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這一時期，雖然沒有進入蔣政府做官，但對政治還是很關注的。除了直接參加一些政治活動外，也積極地談政治。特別是 1947年5月，胡適與崔書琴、張佛泉等人發起成立了“獨立時論社”。

獨立時論社，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主要是"對重要的時事問題，以獨立與公正的立場，發表一點意見"。即約集一些學者名流定期撰寫文章，分寄各地報館，並指定日期一齊刊出。胡適本人除了積極寫稿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和人際關係邀集一些學者加入，如陶孟和、燕樹棠、毛子水、姚從吾、汪敬煕、韓壽萱、朱光潛、鄧嗣禹、王鐵崖、陳振漢、樓邦彥、陳岱孫等。

1947年6月2日，一位名叫鄧世華的北大一年級學生給胡適寫信，訴說自己的苦悶。他在信中問了七個問題，包括國家是否有救，國家前途是否無望，青年人的苦悶如何發泄等。胡適當晚寫了一封一千多字的回信。後來又在給鄧世華回信的基礎上寫成《青年人的苦悶》一文。

文章寫道：“今年6月2日早晨，一個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在悲觀與煩悶之中，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我。這封信使我很感動，所以我在那個6月2日的半夜後寫了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回答他。

“我覺得這個青年學生訴說他的苦悶不僅是他一個人感受的苦悶，他要解答的問題也不僅是他一個人要問的問題。今日無數青年都感覺大同小異的苦痛與煩悶，我們必須充分了解這件絕不容諱飾的事實，我們必須幫助青年人解答他們渴望解答的問題。

“這個北大一年級學生來信裡有這一段話：‘生自小學畢業到中學，過了八年淪陷生活，苦悶萬分，夜中偷聽後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國勝利，在深夜時暗自流淚，自恨不能爲祖國作事。對蔣主.席之崇拜，無法形容。但勝利後，我們接收大員及政府所表現的，實在太不像話。……生從淪陷起對政府所懷各種希望完全變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觀到萌自殺的念頭。……自四月下旬物價暴漲，同時內戰更打的起勁。生親眼見到同胞受飢餓而自殺，以及內戰的慘酷，聯想到祖國的今後前途，不禁悲從中來，原因是生受過敵人壓迫，實再怕作第二次亡國奴！……我傷心，我悲哀，同時我絕望——在絕望的最後幾分鐘，問您幾個問題。’

“他問了我七個問題，我現在挑出這三個：一、國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爲何？二、國家前途是否絕望？若有，希望在那裡？請具體示知。三、青年人將苦悶死了，如何發泄？

“以上我摘抄這個青年朋友的話，以下是我答覆他的話的大致，加上後來我自己修改引伸的話。這都是我心裡要對一切苦悶青年說的老實話。

“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們這個民族努力不夠的當然結果。我們事事不如人：科學不如人，工業生產不如人，教育不如人，知識水準不如人，社會政治組織不如人；所以我們經過了八年的苦戰，大破壞之後，恢復很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給我們，我們沒有技術人才去駕駛。人家送工廠給我們，——如勝利之後敵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廠，——而我們沒有技術人才去接收使用，繼續生產，所以許多煙囪不冒煙了，機器上了鏽，無數老百姓失業了！

“青年人的苦悶失望——其實豈但青年人苦悶失望嗎？——最大原因都是因爲我們前幾年太樂觀了，大家都夢想“天亮”，都夢想一旦天亮之後就會“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有好日子過了！

“這種過度的樂觀是今日一切苦悶悲觀的主要心理因素。大家在那“夜中偷聽後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國勝利”的心境裡，當然不會想到戰爭是比較容易的事，而和平善後是最困難的事。在勝利的初期，國家的地位忽然擡高了，從一個垂亡的國家一跳就成了世界上第四強國了！大家在那狂喜的心境裡，更不肯去想想坐穩那世界第四把交椅是多大困難的事業。天下那有科學落後，工業生產落後，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事事落後的國家可以坐享世界第四強國的福分！

