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後期的晉綏野戰軍
在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及玩弄和談陰謀的歷史關頭，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應運而生。賀龍臨危受命，出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兼晉綏野戰軍總司令，率領部隊“風雨無阻”，在文水打敗敵僞軍，又“揮師北上”，全殲何文鼎一部，最終與聶榮臻率領的晉察冀部隊勝利會師。
抗日戰爭後期陝甘寧邊區的困境
抗日戰爭後期，日本帝國主義趁美國還未參戰、英國無暇東顧之時，瘋狂地在中國實行南進政策，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
爲了鞏固在華的既得利益，儘快結束中國戰場上的戰鬥，將中國變成它南進的後方補給地，以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日本侵略分子一方面加緊實施對中國共產黨的“掃蕩”、“清鄉”運動，製造無人區，逼迫中國共產黨就範；另一方面，繼續以利誘、威逼的方式對國民黨進行勸降活動。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國簽訂了同盟條約，令三個同盟國家的醜惡罪行大白於天下，從而也加劇了美國、英國同日本關係的惡化。由於中國戰場上的消耗戰和相持戰，牽制了大量日本侵略分子的兵力，這對整個反法西斯戰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而，美國和英國開始支持中國戰場的抗日，對日本侵略分子予以打擊。
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國民黨當局在美英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中，顯得搖擺不定。他們既想借與日本談判以獲得美英更多的資助，又想借美英支持中國的關係，與日本侵略分子討價還價。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竟然不顧全國人民的希望，暗地裡與日本侵略者勾結，推行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政策。
在這段期間，國民黨策劃了圍殲新四軍的計劃，發動了第二次反共**。同時，他們還派遣了大量兵力，對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進行圍攻、封鎖，配合日本侵略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打壓。
在日本侵略者、僞軍和地方頑固勢力的三方夾擊下，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傷亡情況很嚴重：不僅兵力銳減，根據地嚴重受損，連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無法保證了。大家沒有食物吃，沒有衣服避寒，甚至連彈藥都不足了。更可惡的是，國民黨竟然對八路軍和新四軍進行經濟封鎖，還不準當地的老鄉接濟，企圖把八路軍和新四軍困死、餓死。
在全國根據地都受損的情況下，陝甘寧邊區的情況更爲嚴重。陝甘寧邊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工農紅軍創建的一個革命根據地。它北起長城，南至涇水，西接六盤山脈，東臨黃河，南北長近500公里，東西寬約400公里，共23個縣，約150萬人口，面積達12.9萬多平方公里。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當局口頭上承認陝甘寧邊區是國民政府的一個特區，將邊區蘇維埃政府更名爲陝甘寧邊區政府。重要的是，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戰爭敵後戰場的指揮中樞，是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政治領導中心，是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的總後方。正因如此，日、僞、頑加緊了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使陝甘寧邊區軍民遭受著巨大的困難。正如毛澤東所言：“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掌舵人毛澤東撥開雲霧見月明，他高瞻遠矚地指出，目前的一切困難都是暫時的，並號召各個根據地的軍民團結協作，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共渡難關。他本人率先做起了模範，在楊家嶺的辦公窯洞下親手開闢了一片荒地，種上辣椒、西紅柿等蔬菜。朱德總司令也揹著籮筐到處拾糞積肥，而周恩來也迅速成了紡線能手。
在當時，比較有名的自力更生例子是南泥灣的大生產。南泥灣，位於陝西延安。在當時這裡是野草叢生、荊棘遍野、人跡稀少、野獸出沒的荒涼之地。
1941年春，旅長兼政委的王震率領八路軍120師359旅，開進南泥灣，披荊斬棘，開荒種地，風餐露宿，戰勝重重困難，將荒蕪的南泥灣建成了“平川稻穀香，肥鴨遍池塘，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好江南。這樣的壯舉，給當時全國的各個根據地帶來了巨大的鼓勵。於是，各個根據地都爭先恐後地開展了大生產運動。
陝甘寧邊區也不例外。毛澤東根據陝甘寧的實際情況，採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並醞釀著對陝甘寧邊區的部隊做一些調整，使軍隊統一，黨政軍關係協調。
