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我從礦業大學畢業之後，回到西疆的西部礦區礦監局監察二隊擔任了一名普通的安檢員。我之所以選擇這一行的原因，其實和那個時候中國大部分工人階級一樣，屬於子承父業。
我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代煤礦工人。還在舊社會那會，小小年紀的他由於生活所迫，就已經下井榦活了，並且很快加入了黨的秘密工會組織，後來還被髮展成了黨員。
解放後，爲了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我父親又報名到了中國的大西北的大西北：西疆西部礦區。作爲業務技術骨幹，他和一幫子同樣從內地去的煤礦工人，一起開創了西部礦區的輝煌，一干就是幾十年。
說實話，那會兒全國的條件都非常艱苦，更別提遙遠的西部邊陲了，說一句完全是拿命在工作一點也不爲過。和我父親一起去西疆的那麼多血氣方剛的小夥子，很多還沒有熬到結婚就去世了，有的是死於礦難，有的是死於職業病。
如果說沒有一股子爲國爲民的‘精’神在支撐，那是無論如何也堅持不下去的，現在的人已經很難理解他們了。
剩下來的那部分人，年齡越來越大，卻面臨著另一個嚴重的無法解決的，找不著對象的問題。我父親雖然僥倖躲過了數次礦難，又被調到了礦區擔任行政工作，這條命和身體算是保住了，但同樣是老光棍一個，還住在礦區的集體宿舍裡，在那方面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晃眼，他已經年近四十，眼看著這輩子真的要奉獻給礦區了，組織上給他介紹了一個支援邊區教育事業的中學‘女’教師，兩人一見鍾情，很快就成立了一個小家庭。這個‘女’教師就是我的母親，至於當時我母親爲什麼能看上我父親，時至今日她也沒有透‘露’過什麼具體的信息。
但我從小耳聞目睹，還是能看出當年的婚戀觀和現在是不一樣的。那個時代的人以國家和事業爲重，往往較少考慮個人的問題，即使考慮了，也是傾向於各單位中的積極分子，也就是勞動模範那樣的人。
我父母正好都是那樣的人，要不然也不會一個投身西部礦區幾十年，一個自願放棄原有的一切，跑到大西北當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了。
這樣的感情是不摻雜任何功利和物質的，也就更加的純淨自然。除此之外，我母親應該也有她的難處，畢竟一個‘女’孩子背井離鄉到一個非本民族爲主的偏遠地區，找合適的對象也不是那麼容易。他們結婚的時候，我父親38歲，我母親也已經33歲。
結婚之後，我父親就搬離了礦區的集體宿舍，搬進了我母親學校分給我們的一處住所，這個住所就在學校裡面的家屬區。從此之後，我們這一家人就真正在西部紮下了根，不準備再回東部了。
我家一共有三個兄弟，我排行老三，上面還有兩個哥哥。可能是因爲想生個‘女’孩一直沒能如願，我母親執意給我起名叫“姚嵐”，這是個明顯帶有‘女’‘性’‘色’彩的名字。
託了這個名字的福，我和兩個哥哥的‘性’格迥然不同。他們兩個天‘性’叛逆，父母讓他們向東他們偏向西，讓他們幹啥他們偏不幹啥，結果就是他們兩個成功的脫離了家庭的傳統，不顧父母親的強烈反對，奔赴遠方尋找他們自己的幸福去了。
這倒是苦了我了。父親對煤礦事業忠心耿耿，一‘門’心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了我的身上，巴不得我早點畢業好接他的班，而我母親則是希望我這個幼子能陪在他們的身邊。
說實話，我對煤礦也並非沒有感情，再加上我的‘性’格比較委婉，對於工作的問題無可無不可，就順理成章的考上了礦業大學，畢業後又回到西部礦區接了父親的班，從一名普通的安檢員做起。這一切對我來說似乎沒有經過大腦考慮，也沒有遇到什麼阻力障礙，莫名其妙的就上班了。
