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序曲

只知“紅軍不怕遠征難”，怎能不知爲哪般。皆知紅軍長征兩萬五得勝利，熟知長征緣起？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進行的壯舉，同時也是一次艱苦卓絕的遠征。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共工農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在長征之前，曾發生過什麼事？離開創建好的根據地，紅軍的路在何方？

中央蘇區紅軍反“圍剿”

在毛澤東、朱德的率領下，紅四軍於1929年初離開井岡山，向閩西、贛南地區，進行大規模轉戰。不久後，紅四軍與突出重圍的紅五軍主力會合，共同向閩西地區進發。同年年底，紅軍在軍事上逐漸取得優勢，贛南、閩西地區相繼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大力發展地方武裝。

1930年中旬，贛西南、閩西兩地的紅軍整編爲紅1軍團，共計2萬多人。隨後，駐紮在湘鄂贛邊根據地的紅五軍和紅八軍整編爲紅3軍團。兩個月後，紅1軍團與紅3軍團大規模整編，組成紅軍隊伍中最具戰鬥力的隊伍——紅一方面軍，由毛澤東擔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朱德擔任總司令。這支隊伍也被稱爲“中央紅軍”。同年10月，中央紅軍攻克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中央革命根據地初見雛形。

隨著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革命的種子播撒向人民，革命之花開遍全國。中央紅軍隊伍不斷擴大至7萬餘人，連帶地方武裝幾近10萬人。

然而，紅軍落腳江西，建立革命根據地，竟成了蔣介石的“眼中釘”。

1930年10月，蔣介石集結各方兵力，下令對紅軍所在根據地展開大規模“圍剿”行動。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國民黨軍把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一方面軍作爲“圍剿”的重點，接連展開了三次針對性的“圍剿”。

面對蔣介石步步爲營的“圍剿”行動，中央紅軍沉著應戰，採取了“誘敵深入”等戰術，衝破敵人的包圍圈，順利地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前三次“圍剿”。

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不但使曾經誇下海口，要在半年內徹底消滅紅軍的蔣介石啞口無言，還促使了贛南、閩西地區根據地的融合，形成了總面積爲5萬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其中，包括21座縣城，居住人口達250萬人。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連續三次反“圍剿”勝利的同時，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在反“圍剿”鬥爭中也取得了勝利。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爲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隨後，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擔任主席，彭德懷、王稼祥擔任副主席。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各革命根據地革命形勢發展迅猛。

但好景不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不久，“左”傾錯誤逐漸在中央及各根據地佔據了領導地位。

1931年初，黨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錯誤主義開始了在黨內統治，時隔不久，黨領導成員發生了較大變動。王明動身前往莫斯科，周恩來被派往中央根據地，從蘇聯留學歸來的博古接替王明的職位，成爲中共中央總負責人。

博古與王明的思想如出一轍，過分低估了敵人的能力，沒有意識到紮根農村的重要性，執意放棄搞游擊戰，主張與敵人“硬碰硬”。很快，這種“左”傾冒險主義思想被宣傳到根據地各處。毛澤東強調要認清敵我形勢，不要貿然攻打中心城市。然而，這些觀點卻被認爲是“狹隘經驗論”、“右傾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不僅如此，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中的職位被撤銷，身份一落千丈，在黨內備受排擠。

1932年底，蔣介石捲土重來，調集重兵，對中央根據地展開又一輪“圍剿”。此次反“圍剿”鬥爭中，周恩來和朱德一再堅持以前的戰鬥經驗，沿用“誘敵深入”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由朱德親自指揮作戰。最終，中央紅軍在與敵人第四次交鋒中險勝。

前四次“圍剿”的失利，令蔣介石暴跳如雷。1933年，他不惜出動50萬兵力，調配上百架飛機，親自指揮作戰，對中央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第五次“圍剿”行動。

自此，中央紅軍開始了長達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更新了戰術安排，採用“持久戰”和“堡壘戰”等戰略，並且阻隔了中央根據地的經濟來源，封鎖了道路交通，目的是徹底摧毀中央革命根據地。