當時，留守陝甘寧邊區的部隊有120師、留守兵團，還有邊區保安司令部，指揮、組織很不統一，不適應保衛邊區的需要，而且這些部隊在處理軍隊與地方、黨和政府的關係上存在一些問題。爲此，毛澤東很想找一個能力強的人來解決這個矛盾。他想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將一部分晉西北的部隊調過來，與陝甘寧邊區的部隊合二爲一。但是，該由誰承擔這個重任呢？
毛澤東一連想了好幾天，終於確定了一位合適人選。這個人在如此複雜的形勢和嚴重的困難面前，既要能征善戰，又要會處理各種關係，在軍隊和地方中有很高的威信，並且還要會理財，能幫助邊區渡過經濟難關。這個人，毫無疑問就是當時在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擔任書記、在晉西北軍區擔任司令員的賀龍。
賀龍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在軍閥割據的年代，他沒有靠後臺，竟當上了國民黨的鎮守使，後來成爲中將軍長；在國民黨剿殺共產黨的時候，他卻率部起義，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賀龍用兵多謀，打仗不按常理出牌，令國民黨軍乃至日寇都不得不豎起大拇指。
工農革命期間，賀龍擔任過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長、紅二軍團總指揮兼紅二軍軍長、紅三軍軍長、紅二軍團軍團長、紅二方面軍總指揮，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徵，是一位傑出的指揮員。抗日戰爭爆發後，作爲八路軍第120師的師長，指揮將士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在國民黨發動反攻**期間，根據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指示，賀龍與關嚮應率120師主力緊急回師晉西北，令國民黨的陰謀敗露。1940年夏季反“掃蕩”時，他指揮晉西北部隊參加了“百團大戰”。11月，晉西北軍區成立，賀龍擔任司令員。
毛澤東用他睿智的眼光，將賀龍從衆多出色的共產黨將領中挑出，可見能帶領陝甘寧走出困境的，非賀龍莫屬。
賀龍出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
1941年底的一天，遠在晉西北的賀龍接到了中共中央的命令。這天，他正在和晉西北軍區的指戰員們討論如何做好反“掃蕩”的掃尾工作。突然，電報組的同志給他送來了一封電報，上面寫著：“賀龍速來延安！”
收到延安方面發來的指示後，賀龍心想一定是中央有重大的任務，隨即向參與反“掃蕩”掃尾工作的其他同志做了交代，輕裝趕往延安了。
一番長途奔波後，賀龍安全抵達延安。他的到來，讓延安的同志們都十分高興。與他同一時期趕到延安的，還有剛從蘇聯養病回來的115師師長林彪和去綏德、米脂視察歸來的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
爲了表示對他們三人的歡迎，194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陝甘寧邊區參議會、邊區政府、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舉行了盛大歡迎會。主持歡迎會的是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謝覺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也參加了會議。
歡迎會開始後，謝覺哉先請林彪講話。林彪忙推辭道：“別，別，受歡迎的是咱們的賀龍師長和李副主席。還是請他們先講吧！”
謝覺哉聽了之後，風趣地對大家說：“我們的賀師長是條龍，轉戰華北，日本鬼子也奈何不了他。剛從前線回來，我們請他講幾句話吧！”謝覺哉的提議得到了大家的認同，紛紛鼓起掌來。
賀龍笑呵呵地站了起來，示意大家停止鼓掌，高亢地對大家說：“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和指戰員，是不應該受到大家如此熱烈的歡迎的。”隨後，他簡單地介紹了晉西反“掃蕩”工作的情況以及晉西北根據地的一些情況。大家聽取了他的簡單彙報後，再次報以熱烈的掌聲。
簡單但熱烈的歡迎會結束了，讓賀龍有了回家的溫暖感覺。不過，他回到延安的幾天，中央一直沒有做出具體指示。他被召回來，到底給他安排了什麼任務呢？
其實，毛主席調賀龍回延安，是想讓他擔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的司令員。但是，他沒有把這一想法立馬告訴賀龍，而是先讓賀龍參加由朱德領導的軍委考察團，檢查八路軍留守兵團的工作，進一步熟悉陝甘寧邊區部隊的情況。
八路軍留守兵團成立於1937年8月25日，是爲了保衛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而決定建立的，由八路軍第120師第718團，第129師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團及三個師的部分直屬營共9000人組成。當時，八路軍留守兵團稱作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由蕭勁光擔任主任。1937年12月改爲“八路軍留守兵團”，由蕭勁光任司令員，所屬部隊除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團外，其餘部隊統一整編爲警備第一至第八團。1938年4月，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歸留守兵團指揮。1939年7月，中央軍委炮兵團歸留守兵團建制。8月，成立關中警備司令部。10月，第359旅擔負綏德警備區防務。12月，成立警備第一旅。至1941年底，留守兵團共轄第385旅、第359旅、警備第一旅、警備第一團、警備第五團、騎兵團、關中警備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等部隊，一共3.4萬人。