當然，我上班的時候和我父親那個時候的礦區環境已經不一樣了，甚至可以說有了巨大的變化。比如說，雖然煤礦的活不好聽，又累又髒，但當時煤礦的正式編制還真不好進，正式工下井的很少，在井下幹活的工人大多數是臨時聘用過來的內地農民子弟，也就是常說的集體工，我們礦區地理位置特殊，其中還有爲數不少的本地原牧民。
我和那些同樣是接班的“煤二代”們，和我們的父輩也是不一樣的，至少缺少了那份不要命的苦幹勁頭。不過畢竟是從小薰陶出來的，我們這批人還不至於一無是處，什麼也幹不了。
上級有什麼要求，需要我們跑到偏遠一些的小煤礦去檢查安全工作，我們也能幹的像模像樣，蠻是那麼回事。即使要求我們深入第一線下井鑽黑窟窿，也沒見有誰嚇得屁滾‘尿’流的，包括我這個不常下井的在內。
也就是說，別看我們這批人在城市裡，在井上吃喝玩樂什麼都會，到礦區下井卻也髒話累活什麼都幹。俗話說得好：能吃不能幹的是懶漢，能幹不能吃的傻蛋，既能吃也能幹的纔是好漢。
我的同學兼同事王小柱，他就是這樣一個好漢的典型。
王小柱的家庭背景和我差不多，雖然不住在一起，但他的父親和我的父親都是從內地來的技術骨幹，打小我們兩個就認識，是光屁股一起長大的‘交’情。
後來雖然不在一個班，但從小學到中學，我們倆始終在一所學校讀書。我爲人處事不如王小柱，身體也不如王小柱那麼壯實，膽子又小，在學校裡經常受人欺負，王小柱就每天和我一起上學放學，藉此向衆人宣示我們倆的關係，遇到有人欺負我的時候，他從來不問對方是幾個人，上去揮拳就打擡‘腿’就踹，幫我解了好多次的圍。
同時我的學習成績比他好，他父母經常叫我去他家幫王小柱補習功課。說真的，王小柱打架還行學習真不行，無論怎麼幫他，他就是那個不死不活的成績了。
“補什麼呀！你學習好最後還不是接老人的班？又能比我強哪去？你要是和我一個班，都不如考試的時候給我傳張紙條！”這是王小柱的原話，很不幸真的被他說中了。
有人說無論是什麼樣的關係，朋友也好戀人也好，最好的組合是能互補，各有各的強項能幫助對方，各有各的弱點需要對方來彌補。因爲這些原因，我和他的關係越來越鐵，終於定格在了死黨的程度。
可惜王小柱沒有考上大學，他最後讀的是礦區開辦的職業技術學校。這種學校其實就是給煤礦系統的子弟一個出路而已，‘混’到畢業接起班來能理直氣壯，不被人家說沒文憑也能有工作的閒話。
等我從大學回來接班的時候，王小柱早就在礦監局上了兩年班了，還‘混’了個監察二隊副隊長的初級職位，成了我的上級。對王小柱的仕途升遷我完全沒有任何意見，不會有因爲自己讀了大學還不如別人的嫉妒心理。
這一方面是因爲我和王小柱的關係，另一個方面，我也知道在這個行當裡，只有文化是不行的。安檢員沒事的時候真是清閒，一旦有起事來，每天都要和惡劣的環境打‘交’道，那種辛苦不是坐辦公室的人能想象的出來。
而且安檢員面對的主要對象，基本都是半文盲的礦工們（這絕不是歧視，因爲很多礦工確實沒有文化，但他們在井下的工作做得相當‘棒’，只是工作和我不同吧），他們別的不服，就服能打架講義氣的傢伙。文縐縐的人在礦區是吃不開的，也是很難得到提升的。
當然，又有文化又會打架的人最吃香，但那要求就有點嚴苛了，也不太切合實際。
所以我一回來，立刻和王小柱又恢復了那種互補的狀態。雖說在工作上我是他的下級，可我們沒事就‘混’在一起，也不分上班下班，好的就差穿一條‘褲’子了。
王小柱知道我幹體力活有點難度，這方面特別的照顧我，他能做主的時候儘量給我些文案工作，即使必須要乾的活大多也都由他代辦了，所以我下井的次數很少。我呢，還像以前一樣，王小柱有什麼報告之類的要寫，我是義無反顧的提筆代勞，解決了他的一大煩惱。
那個時候年輕，日子過得快，整天嘻嘻哈哈的沒什麼煩惱，待遇水平相比其他行業又高出不少，自己賺錢自己‘花’，倒也瀟灑自在。
可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事情都不會如此十全十美。
我們的煩惱和我們的父輩一樣，就是找對象還是個“難”字。本來幹我們這一行的‘女’‘性’就少的可憐，絕大多數還都是大媽級別的人物，同年齡的寥若晨星，基本見不到的。
