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國有企業由來已久，到了現代社會，國企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二戰後，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都相繼組建了相當數量的國企，其中，以社會主義國家爲最，並視爲立國之本。蘇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令世界矚目的巨大成就，這對我國經濟體制的選擇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舉的局面下，國家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低，產業基礎薄弱，很多行業是空白，形勢決定了中國只能實行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在此基礎上進行工業化建設，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工業體系，擁有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才能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國的經濟力量，爲大規模經濟建設創造各種有利條件。

經過建國初期的起步和發展，以下幾部分組成了基本的國營企業陣容：一是1949年國民黨政府逃到了臺灣，它帶不走的產業就被沒收。二是在經過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幾乎所有的民族工商業都是通過“公私合營”而變成國有企業。三是將以前很多集體所有制企業，升級過渡爲全民所有制企業。而其中不少經濟效益較好、能爲地方經濟做出貢獻的，就被國有企業收編。四是國家投資開辦的新企業。

建國後的國企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形成的，建國初期國家爲了加速工業現代化，面對國內基礎薄弱和國際反華勢力在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等諸領域嚴密的包圍封鎖甚至戰爭威脅，在一無外債、二無內債的情況下開始了工業化進程。爲此，國家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實行政府高度介入工業化的模式。翻身解放的廣大工農大衆當家做了主人，

深深地感到沒有國家便沒有小家，沒有強大的工業化就沒有國家的繁榮富強更沒有小家的幸福安康。因此，他們忘我勞動無私奉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家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經過多年的國家建設和不斷的財富積累，工業取得了讓世界矚目的高速發展。

首先，在改革前的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大約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在1979～1994年的16年間，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從農民那裡提取農業淨剩餘約12986億元；從1979～1997年，國家從農村徵收了2.7億畝土地，用於城區擴容、修路、建工廠和開發區。其次，產業工人實行高積累低工資的福利型工資分配製度，他們創造的剩餘價值許多都被用於國家建設。

在改革開放前，工農大衆對國家的無私貢獻，鑄就了共和國今天的國企。這是我國區別於西方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特色”。

當然，由於國家在建設強大工業的同時面對的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層層封鎖和戰爭威脅，基於戰略上的考慮，當時在工業產品結構、經濟結構和工業佈局上主要注重了重工業和軍工工業。而國企則嚴格按照國家計劃生產，產品由國家計劃調撥和統購包銷，雖然由此形成的工業和農業結構不夠合理併爲以後的國企面向市場和體制改革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完全是一種歷史性的必然選擇。

由於全國人民不斷的無私投入，國企得到了突破性發展。1952年，工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佔64%；到1975年我國工農業比例則飛躍性地上升爲工業佔國家經濟生產的72

%，農業則僅佔28%了。也就是說，在短短20多年，我國在極爲惡劣的環境下，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進程。以至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評論說：“曾經長期被輕蔑爲‘東亞病夫’的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小於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他同時讚道：“毛澤東的那個時代……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

因此，面對中國國企的艱難歷程和空前發展，我們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並要永遠記住：國有資產不僅是工農大衆的血汗積累而成，更是國家的執政之本和強國之本。沒有全國工農大衆犧牲“小我”的無私奉獻，就沒有強大的國有資產，就不可能完成工業化進程，就不可能在短短不到30年時間走完別的國家需要100年甚至200年才能走完的路。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一個事實，在經過多年的國企發展後，由於先天和後世的種種原因，導致國企發展出現了曲折。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企業權力過於集中，經營沒有自主權，政企職責不分，又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經營效率低下，嚴重虧損，債臺高築，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局面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本來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使國民經濟的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倒退。

可以說，在此形勢下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再適用於我國經濟發展，國有企業也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刻。於是，當中國的計劃經濟之路到1978年走到盡頭之後，國企改革就勢在必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