賀龍接受檢查留守兵團工作的任務後，同留守兵團的領導人蕭勁光、曹裡懷、莫文驊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交談，瞭解留守兵團的情況，並深入羣衆，聽取了一些旅、團幹部和部分戰士的反映。
1942年3月下旬，賀龍在中央軍委檢查留守兵團工作的會議上對留守兵團的工作作了總結髮言。他肯定了留守兵團在保衛陝甘寧邊區和軍隊建設上的成績，但也嚴肅批評了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特別是對留守兵團在處理與中共中央西北局關係上存在的問題，作了中肯的批評，希望留守兵團今後更好地服從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領導，更加尊重陝甘寧邊區政府。隨同考察的朱德肯定了賀龍的看法。
1942年5月13日，中央軍委發佈了關於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的決定，任命賀龍爲司令員，徐向前爲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關嚮應爲政委，林楓爲副政委。聯防司令部下轄第120師、留守兵團、晉西北新軍、359旅、陝甘寧邊區保安部隊、炮兵團。
至此，陝甘寧邊區的部隊有了統一的指揮中心和指揮人員。從晉西北迴歸的賀龍也開始了新的征程。
賀龍解決邊區三問題
賀龍擔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的司令後，接到了毛澤東下達的三個任務：第一，統一晉西北與陝甘寧邊區兩個區的軍事指揮及軍事建設；第二，統一兩個區的財政經濟建設；第三，統一兩個區的黨政軍民領導。
俗話說得好，新官上任三把火。就算毛澤東不下達命令，賀龍也會在新的崗位上“燒三把火”，好好地對邊區及聯防軍進行一番建設和管理。
針對中共中央下達的第一個任務，賀龍同副司令員徐向前、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商量以後，決定把留守兵團所屬的各獨立團及保安司令部所屬的四個團統一編成兩個警備旅，同385旅、359旅一同置於聯防軍統一指揮之下。他的這一方案得到中央軍委的批準，他的第一步工作進展得很順利。
1942年10月，留守兵團領導機關併入聯防軍機關，蕭勁光爲聯防軍副司令員。賀龍還根據保衛邊區的需要，重新劃分和調整了部隊的防區，成立了軍分區，建議由地委書記兼任軍分區政治委員，以實現各地區的一元化領導。
在理順邊區部隊指揮關係後，賀龍帶著參謀人員深入到各個防區進行視察，瞭解戰備情況。當時，國民黨軍在陝甘寧邊區周圍駐有50萬大軍，對邊區實行經濟和軍事封鎖。賀龍認爲，聯防軍四個旅的部隊要擔負抵抗日寇和防範國民黨軍的任務，兵力實在不足。因此，他想增加邊區軍事力量，以更好地保護“革命的搖籃”。然而，當時正是抗戰最困難的年月，擴兵顯然是行不通的。於是，他想起了晉西北軍區，覺得可以調一部分兵力過來。
賀龍把他的想法報告了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很快得到了批準。1942年11月26日，120師獨一旅旅部及一個團的兵力被調到陝北，全部配置在綏德地區。359旅全部調往延安東南作爲機動部隊，以便隨時應付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發動的突然進攻。1943年6月，中央軍委根據賀龍的建議將358旅調到陝甘寧邊區，進駐富縣以西地區，增強關中地區的縱深防禦。如此一來，陝甘寧邊區的兵力得到了補充，也沒有影響到其他根據地兵力不足的問題。
在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期間，賀龍又召開了軍政幹部聯席會議，討論國民黨軍對陝甘寧邊區進行的破壞活動，並制定了有計劃的剿匪工作。會後，他連發兩道剿匪令，確定了“剿撫兼施，軍民協力”的方針，制定了對土匪的處理辦法和有關政策。經過三個月的努力，陝甘寧邊區的幾股土匪勢力被全部肅清，邊區政權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人民的生活也安定了。
在邊區打退國民黨的第三次反共**後，賀龍針對部隊訓練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重點解決部隊訓練問題，提高部隊戰鬥力的建議。1943年6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召開了陝甘寧邊區和晉綏軍區團以上參謀長會議，討論解決部隊訓練的相關問題。在會上，賀龍提出了一些指導性意見，要求訓練爲戰爭服務，部隊訓練的要求在於能對付兩倍到三倍兵力的敵人，做到“一個打三個”。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討論的老一套辦法，讓參謀長們穿上草鞋去當幾天兵，到操場上做動作，學習切實可行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統一部隊的訓練。
三個月的訓練結束後，賀龍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確定了“以兵爲主，人人皆兵，個個都練，士兵教育應以技術爲主”的冬季訓練方針，側重學習射擊、投彈、刺殺三大技術。在這次冬季練兵中，兩個區的部隊普遍開展了爭當“朱德射擊手”、“賀龍投彈手”的競賽。
1944年3月，冬季大練兵結束，這次訓練取得了很大成績。9月25日，冬季大練兵中模範學習者代表大會在延安東關操場舉行軍事表演。賀龍、徐向前、蕭勁光等陪同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前來觀看。當毛澤東看到個個投彈手出手不凡時，高興地對賀龍說：“賀老總，你練兵練得不錯啊！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賀龍投彈手’。今後，若是每個戰鬥員都練成這樣的投彈手，那就天下無敵了。哈哈哈……”賀龍回答說：“是呀，本領是練出來的，只要苦練，就會越練越精。”