此時的中央紅軍共有8萬餘人，如若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和轉移措施，憑藉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經驗，繼續衝破敵人的包圍圈並非難事。但是，當時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對正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不甚瞭解，對農民革命也是知之甚少。他始終堅持“左”傾冒險主義，認爲前四次反“圍剿”中的“游擊戰”和“運動戰”同屬“遊擊主義”，而是堅信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將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權全權交給了李德。

在對中國革命戰爭始末並不瞭解的情況下，李德開始掌管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大權。他首先提出摒棄“誘敵深入”戰略，主張紅軍全面出擊，用“雙拳作戰”、“短促突擊”，預期達到“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效果。

在得知黎川失守後，李德下令收復黎川，派遣紅一方面軍冒險進攻。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內，紅軍進攻數次，不但未能攻佔黎川，而且損失慘重。

在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指揮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初期一直處於劣勢。他們不但沒有總結教訓，還氣急敗壞地把失敗的責任推向其他人。曾失守黎川的肖勁光不免成了“替罪羊”，被送上最高軍事裁判法庭，判刑五年。

時隔不久，中央紅軍看到了一線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國民黨內部產生分裂，第十九路軍的將領聯合國民黨內部人員開始“反蔣”，在福州發動“福州事變”，併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對外宣稱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徹底決裂。

蔣介石“後院起火”，他很快把注意力從“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轉移到鎮壓“反蔣”勢力上，並抽調部分兵力鎮壓第十九路軍。用於“圍剿”紅軍的兵力大大減少，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危機也隨之減小。

此時，正是中央紅軍反守爲攻的絕佳時機。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人獻計獻策，希望能借此機會與原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共同協作，扭轉當前局勢，使中央革命根據地轉危爲安。

博古和李德沒有采納毛澤東等人的意見。兩人固執地認爲，國民黨第十九路軍是在上演一場“鬧劇”，或者說是一種欺騙行爲，不願與之建立統一戰線。

最終，國民黨第十九路軍沒能抵抗住蔣介石的武力鎮壓，剛剛建立起來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草草終結。之後，蔣介石再一次把戰鬥重心轉回中央革命根據地，企圖將紅軍置於死地。

1934年4月，國民黨軍大舉進攻廣昌。自此，廣昌保衛戰正式拉開帷幕。

此時，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進入白熱化階段。面對國民黨軍的瘋狂進攻，紅軍戰士浴血奮戰，秉承“武裝保衛赤色廣昌，不讓敵人侵佔蘇區寸土”的堅定信念，擊退了敵人的前兩次進攻。

敵人兩次進攻失敗後，很快調轉槍口，由東向西轉變作戰方向，準備鉗制紅軍主力部隊。得知敵人改變戰略，博古、李德不爲所動。他們愚昧地認爲構造好的防禦工事可以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炮，一直閉口不談轉移陣地，或是改變策略的問題。

4月底，敵人開始集合武力資源，並調配數十架飛機和一個炮兵旅的兵力，會攻廣昌。

在敵人的重火力攻擊下，李德眼中的牢固工事不到半天時間，已被夷爲平地，駐守在工事中的戰士大量陣亡。隨後的幾次進攻中，紅軍拼盡全力卻沒能挽回失敗的結局。此次廣昌保衛戰，紅軍傷亡人數多達5093人，殲敵人數只有自身損失的一半數量，成爲紅軍幾次反“圍剿”中的最大敗筆。

廣昌保衛戰失利，不懂軍事的博古和不懂變通的李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彭德懷再也無法抑制心中的怒火，與李德爭辯起來。兩人吵得面紅耳赤，彭德懷毫不留情地指出李德只會“紙上談兵”，使紅軍苦心建立起來的根據地接連失守，簡直是“崽賣爺田心不痛”。

然而，紅軍將領的指責並沒有改變博古和李德的想法。他們仍舊固執己見，堅持展開建寧保衛戰。國民黨軍進行“堡壘戰”，李德下令採取“堡壘對堡壘”的作戰方式予以應對。這樣一來，紅軍無疑再一次與敵人展開了

“消耗戰”。

1934年5月，兵力、武器都不能與敵人正面抗衡的紅軍，加之錯誤的戰略指揮，最終被迫撤離建寧城。此時，從龍岡、廣昌、建寧、泰寧、明溪（今歸化）、永安、連城到筠門，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大部分已經被敵人佔領。

