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順軍的攻克北京和崇禎帝的自盡，標誌著明王朝的覆亡。三月二十九日，即在北京失守十天之後，消息就傳到了江蘇淮安。四月初八日，淮安巡撫路振飛根據(jù)塘報向當?shù)毓偌澬麃蚜司熓氐闹卮笞児省＿@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淮安距留都南京不遠，南京六部等高級官員雖然很快得到了北京陷落的消息，卻由於對崇禎帝和他三個兒子的下落不明，不敢輕舉妄動，他們嚴密封鎖消息，“禁訛言”，內心裡卻焦急不安。
另一點是北京失陷的消息傳到淮安時，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以及周王、恆王都因逃難泊居於淮安城西湖咀。朱由崧和朱常淓也必然想到這一事件對自己的前途可能發(fā)生的影響。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帝國的首都，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以後，南京作爲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與北京相對應的中央機構。這種兩京制度的特點是：皇帝和內閣大學士等決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門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權力機構；南京各衙門多爲虛銜，公務清閒，任職官員被稱爲“吏隱”，但地位一般不低於北京相對應的衙門官員。在留都握有實權的是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jiān)和提督南京軍務勳臣。
朝廷既已全部覆亡，作爲留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這裡當政和在籍的大臣如雷轟頂，頓時亂成一團。
對於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立君。由於崇禎帝的三個兒子都被大順軍俘獲，未能逃出北京，在沒有直系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勳貴、太監(jiān)和擁兵自重的將帥就在擁立哪一位藩王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勾心鬥角的爭執(zhí)。
以血統(tǒng)親近而言，崇禎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鈞的兒子還有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孫子還有福王朱由崧（瑞王朱常浩原封漢中，李自成軍入陝他逃至四川重慶，甲申六月被大西軍處死）；神宗兄弟的兒子則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倫序觀念，自然應該首先考慮福王、桂王、惠王。
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處於優(yōu)先地位，這是因爲：第一，三親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長；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終弟及”（實際是弟終兄及）繼統(tǒng)更爲適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禎十六年（1643）張獻忠部進入湖南時逃往廣西，距南京較遠，福王卻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倫序和地理上佔了明顯的有利地位。
在這裡，我們應當特別注意東林—復社中一些骨幹人士在繼統(tǒng)問題上所起的惡劣作用，他們的一些偏見深入人心。事實上，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tǒng)，如淮撫路振飛“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
然而，江南士紳中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狹隘私利出發(fā)，強烈反對由福藩繼統(tǒng)，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備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曆到天啓朝廷上圍繞著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鄭貴妃有關，何況正是由於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和鄭貴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親）爲太子的圖謀才化爲泡影。因此，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
在籍禮部侍郎錢謙益當時被視爲東林黨魁，他兩次從原籍常熟趕往
南京，以“立賢”爲名，到處遊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錢謙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等人。一度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史可法是傾向於東林黨的人物，他內心裡對擁立福王有所顧忌，但又認爲應該按倫序迎立神宗的子孫。
經(jīng)過反覆考慮，他暗自決定前往浦口（現(xiàn)在江蘇省南京市下轄的一個區(qū)）同鳳陽總督（爲崇禎十四年鎮(zhèn)壓農民起義設立的一個臨時總督職位。朱大典任首位總督，此後高鬥光，詹兆恆、馬士英繼擔任。下轄鳳陽、安慶、湖廣等地。）馬士英商量在桂王與福王之中選定一人。（鳳陽縣是安徽省滁州市下轄的一個縣）。史、馬密商的結果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
至於惠王朱常潤不在議立之列是因爲他迷信佛教，不懂世事。第二天，史可法親自寫信給南京高級官員說明定策意見：“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遺議也，乃舍而立桂也。
其潞藩則仿古兵馬元帥之制暫借統(tǒng)兵馬。”南京的官紳對於這個折中方案比較滿意，由南京禮部準備乘輿法物前往廣西迎接桂王。就在這一關鍵時刻，馬士英由浦口回到鳳陽，突然得到報告守備鳳陽太監(jiān)盧九德勾結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決定擁立福王朱由崧。