軍人出身的賀龍，對於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建設和軍事訓練，應付起來是得心應手。可是對於毛澤東提出的“統一兩個區的財政經濟建設”這個任務，到底能不能順利完成呢？
毛澤東常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賀龍經過一番調查後，瞭解到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困難最突出的問題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邊區政府窮得無法負擔一些必要的開支。
針對這一情況，賀龍採取了一項臨時性應急措施，他給邊區各軍分區撥了五百萬元的款，讓軍分區自行包乾本區的經濟支出。
實際上，這是讓軍隊負擔政府的開支，當即就有部分軍隊幹部想不通，在部隊中引起了不少的議論。
賀龍大概也預料到了這種情況，立即召集軍分區的領導們開會。會上，賀龍說：“過去，水是順流的，由上往下。今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飯吃，因爲你們有生產力量啊！不找你們找誰？就拿咱們延安來說，北門外住的是中央、軍委，南門外住的是邊區政府、西北局，他們有什麼資源？而我們軍隊卻開了許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恆豐商店、金隆商店、大生客棧等等。所以，靠上頭是沒有辦法的，相反，上面要靠你們養活，靠你們吃飯。包乾辦法就是軍隊吃什麼，地方幹部吃什麼；軍隊穿什麼，地方幹部穿什麼。過去上面養活你們，現在有困難了，你們可要挑這副擔子，而且要挑好。”會後，賀龍下令各分區成立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軍隊、地方的財經工作，以集中財力，分區包乾，渡過困難。
當然，賀龍心裡十分清楚，他的這一項措施只是暫時的，應急的。若想徹底地改變邊區的困難境地，還是需要一個長足發展的路子——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加邊區的收入。因此，大力發展生產是極其有必要的。
通過調查，賀龍發現，陝甘寧和晉西北根據地當時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向國民黨統治區輸出食鹽和其他土特產。但由於領導不統一，管理不善和各自爲政，導致政府財政受損，政府自然也得不到應有的收益。因此，賀龍向財經委員會建議，成立邊區政府物資局，統一領導境外貿易，對食鹽和土特產實行統銷政策。這樣，邊區政府的收入才逐漸有了保證。
爲了發展生產，賀龍找到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對他說：“邊區要發展生產，應當把銀行的票子投到生產上去，你說對不對？”
聽了賀龍的話，朱理治明白他話裡的意思，有些爲難地說：“老總啊，我們銀行是抵押貸款，沒有抵押，放出去的資金收不回來就麻煩了。”
“你不給他票子，他沒有資金來擴大生產，哪裡來的抵押？你幫他發展了生產，他有了錢，不就可以還你？何況，生產發展了，政府收入多了，銀行的資金不也多了嗎？”賀龍耐心地做朱理治的工作，終於說動了他。
從1943年起，邊區銀行向生產單位發放信貸。賀龍爲了支持銀行的這種行爲，從晉西北調集了數百萬元的法幣，充實了銀行的實力。這下，邊區銀行沒了後顧之憂，生產單位有了發展生產的資本，很快，邊區部隊的生產運動就搞得轟轟烈烈。
1943年，邊區開荒20餘萬畝，佔了全邊區開墾荒地總數的三分之一，共收細糧3萬石。359旅做到了糧食自給，358旅、獨一旅等其他部隊基本做到糧食大部自給，蔬菜全部自給。邊區部隊共養豬1萬餘頭，羊1.5萬隻，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此外，邊區部隊還建立了11個紡織廠，年產布料40萬匹，做到了豐衣足食，兵強馬壯，這是古今中外軍事史上少有的事蹟。
事實證明，賀龍不僅是一位帶兵打仗的好將領，也是一位善於理財的經濟能手。
晉綏野戰軍和晉綏軍區的成立
1945年8月，對於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而言，顯得格外的繁忙。因爲在這一個月，抗日戰爭的局勢發生了始料未及的轉變，同時國內的格局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劇變。
8月2日，美國向日本發出了最後通牒——向日本投射原子彈的命令。8月6日，美國向日本的廣島投射了第一顆原子彈。兩天後，蘇聯宣佈對日作戰。又過了一天，美國向日本的長崎投射了另一顆原子彈。兩三天之內，廣島和長崎化爲一片廢墟。
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第一次感到有心無力，日本天皇也被原子彈的威力嚇得惶惶不可終日。日本人正遭受著滅頂之災，他們害怕第三顆原子彈的降落，以致不敢安穩地睡去。
8月9日，蘇聯軍隊對入侵中國東北的日軍發起了進攻。蘇聯的參戰，令日本更加地驚慌失措。原本，日本還期望同蘇聯斡旋，以爭得日本在一些有利條件下結束戰爭。這下，希望全都破滅了。
是戰是降？日本天皇面臨著無奈的決策。在內閣會議上，閣員之間爲“戰”和“降”的問題吵得一塌糊塗，但在殘酷的事實面前，大臣們還是達成了共識：繼續作戰是沒有希望的，投降是唯一的出路，問題的關鍵是以何種方式投降是有條件投降，還是無條件投降？
就在這一天，毛澤東發表了《對日寇的最後一戰》聲明，提出：對日戰爭已處在最後階段，最後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8月10日，朱德以延安總部名義發佈第一號命令：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均將依據《波茨坦宣言》的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軍及其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於一定時間，向我作戰部隊交出全部武裝。