在根據地頻頻失守的情況下，博古、李德依然存在僥倖心理，集合中央紅軍主力部隊以及地方武裝，採取“兵分六路”、“全面抵抗”的戰略措施，力求挽回殘局。但是，博古、李德終究作繭自縛。紅軍沒能有效地鉗制住敵人，反而加劇了敵軍的反攻進展，使自己陷入被動。

紅軍前後經歷了五次反“圍剿”，由勝利到失敗。至此，博古、李德才恍然大悟，不再主張死守根據地，計劃進行戰略轉移。

從“轉移”到“長征”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中央革命根據地只剩瑞金、會昌、於都、興國、寧都、實化、寧化、長汀及其周邊狹窄地帶，紅軍撤離蘇區已成定局。

如何實行戰略轉移？向哪裡轉移？……解決這些問題成了當務之急。爲此，黨內成立了最高“三人團”，由博古、李德、周恩來負責此事。三人中，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實施工作。

紅軍最初的計劃是做一次戰略大轉移，只是準備前往湘鄂西，與紅2、6軍團會合，在那裡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至於走多遠並沒有定數，更沒有將“長征”列入計劃。對此，李德提出，戰略轉移計劃要封鎖消息，只在最高“三人團”中進行討論。他單純地認爲，紅軍的戰略轉移屬於突然行動，不讓消息擴散纔是成功轉移的關鍵。所以，紅軍戰士們對準備離開蘇區的事情全然不知，甚至連彭德懷、李維漢這樣的紅軍高級將領和黨內高級幹部也不知內情和詳細計劃。

紅軍轉移計劃一經確定，各項準備工作開始實施。首先是擴紅計劃，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充紅軍隊伍，除了把地方武裝整編到紅軍隊伍中來，還動員根據地的青年參軍，相繼建立了8軍團、34師等。其次是武器彈藥的準備工作，蘇區內的幾個小型兵工廠加班加點，趕製手榴彈和子彈。再次是對蘇區內的幾所學校進行軍事訓練，培養一批掌握衛生、通訊等知識的基層人才，調配到紅軍各個軍團中。最後是從不同渠道獲取糧食、武器和彈藥，被服廠也在加緊趕製大量軍裝等。

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逐步加快，蘇區中央政府隨之將紅軍的工作進展見諸報端：

1934年5月5日，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發表社論《五次戰役第二步的決戰關頭和我們的任務》，提出“一切服從戰爭”、“一切爲著前線上的勝利”等口號。

19日，繼續發表《中共中央給各級黨部黨團和動員機關的信》，提出“爲三個月超過五萬新的紅軍而鬥爭”的要求。

25日，《紅色中華》刊登了中央組織局主任羅邁（即李維漢）關於半個月來擴大紅軍的談話，指出未能完成原定計劃的四分之一，號召“爲無論如何完成紅5月擴大二萬七千名紅軍而奮鬥”。

28日，《紅色中華》再次發表文章，《加緊突擊，無論如何要完成二萬七千人！》，直至6月初，中央軍委總動員宣佈，5月擴紅運動已經超額完成任務，擴充人數達三萬人。

7月5日，《紅色中華》刊登文章《動員二十四萬擔糧食是目前我們第一等的任務》。文章強調“必須收集五萬條被單來給紅軍”、“必須及時地準備冬衣”等。

8月20日，《紅色中華》報道了6、7月份紅軍籌款的各項工作內容，並公佈“中央財政部的新的籌款計劃：9、10、11三個月籌款八十萬元”。

……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軍隊在華侵略的步伐越邁越大。紅軍準備大面積轉移的同時，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中革軍委相繼派出兩支先遣隊，進行北上抗日，同時也試圖爲中央紅軍轉移做策應。一支是紅軍第7軍團，尋淮洲任軍團長，樂少華任政治委員，粟裕任參謀長，劉英任政治部主任。紅7軍團從瑞金出發，向閩浙贛方向挺進。另一支是紅軍第6軍團。蕭克任軍團長兼第17師師長，王震任軍團政治委員兼第17師政治委員，李達任軍團參謀長，張子意任軍團政治部主任；龍雲任第18師師長，甘泗淇任第18師政治委員。紅6軍團突圍西征，向湖南方向進發。

