十億美元補償戰爭中受到損失的猶太人的帳戶，而許多日本重要官員卻繼續相信（或是假裝相信）他們的國家從未做過任何應當賠償或是道歉的事。他們還詭辯說，他們的ZF被指責所犯下的許多暴行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那些確鑿的證據不過是華夏人和其他辱沒日本的人捏造出來的。

今天，日本ZF認爲所有的戰爭賠償事宜都已被1952年舊金山和平協定所解決了。但讀一下這個協定就會發現，問題是要擱置到日本經濟條件好轉之後再進行解決。協定第五章14款規定：“日本應向各盟國進行賠償已是共識。但是日本目前資源匱乏的情況也有目共睹，所以，須等其經濟復甦，再向各國的所有損失和痛苦進行徹底的賠償，並同時履行其他義務";。

冷戰時期最有諷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日本不僅躲避了賠償的責任，還從美國得到了數十億美元的援助，使其從美國的敵對國成爲經濟強國和競爭者。現在，亞洲人民十分關注日本人中軍國主義擡頭的跡象。在里根當政時期，美國幫助日本加強軍事力量--這引起了許多曾多年遭受日本戰爭侵略的民族的警惕。菲律賓外交部長、普里策獎獲得者、二戰期間麥克阿瑟將軍的副官卡洛斯·羅慕洛說：";忽視歷史的人更容易成爲歷史的受害者";。他對日本文化所激發的競爭性的民族精神有很深的理解：";日本人是一個執著的民族，也很有頭腦。在二戰末期，沒人能想到日本成爲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他們做到了。如果你給他們成爲軍事強國的機會--他們將真的會成爲軍事強國。";

但冷戰已經結束了，華夏正從封閉走向開放，並迅速發展起來，其他曾在戰爭期間受到日本欺凌的亞洲國家也在世界經濟競技場中崛起，能夠同日本相匹敵。在今後的幾年裡，人們會看到針對日本戰爭罪行的積極的大跨步行動。美國社會正在更民主地融入亞洲人。與他們密集於科技領域聽父輩們不同，年輕的華裔美國人和華裔加拿大人正迅速地擴大在法律、政治和新聞業中的影響--在北美歷史上，亞洲人很少在這些領域涉足。

公衆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大大地增加了。在90年代，出現了大量關於南京暴行以及關於慰安婦、日本用戰爭受難者進行醫學試驗和其他有關暴行的小說、歷史著作和報刊文章。舊金山的學校正計劃將南京的暴行納入課程表，華人地產商也已規劃了建立華夏屠殺紀念館的藍圖。

美國ZF已開始對社會活動家的要求作出反應，向日本施加壓力，迫使其面對戰爭的暴行。1996年12月3日，美國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戰犯的名單，禁止他們進入美國。1997年4月，前美國駐日大使沃爾特．蒙代爾對新聞界說，日本必須誠實地面對歷史。他希望日本爲其戰爭罪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的暴行成爲一項提案，不久將會進入美國衆議院。1997年春，議員們同人.權活動家一道起草了一項提案，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虐待美國和其他國豪戰俘，要求日本向戰爭受難者正式道歉和賠償。

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死亡人數究竟是多少？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當法官要求金陵大學美籍歷史學教授貝德士估計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時，貝德士教授回答說：“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我不知道從何說起……南京大屠殺涉及的範圍如此之廣，沒有人能夠對它進行完整的描述。”

華夏軍事專家劉方楚認爲有43萬人死於南京大屠殺。68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員以及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的檢察官認爲至少有30萬人遇難。69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的結論是，南京大屠殺的罹難者在26萬人以上。70日本歷史學家藤原彰認爲，死亡數字約爲20萬。71約翰·拉貝從未進行過系統的計算，而且他在大屠殺結束之前的1938年2月就離開了南京，因而他估計的人數只有五六萬人。72日本作家秦鬱彥認爲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在3.8萬~4.2萬人之間73，還有一些日本人甚至認爲死亡人數只有3000人。741994年，從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曾爲日本所有）發現的一份檔案資料表明，1938年1~3月，僅僅一個負責掩埋屍體的小隊就在南京處理了3萬具屍體。

在有關統計數字方面，或許沒有人比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家孫宅巍所做的研究更徹底。他在1990年發表的學術論文《南京大屠殺與南京人口》中指出，根據人口普查報告，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南京的人口超過100萬。根據華夏檔案資料、華夏軍官的回憶錄以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南京分會的報告，孫宅巍得出結論認爲，在日軍佔領南京期間，南京至少有50萬名常住居民（其餘的都已逃離南京），加上9萬名華夏軍人和數萬名流動人口，當時南京的總人口在60萬人左右，或許甚至高達70萬人。

孫宅巍在另一篇論文中就死亡人數做出了自己的估計。南京市檔案館以及華夏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檔案中保存了許多由個別家庭、當地慈善機構以及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日本人控制的華夏傀儡政.權）77所提交的埋屍記錄。孫宅巍在仔細研究這些記錄的基礎上，發現南京的慈善機構至少埋葬了185000具屍體，羣衆個人至少埋葬了35000具，由日軍控制的華夏地方ZF埋葬了7400多具（有些埋葬記錄非常詳細，涵蓋死者性別以及掩埋地點等諸多內容）。僅僅根據華夏的埋葬記錄，孫宅巍估計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就超過227400人。

然而，如果將一名日本戰犯供述的情況也考慮在內的話，這一統計數字還會大大增加。這份驚人的供述比孫宅巍的論文早了近40年。1954年，在遼寧省東北部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等待審判時，一名日本陸軍少佐太田壽男提交了一份長達44頁的報告，其中供述了日軍曾採用焚燒、傾倒和掩埋等方式大規模處理屍體。大部分屍體來自南京西北部靠近江邊的下關地區。在江邊，日軍在每艘船上堆放50具屍體，然後將船開到江心，把屍體投入江中。他們還用卡車將屍體運到其他地區進行焚燒或掩埋，以此毀滅南京大屠殺的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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