同日，在日本天皇的授意下，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蘇四國發出了乞降照會。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在中國大地上進行的8年抗戰終於結束了！
爲了贏得這場戰爭，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軍民傷亡達3500萬人以上，其中犧牲的就有2000萬餘人，財產損失僅據當時的國民政府對官方的財產損失及戰爭消耗的統計，即達1000億美元以上。可以說，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來之不易，中國人民爲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
抗日戰爭終於勝利了，中國人民迎來了光明的一天，神州大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歡騰景象。在陝北延安，軍民舉行大聯歡，山坡上、山溝裡、家家戶戶、每條街每個巷子，都掛滿了燈籠，還有不少人舉著火把遊行。人們歡呼著，跳躍著，歡慶這揚眉吐氣的一天。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在重慶關注著中共方面的動向。當他聽說朱德發佈共軍反攻，逼迫日軍投降的命令後，氣沖沖地說：“胡鬧，中共根本沒有受降的權利！國民黨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國際國內一致公認的。日僞軍只能向國民政府和中央軍投降。”
爲了阻止中共的“越界”行爲，蔣介石決定先發制人。他決定爭取時間，與中共搶奪有力戰略要地。8月11日，蔣介石一連發布了三道命令。一道是給朱德總司令的，他命令第十八集團軍所屬部隊在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對敵僞行動。一道是給國民黨軍隊的，他要他們加緊作戰，積極推進，不要鬆懈。最後一道是給僞軍的，他要他們負責維護治安，“趁機贖罪”。
蔣介石這三道命令的真實意圖，就是不準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攻打日寇，接受投降，收復國土；只許國民黨的軍隊收繳日僞武裝，搶佔地盤，並要僞軍配合行動。毛澤東和朱德等人接到蔣介石的電令後，決定針鋒相對，隨即向各解放區連續發出第二、三、四、五、六、七號命令，命令各解放區部隊向日僞軍發起反攻，消滅日僞軍，迫使日僞軍投降。
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清醒地意識到，蔣介石要趁機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內戰即將來臨。爲此，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會上，毛澤東揭露了蔣介石的反動行徑，號召八路軍、新四軍和一切愛好和平的隊伍加入到反內戰的鬥爭中。
各解放區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下，堅決執行朱德總司令的命令，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勢，向日僞軍發起全面反攻。至於蔣介石的那道命令，就當沒發生過一樣。
爲適應抗日戰爭轉入大反攻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全國各解放區我軍戰鬥序列作了一次重大調整。其中決定，晉綏軍區從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中分出，轄呂梁軍區、雁門軍區和綏蒙軍區。呂梁軍區下轄第三軍分區、第四軍分區、第七軍分區、第八軍分區、第十軍分區；雁門軍區下轄第二軍分區、第五軍分區、第六軍分區、第十一軍分區；綏蒙軍區下轄第一軍分區、綏東軍分區、騎兵旅。
同時，以主力四個旅組成晉綏野戰軍，由原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兼任晉綏野戰軍司令員，原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關嚮應兼任晉綏野戰軍政治委員。下轄：第358旅、獨立第一旅、獨立第二旅、獨立第三旅。晉綏野戰軍和晉綏軍區直屬中央軍委領導，由賀龍、李井泉統一指揮。駐陝甘寧解放區的部隊，仍沿用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的番號，由王世泰任司令員，習仲勳任政治委員。
晉綏野戰軍配合重慶談判攻打文水
作爲新成立的晉綏野戰軍的總司令，賀龍在第一時間接到了中共中央作出的指示：統率晉綏部隊，佔領太原，控制山西和綏蒙。賀龍率領晉綏野戰軍開拔前，毛澤東特意囑咐道：“傅作義、閻錫山都已開始行動，我們必須儘快行動。”賀龍心中十分清楚：“在歷史轉折關頭，誰先走一步，誰就能贏得時間，贏得最後的勝利。”
在賀龍率領晉綏野戰軍奪取太原、歸綏一帶時，受到了國民黨軍的猛烈攻擊，一時無法完成任務。爲此，賀龍調整了作戰策略，並向中央提出了申請。毛澤東同意了賀龍的新部署，並告訴了他一個新的消息，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
和平談判，顯然是個緩兵之計。它是蔣介石謀求內戰的一個幌子和陰謀。雖然蔣介石打內戰的決心已定，可他要發動全面內戰一時還有許多困難。在國內，全國人民剛經過抗日戰爭，普遍反對打內戰，迫切地要求實現國內和平，以便在和平環境中重建家園。在國際上，美國、英國、蘇聯等從各自的利益出發，也都不贊成中國發生大規模內戰。而對蔣介石來說，更大的困難還在於他的主力部隊仍遠在西南、西北地區，運送這些部隊到內戰前線還需要時間。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纔想出了談判這個點子。他一連發出了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速到重慶談判，“共商國事，共定大計”。
8月14日，當蔣介石的第一封電報傳到延安窯洞時，中共中央指揮部的氣氛立刻熱烈起來。大家一致認爲，這是蔣介石的陰謀，毛澤東決不能去重慶。當然，置之不理也不行，毛澤東打算採取以攻爲守的戰略。