中央做出的一系列舉措，使戰士們開始預感到即將出現的戰略轉移。直至9月底，張聞天在《紅色中華》發表了《一切爲了保護蘇維埃！》的文章，才正式揭開戰略轉移的“神秘面紗”。文章中寫道：

“爲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在蘇區內求得同敵人的主力決戰，然而爲了同樣的目的，我們分出我們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敵人的遠後方，在那裡發動廣大的羣衆鬥爭，開展游擊戰爭，解除敵人的武裝，創造新的紅軍主力與新的根據地……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地放棄某些根據地與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

毛澤東得知戰略轉移的消息後，立刻召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各部領導人，對大家說：“我要強調兩點：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強信心；第二，要把善後工作做好，使留下來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鬥爭，更好地聯繫羣衆。”

紅軍在確定撤離根據地時，中央決定讓一部分人繼續留守，並設立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陳毅就在留守人員的名單之中，他在一場戰鬥中身負重傷，正在於都醫院治療。那麼，陳毅是如何得知自己將繼續留在蘇區的呢？

紅軍戰略轉移前夕，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前往於都醫院探望陳毅。周恩來邁步進入病房，關切地問道：“陳毅同志，身上的傷好些了嗎？”

陳毅搖了搖頭，低聲說：“在這裡住了一個多月了，還沒好利索，真讓人著急啊。”

緊接著，陳毅問道：“剛纔聽到外面動靜很大，是不是部隊有什麼行動？”

“我正要告訴你一些事情呢。”

“到底出了什麼事？”

“陳毅同志，現在我軍的形勢你很清楚，根本沒有勝算。中央決定從蘇區撤離，到別的地方重建根據地。”周恩來接著說：“這次的轉移計劃預計在8萬多人，同時，也決定留守3萬餘人，其中包括你和項英同志。你願意嗎？”

“中央？”陳毅提高了嗓門，“現在的中央無非是博古和李德兩個人說了算，讓我這麼一個受傷的人留下來繼續鬥爭，不就是在這裡等死嗎？”

說完，陳毅意識到自己有些偏激，一改語氣：“爲什麼偏偏讓我留下來？”

“現在你尚未痊癒，還不能進行長途跋涉，更何況你既懂軍事又會打仗，和項英同志共同領導隊伍繼續鬥爭，再合適不過了。留下來的人中，三分之一是傷病員，這樣的隊伍不好帶，只有你才能擔得起這份重任。項英同志剛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就表示‘主力部隊很快就會凱旋歸來的。’選擇讓項英和你留下來，也是組織對你們的信任。”

周恩來的話，讓陳毅回想起自己與毛澤東、朱德從井岡山來到江西，創建中央蘇區的一幕幕情景。對於蘇區的建立、發展和壯大，陳毅付出了汗水和鮮血，這裡的一草一木都是那麼的熟悉。如今，要留在這裡，保護這片殘缺的蘇區，陳毅堅定了信心。他肯定地說：“我同意留下來！主力部隊安全撤離以後，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務。”

周恩來繼續向陳毅介紹情況：“主力紅軍出發後，中央蘇區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你和項英、賀昌、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等人負責中央分局。項英任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龔楚任參謀長，賀昌任政治部主任。同時，還會成立中央政府辦事處，你擔任主任，副主任是樑柏臺。其他留守的人還有瞿秋白、何叔衡、陳潭秋等人。”

周恩來見陳毅臉上浮現出一絲擔憂的神情，問道：“你們接下來的處境會很危險，而且困難重重，你對未來怎麼看？”

陳毅思索片刻，語重心長地說：“如今，敵強我弱，最好的辦法恐怕是上山打游擊。”

就這樣，陳毅接受了中央的安排，與紅軍第24師、當地武裝隊伍和大批傷員，留守在蘇區，準備與敵人周旋。

10月9日，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賀昌聯合發佈《紅軍總政治部政治指令》，明確指出：“在突破敵人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戰鬥中，政治委員與政治部必須保證由政治上最強的部隊擔任偵察、警戒與後衛任務。政委與政治部，必須正確地估計到由陣地性質的戰鬥，突然轉變到長途行軍與運動戰的時候，可能發生的恐懼、遲緩、

不慣行軍、大批落伍、失掉聯絡、拋棄武器和疾病現象，必須先採取有效地克服辦法。”

