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寫這篇序的緣故，仔細閱讀了奧利弗·薩克斯的生平，發現其實我早就與他有些聯繫。薩克斯的研究理念，可以說師承蘇聯神經科學家盧瑞亞，而這位前輩，曾經因爲在大腦皮層功能研究領域的探索性研究，被我三年前的博士論文多次引用。

四五十年前，關於神經系統可塑性的研究，還遠沒有現在這麼深入，大腦內“神經線路”的聯繫，一旦固定還能否改變，還沒有一個篤定的結論。盧瑞亞和薩克斯認定大腦有“卓越的可塑性、驚人的適應能力”，而且這些“不僅僅是在神經或感知障礙的這種特殊（而且經常是令人絕望的）環境下才會出現”，他們主張不單單要面對來問診的病人，更要看到處在日常生活環境中的病人。這些見地，在當時的情境下，可謂先鋒。

薩克斯和盧瑞亞的交情，始於1974年前後的一段通信。那年薩克斯在挪威的一個邊遠山區，遭遇了一頭憤怒的公牛，情急之下他急轉逃生，一腳踩空，左腿肌腱斷裂，神經損傷，造成了嚴重的殘疾。他慢慢發現這條腿彷彿不再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奇異的遭遇讓他以一個病人的視角審視自己的身體和心理。他將之稱爲“醫學的機緣”。正是因爲這個機緣，他和盧瑞亞討論起人體的整體機能，關於個體和環境的聯繫。盧瑞亞鼓勵說“你正在揭示一個全新的領域”，這樣的信件給了他極大的支持。

薩克斯的這段遭遇，後來被寫成《單腿站立》一書，於1984年出版。事實上，從1973年起，他就開始以親身的醫患經歷，寫作了一系列的“醫療軼事”，《覺醒》、《錯把妻子當帽子》，這些都成爲世界範圍的暢銷書。他將病患案例文學化，將虛構與真實融爲一體，飽含同情，著力描寫患者的各種身心體驗，給讀者打開一道通往奇異世界之門。這一系列的書，獲得了極大成功，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薩克斯目前就職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爲頂尖醫師的同時，也成爲了著名的暢銷書作家，被稱爲“腦神經文學家”，被《紐約時報》譽爲“醫學桂冠詩人”。

薩克斯的書中描寫了很多例“病感失認癥”，這也是我最感興趣的話題。由於中風或其他原因，病人可能無法辨認自己身體的一部分，甚至覺得那是別人的。他們會在火車上指著自己的手對鄰座說：“對不起，先生，您把手放在我膝蓋上了。”即便被旁人提醒，這些可憐的病人都很難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對自己身體的錯誤感知，有時會發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記得英國《衛報》曾有個記者寫到自己的遭遇，他有天早晨起來，感覺“自己跟電視機遙控器一樣高”，“腳陷進了地毯裡”。此後，他時不時被猛然拋進童話世界：手指變得有半里長，走到街上，路旁的車看起來像威爾士矮腳狗那麼大。有時辦公的時候，身體突然縮小，椅子變得好大，感覺自己就好像走進了仙境的愛麗絲。還記得阿蘭·德波頓描寫過一個傢伙，他把自己當做一個煎蛋，始終不敢坐在椅子上，後來有個朋友出了個招，在椅子上放了塊麪包。如此，他終於肯把自己像三明治一樣放在椅子上了。

薩克斯將神經病學的理論和案例深入淺出地寫進書裡，既輕盈又沉厚。本來，神經病患，在普通人看來是一類與自己很少發生關聯的遙遠而陌生的羣體。薩克斯以客觀平等的態度看待他們，與他們交流，在書中展現了他們的心靈世界。那是另外一個偉大而奇異的境界。每一個患者，其實都有自己獨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著我們未必能夠達到的寧靜和遼遠，甚至是通透。