這裡有幾點值得注意：一、盧九德在萬曆末年曾在宮中爲老福王朱常洵服役，由他出面聯(lián)絡三鎮(zhèn)當出自朱由崧的幕後策劃。李清記載：“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協(xié)謀擁戴。劉澤清素狡，先附立潞議，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傑等。”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的積極參與擁立顯然是爲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三、史可法之所以要親赴浦口同馬士英會商，正是因爲士英身爲鳳陽總督，直接節(jié)制著高、黃、劉等總兵，藉以取得軍隊支持。不料變生意外，馬士英眼看手下大將全部自行投向福藩，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達成的協(xié)議，自己只會被駕空、被淘汰，權力的慾望使他顧不上什麼信義，抓住時機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史可法還矇在鼓裡，繼續(xù)寫信給馬士英申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馬士英既已改變初衷，參加擁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來信等於直接指斥行將即位的皇帝，把權力的劍柄交到了馬士英手裡。
馬士英立即以鳳陽總督和三鎮(zhèn)名義正式致書南京守備太監(jiān)韓贊周宣佈擁立福王朱由崧。當南京各大臣被韓贊周邀請到家中傳閱馬士英的書信時，雖然不少人感到震驚，但是他們既無兵權，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憑藉，只好違心地表示同意。
當時江南東林黨人在朝、在野的勢力很大，他們中間的骨幹分子以“立賢”爲名主張捨棄神宗嫡系子孫而擁立穆宗之孫潞王朱常淓，後來的事實證明朱常淓並不“賢”，他們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確保崇禎時期東林—復社黨人在政治上的操縱權，特別是如果潞王以較遠的宗支而被迎立，錢謙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飛黃騰達。一度處於權力中心的史可法優(yōu)柔寡斷，設想出擁立桂王的折中方案，以爲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福可以滿足東林黨人反對立福藩的願望，又帶著這個方案親赴浦口同掌握實際兵權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自以爲事出萬全。
結果風雲(yún)突變，無論他主張擁立的仍是神宗嫡系，在朱由崧眼中他始終是反對自己黃袍加身的重要人物。就當時情況來說，帝位候選人桂、惠二親藩離南京較遠，福、潞二藩近在淮安，（是位於江蘇省中部偏北的一個地級市）史可法既然主張按照倫序迎立，就應該當機立斷，把顛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接來南京繼統(tǒng)。
這樣，朱由崧必將對他刮目相看，馬士英和四鎮(zhèn)也沒有可乘之機。當初私下醞釀立君人選時，史可法曾經(jīng)對姜曰廣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這表明史可法知道落魄之中的福王只要爬上皇帝的寶座，享盡人間富貴就心滿意足，在這樣一個同“察察爲明”的崇禎帝截然相反的庸主下，朝廷大政必然落在自己這幫“君子”手裡。可是，史可法的這句話一傳出去，“擁潞者聞之大譁。以詢諸紳，又頗於福推惡。可法於是引避不言矣”。
古語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史可法多少有點門戶之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點是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八方妥貼，最後落得個事與願違。
在隨機應變上，史可法顯然不是馬士英的對手。當史可法在南京被擁潞、擁嫡各派人士弄得左右爲難時，特約馬士英會商於浦口，推心置腹地談了各方面的紛爭和自己的折中意見，馬士英認爲這是自己參與定策的重要機會，正如他後來所說：“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須速耳。”他甚至在同史可法達成協(xié)議後曾經(jīng)邀請南京各衙門官員赴浦口當面宣佈這一決定，藉以顯示自己是參與定策迎立桂王的第二號人物。
誰知南京六部等大臣認爲鳳陽總督不過是地方高級官僚，無權召集朝廷大臣開會。自感掃興的馬士英回到鳳陽，得知太監(jiān)盧九德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已決定擁立福王，開始是大吃一驚，然而他畢竟屢經(jīng)宦海浮沉，老於世故，看準了朱由崧要當皇帝已難阻止，有將帥統(tǒng)兵爲後盾，有太監(jiān)在旁翊贊，不足之處正是缺少一員大臣。
馬士英立即轉向，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盧九德等人在鳳陽皇陵前立誓擁戴福王，成了定策第一文臣。爲了取得在即將建立的南明朝廷首席大學士職位，他抓住史可法爲擁立桂王而列舉福王七不可立的來信作爲把柄，又針對南京等地東林黨人擁潞之聲甚囂塵上，帶領兵馬護送朱由崧直抵浦口，並且在立福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發(fā)出表文聲稱：“聞南中有臣尚持異議，臣謹勒兵五萬，駐紮江干，以備非常。”
這一著棋實在厲害，南京最高文臣史可法知道自己上了大當，攻擊福王的書信落在馬士英手裡，白紙黑字，有口難言，他除了滿腹悔恨地默默跟隨福王朱由崧由浦口乘船前往南京就任監(jiān)國以外，別無其他選擇了。
弘光一朝黨爭的激化、武將的跋扈，最後導致覆亡，關鍵都是從這裡引伸出來的。李清寫道：“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zhèn)，士英與傑又何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誤之而何？”錢謙益、呂大器固然是擁立潞王的主謀人物，但是真正一度擁有決策大權的是史可法，他在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態(tài)度遊移，沒有斷然決定擁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於鎮(zhèn)將，從此大權旁落，應當負主要責任。
選自顧城的南明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