同日，紅1、5、8、9軍團分別向瑞金、於都、會昌等地集結。紅軍戰略轉移迫在眉睫，緊張的編隊工作開始了。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被整編兩個野戰縱隊。第一野戰縱隊是總指揮部，代號“紅星”，由紅軍總部直屬部隊、幹部團和各學校組成，葉劍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鍾偉劍任參謀長，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戰縱隊的代號是“紅章”，由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衛生部、供給部、總工會、青年團、擔架隊組成，李維漢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發任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張宗遜任參謀長，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

其他各軍團的工作安排是：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率領第1軍團，代號“南昌”，居左翼；緊隨其後的是第9軍團，由軍團長羅炳輝、政治委員何長工率領；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率領紅3軍團，代號“福州”，居右翼；後面是第8軍團，由軍團長周昆、政治委員黃蘇率領。四支軍團分別從左、右兩側，掩護一、二野戰縱隊前進。第5軍團由軍長董振堂、政治委員李卓然率領，擔任守衛，最後撤離。

臨行前，中央下達了訓令：目前我們正處在緊急轉變的關頭，英勇無敵的紅軍，正擔負著重大的軍事和政治任務。在戰鬥上，正由短促突擊的陣地戰轉到廣大區域的運動戰；在行軍上，正由蘇區轉到長途行軍與作戰的白區，首先打擊正面敵人，突破敵人封鎖線。

10月10日，在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的率領下，第一、二野戰縱隊同紅軍第1、3、5、8、9軍團，共計8.6萬餘人，按照原定計劃從江西瑞金等地出發。毛澤東和王稼祥因傷，被安排在軍委縱隊中，坐擔架同行。

對於中央紅軍臨時戰略轉移的事實，遵義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作了客觀評價：

“我們突圍的行動，在華夫（李德）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堅決於戰鬥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正因爲如此，所以這種巨大的轉變不但沒有依照國際指示，在中央幹部中與紅軍指戰員中進行解釋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把數百萬人的羣衆行動的政治目標，認爲不是重要的問題。在主力紅軍方面，從蘇區轉移到白區去，從陣地戰轉移到運動戰場去，不給以必要的修養兵力與整頓訓練，而只是倉促的出動。關於爲什麼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的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因此在軍事上，特別在政治上，不提高紅軍戰士的熱情與積極性，這不能說不是嚴重錯誤。”

事實上，紅軍大舉遷離長江以南的各革命根據地，主要以中央紅軍（第一方面軍）爲首，其他各部隊分別是紅二十五軍、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

1934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近3000人，退出鄂豫皖蘇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向陝甘蘇區的戰略轉移，成爲了第二支開始長征的隊伍。次年9月與上述根據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爲紅15軍團。

1935年5月初，紅四方面軍撤離川陝蘇區，由彰明、中壩、青川、平武等地出發，向岷江地區進發，開始長征。

最後一支長征隊伍是紅2、6六軍團。1934年10月，紅2、6軍團在貴州印江木黃順利會師。紅2軍團爲紅6軍團調配了馬匹、糧食和彈藥，使轉戰千里的紅6軍團得到了補給。同樣，紅6軍團也從內部抽調了幾十位幹部，支援紅2軍團的工作。從此，紅2、6軍團合編爲紅二方面軍。用賀龍的話說“2、6軍團會師是團結的，六千多人，六千多個心，可是大家團結得像一個人，要怎麼走就怎麼走，要怎麼打就怎麼打。”

1935年11月19日，紅二方面軍從湖南桑植劉家坪等地出發，踏上了漫漫長征路。

突破敵人封鎖線

1934年10月10日晚， 中央紅軍陸續從瑞金的田心、梅坑等地出發。

回望四年前，紅軍把井岡山的星火帶到瑞金，使蘇區從最初的小範圍，擴大到湘、贛、閩、浙四個省，擁有兵力10萬餘人。在蘇區的四年中，紅軍打土豪、分田地，與當地的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今，就要離開用鮮血和汗水換來的土地，戰士們深感不捨。

夜幕下，蘇區的羣衆自發組織起來，爲紅軍送行，依依惜別的場面感人至深。人們爲紅軍送來親手編制的草鞋、自家種的蔬菜，還有人幫紅軍挑擔子、運行李。一位老人緊緊握住戰士的手，淚灑衣襟。