當蔣介石的兩封電報先後到達延安窯洞時，中共中央經過幾次認真研究，決定先派周恩來前往重慶，隨後毛澤東再去進行談判。
聽說毛澤東決定親赴重慶的消息後，遠在太原一帶的賀龍十分擔心他的安危。他同樣認爲，蔣介石電邀毛主席赴渝談判是一個陰謀，毛主席的安全難有保證。8月29日，他專門致電朱德、劉少奇、任弼時，說：“毛澤東主席赴渝安全有無保證，我們不明瞭情況，望告之。”
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接到賀龍的電報後，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回電說：“毛澤東赴渝談判完全必要。從國際國內情況看，安全保證也是有的。目前，在前線最能配合與幫助談判的事情，就是在自衛原則下打幾個勝仗。晉綏方面對閻錫山和傅作義的進攻，望能組織一、二次勝的戰鬥，以配合毛主席的談判。”
賀龍看了電報，放下心來，滿懷信心地說：“好，我相信中央。現在，我們爭取多打幾個勝仗，用實際行動配合毛主席去重慶談判。”
在這樣一種契機下，文水戰役拉開了序幕。
文水縣，位於太原西南方向約80公里處，是太汾公路上的重要城鎮，由僞軍把守。爲了奪取文水縣，賀龍命令部隊從三面攻城，留下一面圍而不攻，以便待適當時機，趕魚入網，聚而殲之。
8月30日，正當部隊接近文水縣時，突然天降暴雨，令部隊行進十分困難。晉綏八分區領導人看著瓢潑大雨只能乾著急，若是這麼下去可能影響攻城。他們派人徵詢賀龍：“雨太大，部隊行動困難，是否可以等大雨過後再攻城？”
賀龍一聽，這哪行？時間就是生命，這關乎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危。他對晉綏八分區的人員下了死命令：“要臨陣脫逃是用兵大忌，既影響士氣，又錯失戰機。不管用什麼辦法，一定要按時攻城，哪怕是爬，也要爬到文水城下。”同時，他對來人交代了幾句，要求八分區的領導同志要向將士們做好思想工作，大雨固然會增加行動的困難，可敵人也會疏於戒備，正是我們發動進攻的大好時機，天亮前發起攻擊，一定要拿下文水縣。
八分區派出的人員拿著賀龍親筆寫下的“風雨無阻”四個大字，回到了八分區大部隊。這個命令很快在全軍廣泛傳開，激起了所有人員的高昂鬥志。全體將士們連夜淋著大雨，踏著泥濘的道路，不懼風雨地前行。人員行軍勉強還行，可武器裝備在雨夜運行就不簡單了。獨一旅的炮兵戰士們爲了完成任務，硬是用人拉肩扛的辦法，把大炮運到了離文水城只有幾百米遠的地方。
賀龍在總指揮部得知這個消息後，高興地對身邊的人說道：“人的力量是無窮的，獨立旅的同志們是好樣的！看來，文水城的僞軍們可有的苦受了，哈哈……”
經過幾個小時的艱難行軍後，晉綏八分區的各路攻城部隊都按時抵達了文水城周圍，將文水城圍得是水泄不通，而城內的僞軍還渾然不覺。
8月31日凌晨一點，賀龍一聲令下，攻城戰鬥打響了！城內的僞軍正睡得香甜，根本沒有想到晉綏野戰軍已在夜色的掩護下，悄悄地剪斷鐵絲網，越過佈雷區，神不知鬼不覺地依靠雲梯登上了北門城牆。直到這時，守城的僞軍才如夢初醒，趕緊組織武力進行抵抗。僞軍副司令王興國從睡夢中驚醒，手忙腳亂地命令手下一面組織火力封鎖晉綏野戰軍的衝擊道路，一面命令督戰隊用大刀強迫士兵向北門突破口瘋狂反撲。
不一會兒，北門城牆就成了一片火的海洋，雙方交火的子彈打在牆上，撲出一點一點的火星。在戰鬥的緊急關頭，賀龍親臨前沿指揮所，爲攻城的戰士們打氣加油，並指示大家北門突破口事關戰鬥全局，一定要誓死固守，抵擋住敵人的反撲，掩護主力部隊進城，全殲僞軍。
攻城的先鋒部隊按照賀龍總司令的指示，冒著大風大雨，用磚頭在城牆上築成了一道簡易公事，與僞軍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近戰。大家用子彈打、用刺刀拼，當武器彈藥用光後，就用石頭、磚頭砸，甚至赤手空拳地進行肉搏戰。就這樣，先鋒部隊在風雨交加的夜裡打退了僞軍的好幾次反撲，沒有讓北門突破口的陣地丟失。
不知不覺中，天已經大亮了。賀龍總司令命令炮兵部隊近距離炮轟四個城門和碉樓。晉綏野戰軍的炮火輪番攻擊四個城門及碉樓，不大一會兒，城牆上就亂成一團，敵僞軍死傷無數。就在這時，攻城主力部隊趁機衝進城內，與敵人展開了街頭戰和巷戰，場面十分激烈。
戰鬥進行到下午五點，遭受三面圍攻的敵僞軍放棄文水城，從西城門外逃。這下，正好鑽進了晉綏野戰軍早已布好的“圈套”。僞軍副司令王興國見大勢已去，只好舉起白旗向晉綏野戰軍繳械投降。這樣，固守文水的日、僞、頑軍全部被殲，被日本帝國主義踐踏了八年之久的文水縣城獲得了新生。
打掃戰場後，賀龍在攻城主力部隊的陪同下登上城牆，看著彈痕累累、血跡斑斑的城頭工事，他滿懷激動地連聲說道：“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你們堅守城頭的全體戰士個個都是英雄好漢。”接著，他又關切地問道：
“部隊的傷亡有多大？”
“我們一共才傷亡三十多人。”陪同人員回答道。
“沒想到我們用傷亡三十多人的代價，換來殲敵近千的戰果，這是一個大勝仗。”賀龍感慨萬千。
“還是司令員指揮有方，正是您‘風雨無阻”的指示和‘網開一面’的佈置，才保證了勝利，減少了傷亡。”
“這不能歸功於我的指揮，主要還是各級幹部戰士打得好嘛！沒有他們的高度階級覺悟，沒有他們不怕流血犧牲的英雄氣概，要打這樣的勝仗是不可能的。”賀龍邊走邊說，不一會兒來到了城牆的東北角上。他遠眺一望無際的晉中沃野，無限深情地說：“這大好的河山，終於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來了。”
文水戰鬥後，賀龍繼續指揮南北兩線部隊向拒降的日僞軍展開攻擊，先後收復了平魯、神池、靜樂、離石等城，殲滅日僞軍5000餘人，併成功粉碎了傅作義集團對綏南的進攻，配合了重慶談判，使晉綏解放區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晉綏野戰軍揮師北上，發動綏遠戰役
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心思已被中共中央獲悉，雖然毛澤東答應了去重慶和談，但阻止蔣介石竊取抗戰勝利果實的行動也在同步進行。只不過，大家都沒有想到，蔣介石的動作會如此迅速。他一邊與中國共產黨談判，一邊卻調動兵力向解放區進攻，到9月10日，綏東解放區全部被傅作義部隊佔領。