要說在行業之外，我還是認識不少合適的‘女’孩子能追求的（王小柱認識的更多），除此之外還有找人介紹這條路，可人家‘女’孩子一聽說我是幹煤礦的，雖然是做行政工作但時不時的也要鑽黑窟窿，立馬擺明態度，做朋友可以做戀人免談，翻臉那叫比翻書還快。這也難怪，下井就有危險，待遇高也彌補不了整天提心吊膽的消耗，誰不想踏踏實實過日子呢？
所以別看我和王小柱整天‘混’在一起有說有笑，有吃有喝，其實喝多了之後也經常互訴衷腸，互相給對方加油打氣。車軲轆話反過來倒過去的說，無非就是大丈夫何患無妻那一套。說完之後心裡也發虛，擔心自己真的會和父親一樣年近四十還娶不上媳‘婦’。
這樣的日子一轉眼過了三四年，王小柱仕途再上一層樓，當上了監察二隊的隊長。我還是老樣子，工作上沒什麼起‘色’。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缺點，依著我的‘性’格就不適合當官，對上不會溜鬚拍馬對下又拉不下臉子，空有一張大學文憑根本於事無補。
不過王小柱升了官，反而照顧不了我了，從這一年開始我也要經常去多個煤礦進行安全檢查。這不是因爲他不願意再照顧，而是整個礦區的安全形勢突然緊張了起來，人手不夠用。
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是，中蘇關係在那幾年因爲人所共知的原因鬧起了矛盾。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以後，矛盾越來越大越來越‘激’化。
這種敵對狀態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我國的西部，尤其是邊境地區，當時的情況遠沒有像現在這麼穩定。打個比方說，爲了防範對方可能發動的突襲，一到晚上，所有的西部地區就會陷入一片黑暗。
這不僅是因爲電力供應緊張，也是一種戰備狀態，上級領導擔心亮燈會給對方的轟炸機指示目標，所以才下達了這樣的命令。好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是躺在漆黑家裡的‘牀’上，聽著外面馬路上的轟鳴聲入睡的。
那是一輛又一輛軍車不停的往各個戰略要地開去，這些軍車的數量之多，很多時候一過就是一夜。車上往往拉的都是全副武裝的士兵，或者是一些戰備物資。
和地區不準開燈的命令一樣，這些軍車的車燈也不允許打開，完全是憑藉著經驗和聽聲辮位才能順利前進。在西部山區蜿蜒的山路上行進，這樣做不可避免的會發生一些事故。
我就經常聽說某某地方，又有幾輛軍車栽進深溝裡去了，死了多少人等等，但這些只是聽說而已，我從來沒有親眼見過那樣的場面。後來可能是上面察覺到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不大，禁止開燈的命令解除了，但另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開始暴‘露’了出來。
衆所周知，我們國家的陸地邊境線非常長，西疆邊境地區又通常都是荒無人煙的高山谷地，邊防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尤其是在冬天嚴寒或‘春’天風沙較大的時候。
當時敵對勢力的一些人就藉此機會，開始經常潛入我國境內，偷‘雞’‘摸’狗等等只要能搞破壞的事無所不幹，給西部的地方生產活動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我們國家自然對此情況不能容忍，但這些人大多選擇在熟悉的地方作案，一般並不過於深入境內，他們一旦察覺到任何不對勁的味道，總會瞬間逃回邊境線的另一邊，緝拿的難度非常之大。