每一本薩克斯醫生的書都可當做非常精彩的醫學傳奇集。《錯把妻子當帽子》展現了24個腦神經失序的患者，這本書大多數講述的是“白癡天才（或稱白癡學者）”的事蹟。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訴我們，“病”這種東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適與疾病，會產生出另一些發展、進化與生命的形態，激發出我們遠不能預料的創造力。普通讀者能通過閱讀這些故事感受到人類心智活動的繁複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發現日常與人生?！痘鹦巧系娜祟悓W家》描寫的則是另一種“變形記”。書名同題文寫的則是一位自閉癥患者、傑出的動物行爲科學家譚普·格蘭丁。一方面，她有韌性、真誠、坦率、非常敏銳，然而，另一方面，由於病癥帶來的情感缺陷，使得她在感知情緒時會有障礙，在社交中常感困惑。文中也提到阿斯伯格綜合徵——因爲去年的一部動畫片《瑪麗與麥克斯》而讓影迷們熟知的病癥。阿斯伯格綜合徵和自閉癥的關係，學界尚不是很清楚，兩者有類似的癥狀，例如人際交往障礙、刻板、重複的興趣、自我中心。然而阿斯伯格綜合徵患者更不易被發現，他們在外在表現上很難與正常人區分開。影片中的麥克斯就是一個四十四歲的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綜合徵患者，不擅長交際卻又渴望溫情。我們自認爲是正常的地球人，將這些病人視爲“火星人”，其實我們又何嘗不被他們當做是“外星人”呢？又何嘗不處處表現出怪異的舉動呢？這正是薩克斯想告訴讀者的。

薩克斯的“小說”談的不僅僅是獵奇的故事，他探討的是人性的無限可能性，人與人之間微妙的超越我們現有認知的關係，他希望“火星人”與地球人相互瞭解，相互表達。這是薩克斯文學的珍貴之處，也是中信出版社這套書的珍貴之處。

姬十三（科學松鼠會創始人、神經生物學博士）

想象之外的國度

現在，我是用左手在寫作。我不是左撇子。一個月前，我的右肩動了手術，右手不是不能用，而是醫生不允許。我寫得很慢，很笨拙——但是每過去一天，我就會寫得更輕鬆一點，也更自然一點。我是在適應、在學習，自始至終——不僅僅是用左手寫字，還做很多右手方便時都不會去做的事情，比如爲了彌補一隻胳膊吊著繃帶的不便，我可以用腳趾抓東西，而且非常嫺熟。在一隻胳膊無法動彈時，頭幾天，保持身體平衡就成了大問題。但是現在，我能自如地行走，身體已經找到了一種新的平衡方式。我正在形成與過去不同的行爲模式、不同的生活習慣——一個完全不同的我，至少在這個特殊的領域是這樣的。在我的大腦中，一定有一些程序或者線路發生了變化——神經突觸的重量、連通性，或者是信號（儘管大腦成像方式尚未靈敏到能顯示出這些）。

我的這些適應性變化，儘管也有一些是蓄意的、有計劃的，有些還是通過多次失敗的嘗試最終才學到的（在第一週，我左手每一個手指幾乎都被弄傷了），然而絕大多數的變化都是無意識地自發完成的，對於這個程序調整的機制，我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我是如何又能正常行走的）。下個月，如果不出什麼意外，我就要開始再做一次調整，使用自己的右臂，重新把它還原成我身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再次變回那個慣用右手的人。

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這種康復完完全全是一個簡單的、自主實現的過程，就像受傷的組織自發癒合那樣——它會牽涉到整體的肌肉組織和姿勢的調整，對新步驟所做的順序調整，是一個新的康復路徑。我的外科醫生非常善解人意，他也曾經做過同樣的手術，他告訴我說：“沒有什麼通用的指導方針、限制和建議。所有具體的注意事項，你都可以自己找到?！蔽业睦懑煄焸芤烈灿羞^類似的說法：“每一個人的調整和適應過程都是不同的。神經系統會自己找到路徑。你是個神經科醫生，你總能看到這樣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