“試看世界的幾個先進國家，戰勝之後，至今都還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還免不了飢餓的恐慌。美國是唯一的例外。前年11月我到英國，住在倫敦第一等旅館裡，整整三個星期，沒有看見一個雞蛋！我到英國公教人員家去，很少人家有一盒火柴，卻只用小木片向爐上點火供客。大多數人的衣服都是舊的補釘的。試想英國在三十年前多麼威風！在第二次大戰之中，英國人一面咬牙苦戰，一面都明白戰勝之後英國的殖民地必須丟去一大半，英國必須降爲二等大國，英國人民必須吃大苦痛。但英國人的知識水準高，大家絕不悲觀，都能明白戰後恢復工作的巨大與艱難，必須靠大家束緊褲帶，挺起脊樑，埋頭苦幹。

“我們中國今日無數人的苦悶悲觀，都由於當年期望太奢而努力不夠。我們在今日必須深刻的瞭解：和平善後要比八年抗戰困難的多多。大戰時須要吃苦努力，勝利之後更要吃苦努力，纔可以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之中做到一點復興的成績。

“國家當然有救，國家的前途當然不絕望。這一次日本的全面侵略，中國確有亡國的危險。我們居然得救了。現存的幾個強國，除了一個國家還不能使我們完全放心之外，都絕對沒有侵略我們的企圖。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自己今後如何努力。

“正因爲我們今日的種種苦痛都是從前努力不夠的結果，所以我們將來的恢復與興盛決沒有捷徑，只有努力工作一條窄路，一點一滴的努力，一寸一尺的改善。

“悲觀是不能救國的，吶喊是不能救國的，口號標語是不能救國的，責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國的。

“我在二十多年前最愛引易卜生對他的青年朋友說的一句話：“ 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我現在還要把這句話贈送給一切悲觀苦悶的青年朋友。社會國家需要你們作最大的努力，所以你們必須先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有用的東西，方纔有資格爲社會國家努力。

“今年4月16，美國南加羅林那州的州議會舉行了一個很隆重的典禮，懸掛本州最有名的公民巴魯克 (Bernard M.Baruch)的畫像在州議會的壁上，請巴魯克先生自己來演說。巴魯克先生今年七十七歲了，是個猶太種的美國大名人。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威爾遜總統的國防顧問，是原料委員會的主任，後來專管戰時工業原料。巴黎和會時，他是威爾遜的經濟顧問。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是戰時動員總署的專家顧問，是羅斯福總統特派的人造橡皮研究委員會的主任。戰爭結束後，他是總統特任的原子能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他是兩次世界大戰都曾出大力有大功的一個公民。

“這一天，這位七十七歲的巴魯克先生起來答謝他的故鄉同胞對他的好意，他的演說辭是廣播全國對全國人民說的。他的演說，從頭至尾，只有一句話：美國人民必須努力工作，必須爲和平努力工作，必須比戰時更努力工作。

“巴魯克先生說：‘現在許多人說借款給人可以拯救世界，這是一個最大的錯覺。只有人們大家努力做工可以使世界復興，如果我們美國願意擔負起保存文化的使命，我們必須作更大的努力，比我們四年苦戰還更大的努力。我們必須準備出大汗，努力撙節，努力製造世界人類需要的東西，使人們有面包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教育，有精神上的享受，有娛樂。

“他說：‘工作是把苦悶變成快樂的煉丹仙人。’他又說：美國工人現在的工作時間太短了，不夠應付世界的需要。他主張：如果不能回到每週六天，每天八小時的工作時間，至少要大家同心做到每週四十四小時的工作；不罷工，不停頓，纔可以做出震驚全世界的工作成績來。

“巴魯克先生最後說：‘我們必須認清：今天我們正在四面包圍攏來的通貨膨脹的危崖上，只有一條生路，那就是工作。我們生產越多，生活費用就越減低；我們能購買的貨物也就越加多，我們的剩餘力量 （物質的，經濟的，精神的，）也就越容易積聚。’

“我引巴魯克先生的演說，要我們知道，美國在這極強盛 極光榮的時候，他們遠見的領袖還這樣力勸全國人民努力工作。‘工作是把苦悶變成快樂的煉丹仙人。’我們中國青年不應該想想這句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