當時，國民黨軍的主力部隊約五萬人，主要分佈在集寧、豐鎮、涼城、新堂、陶林、卓資山、歸綏、包頭等地。爲反擊國民黨的猖狂進攻，中央軍委於9月中旬命令賀龍率晉綏野戰軍主力揮師北上，並於10月初抵達左雲地區集結，以協同聶榮臻同志率領的晉察冀軍區的主力，發動綏遠戰役，打破國民黨的進攻，解放綏東廣大地區，使晉綏與晉察冀熱解放區連成一片，形成在華北的有利形勢。
賀龍接到命令後，立即率領晉綏野戰軍北上，以儘快與晉察冀軍區的主力部隊會師。行軍路上，賀龍一直沉默不語，表情很嚴肅、凝重。他是在爲身在重慶的毛澤東擔心，害怕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不過，賀老總始終牢記黨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區打的勝仗越多，談判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證。想到這裡，賀龍更是一路急行軍，恨不得馬上到集結地。他的身體不好，長年累月的馬上行軍，導致患有高血壓、膽結石和慢性腸炎等疾病，連日來鞍馬勞頓，但他從來不哼一聲，餓了就同隨行人員一起啃上個幹饅頭，渴了就飲山泉水，精神一直很好。
經過半個月的長途行軍，晉綏野戰軍除獨立第二旅在商都集結外，其他部隊於10月初到達左雲、右玉地區，進行戰役準備。
10月中旬，聶榮臻同志領導的晉察冀野戰軍主力在興和、天鎮一帶集結完畢。此時，晉綏、晉察冀兩部隊已集中主力五萬餘人。
而國民黨方面，也在綏東地區集結了五萬餘人，分別駐在集寧、豐鎮、卓資山、陶林、涼城、新堂以及歸綏等地，企圖待東線國民黨軍隊集結完畢，就一塊合擊張家口。
根據綏東敵軍的部署，賀龍和聶榮臻決定：晉察冀野戰軍從東向西進攻，首先殲滅隆盛莊、張辛鎮的敵人，然後各個擊破豐鎮、集寧間的敵人；晉綏野戰軍部隊由南向北進攻，消滅涼城、新堂、天成村之敵後，向集寧方向發展進攻。然後，兩區部隊繼續協力殲敵於綏遠東部地區。
10月18日，綏遠戰役開始了。
當日，晉察冀部隊攻克張皋、隆盛莊等地；晉綏野戰軍佔領涼城、陶林，殲敵第35軍及暫編騎一旅各一部。20日，晉綏野戰軍攻克了新堂。
連日來的失利，令國民黨軍綏東地區的總指揮傅作義有些發怵。他知道不能硬碰硬，趕緊收縮兵力，把部隊調往了歸綏地區。第二天，敵第67軍軍部及所屬新編第26師由豐鎮撤到卓資山，第32師撤至福生莊、三道營，僞蒙騎五師由新堂撤往六蘇木。
鑑於敵人的戰略轉移動向，深諳戰事的賀龍從中看出，傅作義想集中兵力，重拳出擊的企圖。如果是這樣的話，晉綏野戰軍和晉察冀軍區的部隊就不能各個殲滅豐鎮、集寧之敵，而且會給整個戰役的發展造成困難。
爲此，賀龍當機立斷：改變東向集寧、豐鎮的計劃，命令晉綏野戰軍大膽地實施戰役迂迴，揮戈向北，直插卓資山，將敵人攔腰斬斷，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使敵人無法集中力量，造成整個戰役的有利形勢。爲了實現這一計劃，賀總還命令遠在商都，由許光達、孫志遠率領的獨立第二旅經陶林南下，對卓資山形成包圍之勢。
由此，一場卓資山殲滅戰即將打響。
卓資山地處大同和歸綏之間，離歸綏城東75公里，北靠大青山，地勢較高。平綏鐵路穿過卓資山，東向集寧、豐鎮，西達歸綏、包頭。兩條公路北至陶林，南通涼城，是綏東的交通樞紐，歸綏的屏障。
在卓資山固守的是國民黨第67軍。這個軍的軍長何文鼎已經奉傅作義的命令，要在這裡堅守一個月。如果卓資山被晉綏野戰軍攻佔，那麼就對豐鎮、集寧的敵人形成了“關門打狗”之勢。而對於盤踞在歸綏的國民黨綏遠部隊，則是打開了他們的大門。由此可見，卓資山這個陣地，對晉綏野戰軍和國民黨67軍而言，都極其重要。
10月22日，晉綏野戰軍第358旅先頭部隊進至卓資山以南的教場村，佔領了村西康家灣北側高地。
10月24日，賀龍抵達卓資山附近，還未來得及休息，就要求到前線去看一看。大家勸說他不要去，第一線很危險，還是在後方指揮所裡待著。賀龍卻淡然一笑，說：“打仗還怕危險？趕緊走！”
隨後，賀老總和358旅旅長黃新廷等指揮員冒著敵人的炮火來到卓資山前沿，一起觀察卓資山地形和敵情，研究情況，部署戰鬥。當賀老總瞭解到敵人剛從集寧方向來，並看到他們正忙著於在卓資山搶修工事時，對在場的指揮員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爲了不貽誤戰機，不讓敵人逃掉，你們要趁敵立足未穩之機，迅速發起進攻，打它個措手不及。”
黃昏時分，賀龍向主攻部隊發起了總攻的命令，要求全體將士“全殲守敵、活捉何文鼎”。隨即，358旅向卓資山的敵人實施主要突擊；獨一旅主力配置在卓資山東南的大、小蘇計材，三蘇計材的東北高地附近爲預備隊，準備阻擊集寧方向援敵，配合358旅戰鬥；獨三旅進攻卓資山以西的福生莊及其以北灰騰樑地區，斷敵人退路，阻擊可能從歸綏方向來的援敵。
晚上六點，358旅第八團首先向卓資山的西山頂發起了進攻。儘管已夜幕降臨，可擅長夜戰、近戰的第八團絲毫不受環境影響，用手榴彈和刺刀，開闢出了一條血路，勇敢地突入敵人的陣地，順利佔領了西山頂。
與此同時，358旅的其他各團也從各個方向對向敵人展開全面進攻。戰士們以靈活機動的戰術動作，以小分隊、戰鬥小組的形式向敵人縱深楔入，互相配合，分割、殲滅敵人。戰士們一上陣就向敵人扔手榴彈，壓制敵人火力；一接近敵人，戰士們就亮出刺刀，殺向敵人。何文鼎的部隊雖然裝備精良，但在無所畏懼的358旅戰士面前，卻被打得亂作一團。在槍聲、手榴彈的爆炸聲中，在戰士們的吶喊聲中，358旅摧毀了一個又一個防禦工事，消滅了一股又一股敵人，戰鬥發展得異常迅速。
第二天天剛露出魚肚白，就從卓資山東邊傳來了激烈的槍聲。原來是國民黨駐綏遠的精銳101師從集寧趕來，企圖增援卓資山。瞭解敵情後，獨一旅立即佔據了有利地形，頑強地進行阻擊，給敵101師以迎頭痛擊，使它不能前進一步，無力支援何文鼎的部隊。此外，在西邊的獨三旅順利地攻佔了福生莊之後，也英勇地阻擊了西來的援敵，有力地配合了攻打卓資山的行動。
上午八點，卓資山的敵人已被晉綏野戰軍打得筋疲力盡。見最後結束戰鬥的時機已經成熟，賀龍向358旅發出了最後攻擊的指示。358旅旅長黃新廷立即集中主力，在四門山炮的支持下，猛攻卓資山高地的敵工事。兩個小時後，全殲卓資山的殘敵。