隨著紅軍隊伍的漸漸遠去，人們輕聲唱起了《送別歌》：

送紅軍到河邊，

江上穿呀穿梭忙。

千軍萬馬渡江去，

千萬百姓淚汪汪。

恩情似海不能忘，

紅軍啊，紅軍！

革命成功早回鄉！

濃濃的軍民之情魚水情。

10月16日，中央紅軍各部隊順利集結於雩都河北岸。中革軍委頒佈《野戰軍渡河計劃》：各部隊分別從雩都、花橋、潭頭圩、賴公廟、太坪心、峽山圩等十個渡口南渡雩都河。

中央紅軍先後渡過雩都河後，來到了國民黨南路軍的所在地。這是紅軍長征開始時，遇到的第一道封鎖線，有“鋼鐵封鎖線”之稱。

“鋼鐵封鎖線”由碉堡羣鑄成，堅不可摧，當地百姓都叫它“烏龜殼”，此時，正由國民黨內素有“南天王”之稱的陳濟棠鎮守。與這樣的封鎖線對壘自然是兇多吉少。爲了能夠順利闖過這道關卡，紅軍早有準備。

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時，已然得知陳濟棠與蔣介石之間存在矛盾。表面上，陳濟棠對蔣介石言聽計從，心中卻另有他念。紅軍正是利用陳濟棠的思想變化，在撤離蘇區之前，派遣何長工、潘漢年找到粵軍代表，進行秘密談判。

經過數天的談判，雙方最終達成協議：

1.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

2.互通情報，用有線電通報；

3.解除封鎖；

4.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

5.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陳部撤離40裡，讓紅軍通過。紅軍只借道西行，保證不入廣東腹地。

在確定陳濟棠執行“協議”後，中革軍委果斷做出決定：中央紅軍由王母渡、韓坊、金雞、新田地段突破粵軍的封鎖，向湘南前進。

10月21日，紅軍開始突圍。粵軍在陳濟棠的指示下稍作進攻，而後改爲防守，最後徹底退讓，使紅軍順利衝出所謂的“鋼鐵封鎖線”。

紅軍衝破第一道封鎖線後，渡過桃江，繼續向西進發。

蔣介石得知紅軍突破封鎖線後，立刻召集軍中高級將領，商量對策。楊永泰分析：“接下來，紅軍很有可能渡過金沙江，進入川西。”蔣介石說：“這是石達開走的死路。他們走死路幹什麼？如走此路，消滅他們就更容易了。”

後來，蔣介石幾經查實，確認紅軍已向湘西轉移，立即派兵在湘粵邊境的汝城、仁化、樂昌之間設下了第二道封鎖線。

11月初，彭德懷紅3團率先到達汝城城口，準備攻破敵人的封鎖線。戰鬥期間，彭德懷親自調整炮火的位置，接連命中敵人的碉堡。幾番激戰過後，紅軍明顯佔據優勢。彭德懷高舉手槍，大聲喊道：“衝鋒！”

隨著彭德懷一聲令下，紅軍戰士奮不顧身地衝向敵軍，攻佔了城口，打破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

在繳獲了敵人大量煤油和彈藥後，紅軍日夜兼程，繼續西行。

此時，蔣介石已提前下令，加強樂昌、郴縣、宜章、臨武間的原有工事，構成第三道封鎖線，企圖阻截紅軍的道路。

見此情形，中央軍委下令：先於敵人佔領九峰山——粵漢路以東十多公里的制高點。隨後，在紅4團和紅5團的掩護下，中央縱隊和紅9團順利通過延壽，朝著宜章方向前進。

早在1928年，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在郴縣、宜章地區就掀起過紅色浪潮。當地百姓在紅色政權的影響下，積極投入革命，加入了紅軍。如今，得知紅軍再次來到宜章，羣衆的熱情絲毫未減。他們紛紛找來工具，挖戰壕、建工事，有的還砍下樹枝製成梯子，幫助紅軍攻城。

守城的官兵見紅軍勢不可擋，加之當地百姓支援，嚇得丟下武器，趁著夜色棄城而逃。第二天黎明，宜章縣城的城門被一擁而開。紅軍輕而易舉地進入宜章，攻破了敵人設下的第三道封鎖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