這種情況持續到後來，國內有一些解放後潛伏下來的敵對分子，因爲共同的目的開始和國外的敵對勢力兩相勾結，組成了規模很大的破壞犯罪集團，更是大大增加了打擊的難度。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礦區就成了高危單位。衆所周知，煤礦本身安全係數就低，就是沒有敵對分子搞破壞，各種各樣的意外事故也層出不窮。這就像一所搖搖‘欲’墜的破房子，自身已經東倒西歪，要是再有人助其一臂之力，破壞力絕對可以震驚中外。
敵對分子如果利用這個薄弱環節，那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和恐慌就不可估量了，也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在西疆衆多的礦區中，我們西部礦區又是被威脅的重中之重。因爲西部礦區緊挨著邊境線，很多煤礦向西沒多遠就到了蘇聯的某某斯坦加盟共和國了，我們以前經常開玩笑說，搞不好那些煤礦在地下的巷道早就挖到了國外，上面守邊境線的邊防戰士都不知道。
笑話歸笑話，形勢確實非常嚴峻。事實上，我們西部礦區已經遭受到了幾起有組織的破壞案件。這些敵對分子通常選擇較小的煤礦下手，因爲這些小煤礦大都位於偏遠的地方，安全保衛工作十分被動，特別容易遭受打擊。
於是，礦區安監局緊急決定，‘抽’調人手增援各個礦分區的保衛部‘門’。所有安檢員也要行動起來，沒有例外的全部被派到各大礦分區去，到第一線去，徹徹底底把安全工作的主動權掌握住。
對於我們這些安檢員來說，國際關係問題和破壞治安案件自然和我們無關。但加強安全檢查不僅是爲了保證生產的順利進行，也是爲了儘可能的將煤礦隱患消除掉，不留給敵對分子一絲一毫的利用漏‘洞’。
這一年的大概初‘春’時節，我一個人抱著被褥來到了我們監察二隊轄區下的五礦區，準備在這裡長期戰鬥了。
之所以是我一個人來，還是因爲安監局人手緊缺，不得不讓我們這些安檢員最大程度的發揮作用，幾乎是一個人負責一大片了。除了五礦區本部，我還負責轄區內幾個小煤礦的安全工作，這些小煤礦之間相距遙遠，經常需要開車來回奔‘波’，工作非常辛苦。
兩個月下來，我已經熬的焦頭爛額，累的瘦了一圈。這不算什麼，最重要的是那種孤獨感始終如影隨形，揮之不去。上班好幾年來，我還是第一次遠離熟悉的環境和同事，一個人默默的做了那麼長時間的工作。
有人問，難道五礦區人少嗎，不能認識新朋友嗎？答，幾個小煤礦受到規模限制人很少，但五礦區的人一點也不少。
只是在當時的壓抑氛圍下，所有人一看到我這個安檢員，就好像看到了敵對分子一樣，避之唯恐不及，誰也不願意和我多說一句話，配合我工作的那幾個人看樣也是被迫的。這可能是一種古怪的心理，大家聽說那些破壞行爲是一回事，看到真的有危險是另一回事。
在五礦區的領導和工人眼裡，我就是危險的代言人。
正在我叫苦連天的時候，礦區偏偏又下起了大雨。西部礦區本身處於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西部邊緣，氣候乾旱少雨，夏天的時候會偶有暴雨雷雨等強對流天氣，在‘春’天如此乾燥的時候突降大雨卻是非常罕見的事情。
這場連下了兩天的大雨對煤礦的安全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從第一滴雨下下來，我就開始馬不停蹄的在各個煤礦緊張的巡查起來，又要求五礦區所屬的所有煤礦負責人有什麼異常的情況要第一時間通知我。
好在一直到我回到五礦區，沒有任何意外發生，大雨也終於停了，我這才鬆了口氣。雨停之後的這一天中午，我剛剛吃飽喝足正準備小寐一會兒，恢復下‘精’神體力，‘門’外卻傳來一陣‘騷’動，似乎發生了什麼事。
我那剛放鬆的神經一下子又繃緊了，來不及多想，我趕緊衝出辦公室，到外面一看，原來只是礦區又來了兩個新人而已，根本沒有發生任何意外事故。
來的這兩個人，一個是礦區副總工程師，五十歲左右的文明，一個是市公安局防暴大隊的警察張曦。讓人意外的是，這個張曦是個年輕的‘女’警，更意外的是，這個‘女’警我不僅認識，還很熟。
那陣‘騷’動就是由張曦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