卓資山這一仗全殲了何文鼎的精銳新編26師，斃、傷敵副團長以下官兵2000多人，俘虜少將副師長以下官兵1800多人。只可惜，老奸巨猾的何文鼎，在戰鬥剛開始時，就在特務營的保護下偷偷溜出了卓資山，逃往包頭去了。賀龍得知何文鼎逃掉後，遺憾地說：“這次便宜了這小子！”總的來說，這是一個漂亮的殲滅戰。
10月26日，晉察冀野戰軍在收復豐鎮、集寧後，抵達卓資山以東的馬蓋圖地區，兩大野戰軍勝利會師。賀龍及全體晉綏野戰軍興高采烈地迎接了聶榮臻司令員和由他率領的晉察冀部隊。
晉綏野戰軍和晉察冀部隊合力圍攻歸綏
傅作義在卓資山嚐到失敗的滋味後，爲避免自身遭受更大的損失，採取了“一觸即退”的方針，把主力部隊撤回了歸綏。鑑於此，賀龍與聶榮臻在卓資山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先肅清外圍，合圍歸綏，再行攻城，並派一部兵力西出包頭，切斷傅作義後路，孤立歸綏之敵，以利於在其動搖恐慌時予以殲滅。
圍攻歸綏的具體部署是這樣的：晉綏部隊第358旅、獨立第一、二、三旅等部在平綏以南、大黑河以北地區從東向西肅清什蘭代、範家營等各點的國民黨軍，佔領壩口子；晉察冀部隊以冀察縱隊肅清鐵路以北古樓板、哈拉沁、紅山口、壩口子及鶴心營子等地區的國民黨軍，佔領壩口子；冀晉縱隊以第三旅（附第四旅第六團）配合冀察縱隊執行任務，其餘部隊擔任對大同國民黨軍的警戒工作；冀中縱隊集結於陶卜齊地區爲總預備隊，並以一部進佔歸綏以東陣地，配合晉綏部隊和冀察縱隊完成對歸綏的合圍；晉綏部隊的獨一旅、騎兵旅與冀察縱隊騎兵二團組成挺進軍，由王尚榮指揮，沿鐵路西進，截斷歸綏與包頭間的聯繫，相機奪取包頭。
按照部署，晉綏、晉察冀部隊分南、北兩路向歸綏逼近。兩大部隊的合股，實力增加不少，士氣也高漲了許多，沒費多大力氣，就佔領了歸綏外圍的許多據點，於10月底完成了對歸綏的合圍。
歸綏是綏遠省的省會，有新、舊兩城。傅作義在將主力部隊拉回歸綏之初，就開始構築防禦工事，在其防禦前沿挖外壕，設置鐵絲網、鹿砦等障礙物，有些地方還有電網。此外，還有傅作義的主力部隊2.4萬人，由傅作義本人親自統領。
在對歸綏的敵情進行具體偵查後，賀龍和聶榮臻二人決定立即攻城。可是，事情遠沒有他們二人想象得容易。歸綏城城防設施堅固，城周有許多大小碉堡，攻擊的部隊缺乏大口徑火炮，也缺乏大兵團作戰的經驗，多次攻擊未能奏效。而守軍採取“以守爲攻”的戰術，先後用兩三個師的兵力，在壩口子等歸綏外圍點向晉綏、晉察冀兩大部隊的陣地發動反撲。一番激戰後，雙方形成對峙狀態。因此，歸綏一時之間還不能完全被攻下。
按照原定計劃，在完成對歸綏的合圍後，晉綏軍區獨一旅、騎兵旅和冀察縱隊騎兵旅第二團應該沿鐵路向包頭推進。經過約一個星期的戰鬥，在擊潰和殲滅幾批小股敵人之後，西進的挺進軍已抵達包頭城下。
包頭市是綏遠省的兩大城市之一，位於平綏鐵路西側，是通向黃河河套地區的重要門戶。包頭的城牆高五至六米，厚二至三米，城周長十公里。城外東北角的禹皇廟有原日軍修築的鋼筋水泥碉堡，地勢較高，能以火力控制城外東、北兩面，並有壕溝直通城內，城南電燈公司及車站設有電網和野戰工事，四個城門均築有堅固的碉堡。日本投降後，該地囤有大量物資，是傅作義的另一個重要補給基地。傅作義在包頭集中了約1.2萬人進行防守。
11月9日，晉綏野戰軍獨一旅的兩個團向包頭外圍的禹王廟、火車站等各點發起攻擊，均未能奏效。因挺進軍兵力不足，在包頭也與敵軍形成了相峙局面。西進部隊趕緊將情況報告給了歸綏的賀龍。
賀龍得知消息後，立即與聶榮臻進行商量，最後決定讓358旅的兩個團由旅長率領趕到包頭予以支援。
11月12日，晉綏野戰軍調整部署，改變突擊方向，以獨立第一旅和第358旅的兩個團進攻包頭城。攻入城內的四個營的戰士們英勇戰鬥，奮力拼殺，與敵人展開激烈的巷戰，但因兵力不足，在敵人猛烈反撲下，傷亡很大，彈藥耗盡，被迫撤出城外。在這次戰鬥中，晉綏野戰軍傷亡數百人，副團長彭濟民在指揮戰鬥中英勇犧牲。
當天，賀龍就接到了攻擊包頭失利的報告。得知這一消息後，賀龍好久沒有說話，在房間內不停地來回走。過了十幾分鍾，他接通了聶總的電話，決定和他商量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如今，包頭和歸綏兩城的進攻都失利了，硬攻只會造成更大的傷亡。
最終，賀、聶二人商量的結論是：由賀龍、李井泉率晉綏部隊全部西進增援包頭，爭取一舉攻下包頭，並打擊向包頭增援的敵人；晉察冀部隊由聶總指揮，繼續圍困歸綏，如果敵人出來救援包頭，就在運動中予以殲滅；晉綏部隊攻下包頭後，主力即行東轉，再共同圍攻歸綏。
當然，對於這個決定，兩位老總也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歸綏和包頭是兩塊“硬骨頭”，要“啃”下它們的話，勢必要增加更多的兵力，可是目前根本無法實現這個要求，再加上時值嚴冬季節，作戰難度也增加了不少。若是不能“啃”下這兩塊“硬骨頭”的話，最好還是回根據地，或開闢新的根據地。
當晉綏野戰軍和晉察冀部隊的主力部隊全力圍攻包頭時，還是未能如願以償。城內的守敵始終“以守爲攻”，而城外據點的敵人則是“一觸即退”，根本就造成不了大的傷亡。
鑑於攻打包頭的困難較多，中央軍委發出電報作出指示：“關於你們部隊的行動方針，如果你們估計在短期內沒有把握攻下包頭、歸綏，就請你們考慮是否即將部隊撤退到機動位置進行整訓，相機再決定今後計劃。”不過，賀龍還是想傾全力攻下包頭，實現中央戰略意圖。他與李井泉反覆研究後，決心再次攻打包頭，並於26日將“攻包計劃”報告給聶榮臻和中央軍委。
12月2日晚，晉綏野戰軍在零下十幾度的嚴寒中，向包頭髮起了進攻。不料，城內守軍已加強了包頭城的防禦。攻擊部隊雖然英勇作戰，連續發起猛攻，但由於缺乏攻堅裝備，天寒地凍，因而未能奏效。加上天氣過於寒冷，戰士們死傷過多。
與此同時，賀龍因長期勞累，舊病復發，還患上了重感冒。他無法親臨第一線進行指揮，但仍強撐著身體，在牀上關注著戰鬥發展的情況，向部隊不斷髮出命令和指示。一段時間後，由於攻城部隊久攻不下，賀龍經反覆思考，感到在這種情況下若繼續攻城，將遭受更大的損失，也沒有取勝的把握。因此，他斬釘截鐵地下達了停止攻城的命令，將部隊撤離包頭。
此後，參加綏遠戰役的各部隊先後撤出了對包頭、歸綏的包圍。1945年12月4日至14日，綏遠戰役宣告結束。儘管綏遠戰役未能如期地完成戰略任務，但由於全體指戰員的英勇奮戰，給予傅作義一部以嚴重打擊，消滅了最反動的敵26師主力，解放了綏東六縣，孤立了大同頑敵，減輕了西面對張家口的威脅，創造了發動綏東、雁北新解放區近百萬羣衆的有利條件。從這一點上來說，綏遠戰役並非徹底失敗。
（本章完）